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调节和缓解作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体制改革论文,作用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947(2016)03-0153-13 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而经济体制改革正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助于进一步消除制约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弊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从而为我国经济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奠定新的基础。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于1978年，从党的十二大确立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到党的十三大认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再到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形成全方位的开放格局，这表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属于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渐进的过程，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体制保障。国内外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比较多，而对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的研究文献还比较少，尤其是国外文献基本上没有相应的研究。现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制度变迁的衡量。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North，1971)通过历史分析得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但是诺斯并没有提出如何度量制度变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提高市场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刘元春(2003)、杜婷和庞东(2006)则用总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三项投资占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衡量市场化程度。市场化包含多方面的市场，樊纲(2003)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市场化进程的五个方面、23个分指标进行了主成分分析，从而构建了市场化指数。金玉国(2001)、刘元春(2003)、杜婷和庞东(2006)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反映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开放性特征。收入分配制度和产权多元化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金玉国(2001)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代表收入分配格局程度，反映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利益中的分配关系，用非国有工业总产值比上全部工业总产值代表产权多元化程度。考虑到转型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政府主导的特征，张建辉和靳涛(2011)引入政府干预程度作为衡量制度变革的重要指标，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经济波动的度量。关于经济周期波动的度量，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通过滤波法来分离出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赫德里克和普雷斯科特(Hodrick & Prescott，1997)利用求增长成分二次差分平方和(损失函数)最小化的方法将产出的周期成分与增长成分分离开，去掉增长成分从而得到经济周期成分。而巴克斯特和金(Baxter & King，1999)认为H-P滤波只能够过滤掉低频周期成分从而保留剩下部分作为周期成分，而带通滤波能够移去低频趋势成分和高频不规则变化成分，保留主要的周期成分。克里斯蒂亚诺和菲茨杰拉德(Christiano & Fitzgerald，2003)发展了最优有限样本近似法的带通滤波，与巴克斯特和金(Baxter & King，1999)的带通滤波相比，最优近似的带通滤波能够更好的过滤数据随机游走的低频成分。 制度变迁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活动是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制度变迁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活动的变化，进而影响到经济周期波动。制度改革会造成制度的不稳定，制度的不稳定造成经济行为主体的短期行为倾向，从而阻碍我国经济摆脱制度周期(盛洪，1989；白重恩，2010)。而张连城(2006)认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企业软预算约束机制、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以及企业和政府强烈的扩张动机和投资饥渴是推动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杜婷和庞东(2006)则运用H-P滤波法对我国相关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得出制度变迁对我国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具有深远的、持久性的影响，经济制度变革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周期变动的方向；而张建辉和靳涛(2011)采用H-P滤波法来估算潜在GDP，将实际GDP对潜在GDP的偏离(产出缺口)作为周期成分，并利用我国1978-2008年之间相关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制度冲击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分析显示制度变革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周期更长，同时具有递减效应和时滞效应。 从前面文献回顾来看，现有文献就制度变迁的度量、经济周期波动的度量以及制度变迁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是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就是要使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提高政府的宏观调控水平、加强对市场有效监管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现有文献未能够从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政府的市场监管功能和社会保障的“稳定器”功能这四个方面来分析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第二，正如巴克斯特和金(Baxter & King，1999)指出H-P滤波只能够过滤掉低频周期成分，因而存在测算偏误，且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数据样本容量较小容易出现估计的偏误。第三，制度变迁的指标相对分散，未能够有一个综合指标来反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情况。第四，现有文献还没有分析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影响。 