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制#183;祭祀#183;合院民居——浙江民居建筑室内构成纲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居论文,礼制论文,浙江论文,祭祀论文,纲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是一面镜子，将今天与昨天进行对照，得出今天发展的速率及成果，预示未来发展的轨迹。历史是一个筛子，在历史演进嬗变的过程中，将那些有形式无形的东西进行洗涤、遴选，在这个逐渐沉淀、积累的过程中，形成相对稳定的范式。传统民居建筑及其所反映的文化正是历史发展在建筑学领域中所渐成的范式。如何使传统民居保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又能使生活在其中的百姓享受现代文明的当然成果，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文化乃至政治难题。梁思成先生说“建筑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斗争的记录。建筑又是一种艺术创造，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经济状况；不同民族的衣食、器物、居室都有不同的（民族）性格或（民族）特征；建筑在人类一切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所以它所代表的民族思想和艺术，更显著更强烈，也更重要，建筑上可以反映建筑它的时代和地方的多方面的生活状况。”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知晓建筑除了受其建造时的地理环境影响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受其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要解决传统民居建筑空间与人类现代生活方式相矛盾的要义，必须清晰明了影响其建筑空间形成的真正动因。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以浙江地域传统建筑空间为例作一尝试性探索研究，希翼能给中国建筑空间的研究提供一定有益的方法。执砖引玉，在文化大环境的系统下，真正能踏勘出一条现代传统民居建筑的传承之路。
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因而使国家昌盛的重要条件是风调雨顺，天地祥和。对天的畏惧与崇拜及对地的依赖成为国家最基本、亦最重要的礼仪。为了共同抵御天灾人祸，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的血缘共同体，作为国家社会生产活动的基本生产单位，同时更是一个以血缘关系构成的政治、军事共同体。为了稳定地维持血缘共同体的秩序，建立必要的等级、禁严的制度成为了必须。血缘共同体，构成了宗族，宗族构成了“邑”。随着征战和防御的加强、政治和祭祀的集中、以及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邑”逐渐演化为都城、诸侯、国家。“家国天下”成为了中国区别于西方国家关系的典型特征。为了维护国家秩序，须建立一整套管理的制度。宗法礼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法规。宗法礼制是家国的社会关系、组织关系，甚至是国家和家庭生活中一切活动的行为准则。孔夫子曰：“夫礼者所以定亲书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又闻往教。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今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之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上》）礼制规范了人的一切行为，自然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建筑。合院建筑形式正是内聚的中国文化心理结构及等级制的表现形式。
