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概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观论文,大众论文,理论论文,世纪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的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是一个难于把握的学术领域。自5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此领域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清理，但至今仍然没有统一的认识。他们大多偏重于用抽象的、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来涵盖具体的、历史的、呈现文化多样性的新闻传播理论表述，这就难免产生各种各样“以偏概全”的研究模式。而在科学主义的视野下，这些被总结出来的研究模式又不断受到广泛的质疑，以至于得出“传播科学尚处于‘前范式阶段’”（注：参见Craig,R.T.,Communication as a Practical Discipline,in Dervin,B.,Grossberg,L.,O'Keefe, B.& Wartella,E. ( ed.)
1989, Paradigm Dialogues in Communication,Vol.1,Issues,Beverly Hills,CA.Sage,pp.97～122.）的判断。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有没有范式或能否用单一的研究范式来界定，而在于传播研究的“场域性”（contextuality ）和人类传播活动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ncies）摧毁了为建立抽象的研究范式而设立的权威性学术话语。
1981年， 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 ）和斯文·温德尔（Sven Windahl ）出版《大众传播模式论》（Communication
Modelsfor the Study of Mass Communication）一书时， 西方学者建构传播研究模式的热情还没有减退，他们对模式的遵从依然建立在模式的构造功能、解释功能、启发功能和预测功能之上，但这两位学者当时还算比较清醒，认识到“模式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完整、过分简单以及含有某些未被阐明的假设等缺陷，适用于一切目的和一切分析层次的模式无疑是不存在的”（注：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武伟译，1985，上海译文出版社，第4页。）。 同时还看到，“因为大众传播研究的不同途径涉及到互不相容的不同侧重点，有时涉及到前后矛盾的理论，因此，任何一个全面性模式都可能混淆各种科学的探讨，不可能正确说明现实真实的思想状况”，另外，“一个单一的全面性模式可能无形中肯定一种单一分立的传播过程的存在，即由作为信息来源的社会传向作为受众的社会”（注：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武伟译，1985，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3页。）。到1994年，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导论》第三版面世时，研究模式的思想已淡化，开始以人文主义研究方法和科学主义研究方法为横线，以媒介和社会为纵轴，把传播研究切割成媒介——文化论、媒介—唯物论、社会—文化论以及社会—唯物论四个不同的面向。显然，这种分析把西方传播研究带到了由“媒介、文化和社会”构成的“场”，呈现出传播研究的“场域性”，放松了主流传播学那种以“传播者—讯息—通道—受众—效果”为模式的操纵力量。
事实上，在回顾并反思20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发展时，我们所面对的不仅是归纳其中的理论表述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方特定的“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意义中的理论表述过程。本文将由此出发，真实地理解20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发展过程。
20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知识来源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人以这样的思考方式开始新闻学研究的制度化行程：新闻与社会的平稳发展和民主政治的成功有着密切的相关性，电气化、摄影术、电影、留声机、电话、广播等新的传播技术戏剧性地变革着媒介领域，也给人们提供着生活基础，以至于传播的变化能戏剧性地改变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同时，人们所处的时代还是垄断资本时代，在追求高额利润的过程中，作为公众舆论必不可少的滋养品的新闻，已被耸人听闻、浅薄无聊所“污染”，并且威胁着民主政治。更为可怕的是，新闻从业人员无所适从，新闻业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因此，新闻学研究与教育是必需的。（注：参见单波：《反思新闻教育》，载《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8年第4期。）显然， 这种思考方式是西方新闻学接受社会学影响的内在动因。
