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与科学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O31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对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讨论由来以久，但至今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显然这与对它的严重性没有深入准确的认识有关。为此笔者提出致毁知识这一概念，并试图通过对它的研究来进一步认识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本文将对五个问题进行探讨：①何谓致毁知识？②为什么致毁知识的增长是不可逆的？③能否遏制致毁知识的继续增长？④这一挑战逼迫下的科学转型及新科学的主要特征和功能是什么？⑤这场即将发生的科学革命对我国的科技发展意味着什么？
2 何谓致毁知识？
本文所说的致毁知识是指制造毁灭性武器等产品的公开发表的可表述的原理性科技知识，如直接导致原子弹发明的链式反应知识，核裂变可视为致毁知识萌芽，当然有时不做严格区分，而统称为致毁知识。定义这个新概念的好处是便于讨论和能够明确事态的严重性：一则把它和一般的负面知识区别开来，因其极端的危害性而明确地把对它的创造定为科学的第一禁忌，而非像现在那样可以获诺贝尔奖；二则它的增长的不可逆性容易得到证明；三则它一旦产生，即出现了原理上的突破，则相应的致毁武器等产品迟早也会出现，即致毁知识的出现可以等同于致毁武器的出现（只是滞后一些）。这样我们就把对科技负面影响的泛泛的研究，转换为对其核心问题——致毁知识的增长和应用的研究。
3 为什么致毁知识的增长是不可逆的？
这里先从一般科技知识的增长说起。本文所讲的知识是可表述、可记录的公开发表的科技知识，这类知识的增长之所以是不可逆的，大致有四个原因：
（1）发表的知识难以删除
由于科学研究体制的完善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都能得到较广泛的传播和保存，除一般订阅外，大型图书馆、专业图书馆、文献检索中心、引证分析机构和专利局等都会收集保存，加上电子版文献还可以在网上传播、复制。另外该文献还可能被转载和引用，所以对于已公开发表的知识想逐一删除是极为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
（2）通过对实物分析和反求工程来恢复知识
即使知识被删除，人们还可以通过对知识的物化形态进行分析和反求，来重新获得这些知识。这里所说的物化形态不仅包括终极产品，而且还包括生产该产品的设备和设施（如流水线等）。比如可以从对计算机芯片及制造设备的分析中得到集成电路的设计知识。当然有时反求终端产品是分析不出制造它的工艺知识的。此外，有些知识没有物化形态，如数论知识、规范场理论等，因此用实物分析和反求仅适合部分情况。
（3）人是难以“删除”的活的知识载体
人是知识活的载体。大家知道在高水平的同行之间，关键环节的突破往往就是一层窗户纸，一点就透（对于暂时不能理解的例外情况，也会引起高水平同行的注意），而对于事实和道理来讲，人一旦知道（即使暂时不理解）之后就无法再选择不知道，理解之后就无法再选择不理解（除非是装糊涂）。你可以删除刚出现的新知识，但难以把知道和理解它的专家、学者统统除掉。只要一个人凭着记忆和理解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再现被删除的知识。
（4）知识的继承性、关联性和整体性使其无法被删除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科技知识体系是立体的相互关联的知识网络（公开发表的知识可及时地汇入这一网络），其中一部分是可以根据上下、左右、前后的知识推导出来的，因此知识即使被删除，也可以很快被恢复。这里我们把要删除的知识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刚一出现就被删除；另一种是出现一段时间后再被删除。在第二种情况下被删除的知识不仅有预备知识，这与第一种情况一样，而且还有了后续、衍生和伴随的等各种相关知识，显然它比第一种情况更容易恢复，故在此我们着重讨论第一种情况，若第一种情况被删的知识可以恢复，则第二种情况就更可以恢复了。
