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内分工理论研究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新进展论文,产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世界科技的进步、国际分工的深化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即产品制造过程中包含的不同工序和环节被分散到不同国家进行，从而形成了以工序、环节为对象的新型国际分工形态——产品内分工(Davis，1995；Arndt，1997，1998)。目前关于这种新型国际分工形式的名称有多种叫法，诸如“零散化生产”(Jones & Kierzkowsk,1990)、“万花筒式的比较优势”(Bhagwati & Dehejia，1994)、“对价值链的切片化”(Krugman，1996)、“多阶段生产”(Antweiler & Trefler，2002)、“外包”(Grossman & Helpman，2002)、“全球生产分享”(Feenstra & Hanson，2003)等。虽然名称各不相同，但内在含义基本一致。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IPS)是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生产环节）之间的国际分工，实质是生产布局的区位选择，其既可在跨国公司内部实现，也可通过市场在不同国家间的非关联企业间完成。如今，以产品内分工为基础的贸易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品内分工和贸易的发展也已成为国际贸易迅速增长的一个推动机制(Feenstra & Hanson，1996a；Campa & Goldberg，1997；Hummels，Ishii & Yi，2001；Yeats，2001；Yi，2003)。目前，关于产品内分工的研究，已经吸引了当今最杰出的国际贸易理论工作者的注意力，并成为国际经济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
一、产品内分工的基础与程度的测量
关于产品内分工的初始研究，一些学者主要是从产品内分工的基础和程度的测量开始的。因此，到目前为止，这两方面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为了保持体系的完整性，本文对这部分研究也进行简单介绍。关于产品内分工的基础，一些学者基于不同的分析视角进行了探究，主要内容参见笔者整理的表1。
关于产品内分工程度的测量，目前，国际经济学界依据产品内分工的不同表现形式，从不同侧面对国家以及产业的产品内分工程度进行测量。主要有三种测量方法：零部件贸易测度、加工贸易测度和I-O法。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几种测量方法都存在着一些优缺点，都只能是对产品内分工程度的粗略估计。国内外学者采用上述方法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以及不同产业的产品内分工情况进行了测量，主要文献及结论参见笔者整理的表2。
二、产品内分工背景下跨国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
尽管传统贸易理论仍可以解释中间投入品贸易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出现，但是它们不能解释一些新观察到的现象。首先，传统理论假设产业内公司具有同质性，但是实际数据显示存在着大量的产业内公司异质性问题(Bernard & Jensen，1999；Bernard，Jensen & Schott，2005)。其次，为了发展全球外包战略，公司需要考虑在哪里进行其产品价值链不同部分的生产以及如何控制这些活动，是进行FDI，还是外包等(Helpman，2006)。而这些问题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所使用的完全契约框架下无法解答(Coase，1937；Klein，Crawford & Alchian，1978；Williamson，1975、1985)。于是一些学者从其他方面入手，将从产业组织理论中得到的领悟以及对跨国间组织形式的选择（诸如国际外包趋势）结合起来寻求答案。
（一）垂直一体化与外包
依据产权方法，由于可执行的协定仅在事后或投资沉没后发生，因此特定关系投资都被扭曲了。如果在创造价值方面，零部件供应商比最终产品生产者更重要，则公司外包的动机会增加。在Grossman & Hart(1986)，Hart & Moore(1990)以及Hart(1995)之后，Antràs & Helpman(2004)，Antràs(2005)以及Feenstra & Hanson(2005)就不同背景下的这一主题开展了进一步研究。Antràs & Helpman(2004)指出组织形式的选择取决于总部服务的重要性，部门的不同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高总部控制程度(headquarter's intensity)的部门，产权方法建议实行垂直一体化以激发最终产品生产公司供给这些服务。否则，则应采用外包的组织形式。Antràs(2005)构建了一个南北贸易的动态一般均衡李嘉图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北方公司通过将来自北方的高技术投入品或R&D与低技术投入品相结合来生产最终产品，低技术投入品可以通过垂直一体化或外包来生产。低技术投入品的制造后来转移到南方以利用其低工资的优势，这种转移最开始通过FDI，再后来则通过外包。
依据激励体制方法，投资或努力水平也会被扭曲，但垂直一体化的优势可以通过外包情况下的高权力激励来补偿。Grossman & Helpman(2004)采用激励体制方法来探讨垂直一体化与国际外包之间的协调。在垂直一体化的公司内部，问题在于如何对垂直一体化下较高的监管水平与外包情况下较高的激励机制进行权衡。Feenstra & Hanson(2005)对比了产权和激励体制对从中国出口的加工贸易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结构的影响。基于一些参数值，产权方法意味着通过给当地管理者生产中间投入品的控制权激发其努力程度来使所有权和控制权分开。
