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日记删削改篡影印出版的真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相论文,日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03)04-0001-05
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晚号松掸，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状元，同光两朝帝师。历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工部、刑部尚书等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不久，即奉旨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被慈禧下令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编管。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原籍去世。宣统改元，开复原官。1914年被废帝溥仪追谥“文恭”。此后不少史书称他为“翁文恭公”。1925年4月，他的日记被冠以《翁文恭公日记》，由商务印书馆涵芬影印行世。
翁同龢日记刊行后，熟悉晚清政情的学者很快发现其中的内容已被删削改篡过。金梁在《四朝佚闻》一书中更以翁同龢在日记中删削荐康一事为由，进而对翁同龢日记的真伪提出疑问。此后学术界对翁同龢日记的真实性也是疑信参半。信者认为日记所记内容“多中窍要”（缪荃孙语）；疑者认为：“内多改削，尤以戊戌年间荐康一事多有隐讳。”（金梁语）翁同龢日记原稿现存其五世孙翁兴庆（万戈）美国莱溪居家中。笔者穷数年之力，将翁氏日记原稿同影印本日记内容反复进行对照，结果发现翁同龢的日记确有删削改篡的情况。一些内容为翁氏本人所为，一些内容则是日记影印时，被门生张元济、四世孙翁之熹有意删去不印。日记影印时被删削的地方大致不下10余处，具体情况是：
甲子年（同治三年，1864年）。影印本日记第四册第62页初十日日记内容对照原稿，删去了以下一段文字：“荣侄言：‘今年有东洋人到上海，英夷畏之如神剑，格杀英夷辄不论。雨行，英夷为之张盖。今在浦东建屋，将东英夷之出入也。’果尔，亦快事也。”（注：荣侄即翁曾荣，翁同爵之子。文中所记内客多为道听途说，张元济认为实在无保留之必要，故加以删除。）丁卯年（同治六年，1867年）。影印本日记第七册第18页内容与原稿对照，被删去了以下文字：“覆奏折语多姗笑。大略侈陈咸丰十年（1860年）保全大局之功，并详陈不得已苦衷，而力诋学士大夫之好为空言，视国事漠然，并以忠信礼义为迂谈，而督抚摺信中惟李鸿章四次信函推许西士竟同圣贤，可叹，可叹。”（注：这段文字讲的是军机处传旨将总理衙门复奏同文馆开设一事的摺本及各省督抚的复奏摺、信函一并交倭仁等人阅看。）翁同龢曾为倭仁“润色”复奏稿，及反对倭仁到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文中对奕、李鸿章多有不满，真实反映了同治初年翁同龢思想僵化保守。由于同文馆开设一事孰是孰非，历史早有了结论。在张元济等人看来，若再保留这些内容，实在有碍老师形象，所以就将它删除不印了。
己卯年（同治八年，1869年）。影印本日记第九册第19页删去了“盖甘为鬼奴者耳”一句。查原稿，全文是：“赋椿者，总理衙门当差者也。前数年尝乘海船游历西洋各国，归而著书一册，盛称彼中繁华奇巧，称其酋曰君王，称其官曰某公某侯某大臣，盖甘为鬼奴者耳。”（注：斌椿随海关总税司赫德前往欧洲，归国后出版游记，介绍欧美政教风情，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最早记录之一。）当时士大夫“夷夏之辩”观点很深，对西学颇不以为然，翁同龢亦不例外。后人看来，不免迂腐，故张氏等人出于上述同样理由，为师“讳”而删削不印。
丙子年（光绪二年，1876年）。影印本日记第十五册第10页比原稿少了以下一段文字：“适郭筠仙来，遂论洋务。其云：滇事将来必至大费大辱者是也。其以电信、铁路为必行，及洋税加倍、厘金尽撤者谬也。至援引古书，伸其妄辩，真是失心狂走矣。”（注：郭筠仙即郭嵩焘。滇事指英国传教士马嘉理被杀事件。）郭氏曾援引中国古书，撰写《瀛海论》，认为洋务中国早已有之，翁对此不以为然。郭氏后出任驻英公使，对西方政教制度多有肯定，遭到守旧官僚攻讦。翁氏曾支持郭氏使英，并有信件往来。对于郭氏的功过，历史也早已有了结论。张元济等人认为上述文字若再保留，同样有损翁师形象，故加以删除。
辛巳年（光绪七年，1881年）。影印本日记第二十册第3页同原稿对照，被删除了以下一段文字：“醇邸以李相覆信见示，力驳去信，仍委婉以为一时难办。窥其意不过为刘铭传圆此一谎耳。”（注：醇邸指醇亲王奕譞，光绪帝生父。李相指李鸿章。）其内容是讲上年11月，张之洞以日本吞并琉球，奏调刘铭传督办台湾防务。奕、翁同龢对此表示赞同。廷旨将此事交李鸿章斟酌。李氏其实力主放弃清朝对琉球的宗主权，与翁氏意见不合，故在给奕譞的覆信中藉口刘氏“病未愈”，一时难以赴任。日记影印时，翁氏、李氏均早已作古，在张元济看来，这些无关紧要的如烟往事不必再提了。
