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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与“亚报告文学”（含纪实文学、报告小说、非虚构文学等）已成为20世纪全球主流文学倾向。这是我们梳理包括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线团时不能不正视的事实。作为报告文学的泱泱大国，伴随着社会综合动力结构的全方位嬗变，新时期报告文学紧紧扣住时代脉搏，大胆突破既定的条条框框，毫不迟疑地报道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以其不断伸展的话语空间和日益激越的文本活力与小说、影视等艺术形态并驾齐驱，且一度遥遥领先。本文从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主题、审美形态与文化品格等方面立论，以期求正于方家。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改变性救赎主题
世纪末人类的苦难及作家对于苦难的忧患，促使“报告主体”发现并返回作为精神存在物的自我与类自我，进而思及种族与泛种族的生存境况与价值。因而，救赎意识本质上是苦难意识、忧患意识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参与和变革意识的趋进行为。新时期报告文学正是在与自然、灵魂、文化等的同步或者超前对话中达成了多向救赎性超越。
（一）天人矛盾的理性调解——自然的救赎
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初始依据。认识自然、把握自然、利用自然，是人类始终不渝的追求。但直到今天，人们似乎才清醒地意识到，改造与驾驭自然的最高境界，便是最大限度地争取与之互利互惠、和谐共处。
问题在于，随着都市化、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现代性社会需求日趋膨胀，更多的人变得急功近利，因而自觉不自觉地扭曲了生存境况，甚至开始了不计后果的野蛮攫夺，从而导致了人类对自然属性的严重误解，人为地加剧了天人矛盾。
人们已经感觉到，人口膨胀、森林破坏、废水废气排放、噪声污染、厄尔尼诺现象、核辐射以及全球性水、旱、火灾等等，时刻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意大利人类学家贝恰深刻地指出：“人在这个世界上主张一切都是属于他们的，把自己捧上了特权的地位。但是，只要他们不停止作为这个星球上的贪婪、愚蠢的暴君的胡作非为，他们的地位就会日益动摇，也许会以短命告终。”（注：[日]池田大作、[意]贝恰合著：《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他的忠告并非危言耸听。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人类意识和自省精神使之有可能敏锐地捕捉到来自自然界的种种显性或隐性提示，并迅捷而直率地发出预警和规谏。这种醒世与劝谕功能，使报告文学再次走在新时期文学的前列。沙青等作家首先听懂了大自然的深重呼吸，在《北京失去平衡》中，就北京地区水资源短缺的严酷现实作了冷峻思考。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对长江流域日趋严重的污染问题提出了严正警告。郭传火《汪洋中的安徽》对水灾的忧戚，雷收麦《红色的警告》和杨民青等《大兴安岭大火灾》对火患的追问，以及《西部在移民》、科技出版社《贵耳丛书》中的《人满为患》、《谁能供得起中国所需的粮食》、《塑造未来的大趋势》等作品，无不表现出对于人类生存依据及现实境况的守护意识和忧患心态。如今日趋严重的西北沙暴、华北泥雨、沿海赤潮等异常态势，已经表明新时期报告文学关于天人矛盾的调解努力绝非多余。
在新时期自然救赎型报告文学作品中，还体现了征服自然、合理利用自然的未来眼光与创新精神。这类作品，极目未来，胸怀全球，超越性企图更为明显。《沙海壮举》、《塔克拉玛干：生命的辉煌》等作品，显示了人类进军沙漠的信心和能力。《挺进公海》、《冰海沉船》等则宣告了科学认识海洋与合理开发南极时代的到来。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救赎意识在自然层面的觉醒与明朗化，标志着人类文明的日趋成熟。贝恰认为：“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在分析有关人类所处的状态及其可能导致的命运等复杂的情况时，应当选择的着眼点必须能射穿整个人类体系的核心，而且要真正具有全球性的视野。这只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才有可能。”（注：[日]池田大作、[意]贝恰合著：《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我们同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们一样地希望， 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人类的聪明才智不至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中得以错误地运用。