（二）市场厚度与外包
McLaren(2000)以及Grossman & Helpman(2002，2005)强调了市场厚度在决定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和特定投入品供应商找到适当的合作者的重要性。McLaren(2000)的研究表明，如果这种匹配受制于规模报酬不变，则贸易对产业组织形式没有影响，但是当这种匹配导致规模报酬递增时，那么一国从事对外贸易越多，外包程度越深。Grossman & Helpman(2002)基于McLaren(2000)的思想对其分析框架进行了扩展。与McLaren(2000)的结论类似，Grossman & Helpman(2002)认为国家的大小影响市场的厚度，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市场的厚度越厚，找到合适的供应商越容易，因此来自于市场厚度的收益使大经济体或规模较大的产业选择外包更为可行。Grossman & Helpman(2005)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三）制度和契约的实施与外包
越来越多的文献证明一国的制度安排对于发挥一国比较优势和改善贸易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Anderson & Marcouiller(2002)研究发现，由于腐败制度产生的经济掠夺类似于对贸易征收隐藏税。Costinot(2005)构建的模型中，公司生产更多的复杂产品不仅取决于从劳动分工中获得的更多收益，也取决于一国实施劳动契约的能力。高质量的制度环境增强了公司的规模，并且也导致了在开放贸易环境下，公司专业化生产更多的复杂产品。Nunn(2007)基于146个国家223个产业的研究表明，具有更好实施契约能力的国家拥有生产契约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这与Levchenko(2004)使用美国1998年按产业和原产地划分的数据进行测算得到的结果一致。
（四）委托—代理与外包
Aghion & Tirole(1997)研究了权力当局选择将权力委托给代理者还是自我保留的条件。将权力下放给代理人激发了代理人获取信息的动力，但是同样也涉及到一些潜在成本，与涉及到监督代理人努力程度的模型不同，委托人较高的努力程度倾向于降低代理人的努力程度。与Aghion & Tirole(1997)类似，Puga & Trefler(2002)研究指出，将控制权分配给代理者（外包）作为激发其努力的激励机制，但是这同样也给委托人施加了由于与其蓝图可能存在冲突而导致的成本增加。由于一个零部件的创新要求其他零部件的调整以与之相适应，因此委托人偏好将这种调整成本转移到代理人的计划，反之亦然。Marin & Verdier(2002，2003，2005)的研究表明，非常大或者非常小的国家将会采用一体化的组织形式，而中等国家将会采用外包，并且竞争的加剧最终导致外包。
（五）寡头垄断公司的战略动机与外包
关于寡头垄断公司的战略动机与公司组织形式选择的关系目前还没有受到较多关注，只有少数学者对此进行了初步研究。Nickerson & Bergh(1999)指出，公司组织形式的选择受到公司－顾客交易过程中战略考虑的影响。Shy & Stenbacka(2003)考虑了一个双头垄断博弈，研究显示，当垂直一体化涉及到较高的固定成本但是较低的边际成本时，上游产业的竞争影响了生产效率和下游差异化的Bertrand双寡头组织形式的选择。Leahy & Montagna(2007)研究了竞争压力是如何影响寡头垄断公司的决策，他们将外包看作是供应商采取的特定投资的一种双边关系，本国和外国公司都在本国市场上竞争，公司的运营模式取决于成本和战略的考虑，竞争压力增加了公司的外包动机。
对于国际外包，Chen，Ishikawa & Yu(2004)考虑了一个两个国家、两个公司的寡头垄断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战略动机使企业进行国际外包的可能性增强，但是这种战略外包并不促进竞争，企业间的勾结可能导致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价格的提高。Oladi，Beladi & Gilbert(2007)研究了公司在零部件市场上的战略交互影响如何在国际外包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假定两个国家、两个公司，这两个公司使用零部件生产一种相同的最终产品，其中一种零部件是非专用的，每个公司都可以通过本国零部件市场或者外国市场来获取这种非专用零部件，公司在零部件市场上有买方寡头垄断力量。与每个公司自给自足生产的情况相比，外包使两国的零部件价格都将上升，而任何试图干预外包活动的保护主义政策都将会对本国福利产生不利影响。
（六）技术复杂程度与外包
Antràs(2003)的研究表明，资本密集型中间投入品的进口（诸如化学产品）倾向于通过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来进行，而劳动密集型产品（诸如纺织品）则倾向于通过与自己无关联的公司来进行。中间投入品的资本密集度越高，垂直一体化就越有吸引力，因此资本密集型部门最终产品的生产则通过垂直一体化的方式进行，而那些劳动密集型部门最终产品的生产则通过外包来进行。Grossman & Helpman(2005)的模型也指出当一公司的产品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时，该公司倾向于选择国内外包而不是国际外包。Acemoglu et al.(2004)，Shy & Stenbacka(2005)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当产业技术密集度较低时，外包更可能发生；外包的中间投入品比例与技术复杂程度成反比。Yeaple(2006)进一步指出，当产品是R&D密集型时，公司更偏好国内外包而不是国际外包；对于R&D密集型部门，通过公司内贸易进口的份额占总进口的比例更高，而且具有较高的生产率扩散效应。尽管这些文献关注的方面不同，但是这些研究基本都遵循一条主线，即国际外包与技术复杂程度的负相关性。