又，同一册日记第14页，影印本日记内容删去了“微不足者”四字。查原稿原文，是写翁氏与左宗棠初次会面，对左氏的印象：“访唔左季高相国长谈，初次识面。其豪迈之气俯视一世，微不足者，恩之深耳。论天下大势，山河皆起于西北，故新疆之辟，实纯庙万古之远酋。”（注：左氏与翁氏一生相知，友情不浅。）在张元济等人看来，对左氏批评的话不宜再保留。但四字删去后，把原本否定的内容变成了肯定，这是对历史事实的篡改。
壬午年（光绪八年，1882年）。影印本日记第二十一册第19页上，“其人能干而过滑。以前在京时似曾治游也。赠二十金，以世交不得不受。”这一段文字前，原稿还有以下一段文字：“杨森荣，卢经伯前辈子，号子俊，湖南知县，今无选期，来见。”（注：杨氏与翁氏为世交。）翁同龢开缺后，杨森荣与翁家还有来往。在翁之熹看来，再保留先祖这些文字大为不妥，故在影印时用纸条黏去不印。
癸卯年（光绪9年，1883年）。影印本日记第二十二册第68页删去了“合肥之”三字。查原稿原文为：“张霭卿来辞行，谈越事，深诋合肥之偏执畏葸，其尊人颇欲有为而苦粤东之空虚，甚为难也。此君甚正派，将来可用。”（注：张霭卿系两广总督张树声之子。）张树声同李鸿章在中法越南问题交涉上意见分歧，张氏主战，李氏主和。影印者有意将“合肥之”三字隐去，盖不愿多提李氏，以免给人产生翁氏拉拔张氏以攻李之嫌。
从以上几段日记删改的情形来看，内容主要涉及翁同龢的思想及有关人际关系，张元济、翁之熹删改这些文字完全是出于为“师讳”，为“祖讳”。除此之外，日记的删改还有其他原因。
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影印本日记第三十七册第110～112页比原稿少了十月十六日至十月二十三日全部日记。查原稿十月十六日至十月二十三日日记内容是：
（十月）十六日。将往沪上，先往苏州。景子侍行。辰正开船，张帆行，过湖荡则逆风矣。摇橹抵阊门，戊初泊大子码头。
十七日。阴，暖甚，无风。景子上岸，余留舟中。未正移泊青阳地，写小轮票五元三角，孙庚船。酉初三刻轮船带行，洋关小驻，月出展轮。
十八日。黎明抵上海，辰正泊义袋角，下距大王庙里许。景子上岸，住寅臣处。晚寅偕景来。此行为斌孙南归，欲乎此一见，期十八必到，乃新裕船在津滞留须二十一方到，只得待之，闷甚。午后小雨晚有声。二更大风起。得江西十二函，即覆之。发鹿信。
十九日。雨止，风仍大。寒。景子来，缉夫来，同饭。申正风止有晴色，稍暖，行人计在黑水洋矣。市楼吃面。写扇七柄。缉、寅皆送黄花鱼，日日如此。
二十日。睛。风止。舟中写扇十余，尚能细楷。缉、寅、景先后来，皆送点心。稍寒，待新裕船不止。口占三绝。
二十一日。阴。午睛。寒甚。辰正闻笏至，急欲诣而彼已来，一见悲慰兼集。云海中无风甚安稳。缉、寅、景皆来。余偕笏同车诣酱园弄，二侄妇感冒卧床，未见。而吴子备、本家印若过访。子备谈时事，闻所未闻。诊余脉云：肝阳下陷须升提，处一方乃去。晚饭后下船。缉、寅固请留一日，允之。得江西十三日函，答之。发常熟信。印若以苏斋手提响榻化度见示。孙幼谷物，五百金。
二十二日，晴。西北风晚止。晨起摹化度题跋，其正本则一点一拂皆苏斋精心考核。此苏斋自藏真本，非从前所见集诸家藏本可比。忙中不及摹，亦不能摹也。巳刻寅以马车来迎，看旧藏书画，为之品题，即在彼饭，笏同坐。王新之来，未见。沈白凤女士，仲复之女也，求见，却之。回船，笏与寅先后别去。缉来船略谈。以苏斋摹本还印若。吴子备、许楚卿来送，酉初始去。子备真可感。曛黑小轮始至，戴生昌。带至昆山，四元五角，酉正开，余船在第六，最后尚有一船。山东张仆随笏来，因携回常。
二十三日。晴。五更带至昆山解缆。野水苍茫，摇橹行。天明过昆山城，巴澄湖水浅滩露，非二十年前光景。午后风大，酉初抵小东门。鹿侄来。
从以上未影印的日记来看，并无什么特别重要的内容，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连得江西十二日、十三日函和笏斋从北京回来在沪上与他见面两件事。江西函指侄儿翁曾桂（字筱珊）给他的来信，其时翁曾桂任江西布政使，护理巡抚，与京中大吏保持联系，可探听到“京师消息”。笏斋指翁斌孙，是翁同书之孙，翁曾源之子，进士出身，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翁同龢开缺回籍后，其住宅租给太常寺卿袁昶居住。翁斌孙与袁昶及孙家鼐、廖寿恒、钱应溥等仍有往来接触，了解到“朝内动态”。翁斌孙二十一日到上海前，先已打电报给上海的翁顺孙、翁熙孙。翁同龢得知后，急于想了解他离京后的“京师情形”，所以提前坐船由常熟赶到上海。不期因海上大风，由天津开往上海的“新裕”轮三天后才到沪。日记中对此说得很清楚：“此行为斌孙南归，欲于此一见。”可见翁斌孙由京南回，肯定带回京中重要消息，这个消息就是有关北京戊戌政变的内容。因为这些消息直接关系到翁氏本人的政治前程，所以他急于想要知道，故来沪与斌孙见面。但祖孙见面所讲内容，日记中只字未提。