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与顾颉刚交谊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交谊论文,饶宗颐论文,顾颉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4)01-0164-13
饶宗颐，幼承家学，未及弱冠，已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深得一代史学宗师顾颉刚青睐。饶先生曾回忆其与顾先生的渊源：“我和顾先生的学术渊源，西方学人，也很知道。法国谢和耐(Jacques Geinet)为我的文集写推荐文也提及。在这里，我要为大家报告一桩事，法国汉学界友人因为我曾受到顾颉刚先生的青睐。他们对顾先生非常尊重，曾一度把顾老提名入选为历史最悠久的亚洲学会荣誉会员(Memberes d’Honneur de la Société Asiatique)①，该会会刊至今已出至290期以上，顾老名字久已列在榜上。”[1]52学术界对饶、顾两位先生之交谊有所涉及②，但仍有待深入挖掘和研究。本文试就两位之交谊进行考述，以此管窥饶宗颐学术事业发展历程之一斑，或可促当今学人对古史重建和历史地理学之发展有新认识。
一 抗战前：《禹贡》和广东通志馆
1934年2月，顾颉刚等学者在北平发起组织“禹贡学会”，3月1日出版《禹贡半月刊》创刊号。饶宗颐在该刊1934年11月1日出版的第2卷第5期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广东潮州旧志考》，距创刊不到一年。饶先生在文中否定“《潮志》自明宏治③以前，无可考矣”的观点，认为南宋乾道、淳熙之际犹有书名可考见者，明文渊阁所庋潮州府志、图志共六部[2]33。有学者认为此文是目前能读到的饶先生最早发表的论文[3]11。
饶先生视顾先生为知己，他说：“我还要感谢我最早的知己——顾颉刚先生，他非常了不起，不拘一格，任人唯才。我是他第一个提拔的人，他在《禹贡》看到我发表的文章，不知道我多大，其实我当时18岁。这是我最早发表的论文，此前我同顾先生都还没见过面。在大名鼎鼎的岭南才俊中，我是晚辈后学。”[4]7那么，饶先生为何选择呈文顾先生呢?笔者赞同傅斯年致函顾颉刚时所言：“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可是从你这发挥之后，大体之结构已备就，没有什么再多的根据物可找。……所以你还是在宝座上安稳的坐下去罢，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陷了下去。”[5]310顾先生可谓史学界的“无冕之王”，学人能得其指点和赏识，自然得益匪浅。
饶宗颐曾回忆他与顾颉刚及《禹贡半月刊》之渊源：
我少年时候，曾经是北京“禹贡学会”的会员。1936年④，我开始在《禹贡》发表文字。1937年童书业兄为《禹贡》主编“古代地理专号”，我有论文二篇参加，此时我已在广州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工作。馆藏方志近千种，使我对古代地理发生极大的兴趣。浏览既广，兼读杨守敬的著作，渐有著书之志。我曾选集若干近贤论著，益以自己的劄(札)记，拟编成《古地辨》一书。我又究心两汉史事，复以馀力搜集王莽事迹，准备为他写一断代史。[1]51
1936年12月出版的《禹贡半月刊》刊发了饶宗颐呈顾颉刚信：
颉刚先生史席：久钦名下，未获瞻韩。企咏之私，实成饥渴，道途修阻，抗谒无由，惟于杂志中拜诵佳制，稍慰远慕而已。昔读先生辨伪诸作，以郑樵之博兼百诗之专，研核臧否，钩稽微眇，足使东壁敛手，际恒变色。又复扢扬地学，创禹贡学社。维昔地学大师，顾姓有亭林、祖禹，今得见先生，鼎足而三，信可高睨一代矣。不佞曾以黄仲琴先生之介绍，加入禹贡学会。自维庸劣，靡有表见，悚汗滋深。今辄以所著潮、梅史地论文四篇，曰《恶溪考》、《潮州府韩文公祠沿革(上)》、《韩山名称辨异》、《海阳山辨》，奉呈大教，幸赐削正，再登入《禹贡半月刊》。高山仰止，实积愚诚，是用冒昧上言，渎扰视听，匪敢妄觊攀附，仍思他日扫门一聆清诲也。倘蒙见纳，为幸多矣。谨先奉状，申布微悃，附呈《天啸楼集》、《潮州艺文志》各一本，乞察收。
肃此，敬请道安，诸维亮照不宣。后学饶宗颐谨上。十一，六。[6]84
此四篇文章全被1937年2月1日出版的《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11期采用。时年饶先生仅21岁，其文章已深得当时史学大师顾颉刚赏识。可以说，这些文章奠定了饶宗颐在历史地理学和文献考据学领域非同寻常的起点。早在1935年3月28日，顾颉刚致信谭其骧谈及办《禹贡半月刊》的目的：
我办这刊物，固要使你成名，但世界上埋没了的人才何限，可以造就的青年又何限，我们纵不能博施济众，但必应就力之所及，提拔几个，才无负于天之生才。……所以我们若为自己成名计，自可专做文章，不办刊物；若知天地生才之不易，与国家社会之不爱重人才，而欲弥补这个缺憾，我们便不得不办刊物。我们不能单为自己打算，而要为某一项学术的全部打算。[7]卷二，557
在当时禹贡学会办刊经费并不宽裕的情况下，顾先生在同一期发表一个年轻人的四篇文章，充分体现其作为卓越办刊者的眼光、学识和襟怀。后来的事实证明，顾先生为某一项学术打算、无负于天之生才的目的，在饶宗颐等一大批学者身上完全实现了。
《禹贡半月刊》之所以影响巨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刊能在“国步维艰”的时刻，由研究地理沿革转趋到边疆调查、研究，边疆学、边政学一度得以长足发展，使得学术与国运紧密相连。这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学风转变的一大标志。为此，该刊在1937年6月1日出版了“古代地理专号”，童书业在专号的序言中对饶宗颐的两篇文章作了精彩点评。第一篇为《〈魏策〉吴起论三苗之居辨误》，童先生点评道：
饶先生的治学方法最是谨严，他从种种方面考出《魏策》论三苗之居的文字有误，他的大作虽然简短，但是影响到古代地理的研究却是很大，因为三苗疆域的问题关涉到夏、周、戎三种民族发展的历史。在此以前，钱穆先生曾作过一篇《古三苗疆域考》，是一篇研究古代地理的权威文字，影响于学术界极深。饶先生这篇《辨误》，便是针对钱先生的著作而发，钱先生已有答辨，并载本刊，两先生的说法各有理由，其是与非，可请读者公评。[8]3
童先生乃顾先生的得意弟子，主持该专号，应是体现顾先生的办刊宗旨。《禹贡半月刊》既刊发21岁的饶宗颐对权威提出的商榷，也登载回应文章供学界公评，促进学术讨论，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学术风气和学术水准。童先生认为饶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古海阳地考》确定古海阳应在江苏，足以纠正旧说之误[8]4。
