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校研究：困境、出路与突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路与论文,院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519(2007)02-0001-06
一、院校研究机构的身份：行政的，还是学术的
院校研究是国内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国内已经形成了一定影响，它的目标是要使人们从过分集中于宏大命题关注中走出，更多地关注院校发展的内部具体事物，为大学发展的科学决策服务。① 这一研究主旨确实是对高等教育改革实践吁求的回应。但如何将这些美好的愿望付诸实施呢？换言之，院校研究的最大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进行，而在于该如何实行。
从院校研究的定位而言，它是要为院校发展的决策服务。② 这一定位必然要求首先对院校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因为没有评价，就难以进行下一步研究，当然也就无法找到进一步发展思路和探讨发展对策，更无法谈及为决策服务了。但要对院校发展进行评价，首先需要获得院校发展资料。如此就存在一个疑问：院校研究者能够获得院校发展的资料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能否获得院校发展资料意味着该项是否受到了足够的重视，是否成为院校发展规划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院校研究在院校发展中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位，它就不可能获得必要的资料，或者说它所能够获得的资料都是面上的、公布的资料，而无从获得一些机密的资料。可以设想，当院校研究并不掌握关键的基础性资料时，那么要想对院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客观判断就变成了非常困难的事情，建立于这种资料之上的判断当然也是不可信的，自然也不可能发挥多大的影响力。如此院校研究可能只是在从事一些无所谓的工作，自然而然，其发展前景也是堪忧的。
要获得一些基础性资料，必然要涉及到资料获得的途径问题。我们首先要问，院校研究者需要自己去进行实际调查吗？我们认为，对于一些突发事件和重要情况，因为没有现成资料，当然需要去调查了解，甚至可以说，如果不进行深入调查可能就不能获得任何信息。但对于许多比较敏感的事件而言，如果没有“尚方宝剑”的话，这些事件就可能对这些研究者是封锁的。那么，要想获得这些不便于公开的信息资料，院校研究者就必须获得一定的特许。这种特许使他们便于获得一些比较机密的资料。但涉及到对相关事件的评价问题时，有关部门仍然会对院校研究者实行保密，或者说所提供的信息资料是经过处理的，也有可能是失真的。现实中这种经过处理的资料是经常会遇到的，这也是我国许多统计资料严重失实的重要原因。可想而知，不能获得真实资料就无从进行深入研究。
如果院校研究要获得真实资料，是否它就必须成为一个带有行政性质的部门？在中国，带有一定行政性质的机构在资料获得方面有许多便利的途径。或者说，如果院校研究机构能够成为学校行政管理中的一个环节，并且使所有的第一手资料都要经过这个部门的验审，然后才能向高一级决策部门报告，这样显然大大提高所获得资料的充分性、真实性，由此可节省大量的调研时间。无疑，这样的制度安排对于获得资料是一个便利，但同时也有其不便之处。因为在行政管理的体制下，不免会产生层级之间相互制约的问题。纳入行政管理程序便会产生评价问题，同样会使下级部门产生忌讳，仍然会将资料经过处理，可能对一些重大事件隐瞒不报，而对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做一些文牍主义的描述。而作为一层管理机构就不可能对任何一个事情去追查来龙去脉。那么，这涉及到院校机构究竟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的问题：如果以行政身份出现，就难以获得真实的信息，如果不以行政身份出现，就可能难以获得任何信息。这就是个非常尴尬的事情。
