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183;罗宾逊的遗产”和经济学的批判与回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产论文,经济学论文,罗宾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琼·罗宾逊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最伟大的女经济学家。她生于1903年，卒于1983年，一生勤奋好学、著述颇丰。自1932年发表第一篇论文《经济学是一门严肃的学问》、并在次年即完成震动经济学界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起，到1978年出版最后一部著作《发达和不发达问题纵横》为止，她的各种经济学著作和论文多达数百篇，这些伴随其经济思想近50年历程的经济学文献在她逝世后给经济思想史留下了一份重要的遗产；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一方面，源于与生俱来的反叛精神，她厌恶学术教条，不畏陈规旧习，坚持在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各种理论争论中寻求新的非正统观念，并以“异端”身份成为新剑桥学派的领军人物；另一方面，秉承经济学家的道德和良心，她出身上流社会却关心人民大众，长期将改善分配制度和解决贫富分化以终能实现“平等化的经济增长”为己任，并由此致力于在回归古典传统的基础上“重建政治经济学”。因此毫无疑问，罗宾逊是自1969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以来最应该获得这一荣誉但却没有获得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
2013年是罗宾逊夫人诞辰110周年和逝世30周年纪年，我们聊以此文纪念她卓越的经济学理论贡献和她一生“致力于寻找或者帮助建立一个比她成长和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更加公正平等的社会”这一崇高而伟大的精神。①本文以下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经济危机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危机；第二部分，罗宾逊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第三部分，罗宾逊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哲学；第四部分：“琼·罗宾逊的遗产”：经济学的回归。
一、经济危机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危机
1971年12月，罗宾逊在美国经济学协会举办的第84届年会上发表了题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的著名讲演，以其一贯的风格严厉抨击了主流经济学（即罗宾逊所谴责的“冒牌的美国凯恩斯主义”）遭遇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侵袭的束手无策，并强烈呼吁发起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二次凯恩斯革命”。②
罗宾逊认为，“经济理论的第一次危机”源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大萧条”。当罗宾逊早年在剑桥大学求学时，由庇古传授的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年）是当时英国各大学教授经济学的“圣经”，其理论涵盖了1870年“边际革命”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内容。1932年，经济学家罗宾斯将其界定为“研究稀缺手段配置”，即“系统研究各种目的与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③其标志是，把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作为基本经济问题，运用边际分析技术试图解决产量和效用最大化问题，并有一套长期竞争的均衡假设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概念结构等，从而在研究主旨上有别于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等人确立的主要研究国民收入、财富增长及分配等问题的古典经济学，故称之为新古典经济学。然而，1929-1933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彻底摧毁了新古典的充分就业神话，其自由放任的市场自动均衡理论只能将暂时失业归咎于工资过高，却无法解释大萧条状态下长期持久的失业问题。于是，新古典经济学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经济理论的第一次危机”。
与此同时，“大萧条”也孕育了“凯恩斯革命”的诞生，其标志正是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该书阐述的有效需求不足原理及由此提出的政府干预的政策建议对于缓解“大萧条”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论》也被誉为“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一起构成过去一百年中出现的最重要的著作”。④关于“凯恩斯革命”的意义，罗宾逊认为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制度的一种，即一种不断变化的事物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二是恢复被自由放任理论所取消的道德伦理问题；三是在经济理论中加进时间因素，从而使经济学理论与历史发生联系。⑤当然，对于美国凯恩斯主义者来说，凯恩斯的贡献可能更在于其创立的宏观总量分析理论，它为所有流派的经济学家提供了一套新的概念。这包括：其一，明确总需求和总供给，从而使凯恩斯能够提出有效需求原理；其二，把货币理论结合到宏观经济活动一般理论的核心，而不是把货币当做“面纱”或“润滑剂”。⑥
然而，“凯恩斯革命”实际上并未取代新古典理论在标准教科书中的典范作用。正如著名学者霍华德和金所指出，在《通论》中，“凯恩斯从未与正统理论决裂，而是把大量新古典的重要理论观点掺和进自己的论著”。⑦所以，当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与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直接嫁接而成“新古典综合”时，这些美国学者随即被罗宾逊斥责为“冒牌的凯恩斯主义者”。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帕廷金的《货币、利息与价格》（1956年）和克洛尔《凯恩斯经济学反革命》（1965年）两部著作的问世，更是把凯恩斯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归之于瓦尔拉斯的新古典一般均衡。至此，“凯恩斯革命”被完全倒转，即凯恩斯经济学成为新古典的解释性理论或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应用经济学，由此导致了其理论套用中的一系列逻辑矛盾和宏观经济政策失效，最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70年代普遍发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滞胀危机（即高通胀、高失业与低经济增长并行）。在罗宾逊看来，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战后经济增长的极度不平衡和由此带来的货币工资与物价上涨的恶性循环，她认为这正是由那些“冒牌的凯恩斯主义者”把凯恩斯经济学转变为自动稳定均衡理论的严重后果。毫无疑问，这一严重的经济衰退使主流经济学再次陷入经济理论的危机命运。