（二）“后窗”现象的深度检视——灵魂的救赎
伴随着新时期前进步伐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事业，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两个文明建设，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若干侵蚀主体灵魂的负面效应，亦即社会的“后窗”现象。新时期报告文学以义不容辞的使命感先行打开社会的“后窗”，紧追、深挖并全力拨正社会不良现象，显示了灵魂救赎的卓然风采。正如荒煤所言：“作家出于义愤和良心，有了强烈的责任感，就随手选择了一种比较轻便而又有力的武器来进行战斗，便往往挑选了报告文学这种样式。”（注：荒煤：《让事实说话》，《时代的报告》1983年第4期。）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社会性灵魂救赎是诚挚、全面和富有深度的。大凡生活中一切非健康、反进步以及违背现代生命理念的思想作派，都被纳入报告文学的视野予以放大，以求准确诊断并获取疗救上的最佳效果。如前所述，自《哥德巴赫猜想》开始，这种救赎工程就启动了。继之而来的《命运》、《线》、《正气歌》、《划破夜幕的陨星》以及《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祖国高于一切》、《橘》、《胡杨泪》等作品，站在民族和历史的高度，从知识分子的特殊角度对那个人不成其为人的异化年代进行了整体反思。作家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对曾经有过、现未绝迹、将来或许还会有的反人性、非人道以及肆意践踏真理的丑恶行径，作了无情的挞伐，表达了对理想、道德、正义和良知的强烈吁求。作为思想解放运动和现代人文精神在文学中的敏感投射，这类作品无疑又反过来强化了作家主体的批判意识和作品的理性力量。《忧患八千万》、《中国：与贫困决战》、《红土地上大决战》等，将贫困与温饱作为重大社会问题予以检视，其民本情怀尤显挚烈。《人妖之间》、《一枕铜官梦》、《毕竟东流去》、《检查官汤铁头》、《无声的浩歌》、《勇士：历史的新时期需要你！》、《失控的权力》、《岭南虎的毁灭》、《弥天大谎的破灭》、《没有家园的灵魂》等反腐“文告”，汇成“反贪风暴”，把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腐败纳入批判日程，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表达了有能力逐步解决问题的必胜信念。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灵魂救赎在《恸问苍冥》、《南京大屠杀》、《历史沉思录》、《生者不应沉默》、《亚细亚怪圈》、《罂粟之狱》、《人鬼之战》、《世纪之泣》、《恶魔导演的战争》等作品中达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性超越。这些作品或回眸历史，或注目现实，紧随时代又超越时代，尊重自我又超越“小我”，驻足本土又跨越国界，以感时伤世、忧国忧民的泣血之章，传达出现代公众对个人、家庭、民族及人类前途的沉重思索，具有撼人魂魄的震撼力量。
显然，上述作品的“类经典”效果，取决于题材选择的时代性和典型性，同时与作家的洞察力、人格勇气和人性深度密不可分，因而能够引发广泛共鸣，产生强烈的社会轰动效应。类似的作品不胜枚举。事实上，社会与灵魂的救赎已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基本主题。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报告文学之为报告文学，不是因为它有着直接参政议政、瞬间改变现实秩序的能量，而是因为它以独特的艺术方式召唤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更早觉醒。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救赎品质使之有可能在现实即将成为历史之前以最准确的体认和最明快的色调予以反映。