此外，如果真的以行政身份出现的话，还可能与其他职能部门形成冲突。从现实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几乎每个大学都设置了为学校领导直接服务的校长办公室、学校战略规划室、综合研究室等机构，这些机构一般是横向的或综合的部门机构。此外还有纵向渠道设置的各个行政院系处所及下属的各类科室部门。各个主管部门都有自己的直接管控的信息渠道，这样院校研究要获得信息，就会与各个部门形成一定的权限冲突。从行政机构的本性而言，都不希望别人插手自己的领域，都希望自己服务的主体是比较单一的，否则他们就感觉无所适从。所以这样院校研究机构就与其他部门之间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阻隔。但如果以纯粹的研究部门出现，由于受到信息渠道来源的限制，就可能使他们的眼光无法充分地关注到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管理权限，一些平行的、特别是行政机构也不愿意将信息提供给它。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研究视野比较狭窄，只能从务虚的角度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结果经常会不切实际，也就很难得到学校领导的欣赏，那么为院校发展决策服务的计划就会落空。而且这种研究思路与传统的高校研究室所的设置又出现了趋同。或者说，这样做就消解了院校研究作为一种新事物存在的意义。这个难题出现，也是院校研究面临的根本性的挑战，也是它能否很好生存的一个挑战。
二、院校研究的主体：谁最合格
与院校研究角色定位问题并存的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即谁来研究。原则上讲，应该是受过专门训练的院校研究者。事实上，进行院校研究训练可能只是一种理论训练或专业训练，而不是一种实务训练，也就是说掌握了一些院校研究的基本原理会有助于从事院校研究，但不等于能够真正从事有效的院校研究工作。否则的话，院校研究也只是一项技术工作，不具有很强的智力挑战。“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就是说不实际参与院校管理工作，就很难深切体会院校管理的难处，也就不可能去找到适切的对策。进行院校研究训练可能就缺乏这种实务体验。因为院校研究是面对院校发展的复杂情况，其目的是要为院校进一步发展提出决策建议，这些决策建议不可能从一些统计数据中获得，也不可能从一些没有院校管理经验的人的眼光中获得，能够真正提出切合院校发展实际的建议的只能是具备院校管理经验、又具备院校研究一些理论和技能的人员。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批具有管理经验的人员会乐于从事院校研究工作吗？或者说，我们可能会以这批人作为院校研究工作的主体吗？
大凡有院校管理工作经验者在此之前都有自己的专业，而且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都已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这种成功是他能够进一步上升到院校管理岗位的前提条件。这种对专业的专注精神甚至还持续到他进入管理岗位以后。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学校长们不是专业的校长的原因，他们多数都是“双肩挑”，是一种兼职的校长，而不是专职校长。③ 许多校长认为他们的行政职务是有任期的，而学术工作是没有任期的，所以他们仍然将主要精力用于自己的专业，对学校管理事物投入的精力很小，因而这方面的深刻体验也非常少。甚至当刚刚有一定的管理经验时任期已经到了，所以他们在管理岗位做出突出业绩的并不多。这也是中国大学难以出现真正优秀校长的主要原因之一。④ 没有管理大学的真正成功经验的体会，当然就不可能对大学发展的真正需求有深切体会，也就不可能了解大学发展的真正所需，因此他们从事院校研究未必是合格的。而且这些管理者在岗位退下来之后一般仍然会选择自己原来的专业，而不是去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也是人们惯常思维中的保守性一面所致。
对于那些有成功管理大学经验的人士而言，再进一步从事院校研究也非他们心愿。对他们而言，角色意识是非常强的，如果不在政，就会自觉地不干政，避免产生干扰现政的嫌疑。这并非一种明哲保身的哲学，而是一种明智之举。在任何学校，新一任领导人都会有自己的工作设想，都会力求创新和突破，为此经常会对原任领导提出的意见建议感到左右为难。对每一位领导者而言，他们都有自己的思考方式，都有自己的处世哲学，而且都有自己的行政办法，完全遵照别人的指示来行事几乎是办不到的。所以不在位者主动减少影响是对新当政者的一种支持，如果过多地发表言论就显得举措失当，就会对新当政者的正常施政产生干扰。为此他们一般选择退隐的路线，而不是以政治强人的姿态出现。因此让这些有经验有识见的人士来开展院校研究确实是强人所难。即使是勉为其难，明智者也会采取退让的、婉转的迂回策略来表达自己观点，而不使自己“讨人嫌”。
