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简帛与古书书名研究——《古书通例#183;古书书名之研究》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书论文,书名论文,通例论文,新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余嘉锡先生的《古书通例》一书，详论古书形成的问题，以及刘向歆父子校书的细节，潜研深思，疏通古今。读此书，可以立见唐宋以来疑伪书风潮尤其是近现代疑古运动中许多争辩，不过庸人自扰。此书为余先生于“三十年代在北京各大学讲授校读古籍时所写的讲义……有讲课临时印本……一九四○年排印本”①。然而其时疑古运动中的疑伪书思潮方炽，余先生之说竟几至堙没无闻。
张心澂先生所编著之《伪书通考》，学者多关注其资料作用，此书《总论》中“辨伪方法”部分所录胡应麟、胡适、梁启超、高本汉等学者总结所谓辨伪方法也较受学界重视；惟《总论》中“辨伪事之发生”部分所录若“古人不自著书”，“古人著书不自出名”，“古书世传非成于一手”，“书名非著者之名”，则少有学者关注并知道其源于余嘉锡先生；更不知张心澂已经自乱其例，预示着《伪书通考》中所考定的伪书，有不少将来要翻案。
近几十年来，大批简帛古书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晏子春秋》，《尉缭子》，《六韬》，宋玉赋，帛书《周易》经传，帛书、楚简《老子》，《庄子》残篇残简，《离骚》、《涉江》残简，楚简《缁衣》等出土，直接推翻古来学者所得辨伪书的结论；不少出土材料也直接证实了余先生《古书通例》中所提出的观点。《古书通例》一书的价值才逐渐为人称道，李学勤、李零先生等在余先生之说的基础上，依据出土古书，重论古书之产生、流传及整理②，影响较大。
可惜余先生的《古书通例》一书没有最后完成，相关文字散见于《目录学发微》、《四库提要辨证》、《余嘉锡论学杂著》、《汉书艺文志索隐》③等书之中。余嘉锡先生生前未得见大批简帛古书之出土，其说也有先后不同乃至当弃前说者，笔者在以新出土简帛材料研读余先生的大作过程中，偶有小疑虑；又有余先生之说极简或意在批评随意断古书为伪书，今日之学者未能措意者，似有必要阐发之。今不揣谫陋，选其可说者数节，就教于大方之家。
《古书通例》卷一“案著录”，共分四大部分，下面依新出简帛材料，讨论其中和出土文献最相关的第三部分“古书书名之研究”。此一部分，余嘉锡先生先区分官书与私作，指出“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故惟官书及不知其学之所自出者，乃别为之名，其他多以人名书”。继而论官书命名之义例。
一、官书命名之义例
余嘉锡先生本章学诚之说，谓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又引《汉志》诸子出于王官之说，谓“春秋以前，并无私人著作，其传于后世者，皆当时之官书也”。
余先生春秋以前无私人著作说，虽然较之罗根泽的“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稍显合理，然皆为运用“默证”所得结论，未可尽信。罗根泽之文，悍然将相关书籍年代拉晚或归为伪作，今日已不需一一条辨。余先生之说，在今日则只能略述其理以为辨驳。古代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就是民间文学，是最古的私人著作。这时的著作，包括口传的文本，不必一定是书于竹帛的文献，当然，有一些文本也有可能曾经书于竹帛，而我们今天尚看不到。先王有采风之官，收集这些作品并润饰之，成为官书，这是民间文学上升为官方政典，而由民间所来之私学，自然远不止此。后来“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则是王官之学下衍而为私学。这种互动，乃是学术发展过程中的常见现象，奈何学者们只论王官之学的流变而不溯其源。官学与私学乃相对概念，官方政典与私人著作也是相对的概念。就如同周相对于大邑商的政治、经济、文化而言，不过偏远小邦，其时的王官之学本来在商。文王招徕贤人，史墙之祖先等影从，周的私学才渐渐兴盛。周灭商后，分殷之遗民，其礼制因殷礼而有所损益，然而虽然有武王访箕子得《洪范》等事，也并未全部吸收商之文化。这时商的文化相对于周的王官之学，却一变而为私学。私学私下流传，或后世才书于竹帛。宋继承商的文化最多，孔子得以涵养周、宋的官、私文化，又周游列国，学无常师，故卓然为一代儒宗。
二、古书多摘首句二字以题篇