一、礼制与民居空间
中国传统的礼制与伦理思想，意蕴在民居建筑的空间中，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被今日学界所认同。厅堂作为家族举行仪式庆典，祭天祀祖的家，族象征中心，从其空间的处置，建筑的构造，室内的陈设，梁架的雕饰、彩饰无—不映射出“浓厚”的中国文化内涵。千百年来，礼制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深深扎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指挥”着人们的日常行为。映射在民居空间设计中的礼制，亦正是中国传统的“伦常之理”的表现。
伦理思想源于道德关系。许慎说：“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德”即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既“以善念存诸心中，使身心互得其益”，这就是“内得于己”；又以“善德施之他人，使众人各得其益”，也就是外德于人。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伦理作了形象的描述：“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为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异。”人类从诞生之始，就陷入了一张千百年来经数代人编织好的社会关系和道德关系网之中。《论语学而篇1.12》“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也。’”中国传统的礼制深深烙在旧时中国人的心里，透射在旧时中国主导性的建立在血族结构之上的宗法文化之中。“分”“辩”“别”是中国民居空间中十分强调的。这种等级差别同时存在于厅堂与其他功能的房间，如寝室、书斋、厨、厕之中。而民居厅堂是家庭血脉承续之中心场所，等级更是十分鲜明。荀子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中国传统的礼制伦理关系中，有三条最根本的道德规范，即“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忠君”“孝、亲”是真正做到“三纲”的“正道”。在建筑上，厅堂居于民居的中心位置，在平面上处于核心的地位。宅居中心轴线沿厅堂的中细线绵绵伸延，厅堂两侧则为厢房，是为主人及家庭中心居住生活之场所。在浙江兰溪的诸葛村的大公堂，丞相祠堂，都凸现了这一传统布局，尤其在浙江东阳的卢宅更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似隔似连，空透幽深的“肃雍堂”中轴线，深深震撼着每一个到此的访客，更在其家族成员心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肃雍堂”的堂名即取自儒家之礼。“肃，肃敬也，礼之所以立也；雍，雍和也，乐之所由生也”，儒家思想在卢氏家族的建筑群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古时，家庭的道德关系与国家的政治关系是息息相关的。政治无须用伦理来转译其政治内容。厅堂空间的布置，事实上就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了向皇帝表示忠心的场所。这种场所对居民潜在心理压力是巨大的。只要人人尽到了“忠”“孝”，社会秩序就可以稳定，国家亦即可以“万世长安”了。在浙江兰溪诸葛村，丞相祠堂为其宗族总祠，村民皆为诸葛亮之后裔，奉诸葛亮为始祖，诸葛亮曾为蜀汉丞相，丞相祠堂即为祭奠始祖诸葛亮所建。祠堂位于村子的南端。这里是村口。