中国礼教思想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礼教论文,我见论文,中国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礼教的特殊性与重要性
礼教，即以礼为教。古代也称之为名教，即以名为教。它起了与宗教同样的作用，而不同于宗教的形式。它主要是伦理学抑或道德哲学，而不同于纯哲学。它把伦理与政治二者紧密整合在一起，而不是将伦理与政治分离。如果仿蔡元培主张的“以美育代宗教”来说的话，那么，儒家就是以礼教代宗教；以礼教为宗教。严复早就认知“欧洲之所谓教，中国之所谓礼”，①二者相提并论。中国两千多年来，礼教盛行，宗教则比较薄弱，其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有学者如是说：“贞节观念经明代一度轰烈的提倡，变得非常狭义，差不多成了宗教，非但夫死守节，认为当然；未嫁夫死，也要尽节；偶为男子调戏，也要寻死。妇女的生命，变得毫不值钱。……妇女的生命，只不过第二生命，贞节却是她第一生命。如此而已。”②我认为，中国礼教凸显的变化有三个阶段：一是先秦儒家首先以礼教代宗教；其次是汉代礼教的天神化；第三是宋元明清礼教的天理化。——这即是中国礼教形成宗教的全过程。“轰烈的提倡”，是始于宋代理学家，不是始于明代。礼教早已宗教化，不是“差不多成了宗教”。礼教并不限于妇女的贞节，还有男子的忠臣孝子。妇女对丈夫必须恪遵不合理的贞节，其实男子到死也要对国君尽不合理的忠，对家父尽不合理的孝，同于妇女对丈夫的贞节。忠臣、孝子、节妇、贞女的本质，全是名异而实同的。臣、子、妇都必须以君、父、夫为“天”，不是完全相同么？在礼教统治下，“妇女的生命，只不过第二生命，贞节却是她的第一生命”，而人臣的生命，人子的生命，也只不过是第二生命，忠、孝才是他的第一生命，中国封建社会向来不尊重个人的人格，除了君主以外，都是程度不同地没有自己的生命的。国人所谓的“天”，就是“上帝”。上帝在名义上是空的，而活上帝倒是真实主体的。“活上帝”比“上帝”厉害得多，是丝毫也不能苟且的。德国哲人黑格尔曾经这样简洁明了地评价中国：“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
礼教制度与礼教思想，是中国封建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主轴，不论政治、法律、教育、道德、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无一不受到礼教的影响。在中国周边的亚洲各国，有的从中国传入礼教而没有达到中国礼教的高度；有的虽有一部分中国礼教之实，但没有中国礼教之全。礼教在世界上，是中国特有而为其他各国尤其是西方诸国所无的。礼教在中国汉族文化圈内影响力之大，是历久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尽管经历了辛亥革命前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甚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对它的多次批判冲击，但也未能同它彻底决裂。封建传统的土地制度容易改革，封建传统的思想意识情结则不那么容易破除乃至于颠覆了。因此，熟悉中国礼教思想史，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的价值。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我国尚未有过一部专著。中国礼教思想史这种专史亦为中国前所未有。其内容同样为与之关系密切的中国伦理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思想史等所不详。既然如此，我何不撰著一部《中国礼教思想史》（详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2月版），以填补这个专史领域的真空。
二、中国礼教思想涉及的范围