饶先生曾在《论古史的重建》一文中回顾这段历史：“当日古代地理研究的讨论文字集中在《禹贡》一刊物，该刊亦曾印行过一期《古代地理专号》，我和钱先生讨论的文章亦发表在该期，我对顾老的‘古史中地域扩张’论点，已有不同的看法。”[9]卷一，10
后人总结顾颉刚的治学特点有一个较为公允的评价：
通过办刊物来推进学术、培养人才，是顾先生治学的一个显著特点。……现代历史地理学领域中的大师，几乎全是当年禹贡学会的成员。以此而论，《禹贡半月刊》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办得最成功的杂志之一。顾先生为我国历史地理学培养了整整一代人才，为建立、发展这一学科打下了坚实基础，影响深远。[10]4
1946年3月，顾颉刚假《国民新报》副栏编辑“禹贡周刊”，重续因抗战而中断的禹贡学会之史地研究和出版工作。顾先生在该周刊第1期“发刊词”中说：“自学术创新以来，能打破从前书斋独学之风，而集合数百同志，分工合作，若一大工厂之所为，且群策群力，挟愉乐鼓舞之心情以以(引者：此“以”字疑衍)赴之者，本会其蒿矢也。”[11]七卷下，1饶宗颐在1936年11月以前就加入了禹贡学会，据笔者了解，他应当是唯一健在的“禹贡学会”会员。今天来考述饶、顾的交谊，实际上就是管窥近代中国学术史，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史。
顾、饶之联系，其关键人物就是饶宗颐的潮安籍乡前辈黄仲琴。据饶先生回忆：“今年(1934)春，因郑先生翼之介，获识黄仲琴先生。先生嗜古笃学，殷然以先君遗著为询。……而奋心寻检，迄于成编，则黄先生奖勉之忱，有以迪之，此又不能无感激于中也。”[12]序二，2-3
1934年2月12日，黄仲琴为《潮州艺文志》作序，表达其对饶氏父子的赞赏。潮州《金山志》是由黄仲琴辑稿，饶宗颐补辑。饶先生于1936年4月作《金山志序》提到：“去岁辑《韩山志》，既竣，颇欲以余力志金山胜迹，附此意以质考古之士。曾稍事裒辑，得遗闻轶事，暨诗文若干篇。会同邑黄仲琴先生有《金山志》之作，以志稿属予补录，因将所辑附入。”[13]固蓭序跋，4可见，黄、饶二人学术志趣相投，交往颇多，黄氏遂介绍饶宗颐加入顾颉刚主持的禹贡学会。
《顾颉刚日记》记载顾、黄之交往，先是在厦门大学，之后在中山大学。1927年2月16号，“与黄仲琴先生谈话”[14]卷二，17；2月25号，“仲琴先生来，导游国学院及图书馆等处，宴之于南普陀。履安亦去。偕仲琴先生到振玉处看书画，送之出校”[14]卷二，20。顾先生于1927年4月到中山大学，“十月，任中大史学系教授兼主任”[15]144。据1930年出版《国立中山大学一览》可知，黄仲琴系前清附贡、江苏省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于“十七年二月”即1928年2月到国立中山大学任预科国文教员兼图书馆典藏部主任[16]343，367。《顾颉刚日记》记载：1928年2月29号，“仲琴与林遂奇君来，同出，到元胎处，未晤，遂奇别去。余与仲琴访孟真及骝先，到研究所看书”[14]卷二，137；3月1号，“到校，导仲琴参观图书，到会计部交账”[14]卷二，142。《顾颉刚日记》中有上百处提及黄仲琴，包括一起吃饭、购书、买鞋等日常活动，可见二人关系甚密。
1929年1月8日，香港《华字日报》发表《朱家骅请纂修广东通志》，实为政治分会委员朱家骅在1928年广东省政府第四届委员会政治分委员会第154次会议决交省政府之提案。同年11月9日广东省政府第四届委员会第107次会议收到该提案，决定黄节、许崇清、伍观淇、罗文庄拟具办法呈复。1929年1月4日该会第122次会议通过该提案，黄节任馆长[17]37，108-109。朱家骅提交之《请纂修广东通志提案》中载有：“家骅提议在广东设立广东通志编辑处，拨给官产房屋一所，暂定经费每月三千元，延聘专家，从事编辑；以三年为初稿完成之期，以五年为全书正式公布之期，藉助建设之大业而树各省之先声。”[18]卷一，285-2861932年7月19日，顾颉刚在此提案录文后记中称：“此事为我所发起，文由黄仲琴先生起稿而我改作之。”[18]卷一，286以朱家骅名义发表，因朱氏时任国立中山大学副校长兼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兼广东省政府第四届委员会政治分会委员，乃有提案权。《顾颉刚日记》也载：“民国十七年中所作文字：……编辑广东通志提议案(十)”[14]卷二，237。可见顾颉刚于广东通志馆之复开，功不可没。
1935年出版《国立中山大学现状》记载广东通志馆之沿革：民国续修《广东通志》，乃始于民国四年，九年闭馆，十六年复开(引者：应为十八年)，十九年又停，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广东省政府决议以修志之责，付诸本校，更名曰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以今校长邹鲁兼长馆务。即聘专家订规程，积极进行，期三年以成书”[19]317。根据饶宗颐于1938年5月为《潮州丛著初编》作“自序”提到“前岁冬与纂省志”[13]自序，1，可知饶先生于1936年冬参加了广东通志馆的纂修工作。下表为1937年广东通志馆的一份薪水档案。
另一份1937年8月7日填写的《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人员名册》记载了该馆纂修兼主任温廷敬等27人，其中记载饶宗颐的年龄是21岁，籍贯是潮安，学历是“广东省立四中肄业”，现职是“艺文纂修”，住所是“本馆”；潮安黄仲琴，52岁，现职是金石纂修，住所也是“本馆”⑥。
可见，由黄仲琴起稿、顾先生发起和修改、朱家骅提交的提议案，是促成饶先生后来能到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工作的一个积极因素。饶先生当时在广东通志馆中年龄最小，学历较低，但是由于其出众的学术研究能力和邹鲁、温廷敬、黄仲琴等前辈学者的提携，在馆中承担了较为重要且是其擅长的工作——纂修艺文志。饶先生还回忆当时广东通志馆藏方志千余种，占全国第二位，“那时候，我深受顾先生的影响，发奋潜心，研究古史上的地理问题。曾经把古书所有与地名有关的记载抄录若干册，《楚辞地理考》即其时得以刊布的一种”[9]卷一，9-10。可以说，结识顾先生、到广东通志馆工作是饶先生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在此前后，饶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由岭南地方史转向了更广阔的史地研究，顾颉刚无疑是其中一位重要的指路人。
二 抗战军兴：《责善》、新莽史和《古史辨》
顾先生善于办刊、编报、出书，既是为学者作嫁衣裳，也发现和培养了更多学术青年，达成其愿望——像树木一样“斫了当柴烧”[7]卷二，349。
1939年，顾颉刚为昆明之《益世报》编辑“史学周刊”[15]294。《蔡元培日记》1939年8月10日记载：《益世报》七月二十五日副刊“史学”，“有饶宗颐之《离骚伯庸考》，言伯庸即祝融。《路史·后纪》曰：祝融字正做祝庸，皇考即太祖之意，非谓其父”[20]630。可见此文也是获顾先生之首肯，并经其编辑得以发表的。该文后改名为《伯庸考》，收入饶先生的成名作《楚辞地理考》中。