目前，有关产品内分工背景下跨国公司组织形式的选择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上六个方面，而未来的进一步研究可以考虑关注以下几点：(1)外包契约交易成本的种类及其对跨国公司组织形式的选择；(2)垂直一体化与关系契约是否是互补的？尽管一些学者已经进行了一些研究(Baker，Gibbons & Murphy，2002；Poppo & Zenger，2002；Itoh & Morita，2006；Itoh，2006)，但仍未得到一致性的结论；(3)国际契约外包中涉及到的许多公司，诸如IBM和通用电气(GE)，都是很大的跨国公司并具有一定的市场力量。如前所述，虽然寡头垄断公司的战略动机与公司组织形式选择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目前还没有受到较多关注，有待进一步研究；(4)市场厚度和外国契约实施的良好制度环境都是国际外包深入发展的有力解释。尽管已经有一些经验研究支持国家间契约实施质量差异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更好的制度环境也可能增加市场的厚度，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两种理论间的区别；(5)可贸易中间投入品的种类与组织形式选择之间的关系。尽管有一些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如Antràs & Helpman(2004)，Grossman & Helpman(2004)以及Feenstra & Spencer(2005)，但理论和经验检验都处于研究的初始阶段。
三、产品内分工对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的影响
（一）产品内分工与贸易模式
Deardorff(1998a)试图基于李嘉图比较优势分析框架来解释产品内分工的影响。他发现，如果进口品产业的零散化生产变得可行，则在特定价格条件下，一国可能拥有生产该种产品的比较优势，从而使贸易模式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Deardorff(1998b)基于H-O框架就诸如运输成本和关税等贸易壁垒对产品内分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贸易壁垒的存在可以促进或抑制产品内分工的发展。因此当研究产品内分工的时候这些壁垒的影响不能忽略。Baldone，Sdogati & Tajoli(2001)也指出，随着产品内分工的出现，贸易流向将不一定严格按照标准贸易理论所指出的那样，比较优势已不是贸易模式的惟一决定因素。Simone(2004)指出当国际零散化生产变得可行时，新的比较优势可能出现，新的贸易模式也可能形成。零散化生产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影响一国的贸易模式，这取决于参与者在国际价值链形成过程中的结构特征，包括差异化的经济结构、差异化的要素禀赋和差异化的生产率。
（二）产品内分工与贸易利益
Jones & Kierzkowski(2001)以及Jones，Kierzkowski & Lurong(2005)认为对于劳动力丰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产品内分工无疑是个好消息。发展中国家在完整的制成品生产上没有比较优势，但是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它们可以通过参与劳动力密集工序的生产而获利。此处需要指出的是，把所有的低收入国家都看作是外包的承接国不合理，因为缺少辅助机构、法律不完善、基础设施落后和工人技能低下等因素均会削弱甚至抵消低工资产生的低成本优势(Grossman，Helpman & Szeidl，2004)。Deardorff(1998a，2005)借鉴已有的贸易利益理论来分析产品内分工可能带来的贸易利益。根据次优理论，产品内分工有利于全世界福利的提高，但它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一些国家或集团带来利益的同时会给另一些国家或集团带来损失。
（三）产品内分工与劳动生产率
关于外包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学者们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主要有三种观点：(1)国际外包会提高外包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Glass & Saggi(2001)建立了一个包含南北国家厂商的产品周期模型，认为离岸外包可以降低发达国家的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使发达国家有更多的资源开展创新活动。Mann(2004)指出，国际外包使美国IT硬件的价格下降10%～30%，提升了运用IT硬件的所有部门的生产率。Amiti & Wei(2006)发现服务投入的离岸外包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影响，它解释了1992-2000年间公司生产率增长的11%。(2)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有长期和短期的区别。Egger，Pfaffermayr & Wolfmayr(2001)运用1990-1998年的奥地利制造业数据，考察了国际外包对TFP的影响。研究显示，国际外包显著提高了奥地利制造业TFP的增长。Egger & Egger(2006)分析了外包对欧盟制造业中低技术工人生产率的影响，其研究表明，由于欧盟劳动力和产品市场存在不完全性，限制了生产要素使用和产出结构的及时调整，因而在短期内离岸外包作用于低技术工人实际价值增加值的边际效用较弱，而对长期的参数估计显示这一边际效用相当强。(3)外包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确定。Olsen(2006)认为，外包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确定，这取决于外包行业和企业自身的特性。一般而言，制造业企业将其服务环节的业务外包出去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意义不大，反之效果显著。
