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有投资的现状障碍及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非国有论文,障碍论文,现状论文,建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投资作为经济增长动力源的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
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投资率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往往较快，而投资率低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一般较慢，这是因为投资的增长不仅能够带动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和产出率的提高，而且能够创造新的需求即投资对社会总需求的乘数效应。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1965-1979年，现价投资总额由1190亿韩元增加到105760亿韩元，增长近88倍，年均递增37.8%；同期现价GDP增长约38倍，年均递增近30%，现价投资增长率比GDP增长率高出约7.8个百分点。新加坡在经济高速增长的1965-1980年，现价投资总额由6.25亿新元增加到102亿新元，增长约15.3倍，年均递增20.5%；同期现价GDP由27.2亿新元增加到250.9亿新元，增长8.2倍，年均递增16%；现价投资增长率比GDP增长率高出约4.5个百分点，不变价投资增长率比GDP增长率平均仍高出约4.8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率的变化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是1978-1981年，固定资产投资率由29.9%下降到25.6%，这一时期GDP年均增长6.9%；二是1982-1988年，固定资产投资率由27.3%上升为31.6%，这一时期GDP年均增长11.4%；三是1989-1991年治理整顿期间，固定资产投资率平均为26%左右，比前几年下降了3-4个百分点，同期GDP年均增长5.7%；四是1992-1994年，以小平同志南巡为序幕，固定资产投资率由31.1%急剧上升到37.4%，同期GDP年均增长13.2%；五是1995-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率由35.3%下降为34.4%，同期GDP年均增长9.7%。显然，在改革之初和治理整顿期间，与固定资产投资率的下降或徘徊相对应的是GDP的低速增长，在其他各年，与固定资产投资率的上升趋势相对应的是GDP的高速增长。可见，投资的高增长是过去十多年我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且投资增长往往明显快于经济增长，特别是当消费和出口处于平缓增长状态的时候，投资的增长状况对于国民经济增长往往具有决定意义。
消费要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三大需求的增长，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2000年甚至整个“十五”期间，我国有必要保持年均7%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否则，国企改革的进程将被迫放慢，就业压力及由此导致的社会不稳定问题将进一步凸现出来。1999年下半年以来，出口需求开始大幅度反弹，消费需求也逐渐回暖，为我国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景气循环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但与此同时，过去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源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却始终处于欲振乏力的状态。据估算，1998年在7.8%的增长率中，投资需求的拉动为4.7个百分点，消费的拉动为2.7个百分点，净出口的拉动为0.4个百分点。1999年，出口总额增长6.1%，但由于进口增长18.2%，净出口比上年减少144亿美元，因而对GDP的拉动为负0.4个百分点；投资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约为2个百分点，比上年减少2.7个百分点，消费的拉动则上升为5.5个百分点。根据以往的经验和出口、消费增长的潜力，我们认为，今后几年要保持7%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应达到10%以上。如果投资需求不能被有效激活，即使出口、消费形势有所好转，我们也不能摆脱目前经济发展的困境。
按所有制性质分类，投资可分为国有投资和非国有投资两大部分。从统计数据看，1999年投资增长速度的下降主要是因为非国有投资增长缓慢。1999年国家继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了1100亿元的国债投资，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仅比上年增加1470亿元，其中集体经济单位投资基本上是零增长，个体经济单位投资也仅比1998年增长6%，从而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形成事实上的拖累。应该说，目前我国通过增发国债拉动国有投资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是经过连续几年的大规模增发国债，我们不能不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持久性及由此产生的债务风险加以考虑。因此，如何在保持适度的财政投资的情况下，有效地启动非国有投资，就成为今年乃至今后几年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之一。
二、当前非国有投资的现状和特点
非国有投资包括集体、个体、私人、外商等投资。非国有投资在改革初期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经过20余年的发展，民间投资现已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40%，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由于经营机制、政策环境不同，非国有投资在总体上虽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有投资的运行趋势基本一致，但也有着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研究这些规律，把握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投资的特征，对于我们了解最近两年非国有投资增速下降的原因以及制定相应的刺激、启动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非国有投资主体的投资积极性相对较高。在1981-1999年的这19年间，非国有投资增速低于国有投资的年份只有8年，分别为1985、1986、1989、1990、1991、1992、1998、1999年，其中1985、1986、1989、1990、1991、1992年是国家抑制投资膨胀的特殊年份，而1998、1999年则是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和国内市场供求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的两年。除了这几个特殊年份外，其余11年非国有投资增幅均不同程度地高于国有经济投资增幅。这一方面说明非国有投资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比较敏感，另一方面也说明，只要政策对路、措施得力，国内外市场环境不发生根本性的逆转，非国有投资的再次启动是完全可能的。