余先生指出“古书多摘首句二字以题篇，书只一篇者，即以篇名为书名”。余先生此说，当结合其《目录学发微》所论以观之，“其有古人手著之书，为记一事或明一义自为起讫者，则以事与义题篇，如《书》之《尧典》、《舜典》，《春秋》之十二公，《尔雅》之《释诂》、《释言》等是也。其有杂记言行，积章为篇，出于后人编次，首尾初无一定者，则摘其首简之数字以题篇，《论语》之《学而》、《为政》，《孟子》之《梁惠王》、《公孙丑》是也”。“《诗》三百篇，《国风》皆摘字名篇，大、小《雅》及《周颂》乃有别为篇目者，如《雨无正》、《常武》、《酌》、《桓》、《赉》、《般》之类是也”。
余先生又谓“诸子之文，成于手著者，往往一意相承，自具首尾，文成之后，或取篇中旨意，标为题目”，其后续引叶梦得之言谓“古书名篇，多出后人，故无甚理……惟《庄》、《列》似出其自名”。余先生以今本《列子》为伪书，故仅注曰：“按《庄子》内篇诸篇目，虽皆有意义，而外篇《骈拇》、《马蹄》之类，仍是摘字名篇。”则余先生已基本认同庄子内篇可能是庄子自撰书名。余先生于《目录学发微》中也说：“古书名篇，有有意义者，《书》、《春秋》、《尔雅》之类是也；有无意义者，《论》、《孟》之类是也。《诗》三百篇则兼用之。盖其始本以为简篇之题识，其后遂利用之以表示本篇之意旨。若《庄子》之《逍遥游》、《齐物论》，则由简质而趋于华藻矣。自是以后，摘字名篇者乃渐少。”然则庄子之时，已有自撰有意义之篇名的现象。
考望山二号墓楚简遣策“……周之岁，八月，辛□[之日]车与器之典”，已经可以看作是书者自定标题；上博简中，有《曹沫之陈》、《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内礼》之类较有意义之篇名，其墓葬年代与庄子中年接近，竹简的写定年代当更早。此等虽或是为官书、他人著作题名，但可以推测自撰子书并题篇名之事，在当时应该已经有可能，其时代甚至可能在庄子稍前。今传本及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中，多数篇名并非摘字，而史籍并银雀山汉简《见吴王》多提及孙武自作十三篇之事，则孙武自题篇名，或未尝不可。《渚宫旧事》载墨子曾献书楚惠王，而墨子所献很可能即是兼爱、非攻、明鬼等基本思想，则此等篇名或出自墨子所定④。上博简《内礼》篇名并非摘字，此篇与《大戴礼记》中《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诸篇颇有渊源，《内礼》或可能是后儒所定篇名，但是其为撰者所定，也不无可能。
余先生所谓“书只一篇者，即以篇名为书名”，乃是讲古书单篇别行之例，举《仓颉》、《凡将》为例，可从。他举《王孙子》一篇时说：“愚谓《汉志》诸子，除不知作者外，皆只以人名书。其只一篇者，盖别无篇题。独《王孙子》又别题其篇曰《巧心》，故注为‘一曰’也。”《汉志》“兵形势”有《王孙》十六篇，与王孙子不知是否相关，无论如何，内容当不同。今考《王孙子》佚文⑤，皆为臣谏君之事，疑“巧心”即“考心”，为人君诫书，篇名《巧心》即其本名，或乃王孙子所自题。此篇当曾单篇别行，而《王孙子》之名，殆传其学者所题或校书者改题，以尽量符合“诸子”类“以人名书”之例，而不论其是否只有一篇。余先生于此未言《巧心》之名是否为王孙子自题，殆因王孙子于《汉志》位列宁越与公孙固之间。钱穆先生以为宁越年岁与李克、吴起相伯仲⑥，而据《汉志》原注，齐闵王失国尝问公孙固。齐闵王失国依西元纪年为公元前284年，在钱穆先生所推庄子(公元前365-公元前290)卒后。则王孙子年岁或小于庄子，至少不会早庄子多年。而前文已推测庄子之前已经有可能自撰篇名，因此王孙子确有可能自撰书篇名为《巧心》。
三、古书多无大题
余嘉锡先生说：“古书多无大题，后世乃以人名其书。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及其编次成书，类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因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此多就有名姓之人物及有学派传承可考之著作而言。其后余先生举韩非、董仲舒等之例以说明“古人著书，其初仅有小题(谓篇名)。并无大题也(谓书名)”。这主要是就自著作品而言。
余先生“后世乃以人名其书”之说，所论为《别录》、《七略》之事，并非先秦之实。睡虎地秦简有大题《日书》，马王堆帛书有所谓大题《经法》、《经》⑦。今之论者或以《经法》诸篇为《黄帝四经》、《黄帝书》，此与刘向、歆父子编次群书时所用之法或较接近，即是根据内容及篇名等，以类相从，合本相校。马王堆帛书所见标题虽然无关黄帝，然而《经》内有与黄帝相关者，如果别本有相关内容而其题名(未必是大题)关涉黄帝，则《经》颇易归入黄帝书。这仅是据理而推，实际上马王堆帛书《经》等究属何学派，至今尚有争论。由汉代出土书籍的情况，不难推想编次之事，并非皆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