为了比较全面、客观地考察经济体制改革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我们需要就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作更深入的阐述和分析。相对于现有文献，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拓展：第一，从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政府的市场监管功能和社会保障的“稳定器”功能这四个方面来分析和阐述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机理。第二，借鉴克里斯蒂亚诺和菲茨杰拉德(Christiano & Fitzgerald，2003)的方法，采用CF滤波对我国30省、市、自治区1980-2012年之间的经济周期波动成分进行测算；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制度变迁的指标进行合成，测算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程度。第三，分析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影响以及比较1992年前后前进的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 二、经济体制改革减缓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分析 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来看是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再协调，从而影响到经济行为主体的选择行为。经济行为主体的选择行为的变化将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变化，进而影响到宏观经济的扩张或收缩。经济体制改革对减缓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通过一定的作用机理来实现的，这种作用机理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来减缓经济周期波动。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分析中，当社会总需求增加，产品的价格上涨，在生产成本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者的利润就会增加，那么生产者就会增加产品供给，最终表现为GDP增长率上升，促进经济的复苏与繁荣；当产品的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时，一方面会降低经济主体的总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价格上涨过快导致产品的过度供给进而造成产品的价格下降，生产者的利润就会下降，就会减少产品的供给，GDP增长率下降，自动抑制经济过热。(2)计划经济体制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盛洪(1991)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容易导致某些领域的投资不足，而另一些领域又出现过度投资，易出现“越是短缺越有需求，越是短缺越不爱生产”的局面。经济萧条状态时的投资不足以及经济处于繁荣状态时的过度投资都进一步扩大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3)通过市场竞争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索洛(Solow，1956、1957)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能够提高稳态增长率、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而市场配置资源的竞争机制迫使生产者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就必须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全社会的生产者都改进技术的结果是促进全社会的技术进步，提高稳态的经济增长率，从而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减轻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2.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来减缓经济周期波动。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克服和避免政府在宏观调控经济时自身存在的缺位、越位，更好地发挥政府在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方面的作用。(1)当经济运行中出现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过热时，政府就会采取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吉尔伯特(Gilbert，1942)认为紧缩的财政政策意味着政府就会减少财政支出、提高税率，其结果是社会总需求下降；紧缩的货币政策会提高市场利率水平，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增加，会降低社会总供给水平。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周期中起到削峰的作用。当经济运行中出现通货紧缩、经济萧条时，在扩张的经济政策刺激下，整个社会均衡的总产出增长率就会上升，从而促进经济的复苏与繁荣。扩张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周期中起到平谷的作用。(2)累进税制对调节经济具有“自动稳定器”功能，奥尔巴赫和芬伯格(Auerbach & Feenberg，2000)、克尼斯纳和策里克(Kniesner & Ziliak，2002)认为在政府实施累进税制的条件下，经济衰退时纳税人的收入水平下降，收入水平下降使得纳税人的收入进入较低的纳税档次，政府税收下降的幅度会大于纳税人收入下降的幅度，从而可以相对增加社会消费总需求，进而抑制经济衰退；经济繁荣时效果相反。(3)财政税收是调节社会财富在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之间再分配的重要手段。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有助于提高其消费水平。低收入者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加整个社会的总需求，从而避免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从而实现调节和缓和经济周期波动。 3.通过政府的市场监管功能来减缓经济周期波动。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完善市场运行的监管体系，规范市场准入制度，建立规范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维护市场运行秩序。(1)良好的国内市场监管体系有助于减轻市场投机活动带来的经济周期波动。在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扰乱市场秩序的投机行为，莱斯蒂斯和格里克曼(Arestis & Glickman，2002)认为金融市场、股票市场等市场的过度投机对经济平稳发展的冲击影响特别深刻，其结果造成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进一步加剧经济周期波动。而良好的市场监管体系可以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投机行为，降低经济周期波动的程度。(2)健全的国际市场监管体系有助于减轻外部投机带来的经济周期波动。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过程中，国际市场的投机活动将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一个国家的正常生产，过度投机活动将会造成一个国家市场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进而造成经济的剧烈波动。(3)健全的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技术创新进而影响到经济周期波动。