面对滞胀危机带来的“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罗宾逊不无遗憾地承认，“第一次凯恩斯革命”是“一出悲剧”。虽然“经济学是有些用处的，但是，如果凯恩斯革命真正获得成功的话，经济学的用处本来是应该大得多的”，并由此发出了“在经济理论的教学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中仍要进行凯恩斯革命”的倡导，即“第二次凯恩斯革命”。⑧作为长期与正统经济学家自居的美国凯恩斯主义者论战的新剑桥派代表人物，罗宾逊认为，“研究经济学的目的不是要得到对经济问题的一套现成的答案，而是学习怎样避免遭受经济学家的欺骗”。⑨受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1960年）的启发，罗宾逊指出新的经济学研究必须向古典经济学回归，即不能狭窄地集中于现存资源配置，而应当关注与现实世界有必然联系的资本积累、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等问题，并通过复兴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以及卡莱茨基的理论以试图重建经济学体系，特别是方法论上的争论构成主流经济学与罗宾逊经济学之间分歧的基础。
但是，发生在两个剑桥之间的一场从1953年延续至1983年的旷世论争即“剑桥资本争论”并没有决出胜负。虽然以萨缪尔森、托宾等人为首的论战一方承认了其体系中存在严重逻辑矛盾，尽管罗宾逊等人也完成了几乎可与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相媲美的《现代经济学导论》（1973年），但1983年罗宾逊和斯拉法等人的相继去世，却使这场激烈争论就此中断。与此同时，其他西方经济学理论派别如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等强调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学者们粉墨登场，由此推动了主流经济学不断吸纳各种非凯恩斯主义观点与方法的理论变革，但其核心内容依然是新古典自动稳定均衡理论而没有丝毫动摇。20世纪80年代，以哈耶克、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占据美英经济学主流地位，其理论主旨便是强烈反对国家干预，从而成为“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由此，罗宾逊倡导的“第二次凯恩斯革命”就此淹没于新自由主义的巨大洪流中。
然而，“剑桥资本争论”所揭示的逻辑悖论对于新古典理论却是致命的。2008年爆发于美国华尔街并很快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以及接踵而来并绵延至今的欧债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其经济理论和政策导向再次遭遇危机命运的深刻印证。特别是，当前这场危机在令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相继遭受困扰的同时，也使其政治制度缺失尽显；甚至很多西方学者认为，当前资本主义面临的不仅是一场经济危机，更是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和制度危机。⑩但即使危机已对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影响和持久冲击力，主流经济学家也完全没有从根本上给予应有的重视，或者说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带来一场整个西方经济学界的“凯恩斯革命”。经济危机预示着经济理论的危机。显然，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这也促使我们在当前经济危机的深刻背景下重新思考困扰当今现实世界的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等系列危机问题，并在这种理论反思中重拾“琼·罗宾逊的遗产”，力图使我们今天的经济学研究能够在批判与回归中走向成熟，并真正成为一门“富有道德与良心的学问”。
一、罗宾逊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
一般认为，罗宾逊在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有过三次革命性的创新，即不完全竞争理论的提出、对有效需求理论的阐释和拓展，以及对正统资本理论的毁灭性抨击。（11）实际上，这三者都是针对当时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批判而闻名于世的。
（一）不完全竞争理论的提出
1933年，剑桥大学的年轻教员罗宾逊在斯拉法《竞争条件下的收益规律》（1926年）一文启示下，发表了她的第一本著作《不完全竞争经济学》。该书对马歇尔经济学中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进行了批判和拓展，不仅开创了微观经济理论对市场垄断行为研究的先河，也由此开始了她对主流经济学从质疑到抨击这一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批判历程。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英、美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马歇尔的经济理论，其基本思想是，资本主义世界仍然处于自由竞争阶段，垄断只是例外现象。他的主要著作《经济学原理》以资本主义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分析对象，其核心是局部均衡论，并把局部均衡与完全竞争结合在一起。虽然书中也有垄断理论的内容并承认垄断组织能够获得垄断收益，但却否定垄断价格的存在。然而，现实生活中的竞争总是不完全的，罗宾逊认为，有必要放弃完全竞争假设而转向垄断分析，因此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中，她舍弃了马歇尔理论立足完全竞争的限制性条件，而把完全竞争视为一般垄断状态中的特殊事例。在此基础上，她从新的更加普遍的假设出发分析均衡条件，表明实际局部均衡总是与不完全竞争结合，这是由市场的不完全性产生的必然结果。通过严格规定各种市场条件，罗宾逊建立起一套研究一般市场状况（从供求曲线到边际成本和边际收入曲线）的专门技术方法，并通过扩大马歇尔的理论框架将其纳入到传统理论体系之中，从而提供了一种新的价格和收入决定分析。
对主流经济学而言，完全竞争假设的含义是重要的，因为它是传统经济学分析的基础，特别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基础，而且也是劳动力接受其边际产品价值论点的基础。但是，罗宾逊在20世纪30年代萧条深重时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却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理论，它能够解释与马歇尔理论的预言相反但在现实中时常存在的现象，即工厂会在低于生产能力的状态下进行运转。这无疑是对传统理论的极大讽刺。远在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立即给予其高度评价，认为其具有“真正的创造性”。他称赞罗宾逊为经济学增添了垄断概念，而且提供了与马克思社会学完全不同的剥削概念，即剥削不是源于阶级而是产生于市场结构；由此也就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即如果企业是垄断或买方独家垄断，那就无法摆脱“劳动力剥削”的逻辑条件。对于诸如此类的赞扬，罗宾逊谦虚地认为，她只是“提供了一箱分析工具”而已，而且由于研究的是经济分析方法而不是直接研究经济问题本身，所以只能对认识现实世界做出间接贡献。但她也认为，这种类似整修工具箱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把工具整修妥当且准确谨慎地使用时，才能使之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有力工具；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经济分析前提和实际情况相符合，即从完全竞争转向不完全竞争。