祠堂占地1400平方米，建筑规格高，型制很特别，它由门屋、两侧廊庭和后面供奉诸葛亮和“功宗德祖”神主的享堂三部分，共同组成一个“口”字形平面，在“口”宇中间又建起一座高大华丽的方形“中庭”。丞相祠堂的门屋及“享堂”均为五开间，甚至还造了钟楼和鼓楼。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古代建筑中的开间是与“阶”联系在一起的，统治阶级对建筑的等级制度历代皆有明确的规制。唐代“宫室之制，白天子至于庶人各有等差”《唐会要》唐《营缮令》明文规定“王公以下屋舍，不得施重拱藻井，三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五间五架。五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七架，厅厦两头，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仍通作乌头大门，勋官各依五品、六品、七品以下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又庶人所造堂舍，不得过三间四架、门屋一间两架，仍不得辄施装饰。”明代对建筑更有严格规定。明洪武四年定亲王府制，规定各地亲王均为朱氏皇族子孙府北，城高二丈九尺，正殿基高六尺九寸，城四向正中开四门，殿分前后。洪武五年定公主府北并用正一品制度，厅堂九间十一架，施花样兽脊，梁栋，斗拱，檐桷彩色绘饰，帷不用金，正门五间七架大门绿油，铜环，墙砖镌凿玲珑花样。可见古代建筑的形制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密切相关的。“礼”与“宗”的关系极为紧密。“宗”是以天然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它源于原始父系社会氏族的祖先崇拜。而“礼”的最初本意为敬神，两者有着相近的内涵。“宗”又与古代建筑直接关连，《说文》：“宗尊祖，庙也。”从“宗”的字形结构分析，“宀”也就是房屋，“示”代表被神化了的祖先，“宗”在厅堂中被异化为坐在屋宇中变成神的祖先。无论在浙江兰溪的诸葛村总祠——丞相祠堂，还是在浙江东阳卢宅的“肃雍”堂，这些传统礼制的规限，都深深体现在其中。诸葛村的丞相祠堂，门屋正中三间为正大门，每开间在金柱位置做四扇木板门，两销间为磨砖八字影壁。左右廊庭各有七间，供奉十四个派的神主。
再向后，地势陡升，从两厢拾级而上，钟鼓楼合列两边，中间享堂，明间正中供武侯灵位，今为武侯坐像。两侧为族中特殊受到旌表的忠、孝、义烈与乡贤、先达的神位。作为祭祀大厅的“中庭”，面阔三间两廊，三间进深，全部敞开，中庭四根大金柱直径达50厘米，分别用松木、柏木、桐木、椿木做成，谐音“松柏同春”。廊檐用青石做方柱，共44根。在这里举行祭祀活动庄重肃穆。诸葛亮曾为蜀之丞相，当然其建筑可高“阶”而筑了。同样在浙江东阳的卢宅“肃雍堂”，我们看到其禁严的家族尊威。肃雍堂建有前殿后厅，前殿为举行祭祖、拜天礼仪或进行家训礼教之“重”地。后厅则为家族仪事论政之场所。肃雍堂内高挂“恩荣四世”堂匾，即为清皇康熙二十三年九月，诰授当时任广西桂林等处地方左提督卢玉祥为一品荣禄大夫的，并诰赠祖上三代一品荣禄大夫所立。不仅反映了卢氏宗族的世代荣耀，更表示了皇恩浩荡。中国传统礼制与家庭的宗法，在这里紧紧地纽在了一道。（参见下图）
二、礼制与厅堂装饰
传统礼制对于厅堂装饰，有着严格的制约作用。厅堂的装饰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雕梁画栋，(2)立面与节点，(3)室内家具，(4)室内陈设。礼制决定了国家对于营造建筑厅堂的法度规范，旧时礼制规定，只有士大夫阶层指定用这种装饰，一般的寻常百姓家是绝不允许雕梁画栋的。浙江民居梁、架的用料亦是十分讲究。宋《营造法式》规定，殿堂用殿堂结构形式，厅堂和余屋用厅堂结构形式，殿堂规定用一至五等材，厅堂规定用三至六等材。《考工典》载宋制“非品官不得起门屋，非宫室、寺观，毋得彩画栋宇及朱黔漆梁柱窗牖……”在浙江兰溪诸葛村的“大公堂”，由于“大公堂”是其宗族为纪念诸葛亮而建，大公堂内雕梁画栋比比皆是，只是在这里画栋由于地域的原因，加之浙江是木雕的故乡，这里“画栋”较少，而代之为大量的雕饰了。