良好的产权保护机制使得技术创新者的技术创新活动所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从而激励更多的人从事技术创新活动，推动社会的技术进步，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社会的技术进步会提高稳态的经济增长率，从而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进而减缓经济的周期波动。 4.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稳定器功能来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题中之意，社会保障对保障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社会保障体系的稳定器功能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表现在：(1)社会保障可以部分调节社会总需求，使社会总需求基本稳定从而平抑经济周期波动。当经济处于萧条状态时，一方面由于失业人数增加、收入下降，社会保障的货币积累就会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失业人数增加或收入降低需要社会救助的人数增加，用于社会救助方面的社会保障支出就会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就会刺激社会总需求，这时物价就会上涨，生产者利润增加，社会总产出增加，促进经济的复苏与繁荣，从而实现社会保障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调节和缓和作用。当经济处于繁荣状态时恰好相反。(2)社会保障通过收入分配效应促进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郑功成(2010)认为在初次分配领域通过社会保险直接影响到收入分配格局，个人、雇主和政府共同分担社会保险负担有利于降低社会保险的个人负担、提高个人收入；再次分配领域通过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转移支付有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进而提高其消费水平。沃尔夫(Wolf，1937)、亚伦(Aaron，1982)认为投资与消费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投资越多消费就越少。提高低收入者的消费水平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总水平进而实现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合理化，这样就能够有效地避免由于消费不足而导致生产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实现减缓经济周期波动。 从前面分析可知经济体制改革调节和减缓经济周期波动主要是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政府的市场监管功能和社会保障的“稳定器”功能这四个方面来实现的，正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这四个方面系统的、整体的、协同的推进，从而减缓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实现经济的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三、变量选取、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前面分析表明，经济体制改革能够有效地减缓经济周期波动，我们就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进行经验验证，为有效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可靠有效的依据。 (一)变量选取 1.经济周期波动的测量 由于H-P滤波测度经济波动成分存在局限性，因此，借鉴克里斯蒂亚诺和菲茨杰拉德(Christiano & Fitzgerald，2003)采用最优有限样本近似法的带通滤波法，去掉随机游走的低频趋势成分和高频不规则变化成分，保留主要的周期波动成分。 2.经济体制改革的测定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由市场资源配置制度改革、政府宏观调控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市场监管程度改革等构成，因此指标的选取应该包括这四个主要方面。在金玉国(2001)、刘元春(2003)、杜婷和庞东(2006)研究的基础上用私人固定资产投资占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衡量市场化程度，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来衡量外开放程度，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代表收入分配格局程度。借鉴张建辉和靳涛(2011)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用政府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市场监管程度。用民政事业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社会保障程度。由于测算指标相对较多，不能够用一个综合指标来反映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皮尔森(Pearson，1901)研究发现几何优化问题延伸出主成分问题，而霍特林(Hotelling，1933)在皮尔森(1901)的基础上提出主成分分析方法，他认为更小的因变量基本数据集将确定原始变量的值标准，这种因变量叫做成分，乔利夫认为选择这类成分是为了获取各变量连续对原始变量全部方差的最大贡献(Jolliffe，2002)。因而主成分分析可以将数据集转化为维数较少的特征成分，而不损失原始数据所包含的信息。我们借鉴皮尔森(Pearson，1901)、霍特林(Hotelling，1933)的方法对上面六个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构建一个综合、客观的指标来反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程度，用最终合成指数的一阶差分值来衡量制度变动的情况。 3.其他控制变量 在分析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时，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需要控制这些因素的影响，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消费支出增长率的变动、投资增长率的变动、政府支出增长率的变动、净出口增长率的变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用消费增长率的一阶差分值衡量消费增长的变动；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一阶差分值来衡量投资增长的变动；用政府支出增长率的一阶差分值来衡量政府支出增长的变动；用净出口增长率的一阶差分值来衡量净出口的变动。熊彼特(Schumpeter，1927、1935)认为经济周期与创新活动相关，由创新活动所导致的经济波动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现象。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 & Prescott，1991)认为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之源。我们借鉴法尔(Fare et a1.，1994)、张军等(2004)的方法测度全要素生产率。 (二)模型设定 在利用中国省级数据实证检验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时，由于存在多个省份，可能存在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纳洛夫(Nerlove，1971)认为个体效应在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中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在借鉴纳洛夫(Nerlove，1971)模型的基础上将经济体制改革对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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