小题、大题之名，似乎不足以尽古书标题。余先生在《目录学发微》中曾指出，“《书》有虞、夏、商、周，《诗》有风、雅、颂，而《史》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以为全书之纲领。作序之时，举当篇之小题纳之于总称之下，而属之以大名，然后诵读有伦，取携甚便。此大名、总称、小题者，犹之后世之部次也”，进而研究目录之“类例”。则余先生以风、雅、颂等为“总称”。然“国风”之下还有十五邦之名，再其下才是篇名；又古书篇名之下仍有标题，如《荀子·赋篇》下录《礼》、《知》、《云》、《蚕》、《箴》等五篇有标题之赋，及无标题之《遗春申君赋》一篇，《佹诗》一首。因此，顾炎武曾提出“分题”之说⑧。
卢文弨与钱大昕皆以为《诗经》卷首“周南诂训传第一”为小题，“毛诗”为大题，并引陆德明《经典释文》所谓郑玄注三礼等为证⑨。然而“周南”之下的“关雎”等方为标题，又“毛诗”下尚有“国风”二字⑩，即余嘉锡先生所谓“总称”者，而三礼并无书名、篇名间之标题。钱大昕谓“唐刻石经皆大题在下，如《诗经》卷首，‘周南诂训传第一’列于上，‘毛诗’两字列于此行之下，所谓大题在下也”。然而唐石经于“毛诗”下亦有“国风”二字，且石经《尚书》在下者乃“虞书”之类(其前有隶书题“尚书序”、“尚书卷第二”等)(11)。案《经典释文》于“毛诗”云“故大题在下”(12)，颇疑陆德明所见故本“毛诗”二字尚在“国风”之下。若然，则古人撰著、疏注之篇题书名等，当是依标题外延之小大，依次排列。因此，以小题、大题为篇名、书名之称，恐尚不足以尽古书之篇题。如马王堆帛书《经法》、《经》之名，它是今天所谓的“大题”吗？《尚书注疏》中，仅有“虞书”之类名称，则它没有“大题”吗？有学者以书题、篇题、章题以作区分，然而恐怕也非反本穷源之论。
若以大题专指书名而言，则余先生所说“古人著书，其初仅有小题，并无大题也”甚是。古书多单篇别行，银雀山汉简等有专抄篇题之木牍，马王堆帛书中拟名为《五十二病方》、《养生方》者，也有专抄篇题的部分，当来自于木牍或竹觚，其时并无大题，而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已有大题“日书”，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也是书名，马王堆帛书《经法》、《经》等或可谓兼有小题、大题。然则此时子书之大题尚处于初创期，或有或无，尚无定规。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经》诸篇年代，尚难断定，而且作成的年代也未必是题写“经法”、“经”的年代。然而据此以及睡虎地秦简《日书》推测，不难推想大题之起源，当在战国时期。李零先生曾谓书籍普遍书写大题或为隋唐以来之习惯，如汉《熹平石经》尚无大题，唐《开成石经》始有之(13)。然而据《汉志》来看，普遍题大题或是官方行为，与民间传抄书籍习惯容有不同。至若《熹平石经》，今已残，其以一家之经为主，或所录本无大题，因为传者守一经，不需大题以为分别或不必处处列大题，也可能有如唐石经《尚书》之以“尚书”题卷而今已不可见。古书普遍题书名，疑为六朝时事，晋葛洪自名其书为《抱朴子》，梁萧绎自题所作曰《金楼子》，或可为例证。
四、《汉志》为书命名
余先生云：“《汉志》于不知作者之书，乃别为之名。古之诸子，皆以人名书。然《汉志》中，亦有别题书名者，则大率不知谁何之书也。”余先生所举之例，有儒家之《内业》、《谰言》、《功议》、《儒家言》，阴阳家之《杂阴阳》，法家之《燕十事》、《法家言》，道家之《道家言》，阴阳家之《卫侯官》，杂家之《杂家言》，并谓“此皆《数术略·序》所谓虽有其书，而亡其人也”。
《内业》、《谰言》、《功议》、《燕十事》、《卫侯官》等，余先生谓：“盖皆后人之所题，或即用其首篇之名以名书。”自注：“《管子》有《内业篇》。”此殆据《管子·内业》而反推。但是，此《内业》是否与《管子·内业》相同尚不能确定。《管子·内业》讲积精得道之术，恐非儒者之言，此不比《管子·弟子职》与孝经类之《弟子职》有可能为同一篇。余先生后文言经书、子书编次之法不同，子书校除重复。倘儒家《内业》即《管子·内业》，或可据以相较而不得单立于儒家。马国翰以《谰言》为孔穿所造，自《孔丛子》中录出相关者以为佚文，然而学者多不信。古书分合无定，后人整理时亦无定法。如银雀山汉简《奇正》，整理者尝归入《孙膑兵法》，后又分开单立。今天所见的郭店简、上博简《缁衣》单篇别行，论者据古书记载归其入《子思子》或《公孙尼子》，彼此争议不休。李零先生谓《缁衣》乃记孔子之言，子思、公孙尼都是传述者(14)，这个说法比较圆融。然而《缁衣》为何人何派编辑，有无深意，仍然待考。则《汉志》之《内业》等或是别本单行者，久而失其宗。