1939年9月，顾颉刚任已迁到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饶先生回忆抗战时期顾先生对他的关注和提携道：
抗战军兴，顾老移席成都，在齐鲁大学主持国学研究所，创刊《责善》半月刊，他的《浪口村随笔》是我案头的长期读物，我和顾老的通讯，讨论虞幕的故事，他把我的《古地辨拟目》，同在1941年《责善》第二卷第十二期，一并刊出。先一年，他把我的新书序目在1940年《责善》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他回信要我的《古地辨》作为《古史辨》的第八册，新书列入了齐大丛刊，寄交王伯祥先生，在开明印行。顾老一生爱才若渴，对同僚及后辈，汲引提携，无微不至，使我受宠若惊。[1]51
《责善半月刊》出了两年，共48期。顾先生在发刊词中道出“借题示范、互相切磋”的创刊宗旨：
齐鲁大学自国难中侨居成都，重立国学研究所，文学院中旧有国文及史社系，扬搉学术，其事大同。而从学者初至，恒谓志学未逮，只缘不知所以入门，譬诸宫墙，无术攀而窥焉。惮于个别指点之烦，鉴于借题示范之急，故为此刊以诱导之，……从古大业之兴，无不造端于隐而精功于渐，欲争上流，惟须不懈。于以唤起其自信心，鼓舞其创造力，观摩一学，切磋一题，各寻自得之深乐，同登治学之大逵，岂不懿欤!……孟子曰：“责善，朋友之道”，同人行能无似，诚不敢忘此鹄的。[21]2
为什么选择在“孤岛”上海的开明书店出版呢?据学者回忆：“(顾颉刚)在运用‘孤岛’学者研究力量的同时，也运用了‘孤岛’出版力量，因此，‘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著汇编’就交由上海开明书店印刷、出版和发行。主持开明书店的王伯祥、叶圣陶诸先生，有的是老同学，有的是老朋友。”[22]256
1940年4月16日，时年23岁的饶宗颐首次在《责善半月刊》发表的文章题名为《新书序》(龙门书店再版时改为《新书序目》)，开篇就提出与多数史家不同的观点：
曾谓吾国中古史中以秦新二代最为特出，嬴秦定制，务在变古，新莽为政，力蕲返古，各行其极，而亡也俱不逾二纪。扬子云有剧秦之叹，予于新室，未曾不谓然也。二国享祚过促，益以苛政烦酷，不为人所喜，后之作史，虽代有撰纪，于此独为抑弃，任其缺如。然秦设史官，犹有秦纪，见采于太史氏，至若新室，则旷乎无有焉。推其缺录之故，良由史官狃惑旧闻，以莽篡窃贼臣，无与于正统，夫此特一己褒贬之私见耳。而推缘其极，至于剟削文献，泯没史实，则诚不可之大者也。窃以莽于史书，当自列为一代，综其理故，可得而言。[23]2
饶宗颐对于作《新书》之经过及评价说：“今之所述，迥异前辙，徒依摭拾，希存往迹，如此为书，能无蹐驳。徒以爬罗剔抉，颇费精理，勉以五载之勤，觕成卅卷之作，故不忍其覆瓿，聊冀藏之名山，俟彼通人，攻其违失。”[23]2-3
《新书序》文末所附《新书目录(未定稿)》叙例还提到：“凡《新书》，纪四卷，表四卷，志八卷，列传二十四卷，共四十卷。”[23]4可见，这是按《汉书》体例撰写纪传体新莽史，虽是未定稿，但体例完备，只待史料搜集充实后，即可成书。1994年，饶先生在京接受采访时说：
通过对中国史学上正统论的研究，我从司马光的《通鉴》上受到影响，重新考虑到《新书》的正统问题，所以没把它最后整理出版。但是这方面的资料还存在，以后有时间还要作出来，不过形式要改变，材料也要补充。因为从目前出土的汉简来看，又增加了许多新莽史的内容。[24]30
饶宗颐、李均明合著《新莽简辑证》就是根据这一想法而撰成，辑得敦煌、居延简牍中有关新莽史事的记录共800余则，丰富了新莽史的研究史料。饶先生在该书前言《王莽传与王莽简》一文中做了阐述：“1940年余撰《新书序目》，刊于齐鲁大学《责善》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作为该刊首篇，至今已逾半个世纪。由于我的史学观点的改变，故压下迟迟未敢写成书，另一方面，亦在等待汉简新材料的逐渐充实。”[25]前言，1
《古史辨》是中国近代学术研究的一个晴天霹雳，余波至今未消。饶宗颐回忆顾先生颇重视他，邀请其编《古史辨》第八册的情况：
由于我很早就参加了顾颉刚先生的禹贡学会，又在古史地上作了一些研究，所以引起了顾先生的重视，当时顾先生让我编《古史辨》第八册，也就是《古地辨》。我为此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全书的目录已经列出来了，发表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责善》半月刊上，全书的内容也都作了考虑。后来由于日本侵略的影响，《古史辨》第八册的编撰工作耽搁下来，抗战期间辗转各地，材料也有所遗失。抗战胜利以后，由于我个人史学思想发生了变化，开始意识到《古史辨》的某些地方是比较草率的，特别是辨伪的方法不成熟，假定太快，有一些提法是不准确的，所以《古史辨》第八册我没继续编下去。[24]29
刘起釪撰文回忆顾颉刚编《古史辨》的经过时，曾对此事有补充：“他本来打算继续编下去，已着手编第八册，专收历史地理之作，初步汇集的稿子托饶宗颐先生在香港编印，据饶先生面告，当日本军人入侵香港时，全稿毁失了。”[26]序言，1刘氏回忆与史实略有出入，初步汇集稿子者乃饶宗颐，也非在香港编印，而是准备在上海出版。另据1945年12月造报的《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三十四年度教员名册》记载：饶宗颐，号固庵，男，32岁(引者按：此有误，虚岁为29岁)，籍贯广东潮安，专任教授，给薪320元，所授课程及时数为“实用文字学、修辞学、国学概论，共九小时”，上年度著作及研究成绩“古史钩沉、古史辨第八册、字源学”，到校年月“三十三年四月”⑦。可见当时饶先生在日军入侵香港后并未放弃编辑，只是“抗战期间辗转各地，材料也有所遗失”，还将《古史辨》第八册列为其研究(编辑)成绩或即将出版之著作。至于该书之中断出版，刘起釪未提及饶宗颐在抗战胜利后个人史学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一层原因。饶先生曾专门撰文阐述其史学观念的转变，既有对当时学界观点的赞同，也有为坚持真理而提出批判。他说：
我对顾老的“古史中地域扩张”论点，已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关于把古史地域的尽量缩小，同名的古史地名可作任意易位，这是不牢固的推理方法，这样连篇累牍的讨论是没有意思的。在我屡次比勘之下，觉得无法接受，只有失望。所以我决定放弃第八册的重编工作，原因即在此，遂使《古史辨》仅留下只有七册，而没有第八册，这是我的罪过。顾先生把我带进古史研究的领域，还让我参加《古史辨》的编辑工作，我结果却交了白卷。
