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左翼”之外的“底层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底层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92(2008)04—0055-08
一、从“悲情”到“高兴”
《高兴》的开篇，贾平凹颇有意味地安排了一场关于“姓名”的争论。地上是裹在被褥卷里的五富的尸体，高兴被铐在了火车站广场的旗杆上，满脸青春痘的警察严肃地问话：
“名字？
刘高兴。
身份证上是刘哈娃咋成了刘高兴？
我改名了，现在他们只叫我刘高兴。
还高兴……刘哈娃！
同志，你得叫我刘高兴。
刘高兴！
你知道为啥铐你？
是因这死鬼吗？
交待你的事！”[1]
由此开始，高兴絮絮回忆他与五富——两个西安郊外清风镇的农民——进城打工的经历。不需赘言，以“农民工”为“典型形象”之一的“底层文学”，近几年在文学界、研究界几成呼啸之势，似曾相识的“左翼”现实主义从“历史”的深处再次归来。值得注意的是，《高兴》与这一“潮流”颇为不同。除了《那儿》等不多的几部作品以第三人称限制叙事展开外，近年来的“底层文学”作家出于对“判断真理”的需要，常常将叙述人拉升至“上帝”的位置，以“全知叙事”展开叙述；第一人称叙述如《我们的路》等，打工者“我”的“声音”往往也被叙事人强行扭曲，满嘴可疑的知识分子腔调，谈论自由、尊严与城乡的“对峙和交融”。贾平凹对此有自觉地意识，在接受采访中曾经谈到，“最初以第三人称写，后来试过第二人称，现在变成第一人称。看起来是叙述人称的转变，其实是心态的修改”[2]。当然，这里依然包含着“知识分子”对“农民”的“偏见”的过滤，“农民进城后面对城市有许多偏见，而我也有许多偏见，究其实是农民意识在作祟，当我也在同情进城农民又和他们一样发泄种种不满时，我发现我写的不对”[3]。就此而言，作者放弃了高高在上的“全知”叙事视点，自觉疏离“代言人”这一角色及其裹挟着的“激情”与“正义”，以“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连绵展开“刘高兴”的打工追忆。
与“底层文学”密布的惨痛与死亡相比，《高兴》“悲情”的色彩很淡。开篇伊始，原名刘哈娃的进城青年，颇具象征色彩地自我“命名”为“高兴”。
“我这一身皮肉是清风镇的，是刘哈娃，可我一只肾早卖给了西安，那我当然要算是西安人。是西安人！我很得意自己的想法了，因此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孤，也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傲，挺直了脖子，大方地踱步子，一步一个声响。那声响在示威：我不是刘哈娃，我也不是商州炒面客，我是西安的刘高兴，刘——高——兴！”[4]
这种快活、乐观的对“城市”的认同，与“底层文学”所塑造的“典型形象”差别很大。在我们所熟知的《太平狗》、《霓虹》等作品里，主人公无论是农民工或是下岗女工，往往被迫地出卖自己的劳动、身体、尊严乃至生命。霓虹闪烁的现代城市，更近似于血红色的屠场，惨烈血腥的气息扑面而来。陈应松的《太平狗》里，作者将民工程大种和他的那条叫“太平”的狗并置，将“城市”比拟成血淋淋的剐狗市场，溃烂、肮脏、腐臭等意象密度极大，最后程大种以肢体残缺的方式惨死，成为这一屠场的又一个牺牲者。颇耐思量的是，这篇残酷、血腥的作品先后获得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大奖、《小说月报》百花奖(读者投票)等多个奖项，被传媒指认为“‘底层叙事’和‘打工文学’的代表作”，对“底层”的主流想象由此可见一斑。