中国礼教思想所涉之范围，略就科学方面而言，即涉及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风俗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宗教诸如此类；略就内容方面而言，约涉及仁礼关系、礼教、礼制、君权、父权、夫权、男权、女权、参政、宗法、男系、血统、亲戚、亲疏、别爱、兼爱、婚姻、恋爱、多妻、多夫、贞女、节妇、忠臣、孝子、女才、女学、丧服、缠足、奴婢、妓女、宦官、人欲、天理、生理、情感、家庭、遗产、人格、人道、人权诸如此类。至于人物方面而言，则所涉之范围更为广泛。我从根本上颠覆旧传统的主导标准，只论其有否代表性，诸如首创性、集成性、质量性、价值性等，而不论男女、老少、贵贱、名气大小、资格高低、方面广狭、材料多少及学派、教派、党派等等，只有专节与合节的某些不同而已。古代史家及其主流代表作如司马迁的《史记》和李贽的《藏书》是不论男女、贵贱，甚至无名小卒也和帝王同享传记。这真是比较平等而值得后人学习的！古代史家尚且能够如此，何况我们有幸在今天呢！我自知必须为古来的不幸者鸣不平，对历史重新评价，这是自己的责任，最神圣而任重道远……
三、中国宗法礼制的劣根性
解读礼教思想，务必要解析宗法制度——宗法乃礼教的起源也。
宗法礼制，是古代维护男性社会贵族血缘统治的严分等级制度，以嫡庶、长少、亲疏的关系，决定贵贱、尊卑、高下的地位，使天下国家得以父系家长统治而推广扩大为贵族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
殷为兄终弟及的传弟制度；周为父死子继的传子制度。三代时的天子尊称为“王”。其妻最多，妻有后、妃之分；后为嫡妻，尊称为王后。王位则有嫡长子继承。③天子称为大宗是天下的共主。天子的嫡少子和庶子降一级分封为诸侯，各为一国的共主。诸侯对天子只能称小宗，对其国内仍得称大宗。例如周公以周文王的嫡少子（别子）而封于鲁国为诸侯，在周为小宗，在鲁国则为大宗。侯位也由嫡长子传承。嫡少子和庶子只能降一级分封为卿大夫，对诸侯只能称小宗，在本族则为大宗。小宗被统治于大宗。从卿大夫以下至士，也同样地具有大宗与小宗的上下两层面——只是地位越低、权力越小而已！
从正面来说，是由族长家长推到天子国君，天子国君的家长化。如天子以天下为家而成为天下一家的最大家长；诸侯以国为家而成为一国的家长；卿大夫以封地为家而成为一封地的家长。家长的广义，就是族长。至士为止，庶人不在内。从反面来说，是由天子国君推到家长，家长的天子化、国君化。如家人以家长比国君，故称为“家君”，死后称为“先君”、“府君”、“先府君”。妻妾以夫比国君故称为“夫君”、“夫主”。妾称夫的妻为“女君”。庶子称嫡母为“君母”。尽管《易·家人卦》说“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尔雅》也说“君舅”、“君姑”，好像父母姑舅是平等的。在实际上，母比父要低一个大等级。古代礼制关于丧服丧期的具体规定，是一家之内，只有父死，才得服齐衰为期三年。母死只能服齐衰一年。在天下国家，是“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在一家内，是家无二尊。子不得平等侍奉父母。所以孔子经常君父并称。《仪礼·丧服》早就规定，子为父，诸侯为天子，臣为君，妻妾为夫，都要斩衰三年。《白虎通·丧服》也称：“臣之于君，犹子之于父，明至尊，臣子之义也。”不仅父子等于君臣，而且夫妻犹君臣（清陈梓语），夫妻同父子（清瞿中容语）。夫犹君父，妻同臣子，再也没有这些话形容得更妙了。用两句话概括起来，便是所有从上到下都是君臣（清毛先舒语）。人间一切关系都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丧服传》诠释为“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父、夫既同是“至尊”，臣、子、妻便是“至卑”了。君、父、夫三者，俨然有大君、中君、小君之别，但三者都同是君，君都是统治其范围内的主人。而另一方面呢？臣是君的奴隶，子是父的奴隶，妻妾是夫的奴隶。君的地位至高，只以臣民为奴隶，而不为臣民的奴隶。父的地位就差些了，上为君的奴隶，下以子为其奴隶。夫的地位更差了，上为父的奴隶，下以妻妾为其奴隶。只有妻妾的地位最低，上为君父夫的奴隶，下没得他人为其奴隶；她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子也坐在母的头上，母一生都只能服从他人。为什么一生无论对上对下都必须做奴隶呢？问题就出在母女妻妾都不幸而生为女人，而君、父、夫及子，却幸而生为男人。礼教家认为男尊女卑乃天经地义的。邓廷罗说得好：君、父、夫与忠、孝、节，是三纲一体的，只有男女之别，而非性质之异。④礼教思想真面目昭然若揭！
夏商周三代地位最高的天子称王，秦汉以来改称皇帝，简称为帝。君号虽前后不同，而君位却始终无异。秦始皇虽曾贬其长子于外，但遗嘱则仍要长子回来继位。唐高祖坚持立长子为太子，而不顾及贤而又有大功的次子。明太祖的嫡长子早死，也硬要传位给嫡长孙而不顾及成祖以下诸子。直到民国时代，地主家庭都由长子长孙继承其家产，长子长孙要比其他子孙多分得一份遗产。
