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方程[1]2003年在《从《颜氏家训》看六朝书法》文中提出六朝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最辉煌的篇章，是中国书法艺术与文化的历史高峰。颜之推是六朝书法与文化的历史见证人之一，其所着《颜氏家训》多角度、多层次、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书法与文化，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全面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使我们能深入、系统、准确地认识六朝书法，是研究六朝书法与文化的一部宝贵文献。 根据《颜氏家训》的提示，联系历史人事阶层背景，六朝书者分为叁个阶层：士族、寒人与工巧。其中士族书者又有高门士人与次门寒士之别。不同阶层的书者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各方面生活背景的不同，其各自对书法的认识、书法实践、书法教育以及历史地位与影响都不相同，而这一切，《颜氏家训》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反映。 在门阀级制度下，士族内部政治等级、经济水平、文化玄学与儒学等方面差异较大，导致在书法的认识与实践上士人“精于艺”与寒士“游于艺”的差异，审美上士人追求意象美，而寒士讲究尽善尽美，从而也导致了二者在书法史上的历史地位与影响也有差别。士族热衷于书法，主要原因是家学中的书法教育和时代博涉风气。而薄葬中的禁碑对士族书法影响不大。 六朝后期，南北处于被统治阶层的寒人地主与商人，由于经济上的崛起而在政治上也迅速崛起，而书法是寒人崛起的进身手段之一。在士族为官、寒人为吏的制度下，寒人书者的书法实践主要是在官府、王室、士大夫身边书写官曹文书、抄写图书典籍与个人着述，其书法观念偏重于实用，书迹也多谨严拘束。寒人无家学，其书法学习主要是在郡、县、乡里之学中，官府会定期在这些学校里挑选书法人才。寒人于宋、齐间假冒士族蔚然成风，从而带动了书画作伪风气。由于士庶天隔，寒人书法一直遭受岐视，在历史上地位不高，影响甚微。 工巧在六朝属于官府依附民，是农奴式的手工业劳动者，他们全家属于官府作场，世袭为官府奴役。工巧书者的来源有叁：世袭的书工刻工、刑徒与俘虏中的特工书者。刑徒与俘虏配为书工刻工者，其书法为带来的，原为士族者传于家学，原为寒人者学于学校。世袭书工刻工的书法学习为父子、兄弟、师徒相授，作场中有时专置师傅教习书法。工巧的书法实践是在集体协作劳动、军事化管理’的官府作场中进行的，故其书法实践实质上是一种手工生产劳动。其书法作品是 协作式的、官私共享的集体劳动产品，石刻书法水平与风格取决于工程量、书刻 者身份、出资者身份与出资量等因素。由于工巧书者低贱的社会地位及在社会上 普遍受歧视，所以工巧书法在历史上长期遭受冷落，而清中叶碑学兴起以来，其 方得以大放异彩，但这还是建立在清人误以为石刻为北朝名家书法的基础上的。 当然，正是这种误解，才得以使工巧书法的艺术价值获得认可。 六朝社会战争、动荡与离乱，使各阶层书者得以有较多的接触与交流的机会， 使各阶层书法得以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共同提高，从而促进了六朝书法时代风 格的形成。 基于对六朝书法文化从宏观到微观的探讨，本文对六朝的一些理论问题有了 新的认识。南北书法当时就有差异，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南北书法差异最终表 现为：士族、寒人书法南胜北，工巧书法北胜南。“兰亭论辩”解决了一些问 题，留下的却是更多的疑问，王差之的代书人——门生或左右一类的寒人，也应 该是《兰亭序》真伪考查的因素之一，可能性太多，文献又太有限，所以此悬案 将长期难以破解。经生可能是寺院中的僧抵户及佛图户，属于依附民阶层。经生 的来源有叁：世袭写经户、官府所赐工书者、自愿依附的寒人工书者。经生内部 书法既统一而又有区别，经生书法与世俗向佛者的写经书法也既统一而又有区 别，从而造就了写经书法既独特而又丰富的艺术特点。颜氏家族书法是以家族书 法家学为根本，博采王、谢、范等士族书法以及寒人、工巧书法之众长的寒士书 法，颜真卿是颜氏家族书法的集大成者，王氏、颜氏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两座 丰碑。