《儒家言》、《道家言》、《杂阴阳》、《法家言》、《杂家言》等，余先生以为“刘向校雠之时，因其既无书名，姓氏又无可考，姑以其所学者题之耳，皆非其本名也”。然则余先生之预设，大致仅此等篇章，原本无书名，其他民间藏书则送至秘府之前，多已经有了书名。实则由汉简帛书等可知，汉代古书虽多有篇名，少数亦无或只有总冒下文(15)之语，并非皆有书名。颇疑《儒家言》、《道家言》、《杂阴阳》、《法家言》、《杂家言》，及《六艺略》《易》类中之《古杂》、《杂灾异》，《诗》类中之《齐杂记》，《春秋》类中之《公羊杂记》，《孝经》类中之《杂传》等，为校书之余，或数十篇，或一二篇，缀为一书。考刘向校书未毕即卒，则此等残杂之书，很可能是刘歆等所编定，将散篇零简以类相从，分于各家之下。知者，纵横家中本当有若干杂篇，可名为《纵横家言》，刘向置之于《战国策》；小说家中本亦当有杂篇，而刘向于《说苑叙录》中云别集以为《百家》。大概刘向于杂篇皆造新书，而刘歆等则杂凑为一编，颇为简便，是故其校书，《别录》未完(刘歆犹校《山海经》等)，而《七略》有成(16)。《汉志》道家“《杂黄帝》五十八篇”，《汉志》注为“六国时贤者所作”，也可能是杂集有一定水准之“黄帝”言，非一人一派之作，与“小说家”中“迂诞依托”之《黄帝说》性质不同，然而分门别类之法相近。考“兵技巧”有《杂家兵法》，不知张良、韩信或杨仆校兵书之时，是否已兴此法，则刘歆等或可能不过是因袭成法(数术略、方技略中称杂、杂子者尚多，待考；诗赋略中之杂赋类及《秦时杂赋》、《泰一杂甘泉寿宫歌诗》、《杂各有主名歌诗》、《杂歌诗》，其分类则或另有类例，待考)。今所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便因篇章结构颇不一致，故取《战国纵横家书》之名，而放弃了初称名“帛书《战国策》”。河北定州八角廊与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中，整理者皆采用了《儒家者言》之名，用来称呼所出的儒学文献，颇为简便。若然，则此一类书虽是不知作者，但“别为之名”有一定之规可循。此节余嘉锡先生有注云：“此条当与《古书不著撰人篇》第十三条参看。”《古书通例》有《古书不题撰人》节，在此条之前。余先生所言，当指“《汉志·数术略》中所著录之书，无姓氏者十之八九”云云。
五、古书自撰书名
余嘉锡先生论“自撰书名之所自始”，先论书名之始，以为“古书自六经官书外，书名之最早而可据者，莫如《论语》”。又以为“自著书而自命之名”，乃《吕氏春秋》，“萌芽于《吕氏春秋》，而成于武帝之世”。《论语》之名，始见于《礼记·坊记》，据说《坊记》又见于《子思子》。张舜徽先生曾根据汉代载籍怀疑此说(17)，恐怕不可据。因为与《坊记》有关的《缁衣》篇已见于郭店简及上博简，与今本大同小异，而且马王堆帛书《要》篇中，已见有孔子之语称《尚书》之名，旧传之说当据改(18)。《尚书》虽为六经之一，但古代只称《书》。称之为《尚书》，或出自孔子编次之后，则此书名已不同于一般之“六经官书”。
古书题写书名，当源自于官书、文书，即余先生所谓“六经官书”，大概是为了便于档案管理。从出土文献来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即是所谓书名，下辖众多法律条文。古书自撰书名，因为古人著书不自收拾，多单篇别行，故难考其源。《史记》虽有所述，而余先生惟信《吕氏春秋》。
《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本有《八览》、《六论》、《十二纪》之名，其号曰《吕氏春秋》，恐怕与余先生所说《虞氏春秋》相近，乃是传之者、时人的称呼——《孔丛子》曾记《虞氏春秋》，以为虞卿自名，然而《孔丛子》此事恐不可信(19)——未必是吕不韦号之。余先生分别二者，大概是因为《史记·虞卿列传》明言“世传之曰《虞氏春秋》”，而《吕氏春秋》则是“吕不韦乃使其客……号曰《吕氏春秋》”。然而《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申子“著书二篇，号曰《申子》”，余先生何不以为是自号呢(20)？退一步讲，即便《吕氏春秋》是吕不韦自号，它也不是私人自作，应当视为集体著作而吕不韦为之题名，仿佛孔子编次《书》经之后题名为《尚书》一样。与此相同的是《淮南子》之名为《鸿烈》，余先生也以为是自号，大概也因此而宜信“吕氏春秋”是自号。
余先生于“古书多无大题”节，已经多次引《史记》所载为他人之书题名或称雅号者，则私家著作的自撰书名，应当距此不远。现今根据出土古文献来看，南郡守腾所发布之文被题名为《语书》，整理者以为“语书”之意为教戒之文告(21)，这就有可能是南郡守腾所自撰的书名。然而这或许属于文书，子书的自撰书名，犹待考。余先生曾于“古书多摘首句二字以题篇”节中谓“书只一篇者，即以篇名为书名”，然而在那里余先生讳言《巧心》之名是否为王孙子自撰。我们认为余先生既然怀疑《庄子》内篇的篇题为自撰，则不能排除《巧心》即是王孙子自撰的篇名，因为书只一篇，于是就成为书名。