一般说来，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对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构成间接和直接影响的主要是这样一些学者：研究官僚制度的德国人韦伯（MaxWeber）、社会学之父孔德（Angust Comte）、 实证研究方法的先驱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 理论社会学的创始人斯宾塞（HerbertSpencer）、力主模仿理论的塔尔德（Gabriel Tarde）、研究群体对个人影响的社会心理学之父齐美尔（Georg Simmel）、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ay ）和詹姆斯（William James ）、 社会学家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社会学芝加哥学派领袖帕克（Robert E.Park）、社会学家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注：埃弗里特·M.罗杰斯（Everet M.Rogers）：《传播科技学理》，庄克仁译，1988，台湾正中书局，第93～96页。）在他们所处的年代，报纸已成为拥有大量读者的、重要的大众媒体，社会进步的信念使他们中的一些人着迷于报纸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潜力，于是，新闻学的问题被纳入社会学视野之中，“传播”被作为人与人互动的关键要素纳入其思想过程。比如，杜威向他的学生灌输的一个重要观念便是“大众传播是社会变迁的工具”，并且从未放弃借用媒体改良社会的可能性。（注：埃弗里特·M.罗杰斯（Everet M.Rogers）：《传播科技学理》，庄克仁译，1988，台湾正中书局，第97页。）而在库利看来，人与他人互动，有如一面镜子，帮助个人自我概念的形成，“传播”就是“镜中我”形成过程中“唯一”的关键要素，它提供社会化的一种方法，有如结合社会的齿轮。（注：参见埃弗里特·M.罗杰斯：《传播科技学理》，第99页。）本来，关心大众媒体的库利已经注意到了大众传播效果问题、媒体所有权问题以及媒体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问题，但对报业商业主义的排拒，使得他只是在人际传播的范围内“诠释”其社会进步的信念。米德则从杜威和库利的学说出发，提出“个人乃经由与他人互动，进则认识自己”的自我理论，朝着强调人类传播是社会化的重要代理人这个方向大步迈进。（注：参见埃弗里特·M.罗杰斯：《传播科技学理》，第105页。 ）帕克在11年的记者生涯中发现了新闻塑造民意的作用，并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浓厚兴趣离开新闻界，进入社会学领域，使传播成为社会学领域的一个中心问题。在他那里，所谓传播就是“个人能以某种意识，到达某种程度，对别人采取态度与观点的一种社会心理过程”，（注：参见埃弗里特·M.罗杰斯：《传播科技学理》，第103页。） 新闻是人际交流的基础。他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人际网络如何与大众媒体结合？报纸影响民意的程度如何？报纸如何为民意所控制？媒体如何能促进社会变迁？
显然，这些社会学家以他们对社会进步的关怀，把新闻与传播置于人类行为的实证分析层面，客观上打开了新闻学和传播学反思社会的新视角，并把它引向了社会科学研究轨道。从此，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理论表述不再仅仅是新闻传播的编史工作和经验化研究，而是延伸到了广阔的社会领域。但是，这个时期的行为主义者将权力（power ）的研究等同于“影响力”（influence）的研究， 过于轻率地忽视了作为“某种能力或预存属性”的权力与主要涉及权力运作过程的影响力之间的差异。相应地，以媒介效果研究取代传播过程研究，把媒介的影响力仅仅视为一种与生俱来的说服能力，至于这种影响力如何运作，则并未受到重视。
战后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多样化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上述单一层面的媒介影响力研究的语境不复存在，战争的创痛、核武器的威胁、技术的控制、意义的虚无等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的权利和价值。在新闻传播领域，人们又重新审视新闻自由。美国的新闻自由委员会和英国的皇家报业委员会均观察到，无论是媒介的私人垄断还是媒介的公共垄断，都已逐渐威胁到了个人意见的表达自由，并认为应把媒介办成公共论坛，广泛吸收民众参与，形成人与人、媒介与受众的互动，以此使媒介负起社会责任。