知识增长的特点之一在于它的继承性，一种新知识的出现需要相应的预备知识、基础知识和仪器设备等有关条件具备之后才有可能。正如卢瑟福所说：“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突然作出重大发现，因为这不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科学是一步一步前进的，每一个人都要依靠前辈的工作……科学家不是依靠某个人的思想，而是依靠几千人凝聚的智慧”。认知科学中的短桥原理也表明：“任何新的知识都只能在充分接近的旧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得到。”〔1〕为行文方便， 我们把新知识赖以产生的邻近的旧知识及有关仪器设备和相应的制度保障系统等统称为预备条件。新知识的出现意味着：①它的预备条件已经存在；②从预备条件得出新知识的途径也已经存在。前者预示着新知识出现的可能性，科学史上，时常有一项发现或发明被几个人在互不知晓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完成，其根本原因就是这项成果的预备条件已经出现并为这些人所共享；后者则预示着新知识出现的必然性。例如，一道数学难题已被成功地解决，但解答记录被遗失（或删除）了，这时我们确信此题是有解的，得到解答（这个解答就是新知识）的途径（即解法、算法等）是存在的。重新找到这个解答只是个时间问题。显然这与它从未被解答过是不同的。因此刚出现的新知识即使被删除，也会被恢复出来。因为这种新知识的预备条件和从预备条件到新知识的途径均已被证明存在（否则新知识就不会出现过）。恢复的快慢取决于人们的意愿和该学科发展的状况。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论证了知识增长的不可逆性。实际上，即使这一规律偶有例外，使之退为“知识增长基本上是不可逆的”，也完全不影响本文的其它结论。
毫无疑问，作为知识一部分的致毁知识的增长也是不可逆的。
你可以销毁原子弹，但是不能销毁制造原子弹的知识。致毁知识的不可逆增长意味着人类面临毁灭的危险是不断累加的，而且由于攻击与防护的不对称性决定了防护总是无法抵消攻击的效果。所以，防护知识的增长无济于事。因此，致毁知识的不可逆增长对人类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即致毁知识一旦产生就无法清除，当它积累、增长到一定程度，致毁武器的获取或制造就会较为容易，那时总会有坏人用它为非作歹，直至毁灭人类。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笔者认为目前科学乃至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能否在致毁知识增长达到致毁阈限之前建立起有效的控制机制〔2〕。下面的问题是，虽然致毁知识的增长是不可逆的， 但如果能够停止其增长，也可以逃此劫难。能做到这一点吗？
4 能否遏制致毁知识的继续增长？
笔者将致毁知识的产生与应用的一般模式列为：出现致毁知识萌芽－出现突破性进展－出现担忧和争论－利益原则优先－大规模进入社会。那么，能否阻断这一过程呢？不能，至少在目前的观念和体制下不能。
（1）不能阻止致毁知识萌芽的出现
“科学是无尽的前沿，是唯一没有限制的人类活动，对这一前沿的推进和对宇宙的探索哺育了我们冒险的意识和发现的激情”。美国总统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致美国国会的报告（1997年）中的这段话，可以代表迄今为止人们对科学性质的普遍看法。自由探索是科学家长期以来信奉并引为骄傲的原则。尽可能地做出发现是科学家神圣的职责，“一个深刻而必要的真理是：深藏在科学中的事物并非由于它们有用而被发现，它们被发现是由于有可能发现它们”。（奥本海默语）在这种流行观念的主导下，对未知的探索是理所当然的。对未知的探索，意味着探索的结果是不可预知的。因此存在着出现预料之外的坏结果的可能性。比如核裂变和限制性核酸内切酶的发现都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这里所说的萌芽本身也是一种新知识，萌芽是相对于由它发展起来的、直接成为制造毁灭性武器的原理而言的，核裂变的发现就是核弹发明的致毁知识萌芽。