2.目前非国有投资仍处于运行周期的谷底。
1995年以前，非国有投资一直表现为稳定、快速的发展态势。1981-1995年间，除了1989和1990年压缩投资规模的特殊年份外，不论全社会投资水平如何，非国有投资的增幅均保持在20%以上的较高水平。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之后，非国有投资终于在1995年步入调整蓄势阶段，增幅明显下降。1995、1996、1997、1998年四年非国有投资增速分别为23%、20%、9%、10%，总体上呈逐级下滑之势。这说明，任何事情有高潮、也有低潮，非国有投资也不例外。我们相信在政策启动力度加大的情况下，非国有投资将有可能在今年和明年出现恢复性上升势头。而一旦趋势确立，其对国民经济的长期支撑作用将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所无法比拟的。
3.非国有投资的回落和启动均滞后于国有投资1-2年。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国家投资调控政策对国有投资的影响力明显大于非国有投资，每一次的抑制和启动投资都是从国有部门开始的，并最终通过市场的传导机制影响到非国有部门的投资行为。由于需求过旺，价格改革预期加强，1988年通货膨胀第一次达到两位数，国家开始采取紧缩政策，国有投资率先回落，其增长速度低于非国有部门。到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回落，回落速度超过国有部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启动，而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则明显滞后，1992年，国有投资仍在大幅增长，增长率比非国有部门高10个百分点。由于市场预期的拉动，1993年非国有投资开始大幅度增长，增长率达到37%。1993年7月，国家通过减少国有投资开始宏观紧缩，国有投资增速明显回落，但经济景气尚未结束，非国有投资依然较为旺盛。但是随着国有投资的进一步收缩，非国有部门投资逐步放慢，直到1994年以后，非国有投资的增速才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到1997年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已低于国有投资。在去年政府开始加大投资力度的情况下，非国有投资不仅未被相应启动，而且增速仍在下降。1998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9.5%，而非国有投资增长仅为8%。1999年，集体经济投资为4190亿元，与上年持平；居民个人投资为3967亿元，比上年增长6%，非国有投资仍然比较低迷。非国有投资的回落与启动比国有投资一般滞后两年左右的这种关系表明，在积极的财政政策连续发挥作用的情况下，随着宏观形势的好转和市场需求的上升，非国有投资随时都有重新启动和活跃的可能。
4.财政政策对非国有投资并没有产生挤出效应。
有人认为，国债投资以外的社会投资增长上不去，是国债投资产生的“挤出效应”所致。所谓挤出效应，是指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开支导致市场利率上升，使非国有投资由于融资成本上升而减少。判断公共部门投资是否会导致“挤出效应”的关键指标是市场利率水平的变动状况。如果资金市场对政府支出增加的反应平淡，市场利率水平稳定，则不会产生“挤出效应”。反之，如果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了市场利率水平的上升，民营部门的投资就会因成本上升随之相应紧缩，即所谓的被“挤出”。从实际情况来看，首先，中央银行从1996年以来已经7次降低名义利率，目前名义利率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且金融机构存在大量存差。其次，实际利率虽处于90年代以来的高位，但这主要是1997年下半年以来物价水平持续下降的结果，并非货币当局对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反应的结果。再次，反映资金市场供求关系的银行间拆借利率水平1997年以来一直稳中有降，目前仍维持在较低水平。另外，扩张性财政政策开始于1998年年中，而统计数据表明，非国有部门的投资早在90年代中期即与国有部门投资一道开始大幅减速，而且其下降速度快于国有部门。因此，我们认为，社会投资增长减慢，不是由于国债投资的挤出效应，而是另有原因。
三、非国有投资不振的原因
1.税费水平较高，收费标准不规范。
1999年我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2.4%，税负水平并不高。但如考虑到各种收费项目，我国的税负水平则大大高于这一比例。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1998年我国的收费项目收入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左右，税费合计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20%以上。如再考虑到漏统、瞒报及收费的非规范性管理，实际上我国的税负水平还要更高一些。税负水平过高必然加大投资成本，不利于调动投资积极性。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有关的税收政策对投资的抑制则更为严重。例如，对私营企业除了征收企业所得税外，税后利润分配还要交纳20%的个人所得税，造成事实上的双重征税。再如，1999年3月有关部门出台的《企业技术开发费税前扣除办法》还规定，国有和集体工业企业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实际增长10%以上的，允许再按技术开发费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当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而这也没有把私营企业包括在内，造成不公平竞争。
2.缺乏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相应支持。
长期以来，民间投资的资金来源50-60%来自自筹，国内贷款、利用外资各占15%左右，而来自国家预算的投资不到1%。国有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过去就很少，现在由于风险责任加大，国有商业银行对于民营企业的贷款需求存在“惜贷”心理，态度谨慎甚至消极，因此，受自身商业利益所限，政府要求大银行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做法，还难以得到响应。与此同时，目前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有效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体系，还难以得到响应。与此同时，目前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有效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体系，没有建起来。在美国和日本，城市商业银行与中小企业的比例为1:10，即10家中小企业中就有小企业中就有一家经营货币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而我国中小银行的发展同当前庞大的中小企业群体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不成比。在直接融资方面，我国股票上市要求十分严格，审批程序复杂，目前一般的国有企业想通过直接融资渠道筹集资金都很困难，受到所有制歧视的民营企业的上市融资难度就更可想而知了。
3.民间投资很难形成热点。