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熊彼特认为，《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的核心仍然是传统马歇尔式的，“每一点都是马歇尔的：方法、基本‘概念体系’、思想渊源、出发点和归宿，甚至一般社会远见都是如此。作者只是在边际收益曲线上走出了剑桥的圈子”。（12）在此后数年走向批判主流经济学的道路上，罗宾逊充分认识到这本早期著作的缺陷，认为它不过是对马歇尔、庇古之均衡价格理论的前提做了修正，却未跳出其传统的静态均衡理论框架。因此，该书出版后不久，罗宾逊就放弃了这方面的研究。无独有偶，身处大洋彼岸哈佛大学的张伯伦也在同年出版了一部相似著作《垄断竞争理论》。二者的分析基本一致，其内容都是针对非自由竞争条件下的价格形成问题，只是使用的概念和叙述方法有所不同。一般认为他们两人是这一理论的共同创立者，其研究内容后来也成为经济学教科书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当张伯伦此后多年长期致力于垄断竞争理论的研究并八次再版其著作时，罗宾逊早就因主流经济学的逻辑缺陷而放弃了新古典理论框架的修补工作，而全身心投入到协助凯恩斯完成《通论》及整个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浩大工程中，其核心正是对有效需求理论的全面阐释。
（二）对有效需求理论的阐释和拓展
从严格意义上说，罗宾逊于1933年提出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并不能构成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它实际上还是对马歇尔经济学的“完善和润色”，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罗宾逊的剑桥同事——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困难之处并不在于新思想，而在于旧学说”。在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挣扎过程，以求规避传统的思想与说法”后，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通论》。该书在标榜批判新古典理论基础上采用全新概念建立起一个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其核心是以“供给创造自己需求”的萨伊定律为批判靶子的有效需求理论。
在《通论》开篇，凯恩斯明确指出，“古典学派（注：凯恩斯这里主要包括马歇尔、庇古等新古典学者）所假设的特殊情况的属性恰恰不能代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社会所含有的属性。结果，如果我们企图把古典理论应用于来自经验中的事实的话，它的教言会把人们引入歧途，而且会导致出灾难性的后果”。（13）因此，凯恩斯否定了只适用于物物交易世界的萨伊定律，并在否定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由出清假定的基础上，表明总需求不足、非自愿失业和古典二分法失效是经济运行的一般状态，而新古典理论描述的只是一种极端特殊或理想化的自由市场经济。其中主要一点是，凯恩斯指出有效需求不足是现代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特有的问题，即资本主义不能保证投资的数量足以弥补充分就业下的储蓄部分，从而导致市场上的购买力不足即有效需求问题，并在《通论》中使用消费函数、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和货币的灵活偏好等三大心理规律来表述这一问题。
毫无疑问，凯恩斯在《通论》中要完全否定新古典理论和建立一种新的范式。然而“凯恩斯的革命”并不彻底，一方面他试图使用新的概念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又试图对新古典的资本、就业和货币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比如凯恩斯表述的是，一旦实现充分就业，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仍然有效。这恰恰被后来者作为新古典综合解释的主要论据。著名凯恩斯传记作家斯基德尔斯基指出，“二战后主流经济学家把凯恩斯的理论看做是古典经济学的‘特例’。……这样凯恩斯的理论被剥夺了理论上的攻击性，只是保留了与实际政策的相关性。”（14）显然，斯基德尔斯基认为，战后主流凯恩斯主义实际上更多是对传统古典经济学也就是新古典理论的恢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萨缪尔森、索洛等人运用数学工具将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理论充分结合的“新古典综合化”。为此，罗宾逊展开了对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一脉相承的独到解释，以区分那些被其斥责为“冒牌的凯恩斯主义”之美国学者的新古典阐释，其中的重要贡献是对《通论》的一般化研究，即“如何把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扩充为长期的分析”。
面对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凯恩斯有句名言，“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因为在他看来，针对当时大萧条的首要任务是使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尽快脱离危险，所以采取的措施与手段自然是短期的。然而，面对萧条之后的资本主义经济，罗宾逊认为，重要的是长期。她指出，虽然《通论》“打碎了静态论的玻璃房子，以便能够讨论一个现实问题——失业的原因。可是他（指凯恩斯）的分析以短期为范围，在这种短期内资本拥有量和生产技术都是特定的。”（15）特别是1948年哈罗德的《动态经济学导论》出版，使罗宾逊意识到凯恩斯理论的一般化拓展必须联系到长期问题，如以长期动态理论补充有效需求理论之短期静态分析的不足。为此，罗宾逊及其剑桥同行们开始致力于将凯恩斯理论拓展到长期经济增长领域，并由此创建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剑桥学派，其代表作是《资本积累》（1956年）与《经济增长理论论文集》（1962年）。比如在《资本积累》中，罗宾逊使用当时流行的资本和劳动替代弹性、薪金工人和食利者阶层之间不同储蓄行为等概念梳理了《通论》的诸多短期主张，并指出新古典充分就业均衡不是一个长期结果，从而强调了有效需求理论在长期背景下的重要意义。
作为凯恩斯理论的追随者和热心倡导者，早在1937年即《通论》出版后不久，罗宾逊即发表了《就业理论引论》和《就业理论文集》以补充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罗宾逊认为，有效需求理论的实质是从传统均衡概念向历史概念转变，即“从合理选择原理向以预测和惯例为依据的决策问题的转变”，历史地考虑问题就要考虑社会制度、社会关系因素给予经济的影响。这是她认为《通论》具备的重要因素，也是其后来批判新古典理论的基本观点。因此，罗宾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论著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试图把凯恩斯的短期分析运用到长期发展；二是对仍然被广泛接受的新古典理论进行持续抨击。不过，对于集中体现这两种思想的罗宾逊的资本积累理论，与其说主要来源于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不如说主要来源于卡莱茨基。1933年，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利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公式推论出与《通论》主要论点基本相同的有效需求问题，即在假设工人工资全部用于消费的条件下，当资本家的储蓄大于投资时，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下降，从而联系到资本家的盈利动机和资本主义长期动态发展。随后，罗宾逊在充分吸收卡莱茨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以工资和利润划分为基础的剑桥增长模型，即在卡莱茨基模型中加入资本存量，从而导出利润率不变的稳定状态的经济增长。