就此而言，高兴是“民工”的一个“异类”，“我一直以为我和周围人不一样”。在正式讲述这个故事之前，他絮絮地举例说明他的七点“贵气”的不同，包括精于数学、热爱文学与音乐、爱干净，注意体面，等等。饶有意味的是，其中的后几点不是“爱好”这么简单，比如高兴“反感怨恨诅咒”。要知道，高兴曾经先后卖血、卖肾，买主是西安的“一个大老板”。这本是“左翼文学”最为常见的叙事模式，但高兴对此似乎“缺乏觉悟”，将一个在“左翼”的“成规”里的阶级问题，归结为无常的命运(“天”)乃至于家庭出身(而不是“阶级归属”)。
“我反感怨恨诅咒，天你恨吗，你父母也恨吗，何必呀！”[1]5
在访谈中贾平凹将高兴概括为“新农民”，以此与“传统”的“农民形象”予以区别。“刘高兴这些人都是有文化知识又不安分的一代新农民。所以写这部小说时，一定要写出这一代农民不一样的精神状况，他们不想回农村，想在城市安家落户，他们对城市的看法和以往的农民完全不同”[4]。某种程度上，高兴近乎于一个来自“底层”的“外省青年”，“自觉”地认同城市，希望“接纳”了他的肾的西安也接纳他“做西安人”。
五富显然有不同的看法，作为作者塑造的“传统农民”，和刘高兴一起到西安打工的五富与城市格格不入。面对巨大的落差，五富内心难以平衡，一次次被轻贱后，他抱怨到：
“都是一样的人，怎么就有了城里人和乡下人，怎么城里人和乡下人那样不一样的过日子？他说，他没有产生要去抢劫的念头，这他不敢，但如果让他进去，家里没人，他会用泥脚踩脏那地毯的，会在那餐桌上的咖啡杯里吐痰，一口浓痰！”[1]119
和高兴、五富住在一起的黄八——池头村拾破烂的同行——表达地更为激烈。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穷和富，国家有了南有了北为什么还有城和乡，城里这么多高楼大厦都叫猪住了，这么多漂亮的女人都叫狗睡了，为什么不地震、为什么不打仗呢，为什么毛主席没有万寿无疆，再没有了文化大革命呢？”[1]163
高兴非常反对这样的看法，“新农民”认为：
“咱既然来西安了就要认同西安，西安城不像来时想象的那么好，却绝不是你恨的那么不好，不要怨恨，怨恨有什么用呢，而且你怨恨了就更难在西安生活。五富，咱要让西安认同咱，要相信咱能在西安活得好，你就觉得看啥都不一样了。比如，路边的一棵树被风吹歪了，你要以为这是咱的树，去把它扶正。比如，前面即便停着一辆高级轿车，从车上下来了衣着楚楚的人，你要欣赏那锃光锃亮的轿车，欣赏他们优雅的握手、点头和微笑，欣赏那些女人的走姿，长长吸一口飘过来的香水味……”[1]121
可惜，冷漠的现实逐渐戳穿了高兴过于天真的愿望。在紧张的生存空间里，他努力地靠着自己的聪明闪展腾挪——扮演暗访的领导吓退市容队(第12章)，扮演记者帮翠花要回身份证(第16章)，扮演接送病人的以瞒过警察(第22章)……演来演去，街巷里传言到他是音乐学院的毕业生，饭馆里的老人以为他是体验生活的作家。高兴津津得意于他的一次次小聪明，很希望被指认成“城里人”，“一日两日，我自己也搞不清了自己是不是音乐学院毕业生，也真的表现出了很有文化的样子”[1]123。然而，和五富一起走街串巷地拾破烂，留给刘高兴上升的空间实在过于局促，这构成了高兴难以言说的痛楚与焦虑。当他再一次扮演“城里人”为被欺负地满身脏水的五富讨回公道后，五富以“清风镇式的咒骂”发泄着委屈，高兴突然感到难过，他明白自己一直沉浸“城里人”虚幻的自欺、扮演与想象里。