作为灵魂的工程师，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已经以极其有力的多元方式敞开了社会的“后窗”，发出了灵魂解放的呐喊，并且，这种呐喊已经引起了“疗救的注意”。人们有理由相信，在又一个世纪漫长的灵魂塑造工程中，报告文学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三）知识文明的刻意保留——文化的救赎
文化资源的高扬和丰厚与否，构成人类文明的基本“墒情”。
人们不难注意到，当下许多人的情绪与“泰坦尼克”时代多有类似，即肤浅地沉缅于既有的科技文明和暂时的成功，而缺乏内在的清醒和迎接未来的准备。德国一家报纸尖锐地指出，“泰坦尼克号”的旧话重提或许正是一种暗示——假如看不到眼前迎面而来的“冰山”，不能面向未来，居安思危，灾难就可能降临。这种文化反思中的类“泰坦尼克情绪”，是我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基本价值取向。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文化救赎行为体现了整体“超度”的企图。这种超度，是也必然是以迎接未来的准备心理作基础的。历史与现实的苦难，自然与社会的忧戚，势必诱发思考着的主体的创新欲念，以期达到理想的彼岸。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此岸性——对现实社会的深刻介入，使其不可能像抒情诗或罗曼司小说那样迷醉于乌托邦式的个人梦幻。于是，对未来的期许便成为超越现实苦难、调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矛盾关系的中介性策略而得到文化上的认同。
引人注目的是，一大批知识分子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集中显示了世纪交替的临界状态下人们对于文化精英及其精英文化的深切眷顾与着意保留。孟晓云等在《还是那双眼睛》中予以明确阐释：“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标志。一个不懂得尊重自己的知识分子的民族是愚昧的，一个愚昧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换言之，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崇尚文化精英和精英文化，进而谋求向优秀文化范型的群体性靠拢，是数千年文明演进的必然趋势，也是整个人类的光明归宿。
与知识崇拜紧密关联的是教育救赎。其实，教育及其体制的文化反思本质上就是知识文明的救赎行为。在这方面，《中国的“小皇帝”》、《中学生的情感世界》、《多思的年华》、《黑色的七月》、《神圣忧思录》、《教育面临挑战》等诸多作品表现出了可贵的自省精神和前瞻意识。涵逸针对日益突出的“四二一综合症”，敏锐看出眼下的独生子女们20年后将纷纷走上工作岗位，活跃在中国舞台上，续写中华民族的历史。因此，父母对孩子的养育就不是简单的个人或家庭小事，而是关系到缔造怎样的历史的大问题。陈冠柏就现行高考制度提出质疑，呼吁“把选择留给青年，把安宁还给家庭”，期盼对文明知识的不文明方式的追逐早一天消亡。面对严峻的中小学教育危机，苏晓康从历史的角度严加追问：“曾几何时，历史已成重荷，文明也显古老；我们欲求自强不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那文明传递的神圣伟力，那如孔子作为教育家的‘不怨天、不尤人’的执著精神而今是否依然存在？”此外，对特殊年代的失足青少年的教育问题也成为文化救赎型报告文学的敏感题材，如《冲破罪恶的漩涡》、《希望在哪里？》、《拯救灵魂的人》、《请爱他》等等。这些作品的忧患意识与拯救心理，无异于晴空响雷，炸坍了国人早已习以为常却又十分脆弱的优越感，催人惊醒。
新时期报告文化救赎意识在诸如《啊，玛纳斯》、《敦煌之恋》、《东方佛雕》、《虹在风雨后》、《播鲁迅精神之火》之类的作品中都有独特体现。这些作品，直接从正面讴歌文化播火行为，“接力”心态更见迫切。
居安思危，危而思变，在现实与未来之间架设攀升的阶梯，这是本世纪最后20年文化忧患意识在报告文学中的艺术投影。而今看来，就原创意义而言，报告文学的至美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其锄奸挞恶、追求超越的动天地、惊鬼神的救赎力量。
占尽风情向小园：多维审美形态
与传统报告文学相比，新时期报告文学在艺术形态和审美品格方面有了很大改观，呈全方位跃进态势。概括起来，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形象刻划与细节描写，意境营造与语态呈现，多元叙述与史诗意味。
（一）形与神合的形象美和以点带面的细节美
必须确认，报告文学中的形象既不是社会实体中的生活原型，也有别于经由深度艺术加工而创造出来的审美范型，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典型”——报告文学典型。一方面，“第三典型”遵循社会生活的现实逻辑，信守生活典型的本质依据；另一方面，务求斩除杂枝蔓叶，按照一定的审美理想和相应的艺术规则予以选择、提炼与整合，使之成为有机艺术文本。