正是在卡莱茨基的影响下，罗宾逊开始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于1942年发表了至今仍是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理论的经典文献——《论马克思的经济学》。在绪论中，罗宾逊首先指出马克思经济学与传统正统经济学的两点本质分歧：第一，传统经济学家坚持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自然规律的一部分，马克思认为只是一个发展阶段；第二，传统经济学家只看到社会各种利益的一致性，马克思则主张经济生活取决于利益的矛盾。在细节探讨中，罗宾逊尤其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有效需求作用的分析深为赞赏。她认为，有效需求的本质和意义的现代观念都是马克思创立的，包括卡莱茨基的动态经济理论，以及哈罗德和多马的增长理论，皆得益于马克思的启发。“在对有效需求的分析——就业论中，现代经济学为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这一规律是马克思本人提示过但未以充分发展的。”（16）罗宾逊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有三条思想线索联系到有效需求：其一是失业劳动后备军理论；其二是利润率下降理论；其三是资本货物工业和消费品工业关系论。她认为，马克思这三种理论充分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为其本身固有的矛盾所折磨，并产生其本身崩溃的条件。（17）在罗宾逊看来，虽然马克思并未使用有效需求概念，但上述问题的讨论是相辅相成的，实际上也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供过于求（或“生产相对过剩”）的剖析，即有效需求不足。
事实上，罗宾逊一直在寻求一种摆脱马歇尔的方法。如果说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中还是质疑和补充，在凯恩斯经济学时代已是批判和拓展，那么在马克思经济学那里则终于表明正是“马克思的方法为有效需求分析提供了基础”，从而与主流新古典理论彻底决裂。这其中既包含着她对凯恩斯的含蓄批评，也包含着对她自己早期著述的隐含批评。（18）此后，罗宾逊对马克思的研究也为自身经济理论打开了新的空间，她发现在很多方面应用马克思经济学可以对凯恩斯理论做出更有效的解释，而且对其收入分配理论的后凯恩斯分析及国内和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那场旷日持久的“剑桥资本争论”。
（三）“剑桥资本争论”和对正统资本理论的严厉批判
《资本积累》是罗宾逊将凯恩斯理论长期化的典范，同时也引发了她对权威的挑战即著名“剑桥资本争论”有关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剑桥资本争论”又称“两个剑桥之争”，是指发生于20世纪50-80年代、以英国剑桥大学罗宾逊为首的新剑桥学派和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处麻省剑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学派之间的一场论战。一般认为，前者秉承新古典技术关系的供求分析传统，强调技术关系在经济变量决定中的最终作用；后者秉承古典剩余经济的社会关系分析传统，强调社会关系（如所有权与经济制度）在经济变量决定中的最终作用。（19）就争论主题而言，论战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对资本含义的论战，第二个是技术转换问题的论战。争论焦点是一直在经济理论中具有核心地位的资本理论。
1953年，罗宾逊发表了著名的《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一文，率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与资本概念进行质疑和批判。生产函数是新古典理论的重要概念，但罗宾逊认为，它作为“错误教育中一个有力的工具”误导了一代又一代学生。（20）比如在新古典主义生产函数Y=F（k，l）中，Y、k、l分别代表企业的单一产出、劳动力和资本。一方面，现实中的资本作为异质品存在，不同资本品的量纲各不相同，就像罗宾逊指出的，资本由一组形状不同、功能各异的实物组成，由于缺乏一个共同单位而使生产函数中的资本无法进行实物衡量，只能通过其价值量（或是表现出的货币量）进行加总。另一方面，根据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利息率（或利润率）由资本的边际产品决定，为获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需要预知资本数量，而实物资本的货币价值在新古典理论中则被认为等同于预期收益现值的总和，即：
其中，k代表资本的货币价值，r代表利息率，
、
…代表各期预期收益。
由此，要想求出资本的货币价值，须先假定利息率为已知。这就出现了循环推论，即已知r求k，再通过k求r的循环，从而表明单一数量测量的新古典资本概念在逻辑上不成立。实际上，生产函数的目的主要在于表明利息率（或工资率）如何由技术条件和要素比例来决定；如果其中的资本概念难以加总和计量，那么作为新古典根基的生产函数也就失去了意义。
1960年，新剑桥学者斯拉法出版了著名的《用商品生产商品》。根据该书投入一产出线性方程所表明的商品相对价格不能独立于收入分配的启示，罗宾逊进一步指出了新古典理论即使忽略资本加总的意义，也仍然存在逻辑悖论的问题，即资本倒流和技术再转折。比如在新古典基本命题中，由于假定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单调的相互替代关系，因而利润率与人均资本数量之间存在单调反向关系，即随着利息率（资本品价格）的下降，厂商将使用更多资本代替劳动，从而使得更低利息率与更高资本—劳动比率相联系。但现实中，这一结论并不总是成立，因为较低利润率也可能与较低人均资本数量相联系，这种现象被称为资本倒流。此外，根据新古典的瓦尔拉斯资本形成方程，市场均衡时不同资本品将获得统一利润率（或利息率）。当把这一均衡条件加入原有的表明各个市场供求均衡的联立方程时，资本和劳动之间将不再是单调替代关系，即随着利息率的下降，厂商会选择更加资本密集型技术，而当利息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厂商又会重新选择更加劳动密集型技术，这就出现了技术再转折现象。
1972年，经济学家哈考特将新古典资本与分配理论归纳成四个新古典命题，即：（1）利润率与人均资本量即资本密度之间存在稳定的逆向单调关系；（2）利润率与产出—劳动比率之间存在反向单调关系；（3）更低利润率（通过投资于更机械化和更迂回的生产方法）与更高人均可能最大消费即工资率相联系；（4）国民收入在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分配完全由要素供给及其边际产品决定。（21）无疑，由“剑桥资本争论”所揭示的逻辑矛盾对于新古典四个基本命题而言是致命的打击，但主流经济学家们却未能给出有力反驳。如索洛的主要反应是证明其自身研究属于“非常狭窄的一组情况”，但在这种狭窄情况下利用具有劳动和“一般资本”投入的生产函数是合理的。（22）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人物萨缪尔森则在1962年论文中提出“代用生产函数”概念，试图用新方法论证新古典命题具有一般合理性。（23）然而，萨缪尔森对“代用生产函数”的设定仍然严格依据各部门资本—劳动比率均等的条件；一旦撤销这一假定，工资—利润之间的关系将呈现出非线性形式而将再次出现多次转换。由此，新古典学者为辩护其争论的各种论证结果也都归于失效。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新剑桥学派的重要经济学家如罗宾逊、斯拉法、卡尔多等人相继去世，使得有关剑桥资本理论的各种争论从此中止。与此同时，虽然萨缪尔森等人承认了其理论中的逻辑悖论和固有缺陷，但其后继者却由于争论中止和一时难以取代而依然主导着当今欧美大学经济系的课堂。因此，论战的结果并没有任何一方获得绝对胜利，剩下的问题则是整个这场交锋是否毫无意义。正如特纳指出的，实际上这场论战的主要作用是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重新检验现有学说的必要性上，特别是由此产生的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论的途径。因为争论过后的美国主流派经济学家都力图避免类似哲学问题的困扰而只从事经验主义研究，但新剑桥学者却用另一种声音表明了经济学研究绝不能离开现实世界和真实的经济关系。（24）罗宾逊始终坚信资本问题必然涉及深层的方法论错误，正是“它产生了新古典学说的主要谬误”。显然，如果脱离资本主义特有经济关系和资本主义制度对分配的作用，资本的生产能力就会被视为一种纯技术性或物质属性，从而整个生产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或超社会的过程；而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将消失，资本也就变得与历史和时间无关。然而，一旦离开真正的历史和社会关系，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及由此确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也就脱离了现实，这正是“剑桥资本争论”批判新古典资本理论的核心所在。
