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异路与儒道互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道论文,路与论文,孔老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0）05—0092—08
孔子和老子是中国文化的两大巨人，他们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成为了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础。然而，孔、老二人在文化观念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具有不同的思想倾向，代表着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两种不同路向。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路向在后来的发展中，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并奠定了儒道互补这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本文拟从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路向入手，探讨儒道互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展现儒道互补的具体内容。
一、孔子与老子——中国文化的两种路向
近些年来，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孔子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总结继承者，老子则是三代文化的批判者。[1]（P270）就孔、 老二人的文化差异来看，这样讲是符合事实的。不过我们认为，在分析这一文化差异时，还应该首先指出的是，孔、老对三代以来的文化传统都是接着讲的，这一古老的文化传统对他们二人的思想都有着根源性的影响。
孔、老的文化异路，首先表现为他们对三代以来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取舍之不同。他们对这一古老文化传统的理解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在继承这一文化传统时所关注的方面有所不同，从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倾向。一般来说，对待古代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和伦理传统，孔子较多地从正面进行了建设性的总结和继承，对于其缺失以及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失效，主张在原有体制内以改良和损益的方式加以补救；对于礼坏乐崩的时代危机，孔子主张用强化西周以来的德治主义，并灌注以仁爱精神之方法来加以解救。老子则主要是继承着古代文化传统中的自然主义的思想线索而发展，他较多地注意到古代文化传统的偏失和流弊，主张根据自然主义的原则从根本上加以纠正；对于时代与文化的严重危机，老子主张以抗议、批判、毁弃和重构的方式加以彻底的暴露和解决。由于以上文化倾向上的差异的存在，在肯定老子也是古代文化的传承者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接受老子是古代文化传统的批判者的观点，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确实具有明显强烈于孔孟儒家的社会批判意识。
孔、老对于同一古老文化传统的关注方面与态度的不同，使他们的思想体系形成了不同的侧重和特色。孔子思想的主要特色为仁德主义，偏重于人与人的关系，由此而建立了他的伦理学。老子思想的主要特色则是自然主义，偏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而建立了他的本体论和宇宙论。这一区别，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但是道家强调人的内部的自然自发的东西。……孔子重‘名教’，老、庄重‘自然’。”[2]因此可以说，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伦理学家，老子则是中国第一位哲学家。西方哲学巨匠黑格尔以形而上哲学的眼光观之，对孔、老思想的这一区别看得很清楚。他指出：“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他还说：“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构成中国人教育、文化和实际活动的基础。但中国人尚另有一特异的宗派，这派叫做道家。”[3] 这里，黑格尔已认识到儒家学说受到官方的推重，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各方面居于主导和基础的地位，而道家则属于民间哲学。更重要的是，黑格尔指出孔、老思想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属于“道德哲学”，而后者的特异之处则在于“思辨哲学”。从形而上思辨哲学的视角来看，黑格尔所指出的这一点确实是孔、老思想的重大差异。老子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形而上学体系，开创了中国古代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老子倡导“静观”、“玄鉴”的认识方法，在认识论方面多有建树；老子的辩证思维相当发达，创立了中国古代第一个较为完备的辩证法体系。而孔子的思想在哲学思维的这些主要领域中，可以说都是相当贫乏的，甚至是空白的，同老子的思想形成了悬殊的对照。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丝毫没有贬低孔子思想之价值的意思，而是要通过这种鲜明的对照来展现孔、老思想的特点和差异，以便从根源之处为下一步阐明儒道互补之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铺垫。