陈天旻[2]2010年在《《颜氏家训》与颜氏家族文化研究》文中指出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被誉为家训之祖,其中不仅包含了颜之推关于立身、治家、处世、为学的经验总结,而且反映了南北朝时期社会思想、文人生活、士族门阀等情况。颜之推所在的颜氏家族更是以儒学传家,颜氏子孙崇德尚礼、耿介好学,均以行义文章见称于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颜氏家族文化。本论文以《颜氏家训》为研究对象,试图从《颜氏家训》中了解颜氏家族文化的独特内涵,探究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研究的当代价值。本文立足文本,选取以下较具代表性和创新性的角度:即颜氏家族一脉相承的族训传统、《颜氏家训》中的颜氏家族文化特质、《颜氏家训》对后代士族发展的影响、以及《颜氏家训》与颜氏家族文化研究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等四个方面,对《颜氏家训》进行重新释读,挖掘出其中所包含的家族文化精神内涵。《颜氏家训》是颜氏家族文化的文本体现,在颜氏家族文化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它不仅是颜氏家族族训的成熟之作,也是颜氏家族文化的阶段性总结。颜氏家族以儒学、书艺传家,小学为宗的深厚家学,重视协调家庭成员关系,婚姻素对,反对残害女婴,治家“俭而不吝”的治家理念,以及扬名显亲、忠君报国的价值追求,都是颜氏家族永葆昌盛的文化保证。颜氏家族重文轻武、务实切用、礼缘人情的“士”文化倾向,不仅在当时具有警示与教育意义,而且其注重保持家族文化优势的理念,对后代士族的发展,尤其是唐代新士族的兴起,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颜氏家训》在整个家训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它对后世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些宣扬因果报应、明哲保身的封建残余思想,在新时期应该予以摒弃与批判;但是其中包涵的修身、立世、持家之道,在当今社会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与借鉴价值。本文将历史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综合运用历史溯源、统计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从文学、哲学、文化学、历史学等维度对《颜氏家训》进行文本释读,从《颜氏家训》中透视颜氏家族文化。这不仅使《颜氏家训》与颜氏家族文化研究更具深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颜氏家训》的研究视野。
卓志峰[3]2010年在《颜之推思想研究》文中指出颜之推生活在战事频发、思潮纷杂的南北朝时期,他的一生,就命运而言,坎坷崎岖,颠沛流离,身仕梁、齐、周、隋四朝,实为一贯穿南北朝后期的线索性人物;就学术而言,立身于儒,旁及道、佛,且于天文、音韵、文字、书法之学无所不通,又能综贯南北,辨其利害得失,实为一综括南北学术的关键性人物。《颜氏家训》一书为颜氏之代表作,乃其一生社会经验及学术成就之总结,因此也是当时社会、思想变迁的一个缩影,是我们研究颜之推及其时代的重要文献。对于颜之推及其《颜氏家训》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的领域主要还局限于教育、文学方面,对能反映颜之推及其时代特色的宗教、学术、社会思想则论述尚少。本文首先对颜之推身世及其家学背景进行概述;进而对《颜氏家训》一书的成书背景、传播过程及版本校注情况进行探究、爬梳,其中该书自宋至今版本梳理部分为本文特色所在。然后以此为基础通过对颜之推宗教、学术、社会思想的论述,分析其思想特点以及与时代的关系,认为“通达”是其思想的灵魂,叁教合流的观点是其思想中最有创见性的地方,也是以之推为代表的士大夫对当时社会变迁进行自我调适的产物;最后对颜之推的成就及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进行了总结。通过这一研究可以加强我们对颜之推其人其书的更全面而深入的认识,为南北朝社会学术变迁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清晰的个案,有利于这一领域相关研究的推进,因此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李慧[4]2016年在《颜之推地域审美意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颜之推的诗歌、《观我生赋》和《颜氏家训》是其一生思想的凝结,也是其地域审美意识的体现。