我的思想改变，我不敢说是“入室操戈”，但真理在前面，我是不敢回避的。……我的文集第一册开宗明义是讨论古史问题，我所采用的方法和依据的资料虽然与顾先生有些不同，可是为古史而哓哓置辩，这一宗旨老实说来，仍是循着顾先生的途辙，是顾先生的工作的继承者。谨以此书敬献给顾老，表示我对他的无限敬意。[9]卷一，10
从以上饶宗颐的数段回忆可以看出，编《古地辨》是因为其在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的出色表现而受到顾先生的青睐，后因抗战遗失部分材料和个人史学思想变化而未继续编。可以说，编辑《古史辨》第八册“古地辨”，见证了顾、饶之交谊；其中断，是日本侵华给中国学术研究造成重大损失之又一罪证，也是饶先生史学思想变化的证明。
至于准备编写《新书》，主要是饶先生“究心两汉史事，复以余力搜集王莽事迹，准备为他写一断代史”，后受《资治通鉴》的影响而未再写，仅发表《新书序》、《新莽职官考》⑧、《新莽艺文志》⑨等文。姜伯勤曾撰文总结饶先生青年时期治学经历有两个鲜明特色：第一个特色——很强的自审精神，就是以饶先生致力于《新莽史》和《古史辨》第八册之史实为案例，颇具说服力；另一特色，即打破南学、北学疆界，也是受到顾颉刚、叶恭绰、王云五等学者的影响[27]99。
在饶宗颐、姜伯勤等学者其前发表的观点之后，郭伟川将饶先生与顾颉刚、王伯祥之关系做了如下阐述：
他发表的《楚辞地理考》引起了顾颉刚、王钟麒等古史辨派的注意，遂亟力欲罗致旗下。顾与王是老同学，编“古史辨”时，二人在北京是同处一室的好友。顾欲选堂先生主编《古史辨》第八册，内容专门以古代地理为主；王则写信给选堂先生，要他以正史的体裁重新写王莽的历史。他们两人显然都将饶先生视作重建新古史的中坚分子。因为顾颉刚本人在古史上，有破坏，无建设，所以亟欲倚重像选堂先生这样有才具的年轻人。而他们将“令乱臣贼子惧焉”的孔子《春秋》弃如敝履，乃公然废正统而就偏统，因此选择王莽作为翻案对象，使其于正史中厕身于帝王本纪。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乱臣贼子“正名”，这是何等严重的事!但他们自己不敢做而怂恿别人做，几乎陷选堂先生于不义。幸得选堂先生于关键时刻“悬崖勒马”，断然中止付梓。[28]168-169
另有郭景华的近著基本赞同此观点，又补充一点：“饶宗颐编《新史》，除了时代潮流的推动，也与他精神气质里固有的求变求异的特质有关。”[29]44
郭伟川对顾、王与饶关系的阐述，恐有违史实，也与饶先生一贯表述不符。首先，郭氏将编《古史辨》第八册和撰《新书》两件事混为一谈。根据郭氏之文意，此段的“他们”即指顾、王二人。编《古史辨》第八册与前七册一样，是一件很有意义，也是很重要的学术工作，故顾先生不应存在所谓“冒天下之大不韪”、“几乎陷选堂先生于不义”之说。2005年，饶宗颐还在《九州学林》第3卷第1期发文认为编《古史辨》第八册很有意义，虽因战事前稿尽失，但仍岁以来，重理旧业，又提出新看法。其次，郭氏并未公布或引用王、饶来往信函等确凿史料来证明存在所谓的“怂恿”⑩。根据饶宗颐在1940年说“勉以五载之勤”，可证明他在1935年已开始撰写《新书》，而王、饶二人在那时是否谈及此事，还有待考证。顾氏将《新书》列入齐大丛刊，交王伯祥主持的开明书店出版，并不能证明二人是所谓的“怂恿别人做”，写书和出书毕竟是两回事。
郭氏还认为顾颉刚“有破坏，无建设”，与鲁迅的观点相同。顾先生针对这种观点是早有回应的：“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求建设。破坏与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30]顾序，19“所以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我们破坏它，并不是要把它销毁，只是把它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而已。实在，这与其说是破坏，不如称为‘移置’的适宜。”[31]自序，81933年2月，顾颉刚曾为《古史辨》第四册作序讲明他要请人辑录地理方面论文专集的原因和计划：“我自己的工作虽偏于破坏伪史方面，但我知道古史范围之大，决不能以我所治的赅括全部，我必当和他人分工合作。数年以来，我常想把《古史辨》的编辑公开，由各方面的专家辑录天文、历法、地理、民族、社会史、考古学……诸论文为专集。就是破坏伪史方面，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30]顾序，14事实上，六年之后的顾颉刚曾有自编《古地辨》之意，他在1939年3月1号日记中写道：“得丕绳来书，知《古史辨》在上海销路甚好，开明书店嘱其编第七册，渠拟目见示，皆三皇五帝及夏代传说之考订文字，凡六十万言，并谓今年内即可出版。此日此时，此种书居然能销，大出意外。予因有自编古代地理考证文字为一册之意，其第一篇则为《禹贡著作时代考》。”[14]卷四，204《古史辨》第七册经童书业拟目，又与吕思勉合作编著，一问世即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正因为编辑《古史辨》非顾氏一人之力所能完成，但又销路甚好，影响颇大，恰巧饶宗颐的古史地研究颇有建树，遂请其主编第八册，实乃水到渠成之学界佳话。王学典曾对顾先生做较为公允的评价：从“破坏伪古史系统”而“建设真实的古史”，由“化经学为史学”而“化经书为史料”，将“破坏”与“建设”这两个看似相反方向的路径，完美地结合于“化经为史”的学术实践中，顾颉刚则成为近现代由经学向史学的结构性转换中的关键人物[32]27。
当时虽然战火纷飞，但并未阻止顾、饶二人的联系。1940年9月16日出版《责善半月刊》第1卷13期发表饶宗颐《
两个图片为根圉考(殷史探原之一)》，根据卜辞、《说文解字》等资料将《礼记》、《史记》对根圉的错误记载予以纠正。同年10月16日出版《责善半月刊》第1卷15期“学术通讯”第一则如下：
颉刚先生史席：承累贻《责善半月刊》，至深感谢。拙作《新书序例》，辱荷宠奖，载诸篇首，俴拙之资，何敢当此，惟有愧赧!偶披张君《读诗经新义》，至佩精博。晚夙疑《诗经》流传迄今，文字多所纰谬，曾妄欲检举其误，撰为《诗经误字说》，苦无暇晷。兹略举一例以质诸高明。……晚欲得曾毅公先生《甲骨文地名通检》，敢乞代购一部。书费若干，容再邮奉。肃此敬叩。晚饶宗颐顿首。七月六日。[33]22
由此信可以看出，饶先生同时对新莽史、《诗经》和甲骨文都有深入研究，借助顾颉刚所办刊物发表，以质诸学界高明。《甲骨文地名通检》一书可能是用于其撰写《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从代购书一事也可以看出，饶、顾二人关系较为密切，顾先生在多方面对饶先生予以关心和帮助。
《顾颉刚日记》1940年12月6号记：“写润章、伯棠、宗颐、之屏、资深信。”[14]卷四，456笔者推测此信应谈及《诗经误字说》、新莽研究和《古史辨》第八册的编撰及出版事宜。1941年7月16日饶宗颐回信，后以《编辑古史辨第八册(古地辨)及论虞幕伯鲧等》为题发表在9月1日出版的《责善半月刊》上：
颉刚先生史席：盥奉赐书，隆情渥谊，感愧无既。牵以人事，报答稽迟，罪甚!罪甚!