（四）产品内分工与就业和收入分配
主流观点认为国际外包严重威胁到了国内就业安全，尤其是低技能工作者。然而在学术文献中，关于国际外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并未得到一致结论。依赖于模型的假设条件和分析框架，国际外包可能增加或减少对低技能工人的相对需求。
1.外包与工资和就业变动强烈相关。Feenstra & Hanson(1996a，1996b，1999，2003)研究指出，外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低技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相对于高技术劳动力的下降，美国企业把中间品生产进行离岸外包，能够增加美国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Munch(2005)运用10%比例的丹麦人口的子样本数据研究发现国际外包增加了工人失业的风险，但是这个效应对于低技能工作者而言仅仅是统计上显著。对于高技能工作者，国际外包增加了他们变换工作的几率，而对于他们受到失业的危害并无显著影响。Egger，Pfaffermayr & Weber(2007)利用一个澳大利亚社会安全数据的随机样本，基于微观层面就国际外包对就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国际外包显著降低了就业转移到制造业部门的可能性。Geishecker(2008)则关注国际外包对德国劳动力市场的短期影响，研究发现就业持续期低于7个月的工人面临着最高的失业风险，国际外包对个人的就业安全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这种效应在高、中、低技能工作者之间统计上并未存在很大差异。这个结论与Feenstra & Hanson(1996a，1996b)以及Egger & Egger(2003)基于产业层面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他们的研究认为与高技能工作者相比，低技能工作者更多地受到外包带来的负面影响。除了上述研究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尽管研究方法和对象不同，但是研究结果都表明，国际零散化生产的增加对劳动力需求转向高技能工作者有显著影响，如Anderton & Breton(1999)以及Hijzen，G
rg & Hine(2005)对英国的研究；Strauss-Kahn(2004)对法国的研究；Hansson(2000)对瑞典的研究；Hsieh & Woo(2005)对中国香港地区的研究等。
2.外包对工资和就业变动影响甚微。Slaughter(1995)认为虽然理论上外包能引起产业内相对要素需求的转移，进而改变相对要素价格，但他在对美国跨国公司外包活动进行了全面的经验分析后发现，跨国公司20世纪80年代的外包规模尚小，不足以成为引起这种需求转移的主要因素。Landefeld & Mataloni(2004)指出离岸外包对于1989-1999年美国劳动力市场仅起很微弱的影响。Baily & Lawrence(2004)尤其关注服务部门离岸外包对美国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2000-2003年间美国与印度的服务部门离岸外包对国内就业的影响，相比于整个服务部门就业的变化很小。Groshen，Hobijn & Mc-Connell(2005)使用投入产出方法来计算源于贸易的净工作损失，结果发现在2001年结束的衰退之后，由贸易带来的就业损失事实上是在消失而不是增加。
3.产品内分工对一国就业和收入的影响不确定。Egger，Pfaffermayr & Wolfmayr(2001)对奥地利1990-1998年制造业的国际外包进行了经验研究，认为当产业的要素专用性起重要作用时，国际外包对相对工资的影响是不确定的。Jones & Kierzkowski(2001)，Jones(2005)以及Kohler(2004)假设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部门间可以流动，因此一个产业的零散化生产将会对所有产业的劳动力都产生影响，产品的低技术密集部分的零散化生产可能增加或降低低技能工作者的工资。Dluhosch(2006)指出，在给定开放经济条件下，认为低技能工作者一般在零散化生产过程中受损的观点不一定成立。尽管高技能工作者可能比低技能工作者获益更高，但是存在一系列的参数值使两种技能的工作者在零散化生产的背景下境况都得到改善。Egger & Kreickemeier(2008)的分析显示，国际零散化生产的就业和相对工资效应是由相对要素禀赋、仍停留在国内生产的产品的技术密度以及工资均等偏好等因素决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的国际零散化生产和外包并不必然伤害非熟练工作，而且国际零散化生产有可能缓和失业问题。
（五）产品内分工与产业转移效应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产品内分工促进了地方产业积聚的产生和发展。全球生产工序网络中各个生产工序，在形式上虽然可以看作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过在全球化过程中却被一段段分开，在空间上一般离散性地分布各地。