颜之推前期生活在南朝梁代受飘逸之风的影响,诗歌有一种潇洒不羁的韵味,但这只是一个阶段的影响,根植于颜之推思想深处的儒家传统思想始终是颜之推思想行为的准绳。颜之推成年以后生活在北朝,晚年时期回顾自己飘零一生,想要报效朝廷、重振家业而遭遇重重磨难。颜之推间关南北又身仕多朝,其诗赋和《颜氏家训》中体现了南北地域在审美意识上的诸多差异,更反映了颜之推独特的地域审美意识。本文拟从以下五个方面对颜之推地域审美意识进行研究。第一章分析颜之推地域审美意识的形成因素。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影响人的现实生存的社会环境是形成其地域审美意识的重要因素。第二章从诗歌看颜之推的地域审美意识。颜之推的诗歌是其前后期审美意识变化具有代表性的体现。颜氏家族世代修习儒家学说,颜之推思想意识中儒家思想的地位坚不可摧,因此其前期诗歌虽偶染南朝华美的因素,但最根本的还是受正统的儒家思想影响,其诗歌并没有受主流影响走上娱乐、轻艳的道路。颜之推前期诗歌的叙事手法和语言风格体现了颜之推典丽的审美特征。后期诗歌由于受到北朝悲怆、尚武的诗风和世风影响,文学创作显得复古而厚重,体现出典正的审美特征,身仕异朝使得颜之推诗歌的语言风格变得委婉。第叁章从《观我生赋》看颜之推的地域审美意识。颜之推在《观我生赋》中回忆了一生身世沉浮,感慨于颜氏家族的儒家血脉和传统的儒家思想在今世的地位,以“思鲁”寄托民族情怀;感念南朝梁代先王的厚爱和自由的思想环境,以“愍楚”表达家国意识;悲痛于先进文化的毁灭和对汉人的迫害,以“抗胡”表达对胡人破坏华夏文化的愤懑,体现颜之推思想意识中的华夷之辨。第四章从《颜氏家训》看颜之推的地域审美意识。《颜氏家训》中的诸多篇章涉及南北地域的士族政治、社会风俗和文化风气的审美意识的差异。颜之推对比南北社会思潮和杂艺,提出了使行为符合儒家传统中正之美的行为准则和以文学为本、以杂艺为末,既不要颠倒本末又需广泛学习知识技能的典正之美的美育要求。第五章对比了颜之推与同一时期由南入北的文人庾信和王褒作品的审美意识异同,体现出颜之推经世致用的思想与北朝尚实用风气相契合。颜之推认为文章不仅要利于政治统治,文章也有愉悦身心的审美作用。颜之推的地域审美意识影响下所形成的人物品藻、文体价值判断等方面,不仅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思想,更为南北交流以及后世文学提供了借鉴意义。
雷传平[5]2016年在《《颜氏家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国家长期分裂、政权频繁更迭的时代,战争时起时伏,人民流离失所。生活在这个时期的颜之推一生命运多舛,九岁父母亡故,由兄长颜之仪抚养。入仕之后,又几经沉浮,多次被俘,生命数次历险。晚年,应隋太子杨勇之召,为学士,受命重编《魏书》,至六十岁余终。虽然颜之推一生颠沛流离,但他秉持正道、不入俗流,以竭生之力着《颜氏家训》一书,倾心企慕的治家良策被后世誉为“古今家训之祖”,颜氏家族深受家训影响,世代不辱家风,以家训为准绳规矩,弘扬家传儒业,后代子孙出类拔萃人才辈出。《颜氏家训》共二十篇,是我国第一部体系完整的家训之作,既述有家教之法、处世之道,又对南北风俗、佛语玄谈、治学修文等有独到见解。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信仰观、伦理观、教育观、文章观等方面对《颜氏家训》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第一章,通过对颜氏族系推衍以及颜之推生平经历的梳理,厘清颜之推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社会与家庭背景,探讨颜之推着《颜氏家训》的现实条件和思想基础。同时,着其典范列举了颜之推后裔中的忠臣雅士,进一步证明了《颜氏家训》的重要价值。第二章,分别从儒雅为业、归心佛教、兼取道家或道教等叁个方面阐述了颜之推《颜氏家训》所表现的“儒释道”叁教兼修的观点,主要为:对儒家修身、齐家、治国人生理想及处事原则的继承;笃信佛教、践行教义,主张儒佛一体的思想;对道家思想的吸收,虽贬黜道教但吸纳道教养生理论。同时从社会背景、身世经历、撰写时间、家训体裁等方面分析了颜之推信仰观形成、发展、变化的原因。第叁章,通过分析儒、佛、道、墨家等伦理思想对颜之推的影响,探讨了颜之推伦理思想的文化背景,阐述了《颜氏家训》中所包含的夫义妇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伦理思想,以及君臣尊义、谨慎择友、以礼待人、奢俭相宜的处事伦理思想。第四章,主要从教育功能、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治学态度等方面阐述了《颜氏家训》中所反映的教育思想。