鄙论诗经误字，以旅舍无书，未敢造次属稿，仅有札记而已。《新书》大体已就，命由齐大出版，敢不遵命!惟其间尚有待增订处，拟改正后再行写定付印。甚望将来有机会能将全稿面呈质正!该稿拟仿通鉴例另撰《考异》，又拟考核新室制度与经典异同作《新制考原》；此项工作须稍费时日也。[34]20
饶先生年少时熟读《诗经》和《资治通鉴》，此时在香港，虽获顾先生赐书，而牵以人事(主要指中山大学迁校，饶先生因病留港，旋佐王云五、叶恭绰)，又“以旅舍无书，未敢造次属稿”。就算《新书》初稿已成，也要不断增订、改正，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饶先生于1995年总结治学经验说：
我有一个特点，就是写出来的东西不愿意马上发表，先压一压。我有许多文章是几年前写的，有的甚至是十几年、二十几年，都不发表。……我治学的另一个特点是敢于否定自己，比如前边提到的作《新莽史》和编《古史辨》第八册，这两项工作后来我自己压掉了。对于学术问题我敢于不断修正、自我改进。有时候关于一个问题，要写三四篇文章，好象反反复复，其实是不断推进。这种修正跟前边所说的谨慎发表文章的特点并不矛盾，因为有些领域是没人涉足的，有些考古材料是第一次发现的，在这方面我有勇气首先去探讨，不足了再改正，再补订。治学领域广泛是我的又一特点。[24]34
1941年9月1日发表的饶宗颐回信，重点谈当时的学术热点《古史辨》第八册的编辑情况：
《古地辨》目录另楮录呈，乞赐补正。其加○号者为晚生手头所缺，香港方面亦无法借得者。其《畿服辨》数篇，敢烦王树民先生代为搜集；其余如成都可以得到者，敢乞代为访购，挂号寄下，无任感激!晚以修改旧稿《尚书地理辨证》、《路史国名纪疏证》，而地辨稿本时须参考；又第一篇拙作《古书地名举例》仍未完稿，故迟延至今，尚未寄交排印，歉疚奚似!俟各稿集齐，当即寄开明王伯祥先生；预计今年年底全稿可以付印也。将来拟请先生及宾四先生各赐一长序，冠诸篇首，无任感幸!钱先生处，烦代为致意。[34]22
《古地辨》拟目收录了当时顶尖中国古史地研究者的前沿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目录分“古代地理通论”、“古代民族与都邑”两编，共收31位学者的65篇文章(其中日本学者林泰辅《甲骨文地名考》由闻宥翻译，算两位作者)，由该拟目可以窥见当时中国古史地研究重镇及杰出学者之分布。王树民于1941年1月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工作，应对《古地辨》拟目熟悉，搜集文章较易，其著《畿服说成变考》则载北大《潜社史学论丛》1934年第1册；束世瀓著《畿服辨》载顾颉刚主编的齐鲁大学《史学季刊》1940年第1卷第1期。
此信还可以看出饶宗颐是论著和文章同时进行，或新撰、或修订，而且对钱穆的学术成就颇为认同，故准备请其赐长序。饶先生1939年发表《离骚伯庸考》一文就引用《路史》一书之“后纪”，此次又疏证“国名纪”之内容，1947年发表《庄子裘氏考》也引用“国名纪”，是对同一本书从多角度入手、不断改进研究成果的案例。
同在1941年，重庆的中央大学学生吴锡泽经一位程老师推荐，任顾颉刚主编的《文史杂志》编辑。他后来回忆：“总感到顾先生的用人很有点特别，他毫无门户之见，对人并能破格录用，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35]32应当说，当时顾先生门下从事古史地研究之青年才俊不少，而他却选择请年仅23岁且并非在其任教之名校毕业的饶宗颐来编《古史辨》第八册“古地辨”，足证吴氏所言“毫无门户之见、能破格录用”并非个别现象。
历史地理学一直是饶先生治学的一个重点领域，建树颇多。我们能从其发表的学术论著中追寻其治学观念的演变和治学方法的更新，特别是“三重证据法”的提出，是在继承当年编《古地辨》所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后又发展为“五重证据法”。饶先生撰文回忆道：
曩年曾应顾颉刚教授之约，以拙编《古地辨》列为《古史辨》第八册，其目录久经于《责善》半月刊公布，因战事前稿尽失。仍岁以来，重理旧业，欲以甲骨金文及简帛新材料，合出土情况与旧书文献作为三重论证，重理古代地理方国部族之错综问题，提出新看法，以待方家之论定。[36]2
1941年6月5日，顾颉刚经朱家骅来信邀请，由成都飞重庆，任文史杂志社副社长、《文史杂志》主编[15]305，308。1942年8月出版《文史杂志》第2卷第7、8期“广东专号”，特邀罗香林(字元一)任编辑，其中有饶先生诗《闻警迻居村夜坐月奉寄元一羊石》，羊石即广州。
可以说，抗日战争对饶先生的学术研究有影响，但他依然与顾、罗等文史名家保持联络，将学术与国运紧密联系，不断推进学术研究。
三 抗战胜利后：潮州修志
抗战胜利后，因政治和时局等因素，饶、顾两位先生联系较以往减少。
1947年11月10日，汕头《大光报·方志周刊》第32期刊登通讯《顾颉刚教授来函》：
宗颐先生道席：惠笺敬悉，适赴京出席参政会，久稽裁答，罪甚罪甚。阁下在潮辑志，立千秋之准，成百世之业，不胜喜贺。承赐大作《〈庄子〉裘氏考》一文，博览广引，佩服佩服，已在《天津民国日报·史与地周刊》中披露。《北碚志》尚未出版，盖胜利既临，群从星散，遂未成书。现卢局长子英，正在重聘人员，赓续为之。……余不一一，即颂著绥。弟顾颉刚顿首。[37]
此信系《顾颉刚书信集》之佚文。
国民政府分别于1942年7月27日和1945年4月23日公布的第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顾颉刚均为江苏省代表[38]1056，1432。《顾颉刚日记》记其于1946年7月借居耦园，8月8号“到耦园，写魏瑞甫、汪叔棣、李延增、赵景深、金擎宇、井成泉、周振鹤、饶宗颐、辛树帜信”[14]卷五，696。《〈庄子〉裘氏考》一文在1947年8月4日《天津民国日报·史与地周刊》发表，故此通讯不是1946年8月8号所写那封。根据通讯所载“赴京出席参政会”，查《顾颉刚日记》1947年5月20日至6月2日在南京出席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故此信写于1947年8月4日至11月10日之间，正符合“久稽裁答”之意。
1946年秋，汕头成立潮州修志馆，开始修《潮州志》，饶宗颐任总纂。《大光报·方志周刊》正是由该馆编辑，顾先生的来信才得以在《方志周刊》发表。1949年，叶恭绰为《潮州志》作序，认为全书“体例惬当”，“兹则义取求真，事皆征实，如山川、气候、物产、交通之类，皆务根测验，一以科学为归。更重调查，期与实情相副，迥殊扪籥，可作明灯。此纪载之翔确，为全书之特色者二也”[39]4。以科学为归是饶先生修志过程中的方法论自觉，乃与此前中国修志传统大不相同者。该志分门类三十(其中1949年出版15门类，2005、2011年补刊余下之大部)，题材及体例皆精研创新，为中国地方志的一个典范，至今仍为编写地方志之圭臬，顾先生所言“立千秋之准，成百世之业”不虚矣。