二、罗宾逊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哲学
对于著名“剑桥资本争论”的实质来说，罗宾逊认为，主要还不在于具体论题，而在于那些所谓美国凯恩斯主义者试图在凯恩斯名下重建“凯恩斯理论”即传统的新古典理论。为此，罗宾逊积极倡导经济学理论的“第二次凯恩斯革命”，以剔除那些“冒牌凯恩斯主义者”因歪曲凯恩斯理论而滥用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等反危机政策所导致的危机后果。同时，也正是在与美国凯恩斯主义者的长期论战中，罗宾逊与剑桥同事共同建立了包含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增长理论在内的经济理论，以及从道德和意识形态视角要求回到古典与真正凯恩斯的经济哲学。
（一）罗宾逊的经济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
1973年，罗宾逊与伊特韦尔合著的《现代经济学导论》出版问世。作为一部现代经济学教科书，它被认为是按照罗宾逊研究经济理论的主要观点解释现实问题的代表作。对于出版初衷，罗宾逊坦言她希望这本书能够在美国被广泛采用，以便与萨缪尔森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初版于1948年）相抗衡。显然，《经济学》在大洋彼岸的多次再版和畅销世界令罗宾逊颇为忧虑，她深感凯恩斯理论经过萨缪尔森等美国凯恩斯主义者的改头换面正日渐成为一个偏离凯恩斯经济学核心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罗宾逊而言，“凯恩斯革命”之所以被倒转成为新古典的解释性理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凯恩斯经济学作为宏观经济理论却缺乏一个有力的价值论和分配论作为微观基础。因此，罗宾逊经济理论的起点是为凯恩斯经济学补充价值论和分配论，使之成为完整的经济学理论，即回到真正的凯恩斯理论。
在罗宾逊看来，尽管《通论》主要探讨了就业问题而没有过多关注收入分配，但她始终认为，大萧条的时代背景造就了解决失业问题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而收入分配问题在凯恩斯那里同样重要。正如凯恩斯在《通论》第24章开头明确指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社会的显著弊端是：第一，它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第二，它以无原则的和不公平的方式来对财富和收入加以分配。”（25）由此，罗宾逊围绕凯恩斯的资本主义收入分配失调思想构筑起以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核心并延伸至增长理论的经济理论。其中，价值理论作为分配理论的基石而不可分割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斯密、李嘉图等古典学者那里，源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思想的分配理论就是古典经济学一贯坚持的分析传统。（26）只不过，“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以来的古典经济学家，对分配理论和价值理论的这种分析方法，在‘边际’方法出现以后，它被遗忘了。”（27）特别是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出版问世以后，建立在均衡价格论基础上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实际上已剔除了价值因素，只是以边际分析方法确定不同要素的价格决定；而在以此为基础构建的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中，原本作为支配劳动之手段的资本却成为与土地、劳动并列的普通生产要素，利润或利息则作为要素贡献的报酬而不再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罗宾逊对此极力反对，尤其是当时斯拉法对于利润率和价格相互关系的分析及其由商品标准体系中推导出的“不变价值尺度”，为罗宾逊构建分配理论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价值论基础。
罗宾逊认为，价值理论的关键在于价值本身是否具有客观的、物质的基础，价格则主要应该由生产条件决定，而不能把价值视为主观。这使罗宾逊决定运用斯拉法的生产价格论来否定新古典的均衡价格论及其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例如在1960年的著名作品《用商品生产商品》中，斯拉法采用投入—产出线性生产方程来表明价格决定，其核心模型如下所示：
（1+r）AP+wL=P
其中，P表示正常价格列向量；A表示投入—产出矩阵；L表示直接劳动投入；w表示统一工资率；r表示统一利润率。
由上述模型可以得出几个关于收入分配的结论：其一，生产价格的决定所依据的均衡条件在于每个部门利润率均等而与市场供求无关，从而收入分配变量（利润率和工资）与相对价格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其二，商品相对价格不可能独立于收入分配，即利润率与资本价值同时决定，从而使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基本命题不再成立。其三，资本和劳动的分配利益相互冲突，即剩润率越高，工资就越低。其四，商品由劳动和生产资料的结合生产出来，即商品的价值最终由劳动决定。这与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结论一致。
（26）古典传统的剩余思想表明，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家拥有生产方式所有权，从而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存在着围绕剩余概念出现的对立关系。其中，剩余是指在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维持生产系统原有规模所需各项投入后的余下部分，在马克思那里明确为剩余价值。
其中，r表示利润率；P表示利润；K表示资本存量价值；g表示增长率。
（1）式说明，均衡利润率只取决于外部给定的增长率g和资本家阶级不变的储蓄倾向
,但不受技术关系上的要素边际生产力影响。这表述了一个古典剩余传统的核心命题，即利润率的决定与生产过程采用的技术关系无关，只取决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变动。（2）式说明，国民收入中的长期利润份额（P/Y）由增长率g、资本—产出比（K/Y）和资本家储蓄倾向（均为外生给定）决定，其中工人储蓄倾向
无关紧要，即利润率和收入分配的决定独立于工人储蓄倾向。由此，经济增长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将有利于利润收入者集团而不利于工资收入者集团，即经济增长将加剧资本主义社会中利润和工资的分配失调和恶化工人处境。
由此可知，罗宾逊等新剑桥学者的增长理论和分配理论是紧密相连的，即增长理论正是为了探讨社会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关系。一方面，增长速度有赖于国民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收入分配是资本积累的函数，积累速度决定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这样，在工人将所有收入用于消费的前提下，利润率取决于资本积累率（投资与资本存量之比）与资本家利润的储蓄比率。在此基础上，罗宾逊构造了一个使资本主义在充分就业和充分利用资本情况下进入“黄金时代”的条件，即假定资本量与劳动量的比例不变时二者的增长率相等。但这一假定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成立。罗宾逊由此强调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并指出增长不一定会使贫困减轻，反而有可能使绝对贫穷增大，即出现“富裕中的贫穷”。为此，她主张必须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即从改变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入手，通过税收和社会服务等国家干预举措达到收入均等化目标，以真正实现“平等化的经济增长”。