孔、老二人虽然对哲学思维的兴趣差异悬殊，但在社会政治和人生问题上，二人所倾注的热心却不相上下。不过，他们在社会政治与人生问题上的价值取向上却大相径庭。孔子对人类的进步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主张人生应努力进取，有所作为，为平治天下多做贡献。老子则有鉴于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副作用，主张以返朴归真、自然无为、通达超越的方法矫正之。由于这种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在社会政治与人生的许多具体问题上，孔、老二人的态度都大为异趣、恰相对待。
不难看出，孔、老的思想差异，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两种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处世态度，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两种不同路向。在后来的历史上，经过他们的后继者们的传承与发挥，这两种文化路向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两种相异并且同样重要的文化传统的长期存在及其相互作用，奠定了儒道互补这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儒道之互补，是以两家学说在文化理念、价值观念、学术宗旨、致思路向、思想内容等方面存在着广泛而又明显的差异为前提的。这些差异使得儒道两家的思想在许多方面形成了恰相对待的局面，它们互有长短得失，且此家之长正为彼家之短，反之亦然，这就使得儒道互补成为必要和可能。而作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儒、道两大学派的创始人，孔、老二人的思想差异，便是儒道互补这一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线的源头活水。
二、战国与宋明——儒道互补的两次高潮
无论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大势、主要内容，还是从其深层结构和特质来看，儒道两家学说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学术昌盛，汉代以后，各家学说先后衰弱，真正在历史上流传久远，影响深广，构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核心的学说，实际上只有儒道两家。儒道两家的互补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自魏晋乃至宋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逐渐形成了儒道佛三家并立互补的格局。国学大师陈寅恪最早对中国文化的这一格局作出精确概括，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中说：“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不过在这多元互补的文化格局中，实以儒道互补为其最主要的和基础的方面。正如张岱年所指出的：“宋明理学表现了儒、道、释的交光互映，其中儒、道思想的交融更为显著。”[4] 儒道两家思想的互补，从他们的创始人孔子和老子会面的时候起，就已经开始了，儒道两家的最初对话，就已经预示了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内容与方向。还在儒道两家的初创时期，道家思想就以其独特的学术宗旨、文化理念和致思路向，显示了向儒家思想的顽强渗透，这在儒家学派的奠基著作《论语》中多有表现。[5]此后的两千多年中， 儒道互补始终是中国思想文化历史演进的主线。
儒道两家思想的第一次大规模、深层次互相影响和互相补充，发生在战国中、后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中。这一时期，道家（主要是稷下黄老道家）在政治和伦理思想上吸收了儒家的仁义学说和礼制文化。稷下道家接受儒家关于仁、义、礼的伦理学说，主要表现在稷下黄老之学的代表作品《黄帝四经》、《慎子》、《管子》（特别是其中的《心术》、《内业》等篇）中。由于儒家思想的这种补充作用，使得道家思想开辟了广大的政治伦理空间，从而同现实的政治需要结合得更为紧密，更易于直接运用于政治实践。儒家的《孟子》、《荀子》、《易传》、《大学》、《中庸》则是在哲学上接受了道家的宇宙论和理论思维。（注：孟、荀所受稷下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可参看拙著《稷下学研究》第七章第二节和第十一章。关于《易传》的学派归属，传统的观点认为是儒家的经典；近年来陈鼓应先生提出《易传》道家说，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论；最近又有牟钟鉴先生提出一种折中的观点，认为《易传》是儒道两家学者共同创作（说见牟钟鉴、林秀茂合著《论儒道互补》一文，刊于《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3期）。本文仍维持传统的判断。 但无论对《易传》的学派归属作以上何种判断，其中兼有儒道两家的思想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旧传子思作《中庸》，曾子作《大学》，当代学界一般认为《学》、《庸》皆成书于汉初。近来由于对郭店楚简的研究，使这个成说出现了很大的讨论空间，不少学者倾向于这两篇儒家作品（也扩大到整部《礼记》）的年代应当提前至战国时代。如李学勤先生在《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一文中认为：“这些儒书的发现，不仅证实了《中庸》出于子思，而且可以推论《大学》确可能与曾子有关。”（《中国哲学》辑刊第二十辑“郭店楚简研究”专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第16页）至于《大学》、《中庸》接受道家的哲学思想，陈鼓应先生《道家在先秦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刊于《道家文化研究》辑刊第十辑）一文有详细讨论。）