“我之所以能当着五富的面流泪，是那一刻我突然地为我而悲哀。想么，那么多人都在认为我不该是拾破烂的，可我偏偏就是拾破烂的！我可以为翠花要回身份证，可以保护五富不再遭受羞辱，而鞋夹不夹脚却只有我知道。”
恰如“拾破烂”这一职业本身，高兴悲哀地认识到，“我们是垃圾的派生物”[1]28。某种程度上，拾荒者如同城市的“垃圾”一样，被不断地推移到城市的边缘。“拾破烂的就是城里的隐身人”[1]167，任你在这个群体里如何挣扎，城市终究视而不见。被“垃圾”所围困的高兴，茫茫地措手无路，不安的灵魂如何求个解脱？按照左翼文学的成规，这个时候“朱赫来”式的范导者恐怕早已赶来，铺陈城市的罪恶，讲解革命的奥义，传授阶级斗争的不二法门。就此，贾平凹似乎有不同的回答。
二、锁骨菩萨的“罪”与“罚”
缘起于路人随意地一句议论，“你没见现在乡下人进城比城里人更像城里人吗？”高兴“感觉被子弹击中一样”，“脸刷地红了”地四处躲避。迷途之中，他走到了“锁骨菩萨塔”前。
碑文是：昔，魏公寨有妇人，白皙，颇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与之游，狎昵荐枕，一无所却。数年而殁，人莫不悲惜，共醵丧具，为之葬焉。以其无家，瘗于道左。唐大历中忽有胡僧自西域来，见墓，遂趺坐，具礼焚香，围绕赞叹数日。人见，谓之曰：此一淫纵女子，人尽夫也。以其无属，故瘗于此，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擅越所知，斯乃大圣，慈悲喜舍，世所之欲，无不徇焉。此即锁骨菩萨，顺缘已尽。圣者之耳不信，即启以验之。众人即开墓，视遍身之骨，钩结皆如锁状，果如僧言。人异之，为设大斋起塔焉。
我是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我以前所知道的菩萨，也就是观音，文殊，普贤和地藏，但从未听说过锁骨菩萨，也是知道菩萨都圣洁，怎么菩萨还有做妓的？圣洁和污秽又怎么能结合在一起呢？[1]101
细心的读者自会察觉，这段碑文并非作者虚撰，而是搬用了《太平广记》卷一零一《释证类》“延州妇人”条目，只是把地点由“延州”(即延安)改成西安的“魏公寨”。同一个故事，在《续玄怪录》、《传灯录》中亦有所记述。《韵府续编》进一步点出：此即观音大士之化身也。有趣的是，笔者查阅资料时，颇为惊讶地发现，史书记载的这座塔，其实早已家喻户晓，只不过是以另外的命名、叙述乃至想象——它就是革命圣地“延安宝塔”。(在本文写作同时，贾平凹接受上文所引的《北京晚报》采访时也提到，此处移植的就是延安宝塔的来历)某种程度上，作品里的“锁骨菩萨”，是对“革命讲述”对这座古塔之遮蔽、改写乃至于重绘的一次清洗，还原了宝塔的历史面目及其宗教指涉。进一步说，“锁骨菩萨”在“左翼”的资源之外，提示了超越“苦难”的另外一种可能，在“污秽”的底层世界甘于受难而抵达“圣洁”。
“以妓之身而行佛智的菩萨”，在作品中道成肉身，则是高兴所爱的孟夷纯。高兴与孟夷纯的初次相遇，仿佛也是冥冥中的天意——高兴卖肾之后曾经买了一双“女式高跟尖头皮鞋”，他盼望着能够遇到这双鞋的女主人；在一次拾荒的路上，这个人似乎出现了：