（2）不能阻止出现突破性进展
一旦出现新的知识增长点，科学家研究热情高涨，优先权竞争激烈，即使有人注意到其潜在的危险，也不能有效地阻止其继续，直至出现突破性进展。突破是指原理方面出现了决定性进展， 如链式反应和DNA重组技术的创建。不能阻止的原因在于现行的观念和体制对科学家的鼓励、奖赏与约束、惩罚是极不对称的，前者远大于后者。做出新发现、新突破的科学家得到的收益远大于付出的代价。笔者把这种不对称列于表1。从表中可知，收益是眼前的、确定的、心安理得的和巨大的， 而所承担的责任却是遥远的、不确定的、微小的、可开脱的而且无人也无法追究的。科学家也是理性人，懂得权衡得失。科学共同体也是利益集团，它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自己擅长的领域的发展。由于科学的高度专业性，使得社会习惯于听从该领域专家的意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运动员当裁判。这些权威可以裁决某些实验需要暂停，但不可能决定一个分支暂缓发展，更不用说取缔一个分支了。例如分子生物学权威就不可能做出让分子生物学暂缓发展的决定〔3〕。
以上说明，现行科学缺乏必要的自我纠错和自我保护机制，不能遏制其内生的危及自身和危及社会的致毁因素的增长。即，科学出现了生存危机！
（3）不能阻止对新发现、新突破的应用
实现技术的原理一旦出现，科学外部的利益集团很容易介入并发挥作用，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应用的后果存在疑虑和争议时也是如此，科技史上几乎没有例外。这里把应用分成军事和民用两大类，分别进行讨论。
①军事应用 军事需要能够产生新知识，新知识也往往最先应用于军事。应用新知识既是军事的需要更是竞争的需要——如果你不尽快应用，你的对手就会抢先应用，使你处于被动甚至挨打的境地。也就是说由于竞争的关系，使得只要存在着实现的可能性，那么危险越大、毁灭性越强的东西越是要抢先制造出来。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之为“竞争陷阱”。这是“囚徒困境”中最为悲哀的一种：明知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是不利的，甚至明知对自己若干年后极为不利，但是现在还得抢先应用。正是这种“竞争陷阱”使开始担忧和反对链式反应应用于军事的奥本海默、西拉德和库尔恰托夫分别成了美苏的原子弹之父〔4〕。 这种饮鸩止渴的悲哀和愚蠢，还可以从基因武器的开发和制造中更明显地看出来。由于军备竞赛，某些大国正在利用基因重组技术研制基因武器。可以想象，当包括基因武器在内的便携式致毁武器出现并普及之后，大国的任何军事优势，任何周密的导弹防御系统都将变得毫无用处！因为那时一瓶药水就能发动或结束一场战争。弱肉强食、先进就要打人就要扩张的思维模式和与之配套的制度造就了“竞争陷阱”，在霸权主义者还不明白“成也萧何（技术、武器）败也萧何”这一道理的今天，致毁知识的军事应用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表1 对科学家做出新发现、新突破的鼓励、奖赏与约束、惩罚
自我 获得好奇心与研究兴趣的满足,获得追求科学真理的崇高感,智力
超群的优越感,独具只眼的幸运感和想到就能做到的实现感等积
奖励 极的、肯定的自我评价.
学界 获得科学家安身立命的优先权、专利权等,这是科学家获得同行
承认和学界奖励的最主要依据.而且只有得到学界的承认和奖励,
奖励 自我奖励才能落实和持久,才能获得真正成功的满足.
社会 随着科学作用的提高,政府和企业加大了对杰出科学家的奖励,特
别是精明的企业家为了充分利用智力资源,而做出了周到的安排,
奖励 比如采取公开发表兼申请专利的策略 ,解除了与公司合作的
科学家的顾虑 .知识产权制度的确立使科学上的成功越来越意味
着名利双收、鱼翅与熊掌兼得.
科学家在做出新发现、新突破时受到的自我约束微乎其微,主要
有四个原因:
A.不必负责的观念 迄今为止盛行于学界和社会的两种主要
观念能够有效地解脱科学家对自己发现的种种顾虑和心理压力.
这两种观念是:①科学探索无禁区,没有科学家不该掌握的知识
; ②科学价值中性说,即科学知识本身无善恶,行善或做恶是应自
用者的事,与创造科学知识的人无关; 或者说科学是把双刃剑,
做好事还是坏事取决于用剑的人,与造剑者无关.