过厅上有藻井，曰“葫芦结顶”。至于厅堂的用材，从诸葛村的丞相祠堂、大公堂、武侯祠、崇信堂等处可见皆用料考究，皆为五等以上之用材。而这些，在浙江东阳的卢宅更是不胜枚举。这里，把东阳传统发达的木雕技艺巧妙地与建筑结构结合起来，“梭柱月梁，斗拱雀替。”枫拱始于唐代，沿用至宋、元，原均无雕饰，而卢宅肃雍堂的枫拱却雕有牡丹、莲花、仙桃、蟠龙等。至于雕饰，在古代亦是有严格的等级限定。唐制：非常参官不得造轴心舍及施悬鱼、龙凤、瓦兽、通脊、乳梁装饰。明制：公侯梁栋斗拱，桅桷用彩色绘饰。卢氏为名门望族，加之清雍正皇帝诰封卢氏传人卢玉祥为一品荣禄大夫并诰赐卢氏上传三代为一品荣禄大夫，自然其宗祠——“肃雍堂”的梁栋可以雕梁画栋，以显其家族之荣耀了。至于厅堂中的立面和节点以及在厅堂中的立面每一空间界面转折的细部节点，自然也脱离不了礼制的框限。清代学者凌廷堪在其礼学名著《礼经释例》中，指出古人是“室中以东向为尊，堂上以南向为尊”。东阳卢宅的肃雍堂的正壁，恰位于堂之北侧，坐北面南，是为尊位。壁上正梁上悬挂着“恩荣四世”，可见正壁尊位之神圣。而肃雍堂的梁架节点之推敲，也渗透着礼制的作用。宋《营造法式》把梁架的结构形式分为殿堂造和厅堂造。前文已论述过。古时，我国民居的“厅”，只能谓“堂”决不可称“殿”，“殿”在我国封建社会是皇帝所专用的“厅”。而“殿”的规格远远高于“厅”。至清代的《工程做法则例》把殿堂造和厅堂造细化为大式作法和小式做法，作为区分建筑等级差别的标尺。在大式做法中又细分为23例，小式做法为4例。两种做法不仅在间架屋顶上有明确规定，而且在出廊形制、斗拱有无、材等规格和具体构造上有一系列的区别。飞椽、扶脊木、角背、随梁枋以及某些复杂的榫卯结构成为大式做法特有的技术措施。等级的限定伸入至技术构造的细微之处。兰溪诸葛村的丞相祠堂和东阳的卢宅，一个是为祭奠丞相而建，另一个又是官至一品的大家族，自然在二地所见的斗檐雀替，技巧繁复的梁架构架，以及华丽的藻井就不足为奇了（参见上图）。在东阳的卢宅，还出现了抹角梁的梁架转折的处理构造细部，不仅减轻了角柱所承载的屋面荷载，更加强了厅堂构架的华丽富贵。这种做法，一般的民居厅堂的梁架，在封建社会是断然不可采用的。卢宅肃雍堂轴级的“头门”——捷报门的门楣额材上出现了四个木椽，古时称为门当。一般民居只能用二个门当，至多不能过三个，这里饰有四个门当，可见卢氏家族门弟之高。门楣上的门当，与立于门扉两侧的“户”，称为“门当户对”。同样的情形，亦出现在兰溪诸葛村的武侯祠。除了在梁架构造、装饰立面和结点，封建社会礼制俱有严格的规限外，在室内家具的陈设以及室内灯具、装饰也有明确严格的规定。厅堂作为封建家族祀天祭祖，论政议事的中心，在家具的陈列上是严格按照“分”“辩”“别”的礼制宗法秩序排列的。厅堂中心设置条几，上置祖宗灵位，祭祖时则须摆放食物供奉祖先。条几两侧分别按宗族地位顺序排列。在这种宗法等级主义道德原则的支配影响下，家庭成员每一个人都没有独立的人格；一级对一级忍让屈从，人的自我意识、自由个性被完全泯灭。厅堂活动内容主要是强调圣命不可违，祖法不可变，并倡导因循守旧、安分守己，束缚了人的积极进取，锐意革新的精神。厅堂事实上已成为禁锢思想的“枷锁”。封建礼教的“三从四德”。（“三从”即为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四德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工，所谓“妇德”就是守节有耻，动静有法；“妇言”即择词而说，不道恶言；“妇容”，即服饰鲜洁，沐浴以时；“妇工”即专事纺织，不好戏笑。）在厅堂空间的室内陈设中表现的淋漓尽致。民居的厅堂内没有妇女的位置。妇女只能出没在厨房及内院空间。封建礼教给古代妇女加上了深重的枷锁。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千年文明史上，我们在为祖先优秀的文化遗产自豪的同时，亦看到了传统封建礼教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深层影响。在传统厅堂空间中，无论在雕梁画栋，立面节点，还是在室内家具的陈列上，封建礼教有严格的规范，甚至在室内陈设上也是百般限制。