颜之推认为修养身心、自立于世、兴于国家是教育的功能,也是进行教育的目的。在教育内容方面,既注重以人伦、仁义、礼为主的德教,也注重以文、杂艺为主的“艺”教。在家庭教育的方法上,颜之推主张尽早施教、以身试教、一视同仁、严慈兼施。在治学上,颜之推主张勤学持恒、博揽专精、严谨务实、谦虚好问,以期真正成为“国之用才”。第五章,从反对“轻薄”“浮艳”、回归经典、文章革新等方面阐述了颜之推关于树典正、革流俗的文章观,展现了其兼顾南北文风、融合古今之体的文章改革思路,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文章改革观点。《颜氏家训》彰显了颜之推深厚的学术素养及对世事深邃的洞察能力。在当时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之下,颜之推兼容“儒释道”叁家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信仰观念,这是其伦理观、教育观、文章观的基础。颜之推在家训中所反映出的伦理观,无疑是在当时封建体制下形成的一种思想意识。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观点在现在看来已经不合时宜,但综合来看,《颜氏家训》中一些伦理思想对现代家庭生活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如:颜之推提出的许多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对当今的家庭教育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颜之推以一种比较客观的心态,对古今文章进行了评析,提出了改革文风与文章的建议,这也为今天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财富。
程时用[6]2007年在《《颜氏家训》研究》文中提出《颜氏家训》是我国第一部有完整体系的家训之作。就思想体系而言，《颜氏家训》集儒、佛、道叁家思想于一体；就内容而言，既述治家之法、处世之道，又对南北风俗、士人好尚、佛语玄谈、治学作文方法、音韵字训、典故考证、文艺品第等都有独到的着述。 自《颜氏家训》问世以来，“世世刊行”，对封建士大夫教育及家庭教育产生了影响深远。即使是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颜氏家训》也仍然是一部颇有价值的着作，主要表现在：一是书中所提出的立身之法和治家之道等观点，仍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借鉴；二是书中对当时社会现状和风土人情作了详细的记载，有助于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思想史和风俗史等；叁是书中有关文学、文字、音韵、校勘、书法等方面的知识，具有珍贵的学术资料价值。 本文以王利器先生的《颜氏家训集解》为主要依据，对《颜氏家训》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研究：第一章从颜之推的“一生而叁化”的经历入手，从社会背景、家学、家训文本化叁个方面分析《颜氏家训》的写作原因；第二章论述《颜氏家训》的成书时间、体例及流传情况；第叁章从家教思想、宗教思想、文学思想及美学思想等层面来论述《颜氏家训》的思想体系；第四章从文献学、史料学和民俗学叁个角度来分析《颜氏家训》价值。
苏方[7]2010年在《《颜氏家训》及其伦理内涵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传统家训中包含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反映。对传统家庭教育以及当代家庭教育的研究与探讨,有着重要的意义。鉴于家庭教育在诸多教育形式中占据的极其特殊且重要的地位,本文从中国传统家训最具代表性的文本——《颜氏家训》出发,寻找和探究其中蕴含的儒学传统与家庭伦理价值,并进行伦理学范畴的归纳与整理,旨在从中寻求对于当代中国家庭教育,尤其是家庭德育的借鉴意义。文章分五个部分,由前言、叁个章节和结语组成。前言部分,从宏观上概述《颜氏家训》一书的写作特点、基本内容、思想核心以及现代价值。叁个章节分别论述:家、家族与家训的关系,隋唐以前中国传统家训的发展历史,《颜氏家训》的社会背景以及作者个人的生平经历;颜氏家训的卷篇结构,“治家”、“治学”、“处事”、杂艺等家训内容;颜氏家训中的儒学传统及应用,君子人格与明哲保身的内在思想矛盾。结语部分探讨吸取和扬弃颜氏家训中家庭道德教育原则方法的要点及其当代意义。