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研究更好地与现实契合——评《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政策论文,现实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更好地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考察，正是近代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逐步转型的时期，又是一个走出封闭，面向世界，逐步走向近代化的过程。这种转型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自发增长的结果，不是如同西方那样由原有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向大机器工业的自然过渡，而是中国志士仁人为了争取自己民族的生存权力和国家富强奋起追赶世界潮流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历届中国政府，从晚清政府、民国北洋政府到南京国民党政府，如同一切后发外生型国家的政府一样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们曾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引进和移植西方工业大国的机器设备和科学技术，摹拟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模式，以期求强致富。政府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是制订或者调整经济政策以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需要。研究近代中国经济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其影响这样密切关系中国近代化的课题，无论史学界还是经济学界，都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90年代以来，虽然渐次出现过一些专题论文和探讨晚清经济政策的专著，但从整体上全面系统探讨近代中国经济政策的著作尚付阙如。令人高兴的是，朱英、石柏林合著的《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1998年10月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从而填补了这一空白。
《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共5章23节，44万字， 系统地考察了历届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包括晚清政府的工商政策、农业政策、财政金融政策、外贸政策、矿务政策、铁路政策，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北京政府的工商政策、农业政策、财政金融政策、矿务政策，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时期的财经政策、货币改革政策、公债政策、挽救农业危机与鼓励农民合作的政策、工业建设政策，南京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后方工业基地政策、经济统制政策、国家资本垄断政策、工业合作政策、外贸统制政策、金融财税政策、开发后方农业的政策以及抗战胜利后的接收政策、依赖美援和搜刮人民的政策等，这些政策涉及到所有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作者在评述时注意揭示这些政策的决策程序和运行方式，注意分析一些重要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和社会效果。从而可以帮助人们比较深入地了解整个近代中国经济政策的发展演变，并通过比较中的审视和观照全面地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各项经济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
客观评价近代中国政府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及其积极影响是该书最具特色的地方。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早已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政府，而且都是被后者所取代的政府。长期以来，人们在论及这些政府的时候，往往冠之以“反动的”、“卖国的”、“腐败的”字样。然而，义愤终究不能代替科学，全盘否定决非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该书的作者在对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全面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其推行的经济政策作了客观评价，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独到的学术观点。例如，作者指出，晚清时期政府所实施的经济政策虽然有一部分曾产生过消极影响，但总体而言，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在甲午战争的短短6年中， 商办民营企业新增30余家，资本额也较此前的20年增长了近4倍，由原占总资本额的22.4%上升到76.9%，开始在中国近代工业中居主导地位，这样快的发展是与清政府调整政策、奖励和保护商办民营企业分不开的。20世纪初年我国商办民营资本主义发展更加迅速，出现了第二次高潮，同样与清政府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清政府在新政时期制订并颁布了一大批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法规，进一步推行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的经济政策，其重点仍在于保护发展商办企业，这就为商办民营企业的大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在以往的论著中，人们往往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归因于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作者则指出，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本身就与清政府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正是后者为前者“开了绿灯”。不仅如此，清政府发展农业的政策使近代中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因素获得明显扩展，新式农牧垦殖公司和新式社团农会的诞生都是这一政策的直接结果。再如，以往人们谈及民初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时，大都归因于一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给中国民族工商业所造成的难得机遇，而完全忽略了北京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也是其重要原因。作者认为，北京政府保护农工商实业发展的经济法规和政策并非一纸空文，相当一部分得到了不同程度地贯彻执行，从而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确实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积极作用。至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10年间的经济政策，以往的研究更加薄弱，评价有失公允。该书作者以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对此详加探讨，指出1936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复苏和繁荣，各项经济指标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这是与国民政府成立后10年间较好地实施了协调和处理国民经济各方面发展关系的经济政策分不开的。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看，南京国民政府优先发展交通运输业，以交通运输带动工农业生产，路子是对头的；在投资工业建设时，又以能源和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为重点，先解决生产资料的生产，再推及其他工业部门；在经营方式上，国家资本经营重工业，私人资本经营轻工业，也是符合国情的。在复兴农村经济时，着重解决水利和改良品种与耕作技术，实行农业科学化，也是正确的。由于国民政府比较妥善地处理了实业建设程序问题，工农业生产得以复苏和发展，从而增加财政收入，为解决收支平衡奠定了基础，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反过来促进工农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开始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遗憾的是这种良好的开端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了。这些观点的提出和论述，使人耳目一新。
《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由于这一课题的研究与现实比较契合，比较贴近社会生活，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这与近代中国曾经有过的社会转型虽然性质不同，基础不同，历史条件和最终目标不同，但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政府角色与作用却有着大体一致的地方。因为政府实施何种经济政策，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及时而正确的决策将迅速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反之，错误的政策则会产生严重的阻碍作用，以至于延误和丧失某些大好的机遇。类似的情况，在近代中国不乏正反两个方面的具体表现。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政府如何恰如其分地确定自己的角色，履行自己的职能，通过健全经济立法，制定经济政策而发挥自己的巨大作用，仍可以从历史经验中取得有益的借鉴。
收稿日期：1999-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