（二）罗宾逊的经济哲学：道德与意识形态
1962年，根据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系列讲座的讲稿，罗宾逊出版了其经典著作《经济哲学》。罗宾逊认为，经济哲学是经济学最本质的部分，是经济学构建自身科学大厦的基石，其中一个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是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在罗宾斯的经典定义中，经济学是一个完全依赖于演绎分析和自由放任原则的狭义概念，因为新古典学者坚信狭义框架下的经济学是一门科学。1898年，美国学者凡勃伦在著名期刊《经济学季刊》发表文章，质疑“经济学为什么不是进化的科学？”百余年后，经济学有了长足的发展，甚至已延伸到人类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然而我们依然不能宣称它是一门科学。正如罗宾逊表明的，经济学的学科性质与自然科学没有关系。“经济学的一只脚是无法检验的假设，另一只脚是无法检验的口号，经济学只能一瘸一拐地前行。”（30）实际上，主流经济学一再坚持经济学是科学的观点，也从一个特定角度表明，经济学中必然包含意识形态。“如果没有悄悄介入的道德评价，我们就不可能对一种制度进行描述。……我们不能不作评判，我们的评判源自己经深深浸入我们的人生观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印在我们脑海中的伦理预设。”（31）为此，罗宾逊明确指责新古典理论自身即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构建，不同的经济学说因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然具有明显的阶级性。“重商主义者是海外贸易商的拥护者；重农主义者卫护地主的利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则相信资本家（他们赚取利润，为的是进行再投资，扩大生产）。马克思把他们的论点倒转来为工人辩护。现在，马歇尔站出来充当食利者的战士。”（32）
在罗宾逊看来，新古典这种抛却了意识形态的学科界定实际上已完全抛弃了价值判断，使经济学成为一种纯粹的逻辑实证论。在这里，有关意识形态的探讨实质上是一种分析方法的形而上学争论，即运用形而上的抽象概念和理论去解释和解决形而下的具体实践和实际问题，这正是古典经济学家采用价值等概念分析社会关系等核心问题的常用方法，如斯密确立的经济学应探究国民财富增长的性质和原因，或如李嘉图着力研究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抑或像马克思明确表示的探究和发现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等。然而，新古典理论却狭窄地集中于现存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并较多运用接近于物理学分析的形而下方法去探讨那些在既定生产体系中基于个体最优化决策的技术关系。当然，“凯恩斯革命”以后，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已对马歇尔的新古典理论进行了改良，而后以科斯和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也通过给出制度概念的假定和引入交易、产权、契约、习俗等分析工具，使新古典理论能够扩展到经济制度的解释。但毫无疑问，“凯恩斯经济学的主流继续在一个新新古典的分析框架里发展，这一原型是一个总量生产函数模型”，但“存在着相当多的理论矛盾、许多不同的理论、仍然有争议的概念和假定”。（33）或如霍奇逊指出的，“经济学目标已不再是去解释经济世界的真实过程和结果，而是为了自身的兴趣去探索数学技巧。”（34）
无疑，经济学的数学化倾向令罗宾逊对经济理论的发展前景甚为担忧。尽管她也表明，“当为现实目的而处理实际资料时，我们需要数学方法”，“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把大部分论证采用符号形式是有益处的。理由是，一些经济关系，如同储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土地同劳动的比率对产量的影响，或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变化，是不能用简单的、光滑的函数来适当表示的。”（35）在罗宾逊的思想里，经济学的核心是研究生活于现实社会制度中的活生生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不仅仅是新古典经济人假定下的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的纯粹技术关系；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远比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复杂得多，这绝不是精确的数学语言及其完美的逻辑推导所能表达清楚的。因此，经济学不仅要立足于现实，更要采用包括过去的论证方法和观察世界的方法在内的各种方法来解释实际问题。显然，当把数学分析作为经济分析的唯一手段时，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就会置于危险境地，因为经济分析中的过度数学化只会导致数字游戏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
美国学者艾克纳曾指出，“无论原因是什么，它对经济学学科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灾难首先表现为继续坚持受到经济数学化鼓励的非科学认识论。”（36）但艾克纳也表明不是反对经济学的数学化，而是反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滥用和误用。然而，当代主流经济学家们却依然顽固地抱着这种披着数学外衣却缺少现实内涵的新古典传统不放，并一直延续至今。正如霍奇逊列举斯蒂格勒的统计数例所表明的，当代任何一本权威主流经济学杂志如《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和《经济学季刊》等都可以证实，20世纪20年代以前90%以上文章用的是文字描述；到20世纪90年代初，代数、积分和计量经济学在这些权威杂志发表的文章就已超过90%。（37）由此可见，现代人探究模型特征的偏好要远甚于探究现实特征，但却漠视了数学并不能替代理论来理解和解释现实经济的构成及其实际运行的事实。相反，罗宾逊一直致力于实践经济学是一门“富有道德与良心的学问”。可以说，她并不专注于理论细节上的数学化推导，也不关心研究方法上的超经济分析，但她却用维护世界和平、缩小贫富差距、反对军备竞赛等充满爱心的观念和理论去赋予经济学应有的“道德感”，并且一直身体力行。因为“在她看来，社会公正就是与政治经济学科中的‘科学’成分相对应的一个社会状态。尽管如此，她却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道德努力，为的是发现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38）
四、“琼·罗宾逊的遗产”：经济学的回归
毫无疑问，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改进终究要回归现实。然而，现实经济中既有“黄金时代”，也有大萧条和经济危机，关键是经济学理论能否依据经济事件的客观事实给出合理的解释和做出预测并阐释政策的有效性。但是，自1825年英国爆发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以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却从未有效地解释危机和预测危机。特别是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延伸至欧元区各国的欧债危机，正在使世界经济经历着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与“大萧条”之后“经济理论的第一次危机”和滞胀危机之后“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相比，当前这场危机似乎更加凸显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困境，其核心理念在受到学术界广泛质疑与批判的同时，也让更多学者开始反思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轨迹。正如斯基德尔斯基总结的，“我深信当前这场危机的根源就是经济学的思想误区。……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带来的祸害简直难以描述。”（39）