余先生《古书通例》一书，并未对何者为“书”下一个定义。他所讲的“古书”之通例，有“古书多摘首句二字以题篇”，“古书多无大题”，古书多“单篇别行”，这些都是针对的单篇，然而依本节“古书自撰书名”来看，则又是针对的多篇集合之书，用的是现代意义的“书”概念，这里单篇是不能称为“书”的。李零先生曾分别三种不同含义之“书”：作为文字之“书”包括铭刻与书籍，作为档案之“书”文书，作为典籍之“书”古书(22)，并曾谓古书篇题即书题(23)，有不少好意见。我们认为回溯中国古代典籍时，现代所谓书、篇有别的观念应当被抛弃，每一篇即是当时之书，而每一书或仅后世之一篇。后人所集书多，兴起大题之说，故仅视有小题者为篇，以为一书当含多篇。实际上《说文》云：“篇，书也。”古代称“书”者，不必像《尚书》一样皆含多篇。包山楚简《集书》、睡虎地秦简《语书》、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脉书》等，都是书，其内部虽可分章节，然而并没有篇名以别之。“书”之本意为动词义之书写，写定之后，即为名词义之“书”，《墨子》中常说“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说文解字·叙》谓“著于竹帛谓之书”，则金人铭、刻石铭文等都是“书”，奏议公文档案也是书，像《尚书》、《集书》、《语书》、《奏谳书》之类。后世专用书指典籍，则仅《尚书》，秦简《日书》，张家山汉简《脉书》、《算数书》等可以视为书，而称书者未必内中有篇可分。
至于竹简的“篇”、“卷”，章学诚虽然曾经三言两语道出古人本意“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远可达而已。篇章简策，非所计也”，然而又说“篇从竹简，卷从缣素”，以及“名篇必有起讫，卷无起讫之称”等，可谓多滋误会(24)。陈坦、叶德辉、钱存训等皆沿袭其说；劳榦、陈槃、陈梦家、刘洪、奚椿年则根据新出简帛指出帛书未必卷，或有折叠者，简册则成卷存放(25)。李若晖先生总结前人时贤的研究之后，指出：篇谓首尾完整之文章，卷谓由简帛等书籍书写材料之存放方式而形成之书籍计量单位。我们认为此说仍然是根据后世的制度而言，并非穷源反本之论。李零先生曾指出：联简成编则称篇(篇与编通)，称卷(以其可以舒卷(26)，说是。《史记·留侯世家》说：“出一编书。”《集解》云：“徐广曰：‘编一作篇。’”“篇”以简策编之以丝绳言，“卷”以简策编联成卷言，原义当本接近。如汲冢所出竹书，后人整理，《晋书·束皙传》记有“七十五篇”，而王隐《晋书》称“七十五卷”，是一篇即一卷。由郭店简、上博简等可知，出土简册多有未用之空白简。因此可以推想古人虽然多使用先书后编之法，编订整齐，没有赘余的简，篇、卷即为起讫；然而也当有编好之后待书的空白卷策，若今日之稿纸，或有一些可能在抄写了书籍后尚有部分空白简未使用，以至于出土简册中有空白简。是故篇、卷可书者，多少不定，因而一篇一卷中可以包含多种内容，如《礼记·乐记》疏引郑《目录》云：“此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合为一篇。”上博简《子羔》，由抄手文字看，当包含所谓《孔子诗论》、《鲁邦大旱》、《子羔》三文成一卷，而仅题“子羔”(27)，以致有此为篇题抑或卷题之争论；至若张家山汉简《脉书》，自称为“书”，它仅后半论脉的部分，大体与马王堆汉墓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三书相同，可以说包举多书，而其内容乃《黄帝内经·灵柩》中《经脉篇》之一部分，在后世仅得视之为“篇”。
余先生曾经误信章学诚等之说，以卷为缣帛之特称。不过余先生也曾于《目录学发微》中指出古人虽“多以一篇为一卷”，然篇、卷之分合无定：“古人手著之文，其始不能规定字数，故有篇幅甚短者，则合数篇而为卷。盖过短则不能自为一轴，过长则不便卷舒，故亦有分一篇为数卷者，但大抵起于汉以后耳。”因此，篇、卷之称，本出于竹简之编联，后世则多有篇小卷大之制。《汉志》所载中书，篇、卷之数往往不同，余先生曾疑称卷者为帛书，遂据《风俗通》佚文“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以为刘向校书“皆先书之竹简，取其易于改治。逮校雠既竟，已无讹字，乃登之油素”。但是所引《风俗通》佚文，乃是根据严可均辑本，前人多误读之，并误归为《别录》佚文。余先生后作《书册制度补考·杀青缮写》，已放弃此说(28)。因为中秘之书未必皆登之油素，《别录》佚文有：“《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而前引《风俗通》其下亦云：“今东观书，竹、素也。”