与此同时，电视、电脑等新传播技术已把传播推向社会变革第一线，其互动性、个人化、小型化的特性已迫使研究者不得不去关注传播系统中两人或多人的信息交流过程，并且在一个高度互动的传播系统中，已经不可能划分“来源”和“受众”，相反，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于是，施拉姆在1952年最早提出了传播即“分享”信息的观念，认为传播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分享的活动，而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的行为，从而在总体上扬弃了传统的媒介效果理论。（注：何庆良：《施拉姆的传播理论》，载《新闻研究资料》第5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在他看来，仅仅用“传者—受众”模式来描述传播是不确切的，也不应当把传播描述成两个同样活跃的双向间的一种关系，双方是由社会环境所连接的，也是由他们个人的知识和价值观的共识部分所联系的，也只有在这种关系中，双方才能分享信号。在这一分析框架下，他开始把目光投向媒介的长期效果，指出潜在的长期效果是大众媒介对于人类社会的主要作用，它表现在知识、新闻的获取及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存在于我们生命的所有时日之中。（注：何庆良：《施拉姆的传播理论》，载《新闻研究资料》第5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施拉姆的研究显示，媒介效果研究把触角伸向了社会变革的深处——人与人的互动，同时也呈现了传播的互动本质。
自50年代电视进入家庭以来，大众媒介已成长为文化工业巨人，民众对媒体的依赖感加强，政治机构对媒体的运用也越来越频繁，同时，60年代欧美各国普遍发生的社会对抗、种族冲突、劳资纠纷、学生运动、反战示威和政治丑闻，使得媒体在政治动乱年代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引起许多争议。如政治传播学者布鲁勒（Jay Blumler）所指出的， 当时的社会危机也引发了媒介危机，许多社会群体认为媒体扭曲了它们的本质。（注：参见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1994，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第2页。）另一些人则为媒介的霸权和专制而深感忧虑，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话语代表了这种深深的忧虑，在他们那里，文化工业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操作大众意识形态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服从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逻辑的，总而言之，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他们在媒介体制外的哲学思辨在某种意义上呈现了媒介危机的实质。
英国传播学者索尼亚·利文斯认为，卡茨的媒介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整合了把媒介置于政治怀疑与批判框架中的批判研究（ criticalresearch ）与在既定政策参量内评估媒介系统功能的行政研究 （administrative research），他对证据的重视、 对单一或封闭的媒介效果定义的拒斥以及对传播的社会和心理过程的通观，成就了他对媒介研究的贡献。（注：Sonia,Livingstone,The Work of Elihu Katz :Conceptualizing Media Effects in Context, in Coener John ,Schlesinger,Philip and Silverstone,Roger, ( eds.)
1997 ,International Media Research:A Critical Survey,pp.18～36.）但是，实证主义和媒介自由市场观念的深刻影响，使北美传播学者难以消解实证式的媒介效果研究的“情结”，常常是用文化批判作手段，去达到加强媒介效果的目的。
60年代，欧美传播学分别出现了戏剧性的学术景观：麦克卢汉（M.McLuhan）以“媒介的功能在于延伸人体的感应能力”、 “媒介即信息”等新奇的观点震动学界，与此同时，英国的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中心的S.霍尔（S.Hall ）等学者则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与大众传播之间的关系，吸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开创了文化研究的新领域。