“我一直记着一件事，那是我拉着架子车经过兴隆街北头的那个巷口，一个女人就提着塑料桶一直在我前边走。街巷里的女人我一般不去看，不看心不乱，何况呆头痴眼地去看人家显得下作，也容易被误解了惹麻烦。但提塑料桶的女人穿着的皮鞋和我买的那双皮鞋一模一样，我就惊住了！”[1]163
两个人开始交往之后，高兴逐渐地了解到，这个叫孟夷纯的女人，是兴隆街美容美发店里的妓女。高兴曾经无法释怀，为自己爱上了妓女而焦灼不安。
“如果真的这就是恋爱，那我是爱上了一个妓女？爱上了一个妓女？！明明知道着她是妓女，怎么就要爱上？哦，哦，我呼吸紧促了，脸上发烫”[1]202。
然而，了解到孟夷纯出卖身体的缘由后，高兴寻找到了内心的解脱——孟夷纯家乡(米阳县)的男友，为了报复分手，杀掉了她的哥哥后逃亡。缺乏经费的当地公安，就把案子搁下来了。被迫无奈，孟夷纯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来募集办案经费——这一切使得高兴骤然想起了“冥冥中的神的昭示”。
“我蓦地想起了锁骨菩萨，难道孟夷纯就还真是个活着的锁骨菩萨？锁骨菩萨。锁骨菩萨。我遇到的是锁骨菩萨！”[17]
高兴“明白了”：
“这菩萨在世的时候别人都以为她是妓女，但她是菩萨，她美丽，她放荡，她结交男人，她善良慈悲，她是以妓女之身而行佛智，她是污秽里的圣洁，她使所有和她在一起的人明白了……”[1]268
读者自会发现，故事絮絮讲到此处，与陀氏的煌煌大作《罪与罚》越来越“神似”。基于对“底层文学”僵硬立场的不满，曾有研究者援引这部巨著，以此作为“底层”如何“文学”的典范：“如果还要以一种非此即彼的僵硬立场去争吵‘纯文学’和‘底层写作’，让文学批评降格成“大专辩论赛”——辩论激烈、观点迥异实则无益之类的电视表演，只好请他打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从第一行读起”[5]。然而，宗教或许可以感召拉斯柯尔尼科夫与索尼娅在泥淖里忏悔，获得灵魂上的新生；“锁骨菩萨”却无法给高兴与孟夷纯根本的安慰。毕竟，孟夷纯的“罪”，不必“拔高”到宗教意义上的“原罪”，根柢上是国家机关的不作为，甚或是有意地剥削。
“孟夷纯告诉了我，她是在县公安局再一次道报有了罪犯新的线索后寄去了一万元，办案人员是跑了一趟汕头又跑了一趟普陀山，结果又是扑了个空。他们返回到西安后给她打电话，她去见了，要她再付宾馆住宿费伙食费，还要买从西安到米阳县的火车票。孟夷纯说：我哪儿还有钱，我的钱是从地上捡树叶吗？到底是破案哩还是旅游的，便宜的旅馆不能住吗，偏住四星级宾馆，要抽纸烟，要喝茶，还要逛芙蓉园，我到哪儿弄钱去？！”
可以看到，高兴所寄托的所谓“锁骨菩萨”的想象，终究弥漫着无法解脱的焦躁不安。毕竟，不断陷落的“底层”，所面对的困境是“政治性”的，并非不可抗拒的天命。倘若不敢正视正在发生的罪恶，将国家的制度性安排抽空到宗教的层面上，难以避免地虚弱不安。作者对此十分清醒，小说渐次写来，宗教的雾气渐渐隐去，残酷甚或狰狞的“现实”不断逼近——“锁骨菩萨”被警察逮捕了。
“孟夷纯是在美容美发店的楼上被抓住的，她是怎样被恫吓着，羞辱着，头发被拽着拉下了陡峭的楼梯？她现在受审吗，听说提审时是强烈的灯光照着你，不让吃，不让喝，几天几夜不让睡觉，威胁，呵骂，甚至捆起来拷打？你不是漂亮吗，他们偏不让你洗脸，不让你梳头，让你蓬头垢面，让你在镜子前看到你怎样变形得丑陋如鬼。或许，他们就无休止地问你同样的问题，让你反复地交待怎样和嫖客的那些细节，满足着他们另一种形态里的强奸和轮奸。这些我都不敢想象下去了”[1]355。