竹简多卷放，然古人有漆盒、竹笥，疑竹简亦可平铺层累如折页。是故包山简《受期》、《疋狱》、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等不题书名于简首或简尾数简之背面，《受期》共61枝简，乃至题名于第15简之背面。
余嘉锡先生论《太史公书》时，驳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所谓史公原书本有小题而无大题之说，谓司马迁于《自序》中已言及“为太史公书序”，又引古人说东方朔于“每卷篇目之下，别题太史公三字，所谓小题在上，大题在下，非谓《自序》中之书名也”，想说明后人所加之大题乃“太史公”而非“太史公书”。然而张舜徽先生认为王国维说是，因为“为太史公书序”当连下读为“为太史公书序略”，而此七字“乃汉以后学者据《汉书》所妄增”(29)。据王国维所引汉人称《史记》之名不一，《史记》当为《太史公记》之省称来看(30)，《自序》中之七字恐怕当如张舜徽先生之说。然则汉世司马迁之时，自撰书名仍少见，多为他人代撰名号。由此来看《吕氏春秋》、《鸿烈》，恐怕确实并非自号。惟有王孙子的《巧心》本为篇名，或出自撰，偶成书名。
古人常言的“小题在上，大题在下”，今验以简帛，则仅帛书或有此现象。今姑依篇名、书名之说以考“小题在上，大题在下”何以可能。竹简抄写的战国古书，多将篇名题于简背。上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是少数例外，篇名单独成一简，位置在下半简，当是末简(31)；此篇简1背部所题之“竞建内之”并非书名(32)。郭店简《五行》开篇有“五行”二字，恐不能视为篇名，而是总冒下文之词，类似者为银雀山汉简《将败》，《荀子·修身》中“治气养心之术”等标题。今天所见的出土战国古书多单篇别行，未见书名。睡虎地秦墓《日书》乙种，书名另为一简，书于空白简背的上端，整理者定之为最末简，类似者为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篇名书于每篇头三简某一之上端，不另为一简，下抄正文；睡虎地秦墓《封诊式》书名书于末简背面，而篇名书于每篇首，空格，然后抄写正文。这些是有书名的，无书名的《秦律十八种》，篇名(律名)书于正文后，二者间留有空格，篇多分段而且每段皆书律名(时有省称)；《秦律杂抄》或有篇(律)名，书于正文后，以圆点格开，各篇连写接抄。由此似可见秦时书名尚无定格，而律名似有书于正文后之习惯，包含《为吏之道》所抄之“魏户律”和“魏奔命律”。因此可知，古人之说，多本汉世以后纸、帛抄书而来，大概先抄正文、篇名，再翻转寻找竹简的书名誊录，因此成为小题在上、大题在下之式。然而何以篇名多在正文后？并非如此者也很多见，除前举睡虎地秦墓《日书》与《封诊式》外，像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有篇题在行首上端，当是摘自竹简，较晚的有武威汉简《仪礼》丙本《丧服》，“丧服”二字书于首简上端。这一类篇题，便于阅读，故很多见。然而银雀山汉简《尉缭子》、《六韬》(33)等将篇名书于篇末，阜阳双古堆汉简《诗经》、定州八角廊汉简《六韬》的篇题中尚有“右方”云云，明确是将篇题放在篇末，类似后世书法的题署；虎溪山汉简《阎氏五胜》与银雀山汉简《八阵》、《延气》、《将义》(34)则既书于首简背，亦书于末简尾(35)(唐开成石经也多见卷首、卷尾同题)。概而观之，竹简抄书，篇名不出在正文前与后两种情况(36)(简背可视为在正文后，简背简尾皆有篇名者，亦可视为在正文后)，而书名则多在简背。因秦律多将篇(律)名书于正文后(睡虎地秦简《效律》是将篇名“效”书于首简背，同于在正文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法律、法令条文名称也是于正文之后另简书写律令名，书名抄于首简背面——此或是政府公文格式，更具通行性。因此，在国家权威的推动下，小题在正文后之格式逐渐为通行(悬泉置月令诏条书于墙壁，类似帛书，标题书于正文末)。小题在上、大题在下之格式在后来雕版印书中仍然大量存在，然亦逐渐为人所改，而民间抄书，若敦煌卷子，当然有不按政府格式行文的情况。
注释：
①周祖谟：《余嘉锡说文献学·古书通例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9、161页。下引余嘉锡先生《古书通例》及《目录学发微》之说，皆出此书，不再另外出注，然标点不全依该版本。
②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论新出简帛与学术研究》，见《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21页。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57页。