更具戏剧性的是，尽管麦克卢汉和文化研究学者都注意“媒介的权力”，但描述的方法和心态并不相同。麦克卢汉认为，拥有绝对力量的是媒介本身而不是媒介的内容，“一切传播媒介都在彻底地改造我们，它们在私人生活、政治、经济、美学、心理、道德、伦理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如此普遍深入，以至于我们的一切都与之接触，受其影响，为其改变”。（注：转引自徐耀魁主编：《西方新闻理论评析》，1998，新华出版社，第295页。）显然， 他试图形式化地揭示当今时代愈演愈烈的媒介技术统治现象，形式化地呈现媒介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理解方法，但并不对此进行反思，而是顺着技术决定论的思路，呈现出现代人置身于新交流方式中的舒适感，以媒介对人的支配的合法性给消费时代下定义。相反，文化研究学者对媒介支配人的现象是警觉的、反思的，他们从语言和内容层面描述传播媒介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力，认为这种影响力主要通过传播媒介所特有的“议题设定功能”得以发挥出来，而大众传播媒介所设定的“议题”是一种高度的人工合成物，它经过传播者的新闻价值标准的过滤筛选，因此，媒介所报道的事件已非事件本身，而是媒介将一些语言符号连接在一起，以传递某种意义，从而使媒介担负意识形态的构联角色。更为可悲的是，传播媒介的“议题设定功能”依存于其“非学派性”和“中立”的招牌，这些招牌给人一种可信赖感，从而传播媒介所设定和提示的“议题”能对受众产生巨大的影响。
应该说，他们所面对的历史情境是相似的，即战后，大众文化（尤其是美国模式的流行文化），包括电影、电视、流行音乐、杂志等，在传播科技的力量、商业化包装的魅力及超级强国的威力下，大举渗透各国，社会生态文化产生巨大的变化，大众文化构成民众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空间。但他们对历史情境作了不同层面的观察。一方面看到了传播科技对人的巨大统治力量，并由此看到了支配受众、拓展媒介市场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则察觉出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大众文化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权力体系中，所谓文化的高雅与低俗、传播媒介的议题设定、文本的意义、传播的效果等，都是社会权力以各种面目渗透的结果。前一种观察是符合美国的市场研究模式的，其眼中的受众只是一个媒介或信息所指向的带有已知“社会—经济”特征的、潜在的消费者的聚合体；后一种观察则与法兰克福批判学派相呼应，把限于哲学思辨和推论的文化工业批判发展成媒介体制内的文化研究，如霍尔所揭示的，在迎合读者口味报道新闻、遵守客观性原则等一些既有的认知框架里，可能早已隐含了有利于现有权力框架的意识形态，因为当媒介“客观”地引用某一新闻来源的时候，早已在客观采访的结构关系中嵌进了一个已经设定的议题。虽然媒介并非被动地复制消息，而是有一个主动创造过程，但这种采访结构已被媒介视为当然的逻辑，这样一来，媒介的“自主”能力也就只是相对而非绝对的了。（注：转引自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1994，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第147页。）
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很可能说，从那时起，欧美传播学研究形成了鲜明对照：北美传播学以行为主义的科学方法见长，而欧洲传播学开始流行批判方法和诠释学方法。但我们还应该看到，首先，这些方法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补的，它们共同融入了西方传播学方法论体系；其次，任何方法都不能独立于研究者的基本观念架构之外，而自成一个客观的运作体系；因为任何人在运用方法研究问题之时，心中早已有一套自觉不自觉的关于人类社会及知识的基本观念，这些基本观念导引着他看问题的方法。因此，要了解欧美传播学研究方法分歧的实质，还必须去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观念导引着他们研究传播现象的方法？
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社会进步的信念使行为主义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表述者着迷于媒介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潜力，认为媒介影响社会变迁的过程是可以预测和控制的。同时，按照霍尔的说法，他们以一套多元论（Pluralism）的社会假设， 视权力的运作是某一个人直接影响另一个人的行为，个人的决策过程也是可以预测和控制的。（注：转引自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1994，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第137页。）因此，确定选择行为或市场行为是主要内容，并由此确立研究问题的目标是预测和控制，思考问题的方法是：在这个主题（如人物、事件、现象等）中，有没有可测量的趋势？如果有，是什么？（注：Fink,Edward.J.& Gantz,Walter,A Content Analysis of Three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aditions: Social
Science,Interpretive Studies,and Critical Analysis,i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Vol.73,No.1,Spring 1996.）进一步看，其思考逻辑是市场逻辑或经济逻辑，其动力是追求媒介运作的最大利润，因此，如何争取消费者就成为最重要的问题，而任何干扰自由市场竞争的要求（如规范节目内容、保持节目的平衡、禁止跨地域媒体经营等）均被视为违反自然，同时还强调媒介产品的同质性以减少生产成本。
