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与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联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新中国论文,文艺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人们在描述本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时，惯于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称此前的文学为现代文学，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称此后的为当代文学，是社会主义的文学。尽管近年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开始被接受，但在对具体文学运动，尤其是对世纪中叶文学思潮的讨论中，许多学者仍习惯用传统提法。如将发生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延安文艺”、“解放区文学”认作现代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将建国后十七年文学认作当代文学（社会主义文学）。
当然，“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提法，从大的方面来说，不失为一种认识、考察的角度，自有其本身的道理。但同时，这种看法又存在某种缺陷。如在对文学发展的描述中，过分倚重政治，以政治事件代替文学运动、文学事件而为文学发展阶段的标志，或者说基本用政治的社会的性质来判定文学的性质。以这种角度和观点考察延安文艺与十七年文学，当然会得出延安文艺属“现代”新民主主义文学，十七年文学属“当代”社会主义文学的结论。只是这结论明显地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延安文艺、十七年文学是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形态的两类独立的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学。
事实上，在本世纪文学的发展中，延安文艺是极为特殊的文艺运动，对它的性质的判断不宜按过去习惯简单而论。本文拟通过分析来说明，延安文艺与十七年文学非但不是两类独立的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学，而恰恰相反，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的同一性，是紧密联系的有机的统一体。从文学本身及其与外部世界所构成的多元关系看，延安文艺是十七年文学的源头、雏形，十七年文学是延安文艺的延伸、壮大，二者同属于、统一于“社会主义人民文学”。
何谓“社会主义人民文学”？这一概念笔者以前未见有人使用，故于此郑重提出，并特别说明。笔者认为，所谓社会主义人民文学，是指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同时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在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前，能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观点或相应情感评价历史进程，侧重表现反帝反封建主题，反映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斗争生活，讴歌革命志士的高贵品质，并宣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文学，这无疑属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文学努力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服务。而在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后，文学从两个方面得以建设。一方面前述社会主义性质文学的内容得以延伸、发展，另一方面则以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情感来表现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建设、改革，反映和评价人民的劳动创造，民主文明，以及新型社会人际关系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学意识形态，它为巩固、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政权服务。很明显，这一对“社会主义人民文学”概念的解释，已经把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前后本质上相同的文学紧密地连接起来，把以前惯称的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中性质、功能相同的一部分贯通了，视为同一种文学——社会主义人民文学。只不过延安文艺是社会主义人民文学的发端、最初级形态，十七年文学是社会主义人民文学的确立、较完备形态。这一看法，显然是与许多学者的认识不同的。
延安文艺运动是30年代末至40年代，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发生的一场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文艺运动。由于延安政治地位的特殊，延安文艺幅射力的强大，以至带动其它革命根据地、解放区也兴起了类似的蓬勃发展的文学——解放区文学。不过在整个解放区文学中，延安文艺是先锋的最具代表性的旗帜。在当时整个中国文坛，延安文艺又是最具新质新意新色彩、最鼓舞人心的旗帜。
延安文艺与以前的文学，或与同时期国统区、沦陷区文学不同的是，它发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主力的指挥部、大本营所在地，发生在中国革命的心脏、面目一新的解放区。虽然这时期大部分国土上硝烟弥漫、炮火连天，处于激烈战争之中，但延安却获得了相对的安宁。虽然整个中国仍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阶段，但延安一陕甘宁边区已经建立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基础的新型人民政权。发生在这一特殊区域的文学运动，是共产党、新政权直接领导和推动的，上下的意志是统一的。以马列主义文学纲领——《讲话》为理论指导，作家、艺术家普遍将描写人民群众、为工农兵服务作为共同方向追求。这样的文学是具有崭新意义的文学，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小资产阶级的文学，以及其它形态的文学全然不同。以前由于除根据地外，全国都是地主资产阶级掌握政权，革命文艺则一直处于受统治被迫害的地位。而且左翼作家笔下描写和服务的对象还只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时的政治环境很难让他们深入工农）。而到延安文艺时期则完全把工农兵作为主人公，作为服务对象。延安文艺以其蓬勃旺盛的生命力逐渐成为40年代文学的大潮，成为建国后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人民文学，并牢固地占据了新中国文坛的主导地位。