文章从中国传统家训的基本概念着手,剖析“家”的含义、总结家训的基本形式、追溯家训的发展历史、还原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时代背景,力图为深入地探究《颜氏家训》中蕴含的伦理价值提供客观的理论与历史视角。论文通过对《颜氏家训》篇卷结构与主要内容的分析介绍,提炼出融合其中的丰富的儒学思想传统。论文进一步挖掘裹挟于家训思想深处的内在矛盾,将其归纳为“杀身成仁与保官免祸”、“积极入世与安命守常”、“忠臣节气与‘一生叁化’”叁个部分。论文在结尾对整部家训伦理思想的两重性进行简要分析,提出“吸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的借鉴原则与方法,并强调传统家训思想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挥了巨大影响,在我国家庭传统教育中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
王吉清[8]2012年在《唐代的早期教育与文学》文中研究说明教育的历史往往和政治史是密切结合到一起的,许多对于唐代政治社会的论述也涉及了唐代的教育状况,特别是对于唐代科举制度的深入分析,基本都在一定程度上透视了唐代教育的基本状况。唐代作为科举制度的开端和成熟时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而对其进行深入地分析,也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也正因而这样,这里将对唐代的早期教育进行系统的梳理,并进而对其与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这里将分六个章节进行具体论述。第一章,主要论述各种社会体系中的因素对于教育的影响。我们在探求唐代教育的时候不能忽视各类因素对于教育的影响,而各种因素又和教育一起共同影响着文学艺术的发展,这里将对唐代社会体系中作用于教育,进而影响到文学的因素进行综合性的分析,这样的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唐代早期教育构建所包含的内容,以及唐代早期教育对于文学艺术发展的多方面的影响。第二章,主要论述唐代早期教育使用的各种类型的教材,唐代的教育可以说有一定的功利性,许多时候接受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这也使得唐代的教育开始有了较为固定的内容,而各类教材的编撰也开始适应了教育发展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诗赋教育无疑是唐代教育的主要内容,我们对于唐代的诗赋教育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可以较为完整地透视唐代早期教育整体状况,以及这种教育形式和内容对于唐代文人知识结构和文学创作的影响。第叁章,主要论述唐代早期教育的实现方式,教育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实现,在唐代学校的设立仍然是教育实现的主要方式。在唐代的教学校教育育主要有着官学和私学的区分,官学主要包括中央的所设立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书学、算学、律学、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医学、崇玄学和地方政府设立的郡县之学。而私学则主要包括私家讲学、家学、寺院教学、山林读书以及乡里之学。从早期教育的角度来说家学无疑更具研究价值,因为家学可以是一个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可以包含童蒙教育以及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的构建。第四章,主要论述侧重与诗赋的早期教育内容与考察吏治的仕宦模式之间的矛盾对于文人仕宦和创作的影响。通过科举取士制度,唐代社会逐渐培养了一批新的官僚阶层。那么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文人的宦途命运,以及他们的文学创作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这种人才培养的方式和政府需要处理政务的人才所应该具有的能力存在一定的偏差,因为取士的标准仍然多以文章的骈俪为主,而并不注重实际能力的考察。可以说科举考试,再加上科举之后的铨选制度,也只为官员进入仕途做了文学能力上的基本考察,而且为官仕宦的能力需要从最基层官职开始的仕途中不断自我培养。