相反，从事文化批判研究的学者认为，社会权力的发挥，并不在于某人影响某人的单一层面，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才是更深层次的因素。另一方面，文化工业批判者构筑了当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概念——“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即针对公共事物， 在法律制度保护下，公民得以自主而理性地互动及辩论，而大众传播的商业化和舆论技术的出现，限制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共领域的性质和特征，使其从理性—批判论争的场所逐渐蜕变为一个文化消费领域，公共性原则也被转化为管理化的统一原则。结果是公众变成一种被管理的资源，他们被从公共讨论和决策过程中排除出去了，而一些利益集团的政治主张则被合法化了。（注：讨论“公共领域”概念的学者主要有阿伦特（Hannah Arendt）、鲁曼（N.Luhmann）、米尔斯（ C. Wright Mills）、图雷纳（A.Touraine）及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等，其中以哈贝马斯的讨论最为系统。此处所引即为哈贝马斯的观点。参见张锦华所著《传播批判理论》（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4，第 197页）以及周宪的文章《文化工业—公共领域—收视率》（载《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在这种观念的引领下， 他们很自然地把社会文化研究转向意义的理解和诠释，对社会冲突予以高度关注，尤其关心社会冲突中体现出来的支配—被支配的关系。由此，他们的思考方法是：一方面，媒介内容是多义的，要以动态的方式去发现外部世界、事件对人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知识是通过批判而产生的，要从价值分析和判断中去寻求人类社会的解放和变革。其问题集中于：是什么造成了研究主题中的“霸权”（hegemony）？这种霸权的价值观应不应该改变？应如何改变？（注：Fink,Edward.J.& Gantz,Walter,A Content Analysis of Three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aditions:Social Science,Interpretive Studies,and Critical Analysis,i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Vol.73,No.1,Spring 1996.）其思考逻辑是文化教育的逻辑，讲求言论自由、 美的品质、公共利益的考虑、观念整合、保护少数族群和青少年，重视文化认同与区域自主的保护，认为媒介在文化层面上应是多元而富有地方特色的，在告知和教育民众成为民主政治的成员方面，又极具文化上的重要意义。
世纪末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新动向
80年代以后，随着商业与技术浪潮的冲击，欧洲人引以为荣的公共广播电视系统逐渐被瓦解。1980年，西欧17个国家共有41个电视频道和61个广播站，绝大部分都是“公共”性质，而到1990年，一下子冒出36个商业频道，与40个公共频道及其他有线电视频道相抗衡。变化了的媒介环境对欧洲媒介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按麦奎尔等欧洲学者的说法，欧洲媒介研究开始进入由“旧秩序”向“新秩序”转变的过程，即以公共服务和政府控制为重要特点的“旧秩序”，受到新科技的冲击以及跨国商业势力与欧洲情势变化的影响，进入抗拒、冲突及调适阶段，逐渐由新的媒介运作法规孕育出新的秩序，同时新秩序的基本规约再经过受众、市场的考验，导引出欧洲新的媒介模式——私人和不同的市场机会构成的私人媒介与公共媒介的双元系统。（注：参见McQuail,Danis,Mateo,Rosario de and Tapper,Helena,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of Media Change in Europe in the 1990's,in Siune,Karen and Trvetzschler,Wolfgang(eds.),1992, Dynamics of Media Politics,p.16.）如此一来， 一些欧洲传播学者便开始整合市场研究模式和文化批判研究模式，在麦奎尔切割出媒介—文化论、媒介—唯物论、社会—文化论和社会—唯物论四个不同面向的同时，法国传播学者米涅把传播研究的内容和范围界定为5个方面；其一， 研究传播技术装置和信息的产生与意义的产生的关系；其二，研究社会对技术的干预，特别是使用者—消费者的活动如何使技术装置在社会层面上普及应用；其三；研究显现信息的文字形式（形象、声音、图式）和支配它们的概念以及它们实现的条件；其四，研究信息传播活动的社会维度、政治维度和经济维度以及这些维度和新信息传播载体的发明和试验的关系；其五，研究传播交换中调解过程的变化。（注：转引自陈卫星：“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与展望（下）”，载《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在这种整合的趋向中， 文化批判研究常常转化为“文化效果”研究。