封建君王对弟宅的装修、装饰等均有严厉的限制。封建礼制深入到了弟宅的每一角落。由于卢氏为名门望族，因而其家族浙江东阳卢宅的肃雍堂，厅内珍藏着春夏秋冬四季宫灯近三百盏，有竹雕、竹编、白纱、红绸、羊皮、料丝、玻璃、彩珠等，大小各异，品种繁多。其中用四十万颗五彩玻璃珠串结的三联六挂宝盖索络大堂灯，高5.4米，重达225斤，更是逢年过节，祭王祀祖，婚丧吉庆的重要器物。
三、礼制与厅堂彩饰
中国建筑的色彩，由其使用的材料多为木制构造，给彩饰带来了极好的装饰空间，因而更比西方石构建筑空间的彩饰、色彩更为丰富、强烈，设色更为大胆。今天，无论在昔日帝皇的华丽宫殿还是在地方豪绅的弟宅厅堂，都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图画。在本文考证的众多乡土建筑的民居厅堂中，亦都多次印证了这一不争的史实。尤其在浙江兰溪诸葛村的众多祠堂及浙江东阳的卢宅，更充分地表现了中国传统建筑彩饰的辉煌。当然与北方的宫殿和豪宅相比，两地的彩饰逊色多了。中国建筑的彩饰有一重要特点，即不是单纯的色彩饰物而往往是建筑物构件的饰彩。然而，虽然我们看到的厅堂建筑构件的彩饰如此的华美艳丽，但在古时，厅堂的彩饰同样纳入了礼制规限的畴域。决不是居所的主人可以随意想象装饰的。在所施之色彩，还是在所施之色彩的部位，甚至于所饰的图案，历代皇朝都有明确的规定和严厉的限制。从《周礼·考工记》中，我们可以找到当时对建筑的装饰、色彩就有明确的规定，如天子宫殿前柱子可漆成红色，诸侯的为黑色，大夫的为蓝色，士人堂屋前的柱子则只能漆成黄色……这些规定如若违犯，则必遭杀身之祸。至清廷从关外入主中原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大力采用汉族文化，其建筑等级制度大体沿用明朝的规定。“正门殿寝均绿色琉璃瓦，后楼翼楼均本色筒瓦，正殿上安螭上勾，压脊仙人以次凡七种，金属用五种，凡有正屋、正楼，门柱均红青油色，每门金钉六十有三。梁栋贴金，绘画五爪云龙及各色花草……”这种规制仅次于皇帝的宫殿，世子府第要低一级，允许“正门一重，正屋四重，正楼一重，其间广数，修广及正门金钉，正屋压脊均减亲王七分之二，梁栋贴金，绘画四爪三蟒及各色花卉，余与亲王府同。”其下依次为贝勒府，贝子府，规模及装饰等级递减。至于一般官僚民富的级别就更低：“又定公侯以下官民房屋，台阶高一尺，梁栋许绘画五彩杂花，柱为青油，门用黑饰，官员住屋，中梁贴金，二品以上官正房得立望兽，余不得擅自。”“唐制：非常参官不得造轴心舍及施悬鱼、龙凤、瓦兽、通脊、乳梁装饰。宋制：非宫室，观毋得彩画栋宇及朱黔漆梁柱窗牖，雕楼柱础。明制：公侯……门用金漆及兽面，摆锡环。……梁、栋、斗拱、檐桷用彩色绘饰。窗枋柱用金漆或黑油饰；一品、二品……门用绿油及兽面、摆锡环；三品至五品……门用黑油，摆锡环：六品至九品……黑门铁环；庶民所居房舍……不许用斗拱及彩色装饰。”封建礼教在帝皇的明令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把传统的礼制与皇帝统治的要求，完善地结合在了一起。封建帝王把全国建筑营造活动也纳入了以帝王宫室为中心的体系中，使之为大一统的国家政体服务。由此可见，封建礼制与统治阶级的理想揉合在一起，深入到了百姓生活的每一角落。这些现象在本文所涉猎的浙江兰溪诸葛村和浙江东阳卢宅都可眼见为实。一个是早已离世的蜀相诸葛亮后代为祭祀其祖先而做的厅堂，另一个则是虽贵为一品仍属豪绅的卢家宗族大院，这里自然不会有太多艳丽的彩饰，而更多的则是精美绝伦的雕饰。二地所属区域俱为雕刻具有悠久传统的乡镇，尤其是东阳吴店更是著名东阳木雕的故乡，因而雕镂精美的雕刻在建筑构件上的应用，比比皆是。堪称巧夺天工。雕饰，在室外或在厅堂的壁面上，由于其采用材料不同，也有砖雕。砖雕的纹样图案与木雕一样，均有限制，亦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在千百年的历史进行程中，我国的建筑无论在建筑的群体还是在单体，无论在庭院还是在厅堂，甚至微缩到建筑空间中存在的每一构件，均受到了传统礼制的影响。礼制影响下产生的建筑观成了统辖传统建筑的主要思想意识，并对一般黎民百姓的建筑活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翻开中国建筑史，那些艺术价值高，形象瑰丽壮观的古典建筑实例，几乎全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宫殿、陵墓、苑囿、坛庙，以及与朝廷有紧密联系的宗教建筑，即便是高官贵戚的府北与之相比，也会黯然失色，而一般性的民居和为公众服务的商业建筑就更显其平庸质朴了。