这一时期道家哲学对儒学的补充作用，对儒学本身的发展甚为重要。由于这种补充作用，从孔子到《学》、《庸》，在宇宙论、自然观、认识论等哲学思维方面，早期儒家可谓由无到有，并呈逐步丰富的趋势。因而可以说，战国时期儒学由于对道家哲学思维的引进和吸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早期儒学的面貌，并为儒学在宋明时期的巨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儒道互补的第二次高潮，发生在宋明时期。宋明新儒学的兴起，是同大规模吸取道、佛两家的思想分不开的，这一点学术界很少有异议。对于宋明理学中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关系，人们以往多关注于探讨佛家的禅宗思想同宋明理学的理论联系，相对地忽略了宋明理学中儒道互补的方面。而事实上，在道、佛两家中，儒学对道家思想的进一步引进和吸收，对于重建儒学新体系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可喜的是，时下这一局面正在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侧重于研究道家思想史的学者们正在对宋明理学中的道家思想资源进行清理，以揭示道家思想在宋明理学乃至整个成熟时期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而研究儒学思想史的学者们也接受了儒道互补的理念，在对宋明理学思想的研究中加强了对融汇于其中的道家思想的探讨，从而把宋明理学的研究引向了深化。这两方面力量的合流可谓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共同接近了儒道互补这一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层底蕴，形成了目前学术研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新动态。可以预见，对儒道互补特别是宋明以后儒道互补的研究，一定会成为今后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新的景观，并且将会长期持续和深入下去。至于佛学特别是禅宗，我们认为，佛学传入中国的早期是借助于道家思想而流传的，通过阐发玄学而得以立足并日渐兴盛，因此佛学在中国的兴盛，道家原本就有接引之功。道家思想日益渗透于佛理之中，故道、佛两家在学理上相通之处甚多，后期佛家的禅学中更是多有对道家哲理和人生观的采撷。因而宋明理学之吸收禅学，在某些方面也可以看成是道家思想对儒学的折射，禅学作为一种中介，乃是道家思想补儒学之缺失的一条重要途径。总之，儒道互补是宋明理学得以重建儒学新体系的主要渠道。再往大里看也可以说，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所逐步确立的儒释道多元互补的稳定的文化结构中，儒道两家思想的交融互补居于首要的方面。由于宋明时期的儒学居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主流，因而宋明理学中的儒道互补，主要是以道补儒。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如前所论，早期儒学所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主要来自黄老之学，而后期儒家所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则主要来自老庄之学。
由于儒道两家在早期所显示和代表的文化路向后来各自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化传统，这两种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又形成了相辅相成和相反相成的内在互补机制，在长期并存中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因而两家思想始终也没有合一。任何一个丰富悠久的民族的文化传统都会在历史传承中形成自己鲜明的特点，儒道互补对于中华文化就是这样，它不仅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内容，也塑造了中华文化特有的气质。从未来的全球多元文化的眼光来看，中国式的儒道对待互补的文化格局必将长期存在下去。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就曾指出过：“儒家和道家仍然是笼罩中国人思想的两大主流，相信将来还有很长的一段时期会是如此。”[6]（P197）在我们看来，李约瑟的估计仍显得保守， 所谓“很长的一段时期”，对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来说，毋宁说是永久性的。
在儒道互补的文化格局下，自古及今，中国人基本上都是在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中选择着自己的人生道路和生活方式。具体到每一个问题上，中国人都习惯于或是以儒家的方式来处理，或是以道家的方式来处理，可谓逃儒则归道，逃道则归儒，出老庄则入孔孟，出孔孟则入老庄。这种情况，正如林语堂所说：“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注：转引自牟钟鉴、 林秀茂《论儒道互补》， 刊于《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4期。）儒道两家可谓各有千秋， 两家思想的这种互动互补的内在机制，使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呈现出丰富、生动并趋于完善的面貌。离开了儒道互补，就难以把握和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层结构和特质。
三、补缺与补偏——儒道互补的具体内容