新时期报告文学在形象塑造方面显示了高超的技巧，一切有利于性格摹绘的方式方法都被派上用场，以期写出人物的时代感和立体面。尤其是传统描写模式的突破，不仅实现了新型报告文学形象刻划的价值追求，而且达成了化平淡至神奇、变呆板为灵动、以形貌纳神韵的艺术效果。如陈祖芬的《理论狂人》对黑脸大汉党治国的肖像描写，就是如此：“我的第一感觉是害怕，那张长脸好像从来也没洗干净过。他50岁，可我觉得他大概从来也没有年轻过，他大概一生下来就这么老了。那莫测高深的三角眼，那阴沉的高鼻。鼻翼两旁像刀刻石凿似地有两道深沟直通向嘴的两旁。而嘴，直接就像平放着的两把刀。”
细节是叙事性文学作品人物性格的聚焦，主题话语的凸现。它将琐碎驳杂的生活事象浓缩于某些“胶片”，映射出万象纷呈的大千世界，于有限的语符之中蕴含尽可能丰厚的意味。可谓“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这就是此期报告文学以点带面的细节美。
以钱钢《唐山大地震》为例，作品中众多感人至深的细节描写，似一个个影视分镜头，构成了作品的艺术链条。护士丰承渤值夜班时被砸入废墟。一天一夜后，人们打穿数层楼板，从凿开的小洞中发现她还活着，但身体被嵌死在楼板和铁床架之间。救护人员无法挪动那块楼板，又因缺乏输血条件而无法截肢，她只得在众目睽睽之下活活等死。当她最后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好友张淑敏问道：“小丰，你还需要做什么？”她想说话，但发不出声音。小张懂得她的心思，以手代梳，含泪整理好她的头发。尔后，这位年仅20岁的姑娘便永远地去了。这种美被毁灭、生命被扼杀的悲剧细节，以其强烈的现场感与过程性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作者感叹：“这位姑娘在生前未能自由自在地尽兴地打扮自己，然而辞别人世时毕竟是美丽的”：“像丰承渤那样的人，虽未免一死，却在灾难的废墟上留下了人类精神对死神的胜利的记录”。可以认为，丰承渤的特殊“告别”，既是美好人性的一次超常闪光，也是对动乱年月人性扭曲的冷峻反思，因为活着的时候人们非议她“爱美”，如爱用香皂洗脸，爱在额前做个“刘海儿”等。她最终以美的形象离去，无疑是美好人性对丑恶势力的顽强抗争，同时表明，美是毁灭不了的。
类似的脍炙人口的细节比比皆是。如孟晓云等《还是那双眼睛》中王震将军从马上摔下继续躺在原地看书的细节；陈忠实等《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回忆》中几位农村老太太到城隍庙为李立科求神问卜的细节；《中国的“小皇帝”》中那位“爸爸”深夜躺在床下以防儿子摔下的细节等等，均生动传神、永久难忘。
通过此期报告文学丰满鲜活的形象塑造以及细腻深厚的细节组合，我们重新领略了传统创作思维在新时期优秀报告文学文本中崭新的艺术魅力。
（二）情与景会的诗意美和声色互惠的语态美
随着新时期报告文学生活判断力和审美把握力的普遍增强，其诗化特征及声色语态也日趋高扬。这再一次标示出当代报告文学文学性的增强。
权衡一个作品的诗化程度，标准固然多样，但关键看其是否在形象生成和文本结构中营造出情景互融、心物相往、天人合一的意境。因景生情，缘物抒怀，境中达意，此乃立境之前提。无景不合境，寡情难成意。情景两全，虚实相生，妙合无垠，方得“一情独往，万象俱开”。可见，诗意美是报告文学美学品格的高级形态。别林斯基指出：“给予无实体的概念以生动的、感性的、美丽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观念不过是海水的浪花，而诗意形象则是从海水的浪花中产生出来的爱与美的女神。”（注：[俄]别林斯基：《杰尔查文作品集》，参见《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9页。）新时期报告文学的诗意女神丰姿俊俏，袅袅百态。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基本范型。
第一，婉约型，如《人生环行道》等。
第二，优雅型，如《大雁情》等。
第三，雄放型，如《当年他们多年轻》等。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语言以其音响性、色彩感表现出强烈的造型功能。可谓“吐纳珠玉之声，卷舒风云之色”。《正气歌》、《路的呼喊》、《毕竟东流云》、《万家忧乐》、《唐山大地震》、《中国农民大趋势》、《马家军调查》等作品，说理则力透纸背，言情则泣鬼感神，有着超越其他文本语态的巨大艺术冲击力。
除广义声色语态外，此期优秀报告文学文本尤为注重言说符号的内在灵性，从而使作品语态的视听效果更为热烈生动。如黄钢在《巴黎，让我们仔细看看你！》中以电影特写手法“塑造”的人道女神像：“我看她是以那坚定安祥的神态，挺立在弹痕累累的公社社员墙前——她似乎是在迎面扑来的枪林弹雨之中，视死如归地张开了她的两臂，一直到今天，火热的生命在她身上并没有终止；当我接触到她那已经风化了的雕石上有粉末在脱落时，好像仍然听到了公社战士们心脏的跳动！”