三、温情脉脉的资产者
为了赎出孟夷纯，高兴必须筹集到五千元钱，这是警方放出风来的明码标价。两手空空的高兴，最后想到了韦达——孟夷纯的情人，一个温情脉脉的资产者。和“左翼”所讲述的脑满肠肥荒淫无耻的“资本家”完全不同，韦达俊朗、文雅、沉稳，对待孟夷纯文质彬彬，形象颇为正面。饶有意味的是，尽管韦达与高兴共享着同一个女人，但高兴却毫不仇恨，反而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的肾就是换给了韦达，对他有一种“宿命”般的好感。
“冥冥之中，我是一直寻找着他，他肯定也一直在寻找着我。不，应该是两个肾在寻找。一个人完全可以分为两半，一半是阴，一半是阳，或者一个是皮囊，一个是内脏，再或者，一个是灯泡，一个是电流，没有电流灯泡就是黑的，一通电流灯泡就亮了。这些比喻都不好，我也一时说不清楚。反正是我们相见都很喜悦”[1]222，223。
这种“劳动者”与“资产者”的亲近颇为“另类”。就此来说，《高兴》不仅仅提供了一个新的底层形象，更是提供了一种新的“劳资关系”。和“左翼”念兹在兹地讲述阶级剥削与阶级对立相比，高兴却一直想与韦达接近，将对方指认为“另一个我”，其间的象征色彩如此明显，自是不需笔者赘叙。相比较而言，《那儿》等作品让一部分评论者激动不安，原因之一正在于提示了一种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再次关联的可能，或者说，重新“介入”历史、激活知识分子有机性的一种方式——灌输阶级意识以询唤阶级主体。正如吴正毅、旷新年关于《那儿》的感慨，“正如列宁所说的，工人阶级并不是自发地具有阶级的意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是依靠先进分子从外面灌输进去的。然而，当工人阶级一旦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利益，意识到他们是一个阶级整体，当他们组织和团结起来了的时候，他们是最无私的，也因此是最有力量的[6]。”然而，《高兴》所凸显的，却是“无产阶级”的“内战”。作者径直写到，“欺负民工最凶的是民工”。无论是去垃圾场还是去卸水泥，民工之间血淋淋地撕咬，底层的“穷凶极恶”暴露无疑。
“西安城里的人眼里没有我们，可他们并不特别欺负我们，受欺负的都是这些一样从乡下进城的人。我过来给五富他们说：回吧，咱好歹还有拾破烂的活路，这些人穷透了，穷凶极恶！”[1]117
假设作品就此结束，无论语言文字如何出色，这也将是一部令人失望的甚或是伪饰的作品。不需讳言，作者小心地绕开了“底层”的“穷”与“恶”如何生成的“历史”解释。毫无疑问，贾平凹避免了如此的“简单”，作品明显地包含着对高兴的“反讽”，且看他来找韦达救人的场景：
“韦达说：别拘束啊刘高兴，要上洗手间吗？我说：不，上个厕所。韦达说：洗手间就是厕所，服务员，领他去洗手间。我嫌五富丢人现眼，没想我倒丢人现眼了，一时脸烫”[1]359。
如果说，这还是一些虚荣做怪的细枝末节的话，那么韦达聊天时无意透露的信息，却给予了高兴致命的一击：他没有换过肾，而是换得肝。高兴“梦”醒了，“韦达”及其联系的“城里”的世界，与他终究没什么干系。
“我一下子耳脸灼烧，眼睛也迷糊得像有了眼屎，看屋顶的灯是一片白，看门里进来的一个服务员突然变成了两个服务员。韦达换的不是肾，怎么换的不是肾呢？我之所以信心百倍我是城里人，就是韦达移植了我的肾，而压根儿不是？！韦达，韦达，我遇见韦达并不是奇缘，我和韦达完全没有干系？！”[1]360