那么谁最适合从事院校研究工作呢？依照常理，那些正在从事院校管理工作的领导者最有条件开展这项工作了。因为在政者可以借助职位优势，获得各种资料信息，可以组织队伍进行院校研究。但是这种权能效应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职位优势固然可以使下级机构主动提供各方面资料，但他们也有讨好上级领导之嫌，会投领导所好，会走入政绩主义的误区。对于基于一定职权所组织的院校研究队伍而言，他们经常也是按照领导的意图进行研究，所以这样研究的客观性往往受到质疑，甚至会变成领导意图的注释。这样从资料收集开始，到最终研究结论的出现，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主观色彩，以这种方式来指导院校发展决策，就可能出现很大的偏差。看来，由现任领导者来直接主持院校研究的开展尽管有许多便利之处，但其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
既然院校领导者从事院校研究会产生很大的“权势效应”，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来防止这种权势效应发生呢？现在只能选择次一级的方案，那就是由原先从事过中层管理的人员转而从事院校研究。当然这些有经验者应该是在中层管理岗位上比较成功者，是那种比较尽心尽责的类型，而不是那种非常强干、非常精明的类型，因为这批人还有进一步上升为学校领导的可能，而且他们也必然是所在专业方面的领袖人物，而让他们转行从事院校研究的损失太大，并且也不可能持久。长久之计是使那些在中层岗位上干得比较好但向上发展余地又不大的人来主持院校工作，因为他们对基层工作熟悉，又有与上层领导沟通的经验，同时与院系各个部门交往的范围又比较广，了解多方面的情况，并且对院校管理具有钻研的兴趣，知道如何为上级谏言献策。并且由于他们具有专业研究方面的经验，所以能够将研究的方法技术迁移到院校研究中，故而他们应该是最佳人选。
这种人事选择，是否意味着开展院校研究首先是从经验出发而非从科学要求本身出发的？我们认为，在这里经验性与科学性是不可分割的，如果必须进行选择，那么经验是第一位的，因为这样研究结论是实在的、可行的，因此才具有被接受的可能。而完全从纯科学的角度出发可能会远离它的使用者。当然，科学性本身也具有属人的特性⑤，因此科学性与经验基础之间没有矛盾。进而言之，如果没有经验做基础，要保持科学的姿态也是不容易的。
三、院校研究：有没有独特的规范
院校研究有什么特殊方法？或者说院校研究的独特性何在？这实际上是质问院校研究有没有一套独特的技术，如果没有一套比较独特技术或方法，它的真正存在的价值何以体现？这也是关系到院校研究能否在中国真正兴盛起来的一个根本问题。
一般认为，院校研究出现是高等教育研究方式转变的一个征候。传统的研究过分宏观，大而不当，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机制，因此许多研究成果被人们认为是空疏无用的。不可否认，这些指责中有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改变这种状况，简单的放弃是否是明智之举？就目前情况而言，高等教育研究形势在逐渐得到改善，如院校研究就是其中代表转变的一个迹象，但可以肯定地说现在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好转。过去我们的研究过分务虚，从而使实际工作者感觉我们的研究理论脱离了实际。但反过来说，理论也不可能完全与实际相符合，而完全与实际相符合的就不是理论了。因为理论本身就具有抽象性、概括性的特征，它不可能与现实形成一一对应关系。何况理论也不是某种技术、技能，可以拿来就用。理论的元素是概念，概念需要理解，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受理解者的素质影响，那么对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效果当然就会出现千差万别的情况，这并非理论自身的原因，而是理论本身的概括力的问题，还有理论本身的成熟程度的问题，以及理论向具体转化的能力问题。而我们传统的理论研究往往缺少对具体执行环节的研究，从而理论经常高高在上，只是一种帝王之学，而不是一种实用的平民学问，这自然带来操作的困难。