由色入声，由神态到心态，将今天和历史、现实与理想、和平与战斗、生活与诗思立体地凸现出来，使人犹忆呼啸而过的枪林弹雨，仿佛听到了公社战士们心脏的跳动，感悟到了他们行动的意义及其与当今生活的潜在联系。新时期报告文学的语言创新及随之而来的语态美由此可见一斑。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诗意追求及语态特征，一方面促成了报告文学本体的调适与新变，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我们将重新评估报告文学的传统艺术准则。
（三）多元推进的叙述美和时空互动的史诗美
无可怀疑，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叙述模式已经有了显著改进，传统型平面叙述格式被打破，起而代之的是网络状复式叙述方式。正如人们指出的那样：“今天的报告文学不再满足于单一的平面报告，而是要进行多角度的投射，展开横向和纵向比较，用多层次的面面观对事件进行深入细致的解剖。”（注：范培松：《报告文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苏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随着经济、政治等领域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当代生活节奏及其面貌给人以前所未有的快速感、复杂感，不再是一眼望穿的透明玻璃；饱受生活磨砺和开放文化精神濡染的作家已不再满足于“竹简倒豆子”的写作定势；读者的口味也水涨船高，既希望作品提供尽可能丰富的生活信息，又渴望获得总体上的明晰性。因此，报告文学的叙述方式不得不相应地更新。这集中体现在全景式报告文学的审美追求上。如《中国农民大趋势》、《中国的“小皇帝”》、《唐山大地震》、《京华见闻录》、《中国农村大写意》、《中国人才大流动》、《神州大动脉》、《中国院士》等。“这些作品不仅具有信息新鲜、哲理感强的特点，而且视角多变，时空交错，空间感广阔，呈现出时代缩影、‘全球村庄’的社会全息图画。”（注：尹均生：《论近年报告文学的现实性、功利性、文学性》，《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叙述美主要在下述四个层面展开：叙述媒体上出现了口述报告、广播报告、影视报告等；叙述角度上，一改过去一元角度或二元角度的单纯型展现，出现了三元角度和多元复合角度，而且在第一、第二、第三人称的交叉闪回间灵活自如地切换叙述视角；叙述结构上，除纵式、横式外，更多地采用纵横交错的复迭式结构、巨细相衔的包孕式结构、环环相扣的连环式结构等；叙述体式方面，大胆吸收周边文体优势，从而使报告文学演进为一种包含甚广的文体谱系概念。
世纪之交的顾盼和迎候心理，造成了以现实审读为支点的回眸和前瞻意识。回眸和前瞻间的显性或隐性时空度量，构成了开放视野中的史诗空间。于该空间的似真性语符文本，必然给人以历史的沧桑感与雄阔感。
跟踪追击式报告文学更能表现生活的过程性与流动感。从中，读者可以更为真切地聆听时代前进的足音。理由的“栾菊杰系列”——《扬眉剑出鞘》、《续扬眉剑出鞘》、《她今天称杰于世》等，渐进地写出了巾帼剑侠栾菊杰从成长到成熟、由中国走向世界的非凡历程。张嵩山《一个“傻子”和一个瓜子市场的兴盛》及《傻子瓜子衰微录》，历时地报道了年广久及其瓜子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兴衰浮沉，折射出改革时代行为主体的开拓与调适。李鸣生的“航天系列”（《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走出地球村》等）及徐剑的《大国长剑》等作品，也以集束方式纵向勾画出新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发展轮廓，具有很强的时间性和紧迫感。与此同时，瞄准一点、多维投射的集纳式共时性叙述也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现代史诗意识的重要承载方式。《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温故戊戌年》、《世纪晚钟》等史志体报告文学，用力将笔触伸入那些具有鲜明聚焦性质和浓郁历史意味的岁月拐角处，于记忆的“黑箱”中清洗出富有当代启示意义的各色“剧照”。这意味着开放中的报告文学的深广度得到了整体提升。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史诗性尤其体现在80年代以来的众多全景性作品之中。日新月异的生动现实，作家对于多彩生活的深度介入，读者群落多样化的求知求解心理，使全景报告文学以大跨度、大容量的史诗形象而成为受众的阅读焦点。《中国知青梦》、《忧患八千万》、《百万大裁军》、《中国863》、《“希望工程”纪实》、《大京九纪实》、 《中国院士》、《香港大案》、《纳粹集中营的中国女孩》等，显然很有代表性。它们视野宏阔，浩歌长啸，无可辩驳地昭示了未来报告文学创作的光明前景。
