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沃危机折射出美国大战略的失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索沃论文,美国论文,折射出论文,大战略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是一个不乏战略思想的国家。仅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在二战期间，面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必须在欧洲和亚洲两条战线作战的不利情况，美国一直坚持将欧洲作为战略重点方向，从而有效地把握了战争节奏，最终分别在欧亚两个方向获得了巨大的战略利益。另一个例子发生在冷战中，美国对苏联有效地采用了内外夹攻的战略，将外部遏制与内部和平演变巧妙地结合起来，并从根本上动摇了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也许是由于被冷战后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所陶醉，或者是出于对世界领导地位在21世纪可能受到威胁的担心和过激反应，90年代以来美国的对外战略缺乏足够的谨慎和耐心，时常显得过于咄咄逼人，在当前的科索沃危机中更是如此，这次危机已经反映出美国的大战略出现了明显的失误。
首先，用简单的方法不能解决巴尔干地区复杂的问题，更难以平衡欧洲未来的利益关系。
科索沃虽小，自然和人文背景却很复杂。历史是割不断的，有民族宗教根源的问题不是用简单办法能够解决得了的。基辛格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强调：科索沃的民族问题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北约三年来的努力没有成功，一场战争同样解决不了问题。
这是有远见的。并且问题不限于此，科索沃背后同时牵动着巴尔干地区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关系的走势。阿尔巴尼亚族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南斯拉夫，也存在于马其顿、希腊等国，而在巴尔干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历史边界争端也广泛存在。美国及其北约支持南联盟的民族分离主义，很有可能遗患整个地区。
不知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充分估计到没有，即使最后迫使南斯拉夫联盟就范，巴尔干地区历史遗留的民族、宗教的矛盾也难以获得解决，甚至可能在更大范围以更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更何况南联盟最终不一定俯首称臣。
初看起来，美国的战略也不能说考虑不深远。美国利用科索沃危机挑动对南联盟进行军事干预既可以肢解南联盟，分化和削弱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为下一步北约东扩铺平道路，又可以制约西欧国家，维护美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主导地位。可是就是在北约内部，欧洲国家也并非没有其他的打算。欧洲国家不会看不到，不论科索沃危机最终结果如何，西欧大国之间原有的地缘平衡都要受到冲击，美国正是通过营造区域性的紧张局势，来增强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弱化其政治作用和消耗其经济实力。美国只是充分利用了欧洲国家担心危机扩大从而影响欧洲稳定的心理，迫使欧洲国家还必须跟随美国行动。由于一时挥之不去的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的阴影，欧洲还不那么愿意承担责任。然而情况不会总是如此，特别是在遇到必须面对的困难和危机时，欧洲国家应该想到只有自己才会更切身关心欧洲的问题。这可不是空穴来风，否则就不能解释较长时期以来在欧洲国家中日益显现的欧洲意识。这种欧洲意识是不可忽视的，就连一贯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的英国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布莱尔曾经多次指出，欧洲不能把安全保障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本来欧元启动后，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乃至外交防务政策需要欧洲国家来调整协调，一些欧洲人甚至已经开始设想欧洲要负起全球性的责任， 并认为眼下正应是关键时刻。 （注： Friedbert Pfluger,La responsabilité globale de l'Europe et l'affirmation du Vieux Monde,Géopolitique,Mars 1999,p.14.）然而，科索沃危机无疑打乱了欧洲的步调。
关于欧洲安全的设想不能一厢情愿。尤其如果涉及到欧洲政治安全的重大问题则更需要有关国家用长远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尺度对历史、现实和未来作出解释，其中对一些影响深远的问题的研究甚至要追溯过去的100年200年，甚至更远的过去，这样才会找到其中的规律以及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法。并且在对未来的探索中，应有足够的想像力，充分估计到一些可能的突然变化及其影响，并且找到它们与总体发展趋势相联系的纽带。