这其中包括我们的理论定向问题，因为我们传统上比较看重宏大理论，对涉及具体操作的微观理论和具有一定程度概括的“中程理论”⑥ 不怎么看重，这样就导致了理论研究的偏失，似乎理论研究越抽象越好，越是搞一些别人看不懂的东西似乎研究者本人水平就高。如果研究者缺乏这种高屋建瓴的能力，就不得不去贩运一些洋货以掩饰自身的内在空虚。这样的理论研究就变成了中看不中用的洋垃圾。所以院校研究要超越这些传统研究的误区，就必须确立自己的合适的研究定位，既不能追求那种好高骛远的空头理论，同样也不能指望自己的研究成果马上变成一种操作技术，而必须尽力使它成为一种新的研究风气的代表。将高等教育研究转向对院校内部事务的研究体现了一种务实的态度，这种取向应该是院校研究与传统研究的第一个分水岭。
但院校研究与传统研究的关键区别仍然在于它有没有自己的研究规范。如果没有自己的研究规范，谈研究转向就会架空。⑦ 因为在院校研究的招牌打出之前，许多大学的研究室所并非没有注重学校内部事务的研究，也在努力为学校发展决策服务，后来许多高校的研究室所“易帜”为战略发展研究室或隶属于综合研究室或始终隶属于教务处就是一个证明。但这种研究的价值是不大的，造成这种状况除了研究者本身的素质之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研究没有什么规范，似乎谁都可以进行研究，当它没有专业门槛时人们自然就把它看低了。而且它的研究方式属于纯然的经验总结研究，功利性非常强，对问题的揭示分析严重缺失，从而不能使人们从这些研究中获得借鉴，这样当然就没有多少实质意义，可能其最大的用途是为领导季度或年终进行工作总结提供一些素材或为领导起草一些讲话发言稿。这样的研究当然不能令人满意，于是许多大学把这一机构编制列入可有可无之列，另有一些学校则对它进行明确定位，要求它是对学校发展战略进行研究，于是他们的工作重点从过去的经验总结转变成了围绕学校领导提出的各种思路和想法而负责起草可行性论证报告。这样研究仍然是一种附属品，而不是具有独立意义的研究。
所以院校研究必须超出传统研究的误区，使研究在独立意义上开展，这就需要摆脱完全的以行政命令为中心的传统工作研究模式，要以促进学校发展为目的独立地开展科研。这样开展科研需要获得的资料是广阔的、真实的，需要处理资料的方法得当，需要提出研究结论具有可操作性，需要研究结论的执行结果具有建设性意义。如此，院校研究必须建立自己的研究规范，不然在惯性和惰性的推力下不可避免地就会回归传统研究的老路上去。这当然是许多人不乐意看到的。那么什么是比较规范的院校研究呢？
四、院校研究的出路：行动研究
我们认为，规范的院校研究首先要从实际搜集资料开始，因为它不可能完全依赖于别人提供的资料数据。院校研究不可避免地应该注重使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因为实证研究方法的客观性更强，研究结果也容易获得证验，采用的方式方法也比较容易得到规范。如果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那么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善于进行调查和统计测量，善于对研究对象进行量化处理，这样从对研究对象的描述开始到对结论建议的提出都能够给人以一种比较确定的印象。所以，在国外院校研究一般都以实证研究为主。⑧
当然实证研究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研究方法，而只是一种研究取向，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研究类型，这种研究的特点是基于研究对象具有可观察、可测量、便于实施干预和便于操作以及方便进行记录的特点，这样就为研究的重复实施、进行研究过程检测和研究结论检验提供了条件。那么从事这种研究的基础是以数字化的资料为主，研究对象都是可以精细描述的，所使用的语言都是比较客观的，不容易引起歧义的，从而容易进行交流和传达的，而且研究结果也具有较大的可执行性。这就要求院校管理过程非常规范，管理部门对院校的一切活动都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如此就比较方便院校研究工作者的查阅和调取。没有这些日常积累，全部靠院校研究者从零开始建设，相信即使是最有才能、精力最旺盛的研究者也不可能胜任。所以院校研究有效开展依赖于院校管理的规范化、程序化，大学内部的一切活动都可以有章可循的，从而研究活动可以不依赖行政权力而独立行使。也只有这样，院校研究才能在保持基本中立的状态中进行，研究结果才是客观的，具有较大的可信度。