时代呼唤报告文学，人民需要报告文学。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伴随着新时期报告文学审美形态的多维跃进，文学与读者间的亲和关系将愈加密切。
风卷红旗过大关：现代文化品格
透过救赎主题和多维审美形态，我们不难看出，新时期报告文学拥有鲜明的跨世纪现代文化品格。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预警生活的先锋性、书写对象的平民性以及话语方式的自便性。
（一）预警生活的先锋性
最美莫过于生活，故有“美是生活”的经典命题。报告文学与生俱来就是生活的文学、现实的文学、前哨的文学。这突出体现为选材的新特性和社会批判的先锋性上。
人们注意到，在敲击社会、震撼心灵、痛挞时弊、瞻望光明、激励未来方面，报告文学从来都是急先锋。《哥德巴赫猜想》是为知识分子摇旗呐喊的急先锋；《命运》是全景式剖析“四五”运动的急先锋；《北京失去平衡》是生态、环保问题的急先锋；《阴阳大裂变》是展开婚姻、家庭及道德批判的急先锋；《敢立“军令状”》成为企业改革的急先锋；《三门李轶闻》成为深度报告农村经济改革的急先锋；《万家忧乐》堪称关注消费问题的急先锋；《中国的“小皇帝”》率先揭示“四二一综合症”——独生子女问题；《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对特区建设作了有益探索；《洪荒启示录》意欲“再唱一支贫困的挽歌”；《唐山大地震》“要给整个地球上的人们，留下一部关于大毁灭的真实记录”；《中国知识界大震荡》对文人下海进行了深刻反思；《新闻警示录》检讨了新闻界严重存在的“有偿新闻”、“道德危机”问题；《中国863》第一次全面报道了我国高新技术——863计划；《1998：决战长江》以最快的速度艺术地报告了长江抗洪抢险的壮观场景和民族气概……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正因为新时期报告文学与众不同的前沿性及其社会预警性，所以徐迟说：“报告文学是报晓的文学，报告文学是曙光的文学。”（注：徐迟：《献给报告文学的一首颂歌》，引自《1990—1991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上），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从审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现实生活事相越真、越新，其审美特征就越鲜明、独特、强烈。因而，选材的真与新，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首要的、突出的文化品格。审美主体都有主动探求事物底蕴的欲望，在探究中既可获得身心愉悦，又能满足求知需求。辩证地讲，审美激发了求知欲，探求又深化了审美活动。“但是并非任何同人分立又同人发生联系的事物都能激活人的审美探究心理，只有当对象信息系统在内容、形式上具有新颖性、奇特性、陌生性、变幻性、复杂性或具有朦胧性、空灵性等特性，对人形成了强刺激，并同人的原有审美心理结构、审美经验发生了矛盾、对立，打破了原有的心理平衡状态，才激发起人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探究冲动”（注：邱明正：《审美心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这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先锋性及其赖以生成的心理学基础和解读中产生预警美的美学依据。
新时期报告文学以其非虚拟化的“真”给人以信赖和参照感，以其“新”诱发作家与读者的审美好奇心和探究欲，又以其批判及预警之“深”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样，它的“热”与“火”就有着生活与艺术上的双重必然性。
由半知或未知世界探求真切的新奇信息，尽可能丰富地获取未曾经验过的体验，从而达致超越性的人生境界，是新时期报告文学先锋性的真谛所在。新时期报告文学正是在急剧变动的生活节律和日益扩张的期待视野中，完成了由“轻骑兵”向“导弹头”的审美嬗变。
（二）书写对象的平民性
平民意识或平民性是现代文化意识的重要内涵。新时期报告文学书写对象上的平民性是现代语境中公共意识、社群意识以及非英雄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