当然，延安文艺的产生并不是偶然之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历史原因和客观现实基础的，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土地革命战争起，农民就是战争的主力。到抗日战争爆发，民族矛盾激化，全国抗日情绪空前高涨时，从农民到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更成为抗战的主力军。这样的历史状况，势必要求文学为抗战服务，为抗战的主力军服务。尤其在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工农兵政治上翻身，扬眉吐气，成为新生活的主人，这样的形势和环境，更要求文学为新主人——工农兵服务。加之这时期的文学，在纵向上汲取以前革命文学、左翼文艺和苏区文学的经验，在横向上接受世界无产阶级文艺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同时又有稳定、巩固的陕甘宁边区及其它解放区提供其发展环境和良好的政治空间，于是，解放区文学的旗帜——延安文艺便诞生了。
延安文艺诞生的时间，有人说可以从党中央进驻延安，从抗战爆发后大批文化人、知识青年投奔延安算起，但从准确、 严格意义上讲，1942年5月毛泽东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才应算作延安文艺的真正形成和确立。《讲话》的发表，使延安文艺作为现象定型化，作为运动定性化，作为思潮定向化，无疑具有空前的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以后，作家、艺术家逐渐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认识评价生活，以《讲话》为创作指南，将政治、人民作为内容母题，主要描写抗战题材、英雄题材、农民翻身题材、生产建设题材，表现抗日救亡主题、反封建颂民主主题。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第534页。）为主要艺术形式的追求， 努力创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为推翻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新政权服务的文学（实际当时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人民政权，是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尝试创建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权）。为当时的人民政权服务，为由此而发展、成熟为完全意义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服务，具有这种功能的文学，自然不同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而是新的社会主义人民文学的前奏，甚至是社会主义人民文学的雏形。毛泽东在《讲话》的最后表示，相信大家在座谈会之后，“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二版第877页。）历史恰好证明， 这新阶段就是光辉的文艺实践——社会主义人民文学。如此，社会主义人民文学开始的具体标志，应该是《讲话》的发表无疑。
完整意义的延安文艺，其指导方针是明确的，即毛泽东的《讲话》。《讲话》把一般文艺实践上升为带规律性的理论，同时又将一般理论再作实事求是的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审美学的透视，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一步提升，使其在更高更广的层面上发挥对延安文艺及解放区文学实践的直接指导作用，使延安文艺、解放区文学作为当时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朝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健康发展。同时，《讲话》以其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性精神，沁人心脾的美学感染力，教育、征服了广大作家、艺术家，也哺育了一批文学新人，他们共同成为延安文艺运动的中坚。到建国后十七年，他们继续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人民文学做出巨大贡献。固然《讲话》是从抗战实际出发的，但其总结的文艺规律，提出的发展方针却具有长远的、普遍的指导意义。其中文艺为人民服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作家要与工农相结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要努力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对中外文化遗产要批判地继承等重要观点，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来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作用。第一次“文代会”，解放区、国统区文艺工作者大会师，大会充分肯定《讲话》精神，强调解放区文学经验，把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推往全国。此后历届“文代会”、“作代会”都坚持《讲话》的原则。60年代初调整文艺政策，新时期提出“二为”方向，都是在坚持的前提下发展《讲话》精神。从延安文艺至今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讲话》是过去几十年文学发展的指导方针，是社会主义人民文学的理论纲领。《讲话》的基本精神和科学的思想体系，就是在今天也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具有现实的意义。
从文学观念方面讲，延安文艺努力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注：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第706页。）在把文学作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的前提下， 强调文学服从于政治，努力为抗战服务，为工农兵群众服务；为了很好地实现这种服务，进一步要求文学与人民群众结合，文艺工作者长期深入工农兵斗争生活，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要批判地继承中外文化遗产，推陈出新；创作要以“写光明”为主，描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延安文艺时期所提出并坚持的这些文学观念，极大地丰富了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令其焕发出无比强大的艺术魅力和社会效用。更重要的是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的文学规范——社会主义人民文学的初级范式。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发展，基本是这一范式的延伸。同时，也是对延安文艺时期文学观念的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比如，提倡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新生活，创造和歌颂英雄形象，表现先进人物的思想感情；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提倡“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注：196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 《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此文由周总理提出思想，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艺报》主编张光年等起草。）等。这些带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观点，无疑是在坚守延安文艺所开辟的理论阵地的前提下，根据新的变化了的形势和历史条件，对延安文艺时文学观念合乎实际的科学的发展。