现实中，许多大学在管理过程中并无明确的程序规定，管理活动也缺乏严格的监督措施，所以就没有明确的操作过程记录，一旦有什么问题就只能依靠当事人进行回忆，一旦当事人出现变更，追忆也变得不可能了。这也是今天一旦进行大学评估就必须进行临时突击去制造大量文件的原因。虽然目前许多高校已经采取了办公设备计算机化，并且在管理的规范性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这种规范化也仅仅涉及实际管理事务中比较小的部分，而且只在比较显著的部分进行了定量化的处理，特别是在投入和产出部分，而对大量的中间管理环节、大量的日常事务很少进行记录或定量化处理。因为这涉及到具体管理者的责任心、细心和研究素质，如果他没有认识到日常经验积累的重要性，他就可能把许多司空见惯的事实漏掉了。在现实的管理过程中，许多岗位职责都是依据经验印象制定，并不十分明晰，所使用的许多管理程序设计软件还处于初始化状态，加上许多高校在管理过程中大量使用临时人员，这样就对管理细节的关注和进行具体的细微的记录工作产生了不良影响。
同时对大量的管理工作而言，也不可能事事时时都进行记录，因为实际管理工作也不可能一切都用统计数字说话，那样的话人就与机器无异。对院校研究而言，它的工作也不可能全部都采取量化手段。它有大量的工作是从事文献研究和实地研究或质的研究，无论是历史的文献还是正在形成中的文献，所遇到的无论是管理过程中的难题还是教师生活中的故事，或是社会对学校的评价，抑或是对校友进行的跟踪研究，这些都应该是院校研究的视野。此外，尽管院校研究试图与传统研究划清界限，不做过分宏观的思辨研究，但这不等于说院校研究就不进行宏观政策的解读，因为不了解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就等于不了解院校发展的客观环境，当然对院校未来发展趋势也就不可能产生比较明晰的判断，那么这样的研究也只能落入事务主义的俗套中，也注定不能带动教育研究思潮改变和教育研究方式改进以及教育研究状况的改善。
如果院校研究要在院校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应该将自己的研究定位在“行动研究”范围内，也就是说院校研究不仅是“校本的”，更应该是“行动的”，即是参与到大学的行动过程中的，这样才能避免研究与实际行动脱节，才能较好地发挥研究对大学发展的咨询参谋作用。而要开展行动研究，就要求院校研究者必须能够与院校管理者进行有效的合作，从而能够为院校管理者采取合理的有效的行动方案提供咨询服务，没有这个“合作”过程，研究者的角色将始终是一个局外人，那么他就不可能真正掌握发展的真正状况，也就不可能发挥他对院校的参谋咨询作用。所以能否参与到院校发展过程中去，是对院校研究工作绩效的一个基本考量。这样院校研究者不可能坐等各种信息上门，也不可能采取完全的局外人的姿态，也不可以一个行政机构的面目出现，他应该以一个专业的研究者身份，与更多的兼职研究者进行合作研究。也可以说，所有的学校员工都可能是他的研究伙伴，他也是为所有的员工服务的，而不仅仅为院校领导这一个上层集团服务。如果不是这样，他就疏远了群众，那么他的研究路径就很窄，就不可能获得全方位的、具有丰富的鲜活品质的第一手资料，那么他的研究成果就是不容乐观的。所以进行客观的实证研究是院校研究的基础，而从事行动研究才是它的本质含义，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院校研究才是以学校为本的研究，而不是为了某种外在于学校发展的东西。当每一个院校研究者能够以积极的主动精神参与到院校发展的每一个过程中去的时候，院校研究的春天才可能真正到来。不然，院校研究也会回复到传统的无生气的、仅仅是文字拼凑的空疏无用的所谓的研究报告中去，从而在文字的烟海中消失了自己。
注释：
①李晶.全国首届院校发展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J].高等教育研究，2003，(6)：98—100.
②周川.院校研究性质与特征[J].教育研究，2003，(7)：32—36.
③刘道玉.大学职业化校长三种类型[J].学习月刊，2005，(5)：35—36.
④刘昌明.大学校长为何难成为教育家调查[J].煤炭高等教育，2002，(1)：23—26.
⑤科学性的属人特性是指任何科学研究与结论都与研究者所持的立场、角度有关，不可能做到完全的无偏颇的情形。
⑥林聚仁.悼罗伯特·K·莫顿[J].社会学研究，2003，(3)：111—113.
⑦秦国柱.院校研究与大学发展[J].江苏高教，2004，(1)：10—12.
⑧赵炬明.现代大学与院校研究(上、下)[J].高等教育研究，2003，(3—4)：35—44.5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