B.后果是遥远的和不确定的 原理上的突破,离发展出成熟
的物化成果还很远,而且应用前景难以预测,要产生严重后果,还
有一系列需要别人来完成的环节,何况能否突破那些环节还不定.
我C.无谓的牺牲 自我约束不仅是为了内心的安宁,还应取得
实效,要取得实效则决定于其他科学家是否也严格自律.只要有人
不自律,那么其他人的自律就没有实际用处,因为在信息交流这样
便捷和充分的今天,科学发现一次,与重复发现一百次是没有什么约
区别的,如果不能保证所有科学家都自律,你的自律将是无谓的牺
牲,即你因自我约束而放弃发现的优先权,社会却不能从你的牺牲
中受益,因为照样有人替你做出了发现.约里奥·居里不顾西拉德
的劝阻,执意要发表实验结果就是这个原因〔5〕.
束D.榜样的力量 实际上至今为止几乎所有做出重大发现的现
代科学家,无论其原理被应用于多么危险的武器(核武器、基因武
器),都获得了诺贝尔奖或其他多种崇高荣誉,在现行观念中,他们
是无罪的.鉴于此,后来者还担心什么?
这四个原因极大地解除了科学家做出新发现的心理负担和自
我约束,不做无谓的牺牲更能促使科学家抓住机会,当仁不让.在
科学史上,还几乎没有科学家能发现而忍住不去发现的事例.
学界 学界对基础研究的约束很小,原因同上A、B、D.另外还有一个重约束
要原因是学界的约束和规定没有强制性和追究力,事实是迄今为
止那些置规定于不顾,捷足先登者都得到了好处.( 这又是一种榜
样)如科恩和博耶的无所顾忌的研究,结果被誉为基因工程之父.
社会对科学的约束弱于对技术的约束,原因同上A、B、C、D.由于社会
科学无国界,各国政策不同,即使像克隆人这样明显不妥的事,也约束
并非所有国家都禁止.由于涉及国家利益,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数目
已成为国家科技实力的一个指标,所以哪个国家都不愿本国科学
家失去重大发现的机会,更担心由于清规戒律造成人才流失.因家
和个人一样,也不愿做无谓牺牲.总之,约束和惩罚的力度远远不.
够克隆人一定出现的原因是,进行克隆人研究的收益远大于代价.
②民用方面 这里我们仅讨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情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瑟罗（Leste C.Thurow，1998 ）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具有贪婪、利己主义、生产力和缺乏远见等四大特点，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激发人的贪欲，只考虑如何在此时此地获取最大利益〔6〕。 另一方面，如张祥平所说，西方产业社会中的市场竞争系统需要以人们的利己心为动力〔7〕。注重即时回报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决定了急功近利、唯利是图者容易生存和取胜。市场经济的另一缺陷是社会责任制度极不完善。商家不会为市场交易之外的后果负责，好处独享，坏处大家（包括后人）共同分担。在这种极不对称的奖惩制度下，无论有什么危害，都不能阻止商家对有利可图的新知识进行开发。这里利益优先原则主宰一切。这一原则的强健性或不可抗拒性表现为凡是反对这一原则的将被淘汰出局，反对无效。如，奥本海默反对氢弹，结果靠边站了，特勒成为氢弹之父。为发展生物技术，美国多次放宽对重组DNA 的管理，并且居然把专利申请的范围扩展到所有生物（包括动物）。DNA 双螺旋结构发现者之一沃森将这种专利申请斥为“十分愚蠢的行为”，并因此辞去美国人类基因图谱工程主任之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基因图谱工作的迅速进展。对生物技术管理十分严格的德国，也在人才流失和经济压力下放宽了限制。新产品大规模进入社会获取巨额利润后，为得到更多，科学研究的投入增加，导致“知识爆炸”、“创新爆炸”，致毁知识也随之增长。
科技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正在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美国模式的市场经济从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不恰当利用，发展到对知识资源的不恰当利用，前者导致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过度消耗、破坏和社会不公正，后者则导致致毁知识的无节制的快速增长。这将导致这个急剧膨胀的超级模式的崩溃和终结。