宗法礼制既是随血缘（即血统）而有界限的，其影响所及，连传统所推重的施行仁爱、道德，也无一可以例外。如孔子便以自己的仁爱反对子路的仁爱，而说：“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指一国之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今鲁有民，而子（你）擅爱之，是子侵也。”⑤这就是说，天子是天下的共主，诸侯是一国的共主，卿大夫是所封地的共主，士是一家的共主，大宗小宗，各有其具体规定的范围，不得逾越。在宗法礼制下，一切都有等级，人人都得顾名思义，守己安分。孔子强调“必也正名”与“克己复礼”；庄子指出“《春秋》以道名分”，即是明证。孔子的仁爱，是合礼的受礼制约的仁爱。孔子的仁爱，是儒家的仁爱；子路的仁爱已接近于稍后墨子的以兼爱为仁了，所以主张别爱的孔子，对此大不以为然。
在此务必指出：古代王朝的宗室、外戚的人脉关系演变成为民国时代的家族、裙带关系（同是宗法血缘关系），这样世袭制便成为终身制。如此而已，无所不及，实行迄今已两三千年了。从秦汉到宋，从宋到清的两个阶段，不少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民国以来，在形式上似有所淡出了，然而其实仍是根深蒂固。——“封建”这座大山，看来还难彻底把它颠覆“推倒”……
四、中国礼教理论的集大成及其演化
儒家祖师孔子根据西周时代的礼制，集春秋时期礼说的大成，更加以进一步的发展直到极致，这样便出现了以礼正心、以礼修身、以礼齐家、以礼治国、以礼平天下、以礼为教、以礼修史等等理念。孔子最为忠君，并且大倡孝父，而以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不承认一个女人是武王治臣十人之一。单《论语》一节，已可想其虽无三顺、三纲之名，而三顺、三纲之实则早就存在于其中了。因此，孔子便成为儒家礼教思想的祖师，而被其他各思想家所反对。孔子为什么自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连经常做梦也见到周公呢？这正是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后人也因此以“周孔”并称，而只有“先圣”与“先师”的地位称号有点互动而已，惟独章学诚，竟尊周公于孔子之上。我以为应当实事求是地说，三代的以礼相因，礼制到了周公，比夏商更进一步地系统化。到了孔子，才由周公的礼的制度而发展为礼的理论。孔子以前虽有关于礼的理论，但还是零乱而不成为体系的。所以，我认为周公是礼的制度的祖师；孔子是礼的理论的祖师。若论先后，周公为先；若论轻重，孔子为重。方以智曾说：“有一礼必具一义，礼本周公，义本孔子。”⑥其意也是礼的制度多基于周公，而礼的理论则多出于孔子。总之，周孔之圣，首先是圣于礼教，而非圣于其他方面。可以说：“周孔者，宗法社会之圣人也。”⑦
由于孔子的思想，实际上已经以三顺三纲为礼教的轴心。若据《大戴礼记》记载，则孔子早已对鲁哀公问政而强调“三正”的重要性：“夫妇别，公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民从之矣。”⑧《小戴礼记》作：哀公问：“人道谁为大？”孔子答：“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⑨无论政治与人道，都是以“三正”为最大的。莫怪师事荀卿的韩非闻于儒家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⑩三正即三顺。先秦儒家的三正说、三顺说，到了西汉的董仲舒便改称为三纲说。三说都是同一内容的。由三正而三顺而三纲，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发展次序。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有神、君、父、夫四个特权。如果认真地说，特权却只有三个。神权是君主妄自尊大，假天以自重。君主自称为天子，天下就只有他一个是天之子，独有资格代天来统治臣民了。君、父、夫三权是实有的。臣民皆当在天子一人的统治下。三正、三顺、三纲，即以君、父、夫为臣、子、妻的“天”，是父的神化；以夫为天，是夫的神化。董仲舒把先秦儒家的三正、三顺神学化，朱熹进而把董仲舒的三纲理学化。天神化、天理化，归根到底都是“天”。到了近代，三纲又有人把它恒化——即三纲合理化。理学化抑或合理化，其实都是把三纲说成是永恒的真理。中国思想文化史不限于儒家，而不能不承认儒家是其核心；儒家思想不限于礼教，而不能不承认礼教是其核心；礼教思想不限于三纲，而不能不承认三纲是其核心。五伦、五常云云，都非受礼的制约不成，礼的范围无所不包。这在《论语》、《荀子》、《礼记》、李靓、王船山、凌廷堪、曾国藩、陈澧、陈独秀、李大钊、柳诒徵、赵纪彬、(11)张舜徽(12)等各人各派均已看出而详论过了。