纵观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儒道互补虽然是贯穿其始终的一条主线，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亦呈现出不同的情况。早期的儒家和道家主要是在互相批评中取彼之长补己之短，互补的味道较浓；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由于儒家思想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社会文化的主导和主流，道家思想则主要在民间和在野的士人中开辟发展的空间，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后期的儒道互补可以说主要是以道补儒，道家思想主要发挥着对儒家思想的补充、调节、纠正和补救的作用。我们在这里所谈的儒道互补，亦主要是以道补儒。不过应当说明的是，以道补儒乃是基于儒显道隐的历史事实而采取的一种思考和分析的角度，而就儒道两家学说本身来看，依然是互补的：若以儒观之，即以儒家为思考的本位，则道家之长正可补儒家之短；若反过来以道观之，则儒家之长亦可补道家之短。
儒家和道家的历史影响同样的深远，可以说，凡是有儒家思想在发生影响的地方，就有道家思想与之相对待，可谓形影不离，因而儒道互补的内容是极为广泛的。下面我们拟从几个主要的方面，对儒道互补的具体内容进行一些简要的梳理。
儒道互补，就以道补儒的历史事实来说，就是道家思想对儒家思想的补充、调节、纠正和补救的作用。这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情况，一是补儒家之缺，一是补儒家之偏。
道家补儒家之缺，即补充儒家学说中原本所不具有的内容。早期儒家作为一种系统的学说，其主要缺遗表现在自然观、宇宙论、认识论、辩证法等哲学思维方面，长于伦理而疏于哲理，难以从思辨的高度和深度上深化自己的学说并给人以理性的满足。而在先秦时期，百家之学同儒学一样，多为政治伦理学说，惟独道家既重政治伦理，又长于哲学思维。道家以其深邃的哲理、缜密的思辨、新奇的道论、卓异的境界说、高超的辩证法倾倒了诸子百家，时人无不以高谈玄妙的道论来装点自己的学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是道家教会了人们如何进行哲学思维，道家学说在当时起到了哲学启蒙的作用。在这一谈玄论道的思潮中，儒家学说也获益匪浅，战国时期的《孟》、《荀》、《易传》、《学》、《庸》，同原创时期的孔子学说相比，在哲学思维方面的空白得到了较多的填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儒学的面貌，深化了儒学。另一个重要的时期是宋明时期，儒家学说在更大的规模上吸取了道家思想，使自己在哲学思维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借助于来自道家的一系列范畴建构起完备、深邃而庞大的新儒学体系。这一时期道家思想填补儒学的缺遗，一方面是老庄思想向儒学的直接渗透，另一方面则是通过道教和禅学的途径间接进行的。从儒学的历史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家思想对儒学之缺遗的补充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道家补儒家之偏，即调节、纠正和补救儒学因某些方面的侧重而导致的忽略、不足和偏蔽，使人们的行为和心理不断得到调适而获得良好的分寸感和平衡感。道家思想的这种调适功能，渗透于人们的观念深处，积淀为人们的社会意识和文化心理，通过人们的日常活动表现出来，因而较之于补儒家哲学思维之缺，其影响更为深入和广泛。下面择其主要的方面作些概略的分析：
首先，儒家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持乐观的态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主张尽可能多地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他们为中国人（主要是士人君子）设计的是一条进取型的人生道路。然而儒家对于人类为文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和社会进步的曲折性估计不足，对人类在不断进取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问题和对人性本身的扭曲与伤害缺乏思想准备或不予重视，因而也就没能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在这方面，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人物倒是锐眼独具，他们及早地观察到了这些我们今天称之为异化的现象，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并且提出了自然主义的原则，力图用回归自然的方法来避免、克服和矫治之。道家的这一思想是深刻的，道家理论中的许多内容都是针对社会和人性的异化现象提出来的，都可以视为关于文明发展的副作用的文化对策。道家主张人类社会应该不断地进行复归本位的运动，以保持和谐与宁静，而要使社会和谐宁静，关键在于净化人类的心灵，使人性返朴归真。我们认为，道家的这一思想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不应视为保守或倒退。人性的真朴永远应该是人生进取的出发点，社会发展和人生进取都不应以丧失自然和谐和真朴之性为代价，而应不断地进行这种返本复初、回归自然的调谐运动，经常回头看看，提醒自己不要偏离得太远，如此才能避免和净化由异化造成的污染，使社会和人生都得以健康地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惟独道家思想始终担当着这一重任。