以“媒介帝国主义”（亦称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为例，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文化进行全面批判的思想结晶，它包括“媒介表述论”和“媒介传送论”两个基本要素。在“媒介表述论”方面，认为意识形态、文化背景以及传播内容产地的文化和社会形态等决定了传播媒介的表现形式；在“媒介传送论”方面，指出在大众传媒中大量传播的西方文化形成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巨大影响，具有消解民族认同、扼杀第三世界人民的创造性与参与精神等作用。这后一方面的表述就常常吸引研究者去关注大众传播所达到的资本主义文化效果，从而借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精细地描述多种媒介工业在全球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力。于是，在后来的媒介批评研究中，出现了广泛描写媒介帝国主义具体实例的现象。
随着媒介长期效果研究不断向社会文化、心理、观念层面展开，也由于媒介效果研究者越来越体会到展现在大众传播领域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美国在80年代后开始大量引入文化研究和批判研究。据美国学者所做的统计，整个80年代，尽管实证式的科学研究仍占主导地位，但运用批判学方法和诠释学方法撰写的论文已稳定在40%左右。（注：参见Potter,W.J.,Cooper R.&.Dupagne,M.,The Three Paradigms of Mass Media Research in Mainstream Communication Journals,in Communication Theory.Vol.3,1993.）主要由欧洲学者创造的媒介帝国主义话语、文化研究话语等也在美国扩散开来，并有了新的发挥。如费杰士（Fred Fejes）企图研究媒介帝国主义与媒介效果的关系，解决媒介帝国主义话语未能正视的问题：第三世界国家中究竟有哪些环节特别地受到了跨国媒介的文化冲击？到底人们如何体验资本主义文化？其种种效果又如何在不同的人身上产生互异的体验？在市场已为特定力量支配之下，对于接收这些文化产品的人们又产生了“哪些意义”呢？（注：参见（英）汤姆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1999，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0～80页。）这样一来，他把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导向追踪媒介产品以及受众接受这些产品后的反应，从而“客观地”展现资本主义的文化效果，同时又视媒介为“中性”，淡化媒介产品的操纵性效果。在这里，他一方面扬弃了媒介帝国主义话语的主观性色彩，另一方面又抛弃了蕴涵其中的批判精神。
另一位传播学家詹姆斯·凯利（J.M.Carey ）是文化研究话语在美国的重要“代言人”。他完全打破了沿习已久的拉斯韦尔研究模式，宣称传播的最高表现并不在于信息在自然空间内的传送，而是通过符号的处理和创造，参与传播的人们构筑和维持的、有意义的、成为人的活动的制约和空间的文化世界。在他看来，传播活动是人们交往的一种仪式，其作用在于通过符号的处理和创作，定义人们活动的空间和人们在这一空间扮演的角色，使得人们参与这一符号的活动，并在此活动中确认社会的关系和秩序，确认与他人共享的观念和信念。因此，对于他来说，研究人的传播活动的原因并不在于它有巨大的影响或潜在的影响，而在于人们的符号表述活动本身就是文化，研究人的传播活动就是研究文化。（注：参见潘忠党：“传播媒介与文化：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研究的三个模式（下）”，载《现代传播》，1996年第4期。）在这里， 凯利既融进了施拉姆的“传播即分享信息”的观念，又深入到对文化、意义和权力的诠释，把文化研究导向传播媒介容纳文化及其变迁的过程，呈现出人们仰仗媒介的影像建构实体生活的过程。尽管这其中有着挥之不去的“媒介中心论”的情结，但它本身无疑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现实性的真实表述：在社会生活和文化图景被片断化了的时代，人们唯有依赖媒介去保持“整体”感觉，去构筑和维持有意义的、成为人的活动的制约和空间的文化世界。更为可叹的是，实际上人们并不能通过媒介达到此目的，因为媒介所呈现的“媒介事件”，只不过是根据媒介的信息传播特征和媒介市场而预先策划并“彩排”的“中心化”片断或“片断化”中心。这是现代人通过媒介演绎出的现代文化的困境，要走出这一困境，还必须去除“媒介中心论”的情结，站在人的全面发展和整体体验的角度，批判性地考察媒介对人的经验与文化创造的“统治”。而这对美国传播学界来说，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转变。