北碚地处重庆市北，“民国三十年(1941)，四川省政府改地方行政机关为管理局，比于县治”[40]1。卢局长子英，系卢作孚的四弟，时任北碚管理局局长。1944年4月7日，卢子英邀请北碚有关单位负责人、专家和地方绅士20余人开会，统筹编纂《北碚志》事宜，会上成立了以时任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社长顾颉刚、北泉图书馆馆长杨家骆、卢子英等为首的北碚修志委员会，推选顾颉刚为修志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家骆和傅振伦为副主任委员[41]725。杨家骆《北碚九志序》记载，众推杨氏为主任委员，聘顾颉刚为“总编纂”[42]2-3，与傅振伦所述略有不同。查《顾颉刚日记》1944年4月7号，“北碚修志局开会结果，予被推为常务委员，从此又多一事”[14]卷五，265；1945年6月7号，“维本来，送修志局预算书。……卢作孚弟兄以抗战将结束，北碚文化机关将各迁回原地，诚恐北碚志不易成书，聘予为主任委员，欲于两年内成之，每月经费约十四万元，予以其为社会事业，不涉政潮，允之”[14]卷五，478；11月18号又记卢子英要其从当年起任北碚修志馆馆长。可见顾先生不同时期担任职务虽有改变，但始终主持其事，熟悉有关情况。卢子英在北碚管理局内成立的北碚修志馆，经过一年半的工作，编撰出38个分志草稿和部分零散篇章，总计约90万字。抗战胜利后之情形，诚如卢氏兄弟所预料，遂有顾颉刚函中所言“《北碚志》尚未出版，盖胜利既临，群从星散，遂未成书”。1948年9月南京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发行《地理》季刊第5卷3、4期合刊“北碚专号”，所长林超在《卷头语》叙明北碚志编纂颠末：
(北碚志)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而编纂尽量采用科学方法，尤为我国纂志倡一新例。地理编由本所负责主编，先后负责者有黄国璋、李承三、林超等。复员后各机关星散，编纂工作为之中梗，惟地理志大致告竣，且多由中国学典馆排版，卢子英及杨家骆两氏拟将地理编各志先交本所付印，作为《地理》季刊“北碚专号”，计共包括九志。[43]
1949年，杨家骆去台湾，又将九篇编辑成册，定名《以科学论文方式撰写方志之试验：北碚九志》，在台北鼎文书局出版。该志与《潮州志》“以科学为归、更重调查”之特色暗合。1949年3月发表的《潮州修志馆简史》分四点报告该馆成立两年来的工作：编印《潮州先贤像传》、全州地质矿产调查、考古工作，后两点以科学方法进行实地调查，收获颇丰；第四点“延揽科学家参与修志”，提出现代方志的特殊价值——乃在经济民生，尤为真知灼见。内容如下：
近年国内利用科学方法编修方志者，有陕之城固，川之广汉、北碚，黔之安顺等。关于自然地理部门均曾派专家实地考察，作精密之调查，详确之记载。良以现代志书，不在钞录诗文、修载人物，其特殊价值，乃在经济民生。如水文之纪载，可作从事水利者之借镜；矿藏之探测，可为开采者之指针，此固无庸赘言而知者矣。故方志之纂辑，在广集众长，分工与专门，尤为首要。本馆早注意及此，虽在种种条件限制下，仍竭力罗致专家，以相从事。计参与本志工作之学术机关团体，有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两广地质调查所之于地质、矿产，南京中国地理研究所之于地图编绘及山川、水文、气候，潮安水文站之于气候实测，厦门大学海洋研究所之于鱼类，韩江水利工作队之于水利，中华柑橘研究院之于农产、柑橘、昆虫，皆于本志有相当之贡献。[44]
可以看出纂修《潮州志》时所汇集的科学家和机构的水平之高、范围之广，真正做到“广集众长，分工与专门”。川之北碚即指《北碚志》，二志皆异于旧志纯由地方人士任其事之传统，在修志理念和方志的体例、内容及修志方法等方面均有相似之处。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林超，潮州揭阳人，系潮州修志馆特约地质山川门编纂，参与了《北碚志》与《潮州志》之地理、地质部分的调查和撰写(11)，应曾与饶宗颐谈及《北碚志》。据此推测，大概饶先生在收到顾先生1946年8月8号所写信之后，回信谈了编纂《潮州志》有关情况，并要借鉴《北碚志》，才得顾氏回信谈及《北碚志》的现状。
《天津民国日报》“史与地”周刊1947年1月7日创刊，9月结束，刊头乃顾先生题。发刊词谈了近三十年来史学和地理学的长足进展，欢迎学者投来通俗且史料完备、精密考证的文章。从创刊宗旨和行文风格判断，笔者怀疑发刊词出自顾颉刚之手。该周刊为顾先生主持，故稿约中有“惠稿请赐交苏州悬桥巷顾家花园十号文通书局编辑所转本刊编辑部”[45]。据方诗铭回忆：“悬桥巷顾家花园九号(当时的门牌)，既是顾颉刚先生的寓所，又是文通书局编辑所的所址。”[46]33《顾颉刚日记》1947年1月29号记：“看诗铭所编《史与地》稿。……看《史与地》稿，讫。”[14]卷六，154月11号记：“写津《民国日报》信，寄文。”[14]卷六，484月19号记：“发《史苑》及《史与地》之稿费。”[14]卷六，52可见，方诗铭是《史与地》周刊之编辑(第1期有其论文《太初二年前玉门关在敦煌西北说献疑》)，但顾颉刚仍是该周刊之主编，负责审稿、将定稿寄往天津、发稿费等事。
饶宗颐《〈庄子〉裘氏考》一文，主要考证《庄子·列御寇》中“郑人缓也，呻吟于裘氏之地，只三年而缓为儒”的“裘氏”之所在。饶文认为：“裘氏者，《释文》但云地名，其地所在，自王先谦、郭庆藩以来均未详。”《经典释文》所载崔譔训“裘”为儒服，不可从；也不赞同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二“以裘为儒服，知缓亦儒服矣”之观点。他根据卜辞、金文、《说文》、《广韵》、《玉篇》、《路史》等资料得出结论：“陈留，今河南开封，春秋属郑，是《说文》、《玉篇》之，洽与《庄子》郑缓所处之裘，卫大夫食采之裘，及殷王来往之裘，同为一地也。”[47]本文当属“古地辨”一类文，为学界解决一个久悬未决之难题。总之，此通讯反映顾先生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饶先生的古史地研究和方志纂修。