在世纪转型中，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观念和“领地”意识被颠覆，人们无法回避如下事实：作为社会的一员，每个人都面临跋涉的艰难；面对烦琐的生活境遇和严峻选择，自己丝毫显示不出更多的神圣和优越。于是，平民心态以时代情绪的形式蔓延开来。
新时期报告文学书写对象的平民化选择有赖于两条基本路径：一是对领袖和杰出人物的世俗化处理；二是尽力将平民百姓由边缘置于前台，展示他们的生存境况，表达他们的情绪和意愿。新近出版的马恩列斯传以及《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开国总理周恩来》、《走近刘少奇》、《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我的父亲朱德》、《我的父亲邓小平》等作品，一反过去领袖写作模式，突破既往思维定势，在健康的平民心理氛围中，写出了具有可沟通性的伟人性格，喜怒如常，血肉丰满。富有启示性的是，这类传记体报告文学创作的成功，打破了领袖题材正面切入的一维视角，拓展了作家的能指空间，在不损害人物崇高性的同时，善意地淡化了神圣感、威严感和不可侵犯性。这样，在日常生活视域中，我们重新接近了伟人。
与此相关，直接以平民为书写对象已经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策略性创作主流。这与前述生活的平民化以及作家的平民视角和读者的平民心态密不可分。《中国的“小皇帝”》、《唐山大地震》、《中国农民大趋势》、《万家忧乐》等全景性史诗作品，将取景焦点对准各色平民和平民群体。而类似《山野斯人》、《中年颂》、《继母》、《美丽的眼睛》、《她心中有个明亮的世界》、《追赶太阳的人》、《小挎包》、《一片叶子》等作品，更以边缘意识塑造了一个个触手可及、鲜活生动的普通的小人物。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便不难判断，普通人毕竟是社会的大多数。当我们谈论社会的繁荣、进步与否时，实际上是将公众化的平民作为谈话前提的。在此种意义上，平民文学是本真的文学，也是最美的文学。正如肖复兴指出的那样：普通人应该成为报告文学的表现对象，“了解了他们，了解了他们的辛酸苦恼，了解了他们在平凡之中创造出来的不平凡的事迹”，也就领悟了生活美（注：肖复兴：《为普通人立传》，《文汇月刊》1982年第10期。）。事实表明，平民报告文学不仅赢得了生活和读者，而且，在更深广的层次上唤起了被书写对象的自信心、主人翁意识和奉献精神。
对生活中的凡人俗事的书写，带给作家对象选择上的自由灵活和读者接受上的亲近效应。这也正是新时期报告文学久写不衰、读而不厌、独领风骚的重要原因。
（三）话语方式的自便性
就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写作状态和文本形态而言，其话语方式表现出明显的反模式化倾向。在真实性法则规定之下，更加强调作家的艺术自主性，笔法更为自由活泼，运动感、速度感更趋强烈，并在广角性上取得了可喜进展。
新时期报告文学中的自便意识主要受制于三种因素：一是现代生活快速节奏的自然约定；二是个性化时代作家主体的自觉追求；三是读者日渐多样化的审美召唤。这不仅意味着文学多元化时代中“主流”文学的暂时沉寂，而且宣告了报告文学权威规范的适度消解。同时表明，由于现代作家们的超越性努力，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报告文学写作观念已经面临着跨世纪的挑战。
新时期报告文学几乎是在“无传统”的状态下迅速成长、壮大起来的。理由、罗达成、黄传会等作家将小说叙述方式引进报告文学；王作人等《极光下的梦》、王蒙《访苏心潮》等诸多作品巧妙借用意识流方法刻划人物心理，强化了报告文学的艺术感染力；刘富道《人生的课题》在新写实原则方面作了有益探索；卢跃刚、陈祖芬等作家作品中的电影手法以及韩静霆等人作品中的戏剧化倾向令人耳目一新；徐迟、黄钢等大师级作品的诗意品格国人公认。可以认为，对于报告文学而言，这是一个无比自信、豪情满怀、新招迭出的话语竞争时代，其文体探险精神和语言冲浪意识前所罕见。
弥足珍贵的是，这种自便意识已经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的自省式追求。经作家们多方求索，新时期报告文学已是春色满园，万象纷呈，摇曳多姿。小说体、散文体、戏剧体、日记体、书信体、卡片体以及长镜头、大特写、心理分析、仿拟语态等，酣畅挥洒，一切以自便为最高准则。因此，新时期报告文学充分体现了创造的本质。
话语策略上的自便式运作，打破了独尊权威的历史霸权主义局面，相当程度上解放和发展了文艺生产力，其进步意义不容小视。不过也应看到，在促成作家个性自觉和文体演进的同时，这种自便意识也鼓励了某些非报告文学因素的增长。我们期待并且相信，激情过后，作家们对此会有一个正确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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