至于从苏州医生吴子备（从前在京为翁同龢看过病）那里听到“闻所未闻”的时事，也只是冷冷一说。所以，无论从哪一点来说，日记影印时没有必要将这些内容删削不印。依笔者之见，显然是翁之熹与张元济在影印时的重大遗漏。这是一种猜测。不过有一点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二十四日的日记。这天的日记写道：“二十四日。晴。已初赴西山先谒墓，后看工，饭罢归。酉初抵家。鹿侄、景子以新闻报传二十一日严旨臣种种罪状，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等因。伏读感涕而已。发沪信、江西信。”虽然内心痛苦万分，犹说“感涕而已”。这是久惯政治风云、老练的政治家心态。联系这天的日记内容，上述八天日记内容之所以未能影印，又或许与翁同龢改削原稿有关。很可能十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的日记原稿中载有不少重要内容，并涉及有关人物，但因二十四日得知自己被革职编管，又有“不准滋生事端”的谕旨，若再将十六日至二十三日日记所记内容（推测与戊戌政变有关）留下来实在有些“危险”，于是进行删改。但这些删改后的日记翁同龢当时可能并未放到戊戌十月的日记里。事实上他在听到革职编管的消息后，已是“方寸已乱，书不成句”（致廖寿恒密函语）了。以致日记影印时，这部分内容翁之熹未能找到，故无法影印，只好阙如。
翁同龢癸卯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日记，影印本第四十册第80～88页（即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十六日）的日记内容，原稿中根本没有。查影印本，这一个月的日记字体粗疏，比以往所写的字要来的大，与以往的记法也有很大的不同。依笔者推测分析，似乎有以下几种可能：一、从内容上看，翁同龢本月生病，所记多关请医吃药的事。很有可能就未写日记，所以，原稿中无这一月的日记。二、影印本的日记内容很可能是翁同龢病后补记的，不过不是他本人书写，而是由翁斌孙代笔的。翁斌孙晚年书法酷似翁同龢。为了保持日记的完整连贯，由翁斌孙根据翁同龢的大概活动做了粗线条的纪录。三、翁同龢戊戌以后日记整理誊抄非出自他一人之手，诸多孙辈帮他誊抄过。这一部分原稿中未见的内容很可能是孙辈们誊抄后未放进原稿，但在日记影印时却被意外的发现。总之，上述三种情况均有可能。由于负责日记影印的当事人翁之熹在“文革”中去世，已作古多年，此中曲折缘由实无从得知，只好存此疑问。
以上是日记影印时删削改篡的大致情况。至于影印时所提供的日记原稿本身删削改篡情况则比较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日记原稿确实经过改篡，尤其是戊戌年这一年日记删削改篡最多，而改篡最多的又是与戊戌变法期间与康梁等维新派往来方面的文字。金梁在《四朝佚闻》一书中以翁同龢删改荐康的内容，进而对翁氏日记的真实性提出怀疑，不是说毫无道理。翁氏在日记中有两处否定自己与康氏有往来：
甲午年（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记。影印本第三十三册第44页初五日，“答康长素，未见。”
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日记。影印本第三十七册第53页，初七日，“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初八日，“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
其实光绪二十年（1894年）6月，翁氏“答康长素，未见”是事实，这次翁同龢前往宣武门外粤东会馆看望康有为，适康氏外出未归。待康氏得知后，喜出望外，当即前往翁宅回拜。因此，说“未见”并不全面。按理，日记在“未见”之后应有一段康氏回拜的文字，但是没有，很显然这一段日记被删去了。
从光绪二十年（1894年）6月，翁氏与康氏相见往来，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光绪帝令翁同龢“索康有为所进书”，中间相隔四年。在这四年中，翁康往来当然不止一次。对于这一点，光绪帝当然亦有所闻，否则光绪帝不会要他“索康有为所进书”。光绪帝的这段佳谕，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翁同龢删改了他与康氏往来的文字。翁同龢说他不与康氏往来，其理由是康氏“居心叵测”，“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这一理由也不能成立。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影印本日记第三十三册第43页），翁同龢看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一书时写道：“看康长素祖始，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四年前已对康氏学术思想见解产生怀疑和异议，为什么要到四年后看了《孔子改制考》才说“不与往来”，并说康氏“居心叵测”呢？这些除了说明翁康在变法见解上有异同外，也告诉我们此中的日记文字已经过篡改了。