③《汉书艺文志索隐》一书，旧疑已佚。今知幸存，参见《〈汉书艺文志索隐〉选刊稿》，《中国经学》第二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3页。
④参见秦彦士：《墨子考论》，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第170页。
⑤参见阮廷焯：《先秦诸子考佚》，台北：鼎文书局，1980年，第51-56页。
⑥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95页。
⑦参见李学勤：《马王堆帛书〈经法·大分〉及其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74-282页；李学勤：《论〈经法·大分〉及〈经·十大〉标题》，《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87-296页。
⑧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黄汝成：《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727页。
⑨卢文弨：《钟山札记》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149册，第669-670页；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卷上，《十驾斋养新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43页。
⑩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9页。
(11)参见严可均：《唐石经校文》，《续修四库全书》第184册，第262、255页。
(12)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03页。
(13)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14)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1页。
(15)“总冒下文”之说见王念孙：《读书杂志·荀子》“士君子之所能不能为”，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86页。并参见林清源：《简牍帛书疑似标题研究》，《中国文字》新廿九期，台北：艺文印书馆，2003年，第133-176页。“总冒下文”与标题当有联系，如郭店简《五行》开篇有“五行：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云云，论者以“五行”为总冒下文之词，非标题，而孔家坡汉简《五胜》与之类似，便以“五胜”作为篇名。
(16)《七略》成书时间至迟不晚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要在是年四月刘歆的《上山海经表》之前。参见李解民：《别录成书年代新探》，《尽心集：张政烺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98-311页。
(17)张舜徽：《广校雠略》卷 ，《张舜徽集·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页。
(18)参见廖名春：《帛书〈要〉与〈尚书〉始称问题》，《帛书〈易传〉初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第155-160页。
(19)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65页。
(20)《史记》言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余先生以为是“史公率尔言之”。《汉书·蒯通传》云蒯通“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余先生也以为是“时人号之”者，大概因为《史记·田儋列传》没有“自序其说”及“号曰隽永”之文。
(2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2页。吴福助则以为“语书”为“文章类名”，非篇题，参见吴福助：《睡虎地秦简论考》，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40页。
(22)李零：《三种不同含义的“书”》，《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9-53页。