吏部再通过考课程序来进一步考察其在为官仕宦的能力,作为选拔的标准。这也让许多文人进入官场之后对于这种身份和考察取向的转变感到难以适应。第五章,主要论述早期教育对于文学创作的直接影响,唐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开始摆脱了家族文学的范畴,文学的交流和评判更多地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进行。文人的个体独立创作成为了主要现象,对于文学创作的批评也更多地只限于作者自身,很少涉及家风传统等方面的评判。这一方面是由于科举选举制度的实行,使得对于文学的评价开始需要有一个较为统一的标准,同时也提高了文学创作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教育的发展,文学创作水平整体上提升,更多的社会力量被吸引到文学创作中来。第六章,主要通过案例进行分析,希望能进一步透视家学教育在家族风尚的延续和文学创作上的影响。家学教育无疑是唐代最为重要的教育形式,也是官学教育以外,现存资料较多的教育方式,因而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探讨这一教育模式的社会影响。唐代家学教育具有的较为广泛的影响,而且唐代的士族阶层虽然弱化,呈现出走向衰败的态势,但是士族仍然处在王朝权力的核心地位,士族文人虽然并不处于文学创作的最前沿,但是他们仍然是进行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总之这是对唐代早期教育的一次尝试性的思考,在留存下来的历史资料较为匮乏的情况下,力求能为唐代早期教育的整体情况,构建一个较为合理的体系。本文的许多观点并不是完全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之上,不过在这里并不力求能解决所有与唐代早期教育和文学创作有关的所有问题。也不是期望构建一个牢不可破的完全符合论证规范的唐代早期教育体系,只是希望能在原有的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延伸性的思考,虽然这种思考往往不成熟,经不起推敲的。但这样的分析和探讨无疑能够开阔我们探讨的空间,我们能在更为深入的基础上获得对于早期教育的认识。
刘成栋[9]2012年在《北齐社会与士人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南北朝时期，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分别有两个齐国：一个是公元479年由萧道成在建康建立的齐国，史称“南齐”；一个是公元550年由高洋在邺城建立的齐国，史称“北齐”。北齐国家存在了仅仅27年，公元577年北齐灭于北周，此时距隋朝建立仅差4年。北齐是北朝末期一个短命的国家，也是从魏晋南北朝时代向隋唐时代过渡的国家之一，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对于研究从南北朝到隋唐的社会进程有着一定的意义。士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学界所说的“士人”，大体说来相当于今天人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不过由于古今学术重心不同，古代士人是以社会知识为主的群体。至于涉及天文历法、医学、宗教等方面专门知识的知识分子，通常另有专称。故本文所说的古代士人或知识分子，主要指具备社会知识的群体，是狭义的、约定俗成意义上的传统知识分子。士人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中国历史的进程，既是物质文明的进步，也是精神文明的发展，归根到底，人们的思想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变化的动力。在中国社会中，士人思想是社会各阶层思想的主体，无论是上层社会贵族阶层的思想，还是下层民众的生活观念，都可以在士人思想中寻觅出踪迹。因而，把握一个时代士人思想是认识一个时代的重要途径。北齐时代士人的思想至少表现为叁种类型。第一种是以魏收为代表的官方喉舌型思想。这种类型的思想具有两重特征：一方面，秉承传统的官方意识形态，宣扬儒教纲常和政治神秘主义，主张天下一统和皇权至上；另一方面，关注个人、家庭生活和生死问题，思考国家与个人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二种是以刘昼为代表的亦儒亦杂型思想。这种类型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以道家、阴阳家、法家等思想为补充既关注公共秩序，也思考个人生活和终极命运。