五、中国礼教思想斗争史上双方的代表人物
中国的礼教与反礼教的思想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今后短期内也难以彻底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迄一九四九年为止，双方的代表人物略举于下。
宗法礼教五花八门，而至关重要的则凸显于君、父、夫三个特权。
很肯定礼教抑或孔学方面的，有孔子、颜回、《左传》、孟子、荀子、《礼记》、《孝经》、董仲舒、班固、李觏、司马光、张载、程颐、朱熹、许衡、吴澄、林兆恩、吕坤、王船山、颜元、凌廷堪、阮元、夏炯、陈澧、曾国藩、张之洞、王先谦、叶德辉、辜鸿铭、康有为、陈焕章、柳诒徵、戴季陶、梁漱溟、张君劢、潘光旦、贺麟、钱穆……
很强调夫权、男权而侮辱女性的，有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公羊传》、《易传》、《礼记》、程颐、朱熹、曹端、吕坤、王船山、周亮工、蓝鼎元、陈梓、瞿中容、章学诚、李渔、方绚、夏炯、汪士铎、叶德辉、辜鸿铭、卢信、章士钊、陈铨、潘光旦等男人；班昭、宋若华等女人。这一种人也多至不胜枚举。至于男女不平等，佛教且甚于儒教。(13)
在上述代表人物中，又以孔子、荀子、韩非、《礼记》、《孝经》、董仲舒、李觏、朱熹、林兆恩、王船山、凌廷堪、汪士铎、曾国藩、张之洞、辜鸿铭、卢信、戴季陶、梁漱溟、柳诒徵、潘光旦及班昭、宋若华等的言论为最有代表性。
反之，很批评礼教抑或孔学方面的，有墨子、《老子》、庄子、阮籍、嵇康、李贽、袁枚（有时不得不装作尊孔！）、谭嗣同、宋恕（二人均反礼教而尊孔！）、严复、梁启超（二人均以前期思想为限！）、宁调元、君衍（法古）、秦猛（《说奴隶》）、金一、柳人权（亚子）、李石曾（前期）、师复、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易白沙、杨贤江（李浩吾）、杜国庠、赵纪彬……
很反对君权的有《老子》、庄子、阮籍、鲍敬言、邓牧、黄宗羲、唐甄、严复（前期）、孙中山、邹容、柳人权、李石曾、师复……
很反对男子侮辱女性的，有《老子》、阮籍、李贽、谢肇淛、唐甄、魏禧、高炳曾、李慎传、李汝珍、俞正燮、严复、蔡元培、金一、柳人权、师复、陈独秀、李大钊、易白沙、鲁迅、杨贤江、陶行知、刘仁航等男子。女子就更多了，可谓主流人物的有谢安夫人、山阴公主、陈硕真、武则天、秋瑾、冯飞、万璞、向警予、宋庆龄、潘玉良……
在上述代表人物中，以墨子、庄子、阮籍、李贽、黄宗羲、唐甄、袁枚、谭嗣同、君衍、金一、师复、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及秋瑾、向警予、宋庆龄等人为最有代表性。
此外，宣示情欲重要说抑或理欲合一者，有告子、《礼记》、智洗、杨思本、唐寅和吴泳、朱健、袁枚、戴震、李大钊等；反对压迫奴婢者，有张履祥、郑燮等；反对宦官制者，有夏竦……
再就正反各派代表中综合一下，似以孔子、墨子、庄子、荀子、《礼记》、董仲舒、李觏、张载、朱熹、吴泳、李贽、黄宗羲、唐甄、王船山、颜元、袁枚、戴震、凌廷堪、曾国藩、汪士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张之洞、蔡元培、秋瑾、金一、李石曾、师复、陈焕章、辜鸿铭、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向警予、宋庆龄、戴季陶、潘光旦、柳诒徵、刘仁航等为典型，而多指出礼是传统思想的核心及其关系一切者，有孔子、《左传》、荀子、董仲舒、李觏、司马光、张载、朱熹、王船山、颜元、邓廷罗、凌廷堪、阮元、陈澧、曾国藩、张之洞、戴季陶、柳诒徵、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向警予、宋庆龄、贺麟……
六、中国礼教思想斗争史上的理性问题