四、祭祀与民居空间
在民居的厅堂中，除了论政议事，婚丧吉庆外，更主要的功能是祭祀。祭祀主要表现对“至上超自然力量”的信仰，这种“超自然力量”是普通人心中主宰生命万物的宇宙之神。诸如基督徒心中的上帝，伊斯兰教徒供奉的“真主”，佛教徒崇信的“释迦牟尼”。在厅堂中，民间祭祀的主要对象，还是祖先。天神虽立于众神之首，但祖先崇拜的意义统摄了对天的崇拜，祖先的“丰功伟绩”成了后人光宗耀祖的标牌，因而家族中的祭祀崇拜是十分隆重而神圣的。族有祠堂，家有厅堂。兰溪的诸葛村人以自己为蜀相诸葛亮后裔而自豪，在村中除了立宗祠外，专门修了武侯祠、丞相祠堂、大公堂等纪念性建筑物，祭拜祖先诸葛亮。而祭拜的宗旨，并非只是对祖的祭奠，更重要的是显其荣耀，抬高门弟，以祖先的功名，彰显自己的出身显贵。这种祭天祀祖的意识深入至每一个百姓心中，直至今天仍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种近似西方“血统论”的思想，正是中国民居厅堂反映出的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的充分表现。东阳吴店的卢宅，直至今天还在族谱中记录着宗族传人的功绩，显其卢氏宗族的尊贵。厅堂中悬挂的牌匾，无一不是宗族崇拜意识的真实反映。由于民间厅堂中祭祀的主体是宗法性宗教，而宗教本身并无直接的至上的超自然力量，因而在内容上易于倾向功利性价值。宗法伦理在这里取代了一般性的宗教信仰。刘广明在《宗法中国》中认为，宗法性宗教采取了隐性的蕴涵形式，“其原因在于中国宗法文化中的神学和哲学始终不作彻底分离的传统，在神学和哲学合二为一的情况下，哲学就是神学，在神学和哲学分离的情况下，由于神学和哲学毕以宗法伦理为本位，两者又串通了，所以，哲学总是有意或无意地为宗教作论证，而宗教则借助于哲学（形而上学）向至高无上的超自然力量过渡，这样，宗法性宗教虽无直接显现的至上神，但在功能上却蕴涵了至上的超自然力量。”厅堂祭祀极端重要，自然其祭祀仪式亦是极其隆重的。据记载，浙江兰溪诸葛村自清雍正皇帝就定下清规，每年在大公堂举行盛大的春秋二祭（农历四月十四和八月廿八），仪式甚为壮观，族人须在诸葛丞相的画像前行三献礼。在大公堂内还搭有戏台，祭祀时演戏，颂扬诸葛亮的丰功伟绩。大殿正中太师壁上写着《诫子书》“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一农业社会中典型的修身格言，成为了家庭成员人人须恪守的人生信条。家族的思想在这里承续、发展。从《高隆诸葛氏宗谱》所记载的数量之巨和记述的事物之细，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宗族精神在其宗族后人心中的地位。启然，可以想见祭祀仪式之隆重了。举行祭祀，当然须有供奉的器物，一般在厅堂的堂屋正中为太师壁，壁中立一长形条几，条几两旁设太师椅二把，通常为族人中年龄最长、辈份最高的长者座位。长形条几上供奉着祖先的牌位，在祭祀时还放有供品供应亡灵，厅堂中祭祀祖先的逻辑前提即为“永生观点”——人死并非化为乌有，生者乃魂魄之结合体，死者则是魂魄之分离而已“人死魂气归于天为阳，形魄归于地为阴”。所以人死虽然肉体消亡，但其精神尚在，并且存在于另一世界（阴界）之中，游离出生命肉体的灵魂是生人肉体生命活动的延续。因而，人们在厅堂中的祭祀就单纯为一种精神信仰，神鬼是生人肉体生命的延续，仍然有生命，和活人一样须穿衣、吃饭、住、行，供应亡者的物质之需理应由活着的后代负责。在厅堂中举行的祖先亡灵祭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供应祖先亡灵之食的需要。祭祀时，厅堂神龙案桌必供有祖宗牌位，下方的八仙桌上则供奉着丰盛的食品，“玄酒在室，醴盏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礼记·礼运》中记载的即是厅堂祭祀的隆重场面。