“韦达”在高兴的眼里完全不一样了，他变成了另一个“韦达”。并不意外，他最后拒绝了高兴天真的请求。
“我说：可以赎的，老鸨就是赎回来的，你去试试，只需要五千元，五千元就救她了！
他说：刘高兴，你不了解，做事要有个原则。
韦达，韦达，这就是韦达的话吗？孟夷纯把韦达当做了朋友和知己，当平安无事的时候，当满足欲望的时候，韦达是一个韦达，而出了事，关乎到自己的利益，韦达就是另一个韦达了。你可以雇两个人专门每日到山头上插旗，却不愿掏五千元救孟夷纯，九牛不拔一毛是什么原则？！”[1]364—365
希望破灭的高兴，准备依靠自己赚出那五千元。他和五富换了份更“赚钱”的工作——去咸阳的工地上挖地沟。住在废弃的荒楼里，面对包工头诸多的欺诈，高兴与五富一夜狂饮后，不幸降临了：
“我觉得不对。忙过去说：还真地不行了？五富说：高兴，我心里乱得很，我头痛。就彻底地跌坐在了地上。我立即有了不祥的感觉”[1]404。
某种程度上，结尾处这“五富之死”，堪称整部作品的象征——恰如高兴在城乡之间的摇摆不定，面对这个复杂地无法给出答案的大时代，作为记录者的贾平凹同样既忠实又不安。和“左翼文学”屡见不鲜地悲怆的“劳动者之死”相比，这不是一个果敢、有力、怒气冲冲的情节，甚或无法构成全书的高潮——五富的死如此突然，近乎莫明其妙。就此，作者曾尝试着给出一个高度概念化的阐释。
“五富舌头伸出来又把嘴边的鱼翅勾进去吃了，一下一下地嚼。嚼着嚼着就不动了。石热闹说：香吧，香吧，你再吃，你再吃，你现在是你们村第一个吃鱼翅的人了！高兴你也吃过？我没有理石热闹。五富还是不动，黑眼仁不见了。我拿手在他面前晃了晃，没有反应，用手试试他的鼻孔，鼻孔里已经没任何气息。
五富死了”[1]409。
于全文汪洋流畅的叙述相比，坦率地说，这部分的描写过于生硬。“鱼翅”突兀地梗在五富的嘴里，这一场景的寓意如此庸常，反而让读者疑虑重重。某种程度上，这是作者从近似的文本里剪切过来的“革命符号”，而不是人物的自然伸延，这一刻的贾平凹最不像贾平凹，作者的内心是如此摇摆不定。自然，不必责难作者，当下这所谓的“大时代”，不也是惶惶地一片混沌？与其得意洋洋地宣布终极的真理，毋宁“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7]，老老实实地记录下根深蒂固的矛盾。
四、结语
且容笔者断言，以《高兴》而论，贾平凹提供了“底层文学”一种新的可能。尽管贾平凹一直自觉地自外于潮流写作，但“底层文学”关切的，终究是文学根柢性的所在，一个托尔斯泰与妥思陀耶夫斯基式的问题——人类的苦难以及对命运的承担。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底层写作是‘左翼文学’传统失败的产物，但同时也是其复苏的迹象[8]。”并不奇怪，以《那儿》为代表的一批底层文学作品，被批评家们命名为“新左翼文艺”。就这一风潮而言，学界曾热切地予以希望，“解放底层曾经是左翼现代性构想的一个重要纬度，但在以市场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普世的现代性话语体系中，这一纬度消失了。今天，底层概念重新浮出水面，既是对个人化叙事、小资话语、中产阶级文学想象以及新贵文学的反动，也是未完成的左翼现代性文学思潮的新形态[9]。”诚然，倘若文学作品漠视必要的人道关切，无论如何“纯粹”，终究是工匠的技艺；但底层的写作是否需要驯服于“左翼”的成规，这值得进一步思量，纠葛难休的历史创痛，自是不需笔者多言。