其次，儒家崇尚弘毅，注重有为和力行，这无疑是一种正确的人生态度。然而社会是复杂多变的，人生也必须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儒家在指导人们争先向上的同时，没有为人们留下足够而必要的回旋余地，只提供了争先向上的动力，没能提供与之相配套的缓冲装置。因而从总体上来看，儒家式的人生刚性有余而韧性不足，借用荀子的术语，儒家可以说是“有见于伸，无见于屈”，“蔽于刚而不知柔”。道家则提供了另外一种人生见解，提倡柔弱、无为、知足、谦下，崇尚“不争之德”，他们相信柔弱优于刚强。道家对人生的这种见解，可以说是对人生进行了持久的观察，并对儒家式的人生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之后得出的。因为尚刚强者未必了解柔弱之妙用，而尚柔弱者必是建立在对于刚强的充分认识之上的，有见于刚强之不足，故能反其道而用之。道家式的人生见解可谓匠心独具，为人生提供了另一种有效的指导：一方面，它使士人君子的生命更具有韧性，增强了人们自我调节以适应社会变故的能力，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主动地后退一步，庶几可获得天宽地广、如释重负的感觉；另一方面，它不失为一种获胜的手段，人们通常只知从正面争强争胜，道家则提供了从反面入手的竞争方式，往往可获得奇效，“守柔曰强”、“不争而善胜”、“后其身而身先”、“无为而无不为”。道家哲学中诸如柔弱、无为、知足、知止、淡泊、居下、处顺、静观、谦让、取后、不争等观念都体现了高度的人生智慧，在社会实践中常用常新，自古及今永远不失其新鲜感。道家的这些观念，恰好可以补儒家之偏蔽，自古以来，对儒家式的人生实践起到了重要的补充、调节作用。在儒道互补的人生模式中，中国知识分子在顺境中多以儒家为指导，建功立业，以天下为己任；在困境和逆境中则多以道家为调适，超然通达，静观待时。儒道两家对待人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儒道互补构成一种完整的、艺术的人生观，它视人生为一种变速的曲折运动，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刚柔相济，能屈能伸，出处有道，进退自如，心态上和行为上都具有良好的分寸感和平衡感。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从总体上看，儒家倡导进取型的人生，道家则比较超然通达，故而给人以儒家入世、道家出世的印象，其实并不尽然。事实上，儒家的孔孟和道家的老庄都同时具有积极用世和超然通达两种心态，只不过孔孟更为用世些而老庄更为超然些罢了。以老庄为主要代表的道家人物也具有很强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只是他们较多地以批评者的面目出现而有别于孔孟而已。而孔孟在积极进取追求事功的人生道路上也常怀有超然通达的心态，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7]欣赏曾点式的超脱旷达，对“隐居以求其志， 行义以达其道”[8]的人心向往之，并认为“贤者避世，其次避地， 其次避色，其次避言”[9]，甚至萌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0]的念头。 《荀子·宥坐》也记孔子之言曰：“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广。”孟子亦曰：“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1]孔孟这种矛盾心态或灵活态度是他们在天下无道，人生常穷而不得志的社会现实中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自我调节和心理准备，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老庄是一样的。在后来经过历史选择而逐渐形成和定格的文化格局中，儒家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得到了强化和突出，而孔孟原有的那种超然与灵活的心态逐渐被淡化乃至被遗忘。相反，道家式的入世情怀却被淡忘，其超然通达的方面却被突出，以致道家在世人的心目中只是以旁观者的面目出现，道家思想遂主要被用来应付逆境和在人生进取中起调节缓冲的作用。总之，本来面目的孔孟老庄与历史锁定的孔孟老庄，都是应该区别看待的。
第三，儒家注重社会伦理，表现出强烈的群体意识，强调个人应当全身心地投入于社会事业，而对人的个体性或个体生命的处境却缺乏应有的关注。换言之，儒家式的人生价值必须置于社会群体中才可以实现，人生只有投身社会事业才有意义；而且此种关系是单向的，即只讲个人对于社会应如何如何，而不考虑和计较社会应对个人如何如何。儒家看待各种人际关系，皆贯穿着以对方、他人为重的原则，“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12]皆为了他人而存在，推而广之，即为了社会而存在（社会实即他人之广称）。儒家式的人生，其精神生活虽然丰富，但却没有留下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其精神世界淹没在群体性之中了。对于中华民族，儒家所注重和培养的这种群体意识无疑是极为重要的。然而我们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儒家重群体轻个体，在人的个性、独立意志、个体意识方面留下了许多空白。而在这方面，道家思想正好可以填补儒家遗漏的精神空间。道家较为注重人的个体性，倡导“自然”、“自在”、“自性”、“自尔”、“自爱”、“自适”、“自得”、“自乐”、“自美”、“自事其心”，他们善于站在大道的立场上，以超越的态度观察人生与社会，主张人不应被世俗的价值和规则所拘束，应该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意志和自由思想的能力，所以他们往往能够我行我素，并提出不落俗套的见解。老子在传统和世俗面前保持了独立的意志和清醒的头脑，他的社会批判精神便表现了对个体独立性的张扬。庄子对个体生命的处境予以了更多、更深切的关注，他称被世俗价值所拘役的人为“蒙蔽之民”、“倒置之民”。在诸子百家皆关注于重建政治秩序的喧嚣声中，庄子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自在、自适自得的卓异主张给人一种清新的感受。汉代以降，儒家的群体意识在官方的倡导和扶持下，逐渐成为历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投身社会事业、名垂青史成为知识分子理想的人生模式和主要的精神依托。而道家思想对个性的张扬和对自由精神的推崇却形成了另外一种传统，这种传统的存在使得人们始终能够听到另一种声音，它为中国知识分子开辟和保留了另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天地，使得他们在投身于社会公众事业的同时，又能做到不随波逐流，不为名教所羁缚，保持着鲜活的个性。儒家的群体意识和道家的个体意识正好形成了一种互补的机制，尽管后者在历史上远不如前者那样茂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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