四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见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政治和时局等原因，居留香港的饶宗颐先生与顾先生联系减少，乃至“文革”期间失去联系，之后，又因缘际会，在北京得见一面。正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
《顾颉刚日记》1957年5月2号记载：“陈真如、黄居素、黄良庸、罗伟之、又安、洪儿来。写孟余先生、钱宾四、董彦堂、雪曼夫妇、吴敬轩、香林夫妇、慰堂、季明、宝璋、简又文、饶宗颐信。”写信目的是：“政府派黄居素到港，作联络事宜，故真如邀其来此，嘱予为宾四写信，能回来最好，即不回来亦望改善态度。予因作留港旧友书十一通交之。”[14]卷八，238，239陈真如即抗日名将陈铭枢，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常委兼理论政策委员会主委等职[48]208。他与黄居素友情甚笃。黄氏系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1932年起长居香港，1955年9月到北京，1957年4月受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5月返港(12)。因此，顾先生的信已在写信当月由黄居素带回香港。饶先生时年40岁，在顾颉刚看来其可与钱穆、董作宾、蒋复璁、罗香林等学者相提并论，作为新政权“统战”对象，足见饶先生当时的声望和影响力；同时也可看出当时大陆的政治风气和学术氛围较为良好，顾先生真心诚意希望老友们为新中国贡献力量。
2003年，饶先生撰文回忆：“顾老为人十分多情，我还记得他写给我的信有一段这样说：‘颉刚年来体力渐衰，他日相见，必当为一老叟，少壮之日易逝，恨之何如!’他真像梁任公笔端带有无限情感，至今犹萦绕在我的心坎之中。”[1]51-52此信写于何时呢?1953年11月12日，顾颉刚在《法华读书记(十八)》写道：“予今年已六十有一，体力渐衰，而现任诸职有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大中国图书局，一年之中，几无暇日可得。”[49]五卷下册，3602可见，顾先生有“体力渐衰”之感始于1953年底。由“年来体力渐衰”可推测此信写作时间距1953年11月12日不算太远。“文革”及其之前几年，二位先生之书信联系恐很少，而且与“年来”之意不符，故推测此信为上段所述1957年信。
在特殊年代，顾颉刚仍然坚持看书。他于1967年10月26号“翻饶宗颐《殷商贞卜人物通考》”[14]卷十，765。该书实名《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开创了以贞人为纲排比卜辞的先例，在理论和方法上都超越前人，对了解各个贞人的占卜内容及其所属的时代很有参考价值。饶先生因此在1962年获得法国汉学儒林奖。
《顾颉刚日记》1978年8月8号记载：“看饶锷《天啸楼集》。……饶锷为饶宗颐之父，出身商人家庭而酷好读书，所作具有见解，乃未及五十而卒。其藏书不知解放后如何处理，颇念之。”[14]卷十一，580-581《天啸楼集》可能是饶宗颐于1936年11月6日寄送给顾颉刚那本。1924年，上海国学研究社出版《国学周刊》第60期报道“潮州饶纯钩君、蔡心觉君，设立瀛社，研究国故，发行《国故》月刊”，并说饶君通讯处为“潮州东门头潮安银庄”。该刊宣言云：“学之不讲，尼父所忧。……光宣季世，迄于共和。异说披猖，诡言日多。新潮澎湃，黑白淆乱。……爰启瀛膏社，保国以学。”[50]可见饶锷对国学颇有研究，决心以学保国，且拥有银庄，有充足资金收藏书。饶宗颐家学渊源，亦有可考见者。他在前述的《禹贡半月刊》6卷7期通讯有叙说。饶宗颐在《〈天啸楼集〉跋》称其父：“素以振故学为职志，于乡邦文献尤为眷注，于是有搜辑潮州艺文之举。”[51]157可见饶氏父子都很关注乡邦文献，以振故学为职志，藏书颇多，因此为顾颉刚所惦记。
1980年9月，饶宗颐在成都出席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三届年会后，由中山大学曾宪通陪同，首次于改革开放后在内地十几个省市参观考察，历时三月，光博物馆就看了33个，11月(原文误写为10月)7日，两位隔断音讯多年的忘年交在北京得以相见，再续前缘，时间验证了“他日相见，必当为一老叟”之预言。曾宪通记录了北京会见时的感人场景：
回到大厦，胡厚宣先生已在大堂等候多时了，当即由胡先生陪饶先生前往北京医院探望顾颉刚老先生。胡先生说，顾老前些时候发烧至摄氏四十度，现已恢复正常，但患有老年支气管炎和糖尿病，所以还需继续住院治疗；不过老人家记忆力还特别好。果然一见面，顾老就说他和饶先生已有五十多年的交情，现在还保存着饶先生30年代为《古史辨》写的好几篇文章。饶先生马上说：“那是我小孩子时写的东西，还请顾老多多批评。”顾老虽然年近九十，但五十多年前的往事却记得如此清楚，真不简单。饶先生说，顾老十分注重培养年轻人，奖掖和提携后进是他对中国学术的重要贡献，也是他深受敬重的原因之一。回到大厦，胡先生说顾老的学生们正在为顾老的九十大寿准备出版祝寿文集。饶先生立即表示，他一定与大家一道，共襄盛举。[52]24-25
此段可补《顾颉刚日记》当日之缺。顾颉刚是胡厚宣在北大史学系读书时的老师，也是其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时的主任。所以，胡氏应对顾、饶此段时期之交谊及编辑《古史辨》第八册之来龙去脉比较熟悉。饶对顾的评价很中肯，顾犹记得五十年前收入《古史辨》之年轻学人文章，即是证明。可惜，顾先生在此次见面后月余即12月25日遽归道山。顾、饶在相隔几十年后的最后一面就显得弥足珍贵。
《纪念顾先生诞辰90周年论文集》后于1990年由巴蜀书社出版，易名《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饶宗颐有《说卍——青海陶文小记》文参加。《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论文集》另收饶宗颐《契封于商为上洛商县证》一文，赞同顾颉刚晚年主张商人之兴，由西而徂东，太史公无误，以纠正殷为东夷一说之非。顾老地下有知，想必报以会心的微笑。文末慨言：“今值先生百龄又十冥寿之辰，敢贡芜文，不辞哀耄握椠之劳瘁，略以表我夙蒙先生埏埴、汲引、感佩之愚诚云。二〇〇三年八月五日修订，时年八十又七于香港盛暑。”[53]65少壮之日易逝，恨之何如?中国学术正是因为有像顾老这样的前辈提携后进而得以不断发展进步!