至此，本文论证了致毁知识的增长是不可逆的，而且在现行的科技、经济和社会的观念、机制和制度下，无法阻止致毁知识萌芽的出现，无法阻止致毁知识的突破性进展，也不能阻止致毁知识的应用和滥用。这不仅是科学的生存危机而且是社会的生存危机，是人类目前，也是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和挑战！它远比环境、资源和社会不公正等危机更为严重，因为它不止是人类社会能否持续发展而是能否持续生存的问题。这是最严峻的观念性和制度性的危机。对它的认识将逼迫人类在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一系列革命性的变革，因为只有如此，人类才能持续生存！下面我们仅对科学领域的变革做一简要探讨。
5 科学转型：生死攸关的科学革命
科学转型是指从现行的科学到新类型科学的转变，这种转型的最直接、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遏制致毁知识的增长，建立起一种新的自我纠错机制，即能够靠科学自身的力量纠正科学的不合理发展与不合理应用的错误，此举生死攸关。为此，必须对现行科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学科建制、理论结构、动力机制、评价标准以及科学与经济、社会的关系等进行重大改革或重建。
（1）价值理性的引入：从“平面”的科学到“立体”的科学
董光璧指出：传统理解的科学历来把科学的社会运用视为科学之外的社会问题，而新类型科学则把科学的社会运用问题包括在自己研究过程的内部。把价值理性纳入科学的规范以克服科学的社会危机，这种思考正在导致科学总体范式的根本改变〔8〕。 美国学者霍耳顿（Gerald J.Holton）认为传统科学观要求从科学中排除不能证实或不能证伪的问题，把谈论保持在现象的内容和分析的内容这二维所规定的平面内。霍耳顿提出增加信念、直觉、预想等历史、社会、心理因素构成的第三个维，即基旨维。受此启发并针对新科学把科学的社会运用问题包括在自己研究过程的内部和价值理性纳入科学规范的特点，本文把第三维确定为价值维，它的功能是对知识、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进行价值检验，看其是否符合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通过收益——成本分析，衡量合理性的程度。与基旨维相比，其优越性在于，价值维既包含了历史、社会、心理因素，又与现象维、分析维一样清晰、直观、可操作性强，并可借助已有的关于价值的研究成果进行规范研究。更重要的是，现象维与价值维一起联合构成互补、完整的检验系统和自我纠错、自我改进机制，通过事实检验（证实、证伪）对理论的真实性方面进行纠正和改进，通过价值检验（证善、证恶）对理论的合理性方面进行纠正和改进。近代科学诞生以来，虽然经历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科学革命，但它们都是在“现象——分析”这二维平面内进行的，我们把这种科学喻为“平面”科学。这次科学转型则是建立基于“现象——分析——价值”三维空间的新科学——“立体”科学。显然，从“平面”科学到“立体”科学的转型，是一场变化空前的科学革命。
（2）新科学的主要特征
是：①作为社会智力系统（而不仅仅是研究工具）的新科学对知识的创造与应用均负有完全的责任，它的最高目标和首要任务是造福人类，确保人类社会公正、合理地持续生存和发展。对事物奥秘和真相的探索，必须在与最高目标不相抵触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科学家的好奇心必须服从于责任心，求真只是手段，求善才是最高目的。奥本海默的名言应改为：“一个深刻而必要的真理是：深藏在科学中的事物并非由于它们有可能而被发现，它们被发现是由于人选择发现它们。”②基于三维空间的知识系统，使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交叉科学等可以兼容协调地整合于其中。③具有关于真伪与善恶的两套互补的自我纠错、自我改进机制，保证知识既真实准确又安全可靠。④科学转型还体现在三个重点转移：一是从以自然事物为研究重点转移到以人工事物、特别是科技及其应用为研究重点；二是从目前以探索未知为目的的粗放式的基础研究（以获得不可预知的好处为回报，以产生不可预知的坏处为代价）转移到以满足已知需要为目的的集约式的基础研究（以获得可预知的好处为回报，把不可预知的坏处降到最低）；三是从目前的以研究为企业服务的知识（如R&D ）为主转移到以研究为国家和社会直接服务的知识（如科技发展研究、社会发展研究）为主；⑤铸剑为犁：有所为有所不为——因为知识的正负作用是不能抵消的（核电站的好处远不能抵消核武器可能给人类造成的灭顶之灾），所以新科学的原则是安全第一，凡是与此相悖者都要坚决取缔。
（3）新科学的社会功能