其实早在1971年的美国讲演中，罗宾逊就明确指出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危机在于缺少一个合适的理论框架来处理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严重问题：贫困、种族主义、城市的拥堵和污染、人口增长过剩和战争等。她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将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纳入经济分析，还必须对未能被彻底否定以至正在复活的传统理论谬误做深入批判。在罗宾逊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存在于真实的历史时间中，因而意识形态和经济分析往往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对经济学科发挥着重大影响。因此，她反对现代经济学把微观和宏观区分开来的做法，强烈建议“对模型中存在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制度做出假设”，认为这“是经济分析必不可少的基本要求”。如今，距离这次著名讲演已经过去40余年，罗宾逊本人也已远离我们整整30年，但她曾经严厉抨击过的这些“经济理论的危机”中无力阐释的诸多资本主义问题依然充斥着当今世界。相反，正如哈考特指出的，罗宾逊所倡导的经济学理论诉求首先在于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具体的特定问题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罗宾逊立志确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恰恰“是古典的和马克思的、凯恩斯的和卡莱茨基的灵感在闪动，它可以直接运用于现代世界问题的分析，直接运用于为现代世界问题开出政策处方”；而且，通过她所提供的“凯恩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后学者既可以有效阐释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等现实问题，也可以妥善处理国民产出在资本主义各阶层之间的分配等重大理论问题，“这些是凯恩斯学派对现代经济增长和分配理论做出的最有影响的贡献”。（40）显然，罗宾逊所构建的理论框架和她致力于长久从事的经济学分析路径正是一种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回归，即回归古典和真正的凯恩斯。
实际上，半个多世纪前的著名“剑桥资本争论”在给予主流经济学沉重打击的同时，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倡导经济学理论研究传统的回归。不容否认，由新剑桥学派发起的这场论战的典型意义在于它令一个神话教条的错误，即一直被奉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中的资本计量、技术再转换和资本倒流等一系列逻辑悖论被揭示出来。但同时，这场论战也以一个全新视角引入了新剑桥学派所要复兴的、曾被1870年以来新古典“边际革命”所淹没的古典剩余分析传统，从而再次引起西方经济学界对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与反思。比如按照古典和马克思的剩余分析传统，当资本不是一种要素而是作为预付代表着资本主义关系时，社会产品的分配将不再遵循技术关系上的边际生产力分配原理，而是要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探讨收入分配问题，即社会产品的分配必然要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格局相联系，由此决定资本家与劳动工人的分配关系。所以，要排除资本争论中涉及的各种逻辑矛盾，就必须改变新古典的理论假设而明确把特定社会关系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才能得到对现实问题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正是回归古典研究传统的核心所在。
2009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发表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与2008年金融危机》以倡导新世纪的凯恩斯回归。然而，克鲁格曼虽然表明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回归，却并不意味着他对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缺陷之理论批判的回归；相反，只是凯恩斯主义作为萧条经济学一个特例的回归，因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理论并没有受到挑战，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遭到质疑；或者说，克鲁格曼只是认为政府的货币政策和监管制度出现了错误，从而将经济推向了凯恩斯“萧条经济学”中的“特例”。（41）无疑，现实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着固有矛盾，并由此导致了资本主义周期波动和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在三卷本伟大著作《资本论》中深刻批判的。但克鲁格曼等当代美国凯恩斯主义者既没有充分认识到源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部的基本矛盾，也没有在阐释危机之时给予现实世界以道德和良心的追问，这显然与罗宾逊的“经济学回归”背道而驰。罗宾逊一直认为，“经济学缺少爱”。其理论不仅反映现实问题，还要为社会送去爱。所以她终其一生关注弱势群体利益而反对主流经济学始终站在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上追求所谓自由竞争和最优效率的冷冰冰式的技术分析。显然，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并非真正的凯恩斯回归，克鲁格曼式的经济学反思距离罗宾逊的经济学回归还相距甚远。
2013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时隔12年后发布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其中，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4，2008年最高达到0.491，此后逐步回落。此前，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达0.61，远远超过警戒值，而2010年世界平均基尼系数是0.44。虽然两种调查结果因样本抽取差异和统计误差而有所不同，但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的严重程度却不言而喻。实际上，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2013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我国当前阶段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借鉴罗宾逊等新剑桥学者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以实现均等化经济增长的经济理念，在今天国际国内形势日趋复杂和经济学理论急需变革的当代中国尤显重要，一方面在理论层面，经济学理论要向现实世界回归，减少对数学和模型的依赖；另一方面在现实层面，收入分配改革已刻不容缓，须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和减少分配不公，以真正实现“民主、公正和平等的社会”。正如罗宾逊对经济学理论所寄予的期望，“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历史不断产生新的问题，旧的结论接着又成了疑问。尽管如此，我们希望，通过重新解释经济学说所能获得的论证方法和观察世界的方法，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仍然是有帮助的，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42）或许，这才是这位经济思想史上“最著名经济学家中唯一的女性”心中探求经济学回归的朴素写照。