综上所述，产品内分工对贸易模式、贸易利益、劳动生产率、产业转移和就业及收入分配都会产生一定影响，前四个方面结论相对而言较为一致，而对于就业及收入分配的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随着技术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更多的人们将会受到国际外包事实上或潜在的影响，这将会影响就业关系并改变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目前关于国际外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没有明确的结论，理论模型的进一步发展将会有助于对该问题的深入了解。尽管有一些学者，如Davidson & Matusz(2005)，Klein，Schuh & Triest(2003)以及Kletzer(2004)强调出口导向和国际竞争作为工作创造和工作转移决定因素的相关性问题，然而，关于国际外包对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影响仍未清楚说明。而且国际外包对再就业的可能性是否存在直接影响尚不清楚，通常低技能工作者面临较低的再就业可能性，然而这种再就业的低几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国际外包决定的仍旧不得而知。
四、产品内分工与RTAs之间的关系
（一）产品内分工对RTAs的影响
Arndt(2004)提出考虑两种类型的贸易自由化，一种是减少关税和配额约束，另一种则是追求提供全球生产分享的环境。这两种类型的优惠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不同。研究表明，全球生产分享在决定区域贸易协定(RTAs)是福利改善还是恶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允许跨境生产分享的更深层次的一体化显示福利得到改善。Athukorala & Yamashita(2006)指出，国际零散化生产对于东亚经济体的持续发展和区域内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增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新的国际交换方式减少了区域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相反，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增长动力机制强烈依赖于区域外最终产品贸易，而且这种依赖性最近几年得到进一步增强。
产品内分工对RTAs的影响还表现在对有关政策措施的实施方面，例如，由于产品内分工意味着产品生产的不同阶段在国际间高度分离，国际贸易产品中包含着在一个以上国家实现价值增值的比例越来越大（某一最终产品零部件往往来自多个国家），甚至价值增值过程不是在最终实现“实质性改变”的国家进行的比例也越来越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产品的原产地就难以准确定义。
（二）RTAs的形成是否促进了产品内分工
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两种渠道增加国际贸易：一是低关税刺激了国外供应商从事降低成本的投资活动；二是低关税可能会促进跨国公司的垂直一体化(Ornelas & Turner，2008)。但是总体而言，并没有证据证实RTAs的形成必然会促进产品内分工。这一结果与现实情况相符，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部分世界零散化贸易都在关税减让的背景下发生，诸如发达国家的海外装配条款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促进机制。RTAs的形成因此仅仅是导致替代已经存在的关税减让，而不是产生新的零散化贸易的动机(Egger & Egger，2005)。例如，并没有证据证明东亚是零散化贸易的一个“自然贸易区”(Athukorala & Yamashita，2006)。
目前，学术界关于产品内分工与RTAs之间关系的研究还较为欠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进一步挖掘，产品内分工与RTAs的相互作用会对区域内的各利益集团产生什么影响，对区域外国家的福利又有何影响等问题，都将是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
五、简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21世纪的国际生产分工模式已从产业间分工模式和产业内分工模式深化为产品内分工模式。目前，关于产品内分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品内分工的基础与程度的测量、产品内分工背景下跨国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产品内分工对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的影响以及产品内分工与区域贸易自由化等方面。未来关于产品内分工的研究还将继续深入和扩展，在这里笔者强调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两个方向：一是产品内分工与贸易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产品内分工改变了贸易平衡账户的本质，倾向于减少贸易流动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这对贸易政策和汇率制度的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Arndt，2004)。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会对国际外包产生影响，发达国家可能会采取限制国际外包的政策，发展中国家也可能会采取政策对外包的选择进行干预，因而需要采用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研究政策对国际外包的影响。二是不能仅限于经济学领域来研究产品内分工问题，应将其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只有综合经济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如管理学）的研究特点和技术优势，才能真正对当今世界产品内分工现象做出恰当描述及合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