新科学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建立一套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后人）和社会的竞争机制，并且这套机制支配社会组织的主结构。亚当·斯密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很早就知道看不见的手，即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机制是多么重要，只是他选错了对象——市场机制并不是看不见的手。从事新科学研究的学术竞争具备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后人）和社会的竞争机制，这是因为学者获取利益的方式是靠公开发表的论文、论著，言行同一是职业要求，在以造福人类为最高目标的新科学中学者要获得声望和地位就必须为全体国民乃至整个人类的幸福和社会公正地持续发展贡献聪明才智。而且从智力竞争的角度看，为多数人谋长远利益比为少数人谋眼前利益更困难，也就更能显示学术才能，所以从学术竞争和表现智力才能上讲，大科学家、大学者也是要兼济天下的，可谓学术致善。故学术竞争系统最有希望取代市场竞争系统成为社会组织的主结构，实现商业社会到学问社会的转变。这里用学问社会而不用知识社会的原因是目前西方人所说的知识社会或后工业、后资本主义社会等，其实质仍是由商人主宰的以生产——消费为整合社会主要方式的商业社会（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只不过知识取代了传统的资本、资源和劳动力，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已。把比尔·盖茨当做知识社会的代表即是明证。商业社会不能持续发展的原因除了由于它高度依赖现行科技创造需求（以美国模式的知识经济为代表）而引起致毁知识快速增长外，还有随着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的提高，物品丰富，造成大量失业所致。即市场经济的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功能的加强，导致了其组织社会、整合社会功能的消弱。正是这些内生的自毁因素和内在矛盾的增加，使商业社会瓦解。学问社会的崛起是用知识的生产与消费，即创造与学习代替物品的生产与消费而成为整合社会的主要方式（商业和商人成为次要因素，类似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角色），其好处是一则随着人类自身力量的增强，日益需要对其研究、控制和“监护”，即越来越需要新科学的知识；二则学无止境，不会需求不足；三则这种游戏足够复杂、有趣、影响大且不断升级，足以吸引和容纳社会精英。娱乐业等一般服务业虽然也可持续发展，但其与学术竞争相比犹如五子棋之于围棋，不能吸引和组织广大的精英，成为社会升层的主渠道。如果说在皇权社会是学而优则士，在商业社会学而优则商，那么在学问社会就是学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优。总之，新科学的创立将为社会转型准备了必要条件，率先实现科学转型的国家，将会在未来新的国际竞争和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实践中占尽先机。
6 科学转型给我国科技发展带来空前的机遇
科学危机说明虽然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高，但是其发展模式的水平并不高（这就像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的比赛成绩好，但取得成绩的方式并不好一样）。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说的好：“将来站在世界的前端，引导全世界往前迈进的国家，一定是为人类永续的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这些国家不一定是目前已开发的工业国家，也可能是目前正在迎头赶上的开发中的国家”。我想这段话也可用于说明科学的情况。所谓最大的贡献，就是创造出具有高度示范性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注意到科技水平与科技发展模式的水平之间的区别，对我们制订科技发展战略很有帮助。如果我们把思路局限于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市场万能、知识经济万能、国际接轨万能）、就会感到自己处处被动、落后。如果我们看到西方、特别是美国发展模式的致命缺陷和其因路径依赖、积重难返的困境，就会发现自己的机遇、优势和一种新的可能性——与对现行科学高度依赖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更容易率先实现科学转型，建立起新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模式，进而成为世界新科学的中心。
收稿日期：2000—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