在中国古代，不行祭祀被视作“不孝有三”中之—大不孝。如死去的亡灵，无后代祭祀，则必在冥界四处流浪，到处乞讨。找不到“食物”的亡者会因无处“归飨”而寻找自己的后代，轻则上门侵扰，重则降灾于后人，生者无不惧怕。倘若，死者无后代，则没有厅堂为其祭祀，亡灵就失去了生活供应的基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绝后”，是比不行祭祀还要忤逆的不孝行为。因则，厅堂祭祀的意义还包括，祈祷能维持一个强大的血缘家庭群体，抵御天灾人祸、防止战乱瘟疫的打击，家族枝繁叶茂则百世不衰。一句话，厅堂祭祀是生者对理想彼岸世界的追求，起到惩恶扬善，安抚人心的行诫和麻痹作用。同时，生者也是在表述自己努力承继宗法准则，以求来世的安康。因此，厅堂祭祀的宗旨即为祭祖和求子。祭祖是表示对宗族血脉的崇拜。求子是为了使宗族血脉之承续，延存，兴旺。求子活动的主要礼仪即在厅堂中举行的订婚之礼。男女双方如八字相合，就互换庚贴，庚贴又为“龙凤大帖”，贴上写明男女双方各自的生辰及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的姓氏，功名等项，由家长具名落款。换庚贴之日，男家将男方的庚贴放在自家厅堂的祖宗牌位前，焚香祭告。而后，女方媒人将女方庚贴带至男方家中，在厅堂中代表女家向男方祖宗牌位跪拜。至此，双方宗事基本约定。这种定婚仪式在厅堂中把祖先血脉崇拜和承继，牢牢地结合在了一起。
结语
今日的世界正飞速发展，享受现代科学技术文明的成果成为了每一个人生活的当然。在现代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文明社会，传统的宗族血缘社会已不再是国家的基本元素。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及生活方式是由相互之间的生产力关系所决定的。然而深深烙印在每一个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文化倾向和价值取向是不变的，这也正是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身份证。社会文明、现代技术的日新月异，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人口爆炸，土地紧缺，资源浪费……等等。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历史的必由之路。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要素是使我们今天在创造美好生活的同时表现出对传统文脉的尊重与梳理。努力营造出充分反映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又符合历史发展脉络“生长式”生活住居，是今天每一个中国有责任的设计师需要思考的问题。西方现代技术的文明，代表今天世界文明的发展水平，已成为世界所共享的人类文明。然而现代（西方）文明是依赖于其所依存的生产关系发展起来的，自然带有西方历史发展的文化烙印，如果我们一味地照搬西方的建筑形式，放在中国的文明环境下，则似空穴来风，颇觉滑稽，而更重要的是自己把我们的根脉给切断了。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不需要他们来做，我们自己已经完成了。在今天多变的世界，我们如何传承自己的固有文化传统精神，又适应于今天人们的心理结构诉求，创造出自己的设计，这是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去努力寻求的目标。也许这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但我们能明确自己的奋斗方向，相信一定会有所收获。中国的文化精神永承且必将影响设计，创造出新的设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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