从上述回顾与反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表述在总体上是顺着新闻自由的逻辑而发展的。这种逻辑又进一步分为政治的逻辑、市场的逻辑或经济的逻辑、文化教育的逻辑。所谓政治的逻辑，是指围绕媒介、政府和受众三者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展开新闻传播的理论表述，思维目标指向新闻自由及其法律保护、国家文化认同、媒介体制与媒介政策等问题。所谓市场的逻辑或经济的逻辑，就是围绕如何争取消费者、建立自由的媒介市场展开新闻传播的理论表述，追求在绝对的自由市场中进行新闻传播，实现其最大媒介效果。所谓文化教育的逻辑，就是着重于文化、意义和社会权利的批判性考察，如前所述，它讲求言论自由、美的品质、公共利益的考虑、观念整合、保护少数族群和青少年，重视文化认同与区域自主的保护，认为媒介在文化层面上应是多元而富有地方特色的，在告知和教育民众成为民主政治的一员方面，又极具文化上的重要意义。这些逻辑相互对立又相互激荡，在不断拓展学术空间的同时，又指向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终极性问题：传播何以不自由？传播如何自由？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理论表述活动是与人类传播的发展相联系的。一般来说，人类传播史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从洞穴文明的产生到语言的运用、文字的产生、印刷媒体的面世，再到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涵盖人的生活领域，乃至网络传播使“地球村”变为现实，人类一步步实现着精神交往的自由，同时也一次次面临着精神交往的困境。于是，追寻自由及新闻自由的价值及其实现途径，就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交往话语。它在各个不同的方向上展开，构成了一个多样化的、处于多学科以及多种思想方法相互交叉的“十字路口”式的公共论域。
由于网络时代出现了传播主体的多极化、媒介角色的多元化（注：所谓媒介角色的多元化是指网络时代的媒介既是全球的又是地方的，既是公共的又是私人的。）以及强大的媒介统治力量，使得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终极性问题亦即新闻自由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因此，可以预见的是，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表述还将顺着新闻自由的逻辑演绎下去，重新面对以新的形式出现的旧问题，如媒介影响力问题、所有权和控制权问题、公民权问题、媒体使用的社会心理问题等。（注：参见Coener,John,Schlesinger,Philip and Silverstone,Roger(eds.),1997,International Media Research:A Critical Survey,p.10.）所不同的是，理论家们还将面对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中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文化冲击与文化多样性的新矛盾，而这一新矛盾很可能成为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生长点之一。
与此同时，互动的、灵活多样的新传播形式，文化与政治、市场与意识形态、传送者与接收者的多样化关系，各种信息传播形式的交叉，都对传统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将进一步加速方法论的整合与创新。
20世纪末普遍存在的对媒介统治力量的焦虑或兴奋将延续下去，发展出两条重要的研究路径：一是在人文主义视野中审视媒介统治力量，一是在科学主义视野内继续发展信息传播技术理论和媒介社会学、媒介经济学、媒介管理学理论，为不断加强媒介统治力量构筑更精细的技术理论，使人们陷入对媒介统治力量更深的认同。
在传播技术、共同市场理念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推行下的跨文化传播及跨国传播将是未来的核心议题之一。当然，研究者们也会思考另一个核心议题，支撑本土媒介发展和国家意识的公共媒介政策是什么？（注：参见Coener,John,Schlesinger, Philip and Silverstone,Roger(eds.),1997,International Media Research:A Critical Survey,p.11.）但思考这个问题时还是不得不面对跨文化传播及跨国传播问题：怎样保护本国文化又促进跨文化传播？如何化解市场逻辑和国家利益的矛盾？与此相伴随的是，国际媒介比较研究将会成为理论表述的一个重心，集中于媒介政策与法规、媒介文化、媒介内容、媒介管理、新闻道德等层面的比较研究，为跨文化传播及跨国传播建立各种各样的理论模型。
然而，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表述仍然摆脱不了“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并由此从理论上制造媒介文化全球化的神话，依然受制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制约，去为消费主义时代的媒介推行商业化的逻辑。显然，这是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表述很难超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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