第叁种类型是以颜之推为代表的以治家为特色的思想。这种类型的思想虽不排斥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其关注的重心则在家庭，在家庭生活中的个人，注重人格的培养和性情的陶冶，尤其重视个人的生死问题，并具有明显的宗教信仰化倾向。上述叁种类型的士人思想具有明显的共性特征。具体表现在，它们都秉承传统的官方意识形态，遵循儒教的原则，但又在不同程度上疏离儒家传统，走向道家思想甚至宗教，第一种类型较为正统，第二种类型居中，第叁种类型走得最远。导致这种类型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彼此政治立足点不同，对个人生命关注的程度不同。导致当时知识分子关心生命问题和宗教问题的深层原因，既与个人性格因素有关，也与社会环境因素有关。
陈妍[10]2013年在《魏晋南北朝家教文学研究》文中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动乱的一个时期,然而此时的家教文学却异常兴盛,数量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家教不仅弥补了官学教育的不足,还承担着学术传承的重任,此期的许多人才,大都是通过家教这种途径培养出来的。而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教文学,处于文体发展的中间阶段,不仅承上,继承了两汉的家教传统和学术积淀,丰富完善了家教文学的体例、内容,增强了其文学性,还为唐宋、明清阶段家教文学的成熟提供了保证,其地位与作用不可忽视。因此,本文把魏晋南北朝的家教文学视为文学的一种特殊情况,着重从文本研究的角度切入,以期对此时的家教文学的各方面有更深入的了解。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对魏晋南北朝家教文学的概念及研究范围进行简单的分析与说明,并从该论题的研究现状中,探讨了此题目的研究方向及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第一章讨论的是魏晋南北朝家教文学如此繁荣、如此有特色的成因。本章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家教传统；二是外界原因——此时的社会大环境及九品官人法的施行；叁是家教主体自身的原因；四是思想的多元化,打破了两汉儒学独尊的局面。第二章论述的是魏晋南北朝家教文学丰富多彩的内容。本章按照内容的不同把此时的家教文学主要分为五部分：一是教育子弟如何修身养性；二是关于学习各种知识技艺的；叁是如何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四是如何为人处世；五是关于女子的家教内容；五是关于丧葬、养生、饮酒之类的一些内容。第叁章阐述的是魏晋南北朝家教文学多样的表现形式。本章不仅根据外在的呈现状态——书信、遗嘱；散文、诗歌等表现形式,结合文体划分对此期的家教文学进行了分类整理,还从适用对象上,对帝王、女子、士大夫等人的家教作品,再次分析讨论。第四章讲述的是魏晋南北朝家教文学的文学性。主要是从内在的、具体的文本这个角度,去探讨魏晋南北朝的家教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方法、技巧,多样的语言风格,灵活多变的句式,及流露出的真情实感。第五章探讨的是魏晋南北朝家教文学的地位及作用。主要从此期的家教文学对于当时知识的传播、后代的教育、学术的传承、良好风气的塑造所发挥的力量,及自身的新发展对后世的重大影响,这些方面来论述。
参考文献：
[1]. 从《颜氏家训》看六朝书法[D]. 邹方程. 首都师范大学. 2003
[2]. 《颜氏家训》与颜氏家族文化研究[D]. 陈天旻. 江南大学. 2010
[3]. 颜之推思想研究[D]. 卓志峰. 山西师范大学. 2010
[4]. 颜之推地域审美意识研究[D]. 李慧. 四川师范大学. 2016
[5]. 《颜氏家训》研究[D]. 雷传平. 曲阜师范大学. 2016
[6]. 《颜氏家训》研究[D]. 程时用. 暨南大学. 2007
[7]. 《颜氏家训》及其伦理内涵初探[D]. 苏方. 上海师范大学. 2010
[8]. 唐代的早期教育与文学[D]. 王吉清. 陕西师范大学. 2012
[9]. 北齐社会与士人思想研究[D]. 刘成栋. 南开大学. 2012
[10]. 魏晋南北朝家教文学研究[D]. 陈妍.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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