①哈考特、科尔：《琼·罗宾逊》，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②罗宾逊：《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罗宾逊等著：《美英经济学家评凯恩斯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14页。
③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页。
④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页。
⑤特纳：《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页。
⑥迪恩：《凯恩斯以来经济学方法论的分歧》，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3页。
⑦霍华德、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91页。
⑧罗宾逊：《凯恩斯革命的结果怎样？》，罗宾逊编：《凯恩斯以后》，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4页。
⑨罗宾逊：《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1页。
⑩卢斯：《资本主义危机：美国的三种解读》，《金融时报》2012年3月26日。
（11）帕西内蒂：《罗宾逊，琼·瓦奥莱特（1903-1983年）》，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28-233页。
（12）特纳：《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页。
（13）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页。
（14）戴维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15）罗宾逊：《资本积累》，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页。
（16）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页。
（17）虽然罗宾逊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和有效需求分析较为推崇，但却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持否定态度，认为“马克思的论证中并没有什么实质的问题必须依赖于劳动价值论”，从而被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多布指责为偏离了马克思本意的“错误分离”。参见哈考特和科尔：《琼·罗宾逊》，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50页。
（18）霍华德和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97页。
（19）Garegnani,P.,"Value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and Marx",Ox ford Economic Papers,Vol.36（1984）,pp.291-325.
（20）罗宾逊：《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罗宾逊著：《经济学论文集》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85页。
（21）Harcourt G.C.,Som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2,pp.122.
（22）Solow,R.,"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39（1957）,pp.312-320.
（23）Samuelson,P.A.,"Parable and Realism in Capital Theory:The Surrogate Production Function",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No.29（1962）,pp.193-206.
（24）特纳：《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0页。
（25）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86页。
（26）古典传统的剩余思想表明，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家拥有生产方式所有权，从而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存在着围绕剩余概念出现的对立关系。其中，剩余是指在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维持生产系统原有规模所需各项投入后的余下部分，在马克思那里明确为剩余价值。
（27）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5页。
（28）罗宾逊、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40页。
（29）罗宾逊、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14页。
（30）罗宾逊：《经济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8页。
（31）罗宾逊：《经济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5页。
（32）罗宾逊、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40页。
（33）迪恩：《凯恩斯以来经济学方法论的分歧》，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四辑，第27、32页。
（34）霍奇逊：《演化与制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
（35）罗宾逊、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页。
（36）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科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四辑，第148页。
（37）霍奇逊：《演化与制度》，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页。
（38）哈考特、科尔：《琼·罗宾逊》，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260页。
（39）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X页。
（40）哈考特、科尔：《琼·罗宾逊》，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267页。
（41）福斯特：《失败的制度：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3期。
（42）罗宾逊、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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