(23)李零：《出士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24)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篇卷》，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05页。
(25)赵坦：《汉唐以来书籍制度考》，阮元订：《诂经精舍文集》卷十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37-338页。叶德辉以下之说，参见李若晖：《古书流传柬例》，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5月，第8-14页。
(26)李零：《简帛的形制与使用》，《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16页。
(27)参见李锐：《试论上博简〈子羔〉诸篇的分合》，朱渊清、廖名春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85-96页；《论上博简子羔诸章的分合》，《简帛释证与学术思想研究论集》，台北：台湾书房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第145-155页。按：拙文篇名或称“篇”或称“章”，因当时于书、篇、章之认识尚浅。
(28)钱穆先生所撰《刘向歆父子年谱》已先指出前人之误，参见李解民(闻思)：《〈风俗通义〉佚文甄别》，《古籍整理与研究》第6期，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87-289页。
(29)张舜徽：《广校雠略》卷一，《张舜徽集·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20页。
(30)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69年，第510-512页。
(31)参见陈剑：《谈谈〈上博(五)〉的竹简分篇、拼合与编联问题》，“简帛网’”2006年2月19日。陈剑指出《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与原所谓《竞建内之》当合为一篇。从篇题简文字与《鲍叔牙与隰朋之谏》部分相近而与《竞建内之》不同，以及篇题简在篇题之下所加饰笔与简8在抄完全篇之后所加饰笔相近来看，似更应在篇末。尹湾汉简《神乌赋》篇题独立占一简，书于该简上端，整理者以为是末简。
(32)笔者已指出“竞建内之”可与包山楚简比较，乃景建交纳此一卷书(或还包括未发表的篇章)。参见李锐：《上博五札记二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3期。则此篇篇题将使用过之竹简刮去题写篇名，恐属于特殊情况。
(33)李零先生指出《六韬》之定名可能有不妥，称之为《太公》或许更好(参见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70-372页)，当从。下定州八角廊汉简《六韬》同。今为便于说明，姑用此名。
(34)末简尾之“将义”在首简背作“义将”，整理者认为当作“将义”。
(35)银雀山汉简整理者指出：“竹书可以是一篇一卷，也可以是数篇一卷。如果一卷不止一篇，大概只有第一篇才会在首简的背面写篇题。银雀山竹书中有些短篇的篇题同时写在第一简简背和篇尾，另外一些又只有篇尾篇题而无简背篇题。前者当是一卷的首篇，后者很可能是首篇之外的某篇。例如《孙膑兵法》的《八阵》和《地葆》两篇，书体和行款都很相似，《八阵》篇第一简简背和篇尾都有篇题，当是一卷的第一篇，《地葆》只有篇尾篇题而无简背篇题，大概是编在《八阵》之后的一篇。”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简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页。整理者之意见值得重视，然张家山汉简《脉书》之书名题于首简背，而书名所对应内容仅为简文后半。
(36)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实虚”篇文末有“·”下题“神要”二字，待考。马王堆汉墓竹简《天下至道谈》在“天下至道谈”上加一点，单独为一简。鄙意此并非标题，当连下读为“天下至道，谈(淡)如水，沫淫如春秋气。”至若何故“谈”下空白，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