其次，对对手施加的压力越大，将来受到的反作用力也越大。潜伏着的风险总有可能爆发出来，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及其北约对南联盟采用的直线式挤压战略，意在迫使南尽快屈服，同意北约在科索沃派驻部队，就像当时同意在波黑驻军一样。可是，科索沃不是波黑，而是塞尔维亚人眼中的圣地。1389年塞族人曾在这里与土耳其人进行了一次惨烈战斗，尽管塞族人失败了，但他们表现出了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科索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米洛舍维奇意识到，北约的和平计划必然会使南斯拉夫最终失去科索沃，因此南联盟只有对抗下去的一种选择。
从目前战争进展来看，美国显然低估了对手的战斗力、意志力，同时又过高地估计了空袭的威慑能力。到目前空袭还在继续，不论结果如何，北约的威信已经大大受损。
退一步说，即使采取行动，如果要达到好的效果，一般情况也应尽量避免强攻直撞式的方式。英国的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认为，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这也就是所谓的间接战略。（注：《战略论》是利德尔·哈特的代表作，间接路线战略在这里得到很好的阐述，曾被许多国家广为翻译出版，一些著名将领将其奉为经典。）事实证明，间接战略不仅在纯军事领域有效，在国家的大战略思考中也是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也许美国认为南斯拉夫不堪一击，强大的北约只要施加足够的军事压力，就会迫使其屈服。问题在于美国开出的条件过于苛刻，压力过度而直接，把南斯拉夫逼到了墙角，已经使其没有轻易退步的余地。而与此同时，美国及其北约也被推上了只有动武一条路可走的境地，失去了回旋空间，不得不执行空袭计划。战略运用如果到了没有选择的余地的时候，就不能指望它能够看得多么长远。
也就是说美国把威慑用过了极限。美国想通过北约东扩以及对南联盟的打击，来“拓展”和“净化”西方的势力范围，进一步削弱战略上的对手尤其是俄罗斯的地缘空间。但是，这毕竟不是通向欧洲战略平衡的有效办法，如果考虑到俄罗斯等有关国家可能强化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的简单化做法更显得轻率。实际上，俄罗斯与北约的矛盾已经表面化。俄在北约对南空袭一开始就决定终止俄与北约的合作关系，俄虽不能就南斯拉夫加入俄白联盟的申请作出实质性的行动，但在未来巴尔干出现和平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选择。科索沃危机破坏了俄美近年来达成的一系列安全方面的协议并有可能危及到核裁军谈判，俄杜马和军方建议在白俄罗斯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终止审议削减第二阶段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针对北约的新战略构想，俄多次表示将采取对应措施，支持那些反对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国家。
北约势力向东延伸，有可能激化俄美之间的矛盾，从而在欧洲出现一条新的分界线。这对欧洲乃至整个国际安全都是不稳定的因素。北约东扩就如同拉手风琴一样把原来的界限向东推了过去，把问题和限制留给别人，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就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这种将地缘界限推来推去的方法已经不完全适合下面所要提到的国际关系新的现实。
最后，美国可以绕过联合国，但是摆脱不了国际关系整体性的约束，未来任何国家都需要在世界的整体中确立自己的位置。
世纪之交，国际关系已经逐渐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国家之间在世界范围内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反过来，这个整体又对作为局部的国家具有日益增多的规范，国际关系的整体性空前突出了。这种整体性既是当前国际关系发展中所表现出的突出的特点和趋势，也是观察和处理今天的国际问题一个应该有的重要视角。如果不看到这种新的现实，就难以准确把握国际关系全局的演变趋势，对国际战略形势的认识就难免出现大的偏差。
国际关系整体性的加强影响深远。解决今天的国际问题，哪怕看来似乎很小的问题，都需要注重一系列的变化过程。国际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并且是属于那种自我组织的、自我调整的复杂系统。在这个复杂的系统中，大的事变固然重要，但某些即使似乎非常微小的变动也可能带来深远而剧烈的后果。直线和简化的思维方法已经越来越不管用了。东亚金融危机起始于泰国，但危机影响的持久和范围的扩大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而在笔者看来，危机之所以发生更是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缺陷的必然反应。就是这次科索沃危机，美国可能认为动武理所当然，但从世界各国的反应看，无疑已引起了一场全球性的政治波动，后果可能远远不是美国当初预料得到的。