当下亟待的，未必是对“左翼”的再次召唤，而是如何在“美学”与“道德”之间，在不伤害“文学”的“可能性”的基础上，探索对大时代的讲述。或如米兰昆德拉的看法，“将道德审判延期，这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正是它的道德”[10]。毕竟，“在1980年以及始终坚持80年代思维方式的学者那里，‘美学’与‘道德’的分疏所催生的‘工具论’与‘自主论’的框架始终是不容质疑的，这个背后的思维方式，还是缺乏反思的对‘政治’与‘文学’的两分法……在伟大的作家那里，‘文学’从来不仅仅是‘美学’，当然也不仅仅是‘道德’”[11]。就此而言，《高兴》的方式是一种可能。
就此不难理解，在“左翼”之外讲述“底层”的贾平凹，写了一个长长的后记，明白地告诉读者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高兴”以乡党“刘书祯”为原型，诸多情节以亲身的社会调查为蓝本。正如《南方周末》在专访中概括的，“跟贾平凹之前的小说都不一样，《高兴》是一部完全建立在真实基础上创作完成的小说。在两年时间里，他采访了近百位在西安拾破烂的商州同乡。所有的小说人物都有原型，所有的人物经历和细节都在现实生活里发生过”[12]。比较以往的作品里“惟有心灵真实”的强调，现在的变化颇耐寻味。毕竟，“真实”是左翼文学的核心，作为与左翼文学一种潜在的“对话”，敏感如贾平凹，自是不得不自我辩白。
颇为惊人的巧合是，基于生活经验的“个人化”的《高兴》，在重要情节上与张杨导演的《叶落归根》极为相似。
“长篇小说《高兴》用了一个有争议的开头和结尾：主人公刘高兴背着一起进城打工病逝的五富尸体，想把他带回老家土葬，在火车站被警察发现，未能实现心愿，痛苦万分。
这和《南方周末》刊发的报道“湖南老汉千里背尸返乡”(《一个打工农民的死亡样本》，2005年1月13日头版，记者张立)的情节极为相似：湖南老汉李绍为背着老乡尸体，上火车、赶公交，计划辗转千里返乡，直到路过广州火车站时被警察发现。后来导演张杨把这篇报道变成了电影《叶落归根》，赵本山主演”[13]。
“背尸返乡”这一事件本身(贾平凹自述根据的是凤凰卫视的报道)，吸引了不同艺术家的注意，这一既“真实”又富于“象征”的情节，堪陈底层绝佳的症候：沦陷于“盛世”罅隙间的底层，在深渊里不辨人鬼地挣扎，在“现代”与“乡土”之间，国家的大门何尝向他们敞开。由此理解《高兴》的结尾，颇耐寻味的是，与当年的《废都》如此相似——近二十年之后，再见“车站”，依然幽灵不散。
“我抬起头来，看着天高云淡，看着偌大的广场，看着广场外像海一样深的楼丛，突然觉得，五富也该属于这个城市，石热闹不是，黄八不是，就连杏胡夫妇也不是，只是五富命里宜于做鬼，是这个城市的一个飘荡的野鬼罢了”[1]431。
徘徊在车站广场上的高兴，已然无路可走，警察拒绝了他“背尸回乡”的“愚昧”愿望；当年落荒而去的庄之蝶，同样四顾茫然，在车站的长椅上骤然中风。如果说，《废都》讲述了市场经济肇始的“知识分子”之死，那么《高兴》补叙了二十年后的底层命运。无论“庄之蝶”，或是“刘高兴”，最终只落得在“车站”徘徊不安，那一趟承诺中的班车，却不知何时到来——飘飘荡荡的鬼气，不断地盘亘郁结，雄心勃勃的现代中国，努力地驱鬼除魅，依然幽灵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