自80年代以来，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加工和餐饮等服务领域，这些领域在技术、资金和管理等方面的门槛都相对较低。而目前这些行业均已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民间资本在这些领域已很难找到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在一些国有资本需要退出的领域，民间资本则退得更快。而在资金技术密集的产业和国家重点投资的基础设施等领域，由于政策不明、信息不灵、情况不熟悉、预期收益难测，非国有投资一般不会贸然进入。这种现象既反映了民间资本适应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能力在逐步增强，同时也反映出目前我国经济整体需求不足的实际情况。实际上，由于民营企业特有的敏感性，早在1997年，非国有经济的投资经营活动开始急剧下降，当年集体和个体经济投资仅增长了5.8%和6.7%，分别比1996年降低了5.5和18.7个百分点，远远低于同期国有经济11.3%的投资增长率。
4.产业准入政策方面存在障碍。
长期以来形成的欠公平的投资体制，限制了民间投资的投资范围。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向国有经济倾斜的投资体制，使得非国有经济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受到很大限制，难以进入具有较高预期投资收益的领域。即便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民间资本的投资范围也是很有限的。这种人为限制投资活动范围的做法，导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优质的非国有企业很难过投资企业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调整，结果是，大量企业只能挤在少数行业内相互恶性竞争，尤其是当这些行业由于投资过度出现了供大于求以后，一些富有竞争力的企业，由于难以寻找新的投资价值的项目，其投资意愿必然会急剧下降。
四、启动非国有投资的对策建议
1.继续保持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力度。
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的货币政策的推动下，再加上世界经济的转暖，我国经济持续下滑的势头已得到扭转。但由于持续六年多的经济回调特别是1999年出现的反复对企业和居民的信心打击很大，因此目前景气回升的预期并不稳固。如果今年经济增长再出现反复，将会进一步影响各经济主体对景气回升的信心，从而使经济重回下滑轨道，丧失全球经济扩张的良好机遇。我们认为，在目前这种形势下，国家完全有必要保持扩大内需的各项政策力度，在继续通过财政投资带动非国有投资的同时，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对非国有投资和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巩固各方面对宏观经济景气回升的良好预期。
2.疏通非国有投资的融资渠道。
非国有企业大都属于中小型企业，重建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机制，是推动非国有投资的关键所在。具体来看，当前应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快建立与非国有企业相对应的中小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可以是由政府出资的政策性银行，也可以是由民间机构出资的地方性股份制银行，还可以是以会员制形式组成的中小企业互助信用社等。
第二，建立和健全对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中小企业缺乏有效的资产抵押和信用担保，严重制约了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为缓解当前银行出于对中小企业还款能力顾虑而出现的信贷紧缩，我们应在借鉴国外经验和部分地方中小企业担保基金试点的基础上，尽快研究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组织成立全国性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和信用担保协会，并通过这些机构统一承担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
第三，多方面拓宽非国有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直接融资应该成为非国有企业筹集资金的重要方式。要在试点的基础上，鼓励面向非国有中小企业的创业风险投资的发展，扩大非国有中小企业向社会发行股票、可转换债券、债券、上市的规模，并加快推出主要针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第二板（创业板）市场，稳步开辟非国有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促进民间企业筹贪资来源的多元化。
3.进一步开放投资领域。
根据目前民间资本的潜力和条，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同调整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政策结合起来，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的投资领域，调整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政策，使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退出，为非国有经济发展让出空间。总的原则是国家不需控制的领域，应允许民间资本投资和控股；除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和需国家独资经营的领域外，其余应放开让民间资本进入；凡是允许让外资进入的行业，也要放开让国内民间资本进入；凡是一般竞争性的行业和领域，应引入市竞争机制，打破垄断经营，鼓励民间资本自由进入。在此基础上，尽快制定《民间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从法律上明确鼓励、准许、限制和禁止民间资本进入的行业和领域。
4.调整税费水平，降低投资成本。
非国有投资的积极性一直上不来，与目前的税制结构的制约是分不开的。1994年进行税制改革时，正值通货膨胀的高峰年间，当时设计的生产型增值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投资环节发生的增值税不能扣除，目的主要是为了抑制投资膨胀。而目前通货膨胀已为通货紧缩趋势所代替，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更是持续在低位徘徊，因此为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促进投资特别是非国有投资需求的回升，有必要对原有的税收政策进行适当调整。除了停止征收投资方向调节税之外，还应创造条件，尽快将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同时，还可以采取其它一些灵活的税收优惠措施，包括：(1)降低税率。降低中小企业营业税、增值税等流转税以及企业所得税等直接税的税率是许多国家最常见的做法。如德国对大部分中小手工业企业免征营业税；英国小企业公司税率为20%，比大企业少10个百分点。目前我国非国有投资单位的平均税负并不比国有单位轻，有一定的政策操作空间。(2)税收减免。在非国有企业的创立初期，参照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办法，分别不同情况对非国有投资主体的所得税实行全额减免、定额减免和定比减免。(3)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税，降低企业投资风险并加速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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