国际关系的整体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它已经远远不是各国政治经济关系的简单相加，它迫使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需要在世界的整体中确定自己的位置。由于国家之间的作用相互渗透，同时更由于资本和知识的运动日益超越国界的限制，国家对经济和政治活动的控制能力本来就在减弱，未来经济实力不会再像过去那么集中于一个国家。世界领导者的地位逐渐在淡化。英国在19世纪，美国在20世纪，都曾经在大部分时间里占有世界生产总值的很大比重，雄厚的经济实力构成了这两个国家各自充当世界霸主的基础。而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将使未来很难再次出现实力如此集中的情况。（注：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理论上论证了国际贸易将导致各国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倾向，均等化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实际能够验证的是，萨缪尔森的论述在发达国家之间更有意义，人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有明显的趋同倾向。 如果把范围扩大到发展中国家，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做到与发达国家的要素价格趋同，相反相互间的差距更大了，并且国际经济的剧烈波动往往发生在这些落后的国家，但是，“震荡在边缘”会是一种持久不变的现象吗？有关分析请参阅笔者《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背后》一文，载于《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第一期。）从这一角度也可以理解，今天谈论的多极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是世界整体性加强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并不能为美国的强权所根本扭转，人们大可不必为新世纪前夕国际关系遇到的挫折而自乱阵脚。
美国有思想的大战略家也看到了这一点。布热津斯基曾指出：“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协调。因此美国不仅是第一个和唯一的真正的全球性超级大国，而且可能也是最后一个。这不仅是因为民族国家正日益相互渗透，也是因为知识作为力量正被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和分享，而且越来越不受国界限制。”（注：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4页。 ）问题在于，美国政府以及布热津斯基本人能适应这样的趋势吗？更何况美国经济连续增长，难免让人产生新的向往。
但是，关于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未来走向，仅仅看到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一些国家的兴盛与衰败是远远不管用的，美国的经济能总是如日中天吗？俄罗斯一定不可避免地沦落为二、三流国家吗？东亚可能长远受金融危机的困扰吗？国际经济体系的缺陷及其自发调整会总是在落后国家引起剧烈震荡，而发达国家总能化险为夷甚至坐收渔人之利吗？也许不用几年，一些背景就会发生明显的改变，美国现在的咄咄逼人就将失去依据。
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关系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仍然主要来自国家之间利益的冲突与协调，并由此构成了整个国际关系的利益关系之网。但是大国的特殊性在逐步减弱，国际间经济、社会、技术和金融的联系日益显得重要，尤其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正是这些变化与东西方对峙的背景结合起来才最终结束了冷战，而且，直到可预见的未来，这些变化对国家与个人的影响仍将是巨大的。
国际安全机制的完善必须考虑各国安全利益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到目前，各国在政治经济上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相互摩擦、相互冲突的复杂关系已经基本取代了冷战时期那种“非友即敌”、“非合作即对抗”的比较简单的国家间关系。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一个国家越来越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过于注重个别领域的共同性或者差异性，新的形势需要各国更加强调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紧密联系，并在区域合作、国际协调的背景下，谋求国家间的安全利益关系的平衡。在国际关系新的进程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将结合得更加紧密，从而使各国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加错综复杂，建立完善而有效的国际安全机制需要长时间的反复磨合，任何国家如果仅从一己私利出发谋求霸权，无异与世界的整体规范及其背后的物质规定性相对抗。
美国确实应将目光放远一些。有效的大战略就是要考虑到世界发展的长远趋势。未来21世纪，任何国家都要学会同世界的整体打交道，美国也不例外，否则必然受到整体性的约束甚至惩罚，不仅贻误自己的前程，更快地从实力的顶峰衰落下来，也将给其他国家带来损害，威胁人类的进步。关于科索沃危机的剪影，不一定是美国治下的和平的进一步推广，最有可能的将是一些失去控制的问题的出现和复杂化，以及包括美国在欧洲一些盟国在内的更多的国家对美国霸权的警惕甚至反感。经过这次危机，世界一些主要国家也许会改变冷战后缺少有远见的领导人的尴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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