饶宗颐曾撰文总结他与顾先生的交谊：
一个人的学术旅程，往往是很曲折的，亦同样是“层累造成”的。我和顾老的结缘，将近七十年，追述往事，好像重温一遍《云烟过眼录》。《古史辨》的中断，我应有责任，至于今仍耿耿于怀。古史重建事业中的史料辨证和整理工作，由于考古学的发展，新材料陆续出现的不断挑战，相信大家都会持续下去，再接再励。[1]52
从中可以看出饶先生对顾先生的怀念。同时，饶先生对当今学人利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观念去从事古史重建事业中的史料辨证和整理工作寄予厚望。《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中有一节用“学问：情感和生命的存在方式”为题，谈顾先生之学术和学品。笔者愿借花献佛，用“学问和情感——生命的存在方式”概括两位先生之交谊，以表达对他们的无限崇敬。
注释：
①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1981年4月15日出版的《新亚生活月刊》第8卷8期以《饶宗颐教授获巴黎亚洲学会推选为荣誉会员》为题详细报道：本院院务委员、前中文系讲座教授饶宗颐先生最近获巴黎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推选为该会荣誉会员，去年七月得该会理事会提名通过。亚洲学会成立于1822年，为世界最古老而有领导地位之东方学研究机构，范围极广，包括近东之亚述学、埃及学，中东之希伯来、闪族、阿拉伯、伊斯兰及伊兰、突厥各方面之研究，远东则印度学、中国学、蒙古、西藏学以及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地语文史地之探讨均属之，会员遍及世界各地，有历史悠久之权威性定期刊物《亚洲学志》(Journal Asiatique)已出至268期。1830年该会首任荣誉会长为Dued’Orléans公爵(即后来之法皇Louis-philippe)。近代著名汉学家伯希和亦尝担任会长(1938-1945)。又悉：该会荣誉会员，限于非法国籍人，须在某方面研究有高度代表性成就者方能获选。该会自成立至今将近160年，世界之东方学者被选为荣誉会员仅得30名。以前代表汉学之荣誉会员只为瑞典高本汉(B.Karlgren)一人。近时中国学人膺此荣誉者仅有顾颉刚(已故)及饶氏云。
②主要有：马来西亚郑良树《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第221、227-228页；周少川《治史论学六十年——饶宗颐教授访谈录》，《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1期；《江山代有才人出——饶宗颐教授学术成就管窥》，《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黄挺、杜经国《饶宗颐教授的潮州地方史研究——〈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编后》，载《潮学研究》第5辑“饶宗颐教授八十华诞颂寿专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8页；郭伟川《论饶宗颐教授之史学观》，吴榕青、庄义青《饶宗颐先生早年的历史地理研究》，两文均载曾宪通主编《饶宗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沈建华《饶公与新古史辨》，载《华学》第七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胡晓明《饶宗颐学记》，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年版，第48-49页；陈韩曦《饶宗颐学艺记》，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7页；严海建《香江鸿儒：饶宗颐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29页；姜伯勤《饶学十论》，齐鲁书社2012年版，第118、210页。
③此处乃修志人避乾隆讳，将“弘治”改为“宏治”。
④应为1934年11月1日。
⑤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号20-1-208-28。
⑥陈伟武《选堂先生与中山大学之夙缘》，《华学》2004年7辑，第5页。广东省档案馆藏影印件。
⑦原档藏苏州市档案馆。
⑧见贺光中编辑《东方学报》(新加坡)1957年1卷1期。
⑨见广东文化教育协会编辑《文教》1947年5月创刊号，署名“饶颐”。
⑩严海建提到吕思勉和王伯祥曾分别致信支持饶宗颐写《新史》。其中，王伯祥的信说：王莽虽然失败了，也算一个皇帝，所以史书应该有王莽的“本纪”；饶宗颐提出：在王伯祥的书上，应该补编一个王莽本纪。严氏认为饶先生关于王莽的研究没有继续，“一方面是因为战争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饶宗颐对自己历史观念的否定”(见《香江鸿儒：饶宗颐传》，第41-42页)。严海建也未引用三人通信原文或注明出处，但很明显未有“怂恿”一说。此处所指王伯祥的书，应该是其主编、开明书店于1936年3月到1937年3月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其中就有万斯同撰《新莽大臣年表》等。
(11)关于林超与饶宗颐之通讯及其对编纂《潮州志》之贡献，可参考汕头《大光报·方志周刊》1947年第33期，1948年第43、48、51、53期以及第76期发表的饶宗颐为林超之父、《潮州志》宗教门编纂林建中先生所写的《敬悼林建中先生》一文。
(12)黄幼媺《父亲黄居素和他的〈光网楼诗〉》，载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中山文史》1998年第43辑，第45页。中央文史研究馆编《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61页说黄居素于1957年7月抱病返港，查其所据黄任潮《黄居素其人其事》(《岭南文史》1990年1期)一文并无此月份，故此说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