中国思想史上一直存在一个是否理性的问题。例如：男子是婚姻制度与贞操道德的破坏者。明初江盈科的《雪涛小说》已载有一个足以代表男子丑恶心理的谚语——“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我少时在内地也听说什么：“家鸡不如野鸡好”、“己妻不如他妻好”、“结婚不如恋爱好”（即现代“结婚是恋爱的坟墓”的异典同工！）。这些都是形容男子的“假道学”、“伪君子”。表面上看来是一夫一妻制，其实却大不然。有明文规定一夫一妻的；有明文规定一夫多妻的（大夫以上的多妻不必说；“古者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庶人有妻无妾”）；有非明文规定多妻多夫；有男无妻；有女无夫的云云。男女关系是彼此的，只要男有外遇，女就不可能没有外遇；只要男不保持贞操，女就不可能保持贞操。更明白地说，就是男子外遇未婚女子，就是破坏了女子的贞；外遇已婚女子，就是破坏了女子的节。这主要应责备男人，不能责备女人。一定要做到：男子可能做的，女子也同样可以做；女子不可做的，男子也同样不可做。这样一来才算是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贞操，真正的事实。至于妾、妓、外遇云云，都是男子片面的特权。中国古代的大男子主义与妇女包办的贞节，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对此，我以为倒是秦始皇刻石所说的：“夫为寄豭，杀之无罪”，有点可取。所谓“寄豭”即是男子外遇。但这还嫌不够，务必补充的是：夫如纳妾、嫖妓等等，也都要“杀之无罪”。然而这是绝对行不通的。因为秦始皇自身的后妃宫女万余人，就是使天下一部分男子无妻可娶，等于霸占天下的女子了。同时，秦始皇自身的后妃宫女中“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也等于天下一部分女子无夫了。秦始皇是不道德的独夫，怎么会以身作则呢？！这是一种最起码的常识。可是，从孔子、董仲舒、朱熹这般所谓圣贤，和许多军阀、富翁、文人之流，对此都是一窍不通的。他们经常向他人向子女讲道德，而自己却最不懂得道德。古来很少有人敢于指出此点，这是大男子主义的礼教家最不通处之一。中国古来的礼教家，经常向人们大肆宣传其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不知人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推己及人，首先务必要推男及女、推夫及妻、推子及女。例如，孔子以女子为小人，如此他的母亲岂不也就成为小人了吗？！把母亲视同小人，不仅是不孝，而自己是“小人”生的，当然也就是“小人”了！他怎好同“小人”有母子的关系呢？！他还要同作“小人”的妻成婚，岂不成为双料“小人”了么？！潘光旦教授在民国时代更公开宣称“女人不是人”，则意味着只有男人才是人。难道他的母亲和妻也“不是人”了么！这即是大男子主义的礼教家最不通处之二。假使一定要彻底地实行重男轻女，生育就要男儿而不留女儿的话，那么一二代后，岂不变成“男人国”，最终人类沦亡，还说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呢？重男轻女以致溺女杀女，同以有后为孝是自相矛盾的，这是大男子主义的礼教家最不通处之三。……
自中国有礼教以来，已经数千年，但有些人还在大肆宣扬不知理性为何物的思想，甚且以不合理的思想为最合理的思想，这就未免太成问题了！我愿今后的新思想家，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能不再满足于陈陈相因的那一套吧。
注释：
①孟德斯鸠：《法意》，严复译，1909年，第147页。
②陈登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41-246页。
③胡培翚有异说，他对《礼仪·服丧》的解释，认为长子只指嫡长子一人，其余嫡少于也都是庶人。
④《二元堂文集·沈母节寿序》。
⑤《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⑥《通雅·礼仪》。
⑦严复：《社会通诠》按语。
⑧《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
⑨《小戴礼记·哀公问》。
⑩《韩非子·忠孝》。
(11)赵纪彬：《论语新探》，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三版。
(12)张顺徽：《中华人民通史》（中册），《七、宗法制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
(13)蔡尚思：《论佛教的三纲思想》，《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