翁同龢矢口否认他的荐康之举：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影印本日记第三十七册第100页写道：“新闻报等本皆荒谬，今日所刊康逆语，谓余论荐尤奇。想我拒绝，欲计倾我耶。”这段文字，笔者认为未被篡改，但所写内容是假的，即历史事实被他有意篡改了。康氏是变法的当事人，别人举荐他，这点他不会乱说的。况且他当时已逃离虎口，到了香港，又有英国人保护，讲话毋须“顾忌”。所以，说自己是翁氏举荐的不是假话。他后来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流亡瑞典时悼念翁氏长诗中所写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事实。此外，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也说康师是由翁氏举荐。康梁关系极深，梁氏与另一支持变法的大臣李端棻（信臣）是亲戚，而李氏又是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的门生，平日与翁同龢时有往来，对维新运动内幕知之甚多。因此，梁氏之说也完全可信。其实，翁氏日记中有多处记载有关康氏的活动行踪，如乙未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影印本日记第三十四册第38页，四月十二日，有“康祖治亦中矣”（指康有为考中进士）。丁酉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影印本第三十六册第115页，有“高燮曾御史保康有为入瑞典弭兵会，交总署核酌办理。”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影印本日记第三十七册第34页，有“总署代康有为条陈折（变法）一件，片一件：岁科试改去八股，并书三部：《日本变政记》、《各国振兴记》、《泰西新史揽要》。”同一年日记，第41页，有“潘庆澜封奏四条，三片，内一参康有为保国会。存。”类似的记载还有，此处就不一一列举了。如果翁氏对康有为无好感，没有举荐过，他不会如此关心康氏。
日记有些内容记载，明显作了改篡。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总理衙门大臣向康有为问话，戊戌年日记，影印本第三十七册第2页中写道：“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狂甚。灯后愤甚虑甚。”“狂甚。……虑甚”均是改篡的痕迹。康有为在总理衙门回答大臣问话，是奉旨行事，讲的全是变法内容，听的大臣亦非翁氏一人，翁氏为什么对康有为如此“愤甚”？难以理喻。翁氏如此改篡日记，目的只有一个：为了避祸。他本人当时已是革职永不叙用，编管在籍，而康氏是朝廷通缉的钦犯。若在日记中保留有关荐康，及与康氏往来的文字记载无疑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当时不独翁氏，即使与康梁维新派活动并无多大关系的官僚也都将自己日记中有关戊戌变法的文字加以删去。《王文韶日记》整理出版时，独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这一年日记，绝非偶然，据说王氏在生前已将是年日记销毁了。当然，翁氏日记中有些涉及康氏与其他维新派的文字，笔者认为并未篡改，完全符合当时的史实。如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日记，影印本第三十七册第96页中，有记载他从江西匆匆回常，途经上海时，与惮华耘讲的一段话：“晤谈，得京师近日情形之详。鼠辈谋逆，陷我神明，并贻无穷之祸，真堪痛哭。心悸头眩几至投地。”对于康有为等“设谋以图太后，实为翁所逆料”，翁同龢称此举为“鼠辈谋逆”，显然表明了自己反对的态度。至于说“贻无穷之祸”，确又是一句比较含蓄不尽的话。既是对国家、民族将再遭不幸的担忧，又是对光绪帝安危和自己祸福不测的恐惧心理的反映。
总之，翁同龢日记虽有删削改篡之处，但对照《清实录》、《光绪朝东华录》、《清续文献通考》等官方档案记载，日记所记内容大致不谬。该日记不失为一部重要史料集，与赵烈文的《能静居士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同为近代中国三大著名日记，对研究晚清社会和翁氏本人乃至整个翁氏家族其他成员的思想活动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收稿日期：2003-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