从创作题材和表现主题看，延安文艺主要有政治、人民两大母题。在政治母题方面，着重通过写战争题材抗日反蒋，表现革命救亡、爱国主义、反封建等主题，以此高扬民族精神、民族自信心，求得民族的真正解放和振兴；在人民母题方面，主要通过农民题材，表现被压迫阶级觉醒，将反帝反封建变成其自觉的行动；通过写英雄题材，表现先进人物的高贵品质及其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时也渲染产生英雄的环境，弘扬英雄所依托群体的集体主义精神。在人民母题下，妇女翻身题材、生产建设题材写得都有成就，表现了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构成延安文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写这方面题材、内容的作品，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将工农兵群众作为描写、刻划的主人公，作为表现、歌颂的中心。随着解放后工农兵的历史主人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其在文学中的地位则愈加突出。还有农民题材，继延安文艺显示出对觉醒农民认同、尊崇、取仰视心理角度进行描写之后，十七年文学则更多地表现出对觉醒农民的关爱情结。显示出在历史大变革、社会关系大调整中，农民主人翁意识的增强，以及作家对探索农民生活、精神、命运历程的合目的性的创作追求。另外，战争题材、英雄题材、生产建设题材等，都在延续延安文艺时期主题的同时，又据新的变动的形势进一步充实、拓展，有了更加丰富、厚实的内涵，并显示出多元的意义。
从艺术形式的追求看，延安文艺在写光明过程中，注意显示明朗的色调，显示充实明快、昂扬向上的审美风格。十分推崇“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继承传统文学精神的同时，借鉴文学的民族化形式。为尊重农民读者群（包括带枪的农民——士兵）的审美情趣，使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创作中、长篇小说则多用讲故事、章回体形式，叙事诗多借鉴民歌形式，作品语体采用浅显通俗、丰富生动、富于表现力的语言。这时以至稍后一段时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叙事文学占据文坛主导地位。为适应戎马倥偬、战时宣传的需要，满足文化不高的广大农民、士兵阅读和欣赏的需要，街头剧、街头诗、枪杆诗、独幕剧、报告文学、墙头小说等通俗化、小型化作品大量涌现，同时以很强的吸引力、号召力、鼓动力，发挥极大的社会作用。延安文艺时期文学形式的变革和多样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文学与群众相结合观念的具体体现。其作品形式的通俗化、大众化，十分鲜明地反映出了延安文艺民族性、人民性的特点。到后来十七年文学中，这特点仍得以延续、继承，并在有些方面有所发展。比如作为叙事文学的长篇小说、长篇叙事诗等，仍然以满足广大群众精神需要，进行思想教育为目的，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民族性、人民性，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尤其写农民题材的小说（如赵树理等的作品），带着浓厚的农民关怀情结，以现实主义方法描写农民一步步走向解放的足迹。程度不等地综合运用了说书样式、讲故事、章回体、民谣等形式因素，这当然主要是考虑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构成特点，尽可能体现使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意图。另外还有大量作品则在现实主义的底色上适当涂抹一些浪漫主义色彩（如孙犁、周立波、柳青等的作品），一方面增加新生活、新思想的亮色，另一方面提高作品艺术的魅力。如此，则农民题材创作既坚持民族化，又趋向于现代化。
从创作队伍来看，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经过血火交并的战争的考验，经过延安文艺运动的洗礼，许多作家、艺术家的立场、感情发生了可喜的改变，成为工农兵文学的响应者、追随者、实践者。又有许多文学青年在延安文艺运动中锻炼成长，发展提高，与作家、艺术家一起作为有无限创造力的生力军，活跃在延安文艺、解放区文学的舞台上。丁玲、周立波、赵树理、艾青、萧三、何其芳、贺敬之、吴伯萧、刘白羽、郭小川、魏巍、李季、柳青、公木、田间、舒群、欧阳山、草明、杜鹏程、严文井、沙汀、马烽、穆青、韦君宜、杨朔等，有的在当时就做出了极大的成绩，成为颇具声名的作家。有的崭露头角，为文坛新秀。他们经过延安文艺运动的陶冶，政治素质、艺术修养、创作能力都得到很大提高，为社会主义人民文学发展到主流文学奠定了队伍基础。随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结束，这支文艺大军不仅开往东北、华北，点燃那里的革命文艺之火，而且扩展、幅射向全中国，努力创造新中国人民文学的辉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十七年文学、社会主义人民文学的强大主力。
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延安时期的理论建设在马列主义文艺观和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进行，具有鲜明的党性。密切结合当时的文艺实践，具有高度的现实针对性。一批文艺理论工作者，如周扬、林默涵、艾思奇、冯雪峰、成仿吾、荒煤、陈涌等积极传播、介绍马列主义文艺理论，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针对当时文艺实践，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对延安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进入十七年阶段，他们一如既往，仍然在坚持文学的党性原则，坚持理论的现实针对性，坚持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延安文艺的理论批评中，已经暴露出的过于政治化、政策化的“左”的偏颇，对文艺服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狭隘理解，以及将正常的艺术批评扩大到政治批判等，不但没有作为不良倾向加以遏制，反而被堂而皇之的带入十七年文学阶段，常常自上而下发起较大规模群众运动，以至最终升级到文艺界、文化界，甚至全国性的政治斗争，从而酿成数次大的极“左”的灾难。
在20世纪文学发展历史上，延安文艺是具有特殊品格、特殊意义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诞生了划时代的社会主义人民文学的理论纲领，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方向。自上而下采取一定组织措施，保证作家深入生活、进行创作。文艺工作者有共同一致的创作追求，无不自觉地在创作中突出理性指导，努力通过作品实现其社会认识价值、社会教育价值。延安文艺时期的作品，大都回荡着反帝反封建、摧毁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高昂旋律，充满对革命英雄的渴望和崇高历史责任感，洋溢着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乐观主义的精神。同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追求作品明朗昂扬的色调。注意采用新鲜活泼、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以及通俗化、大众化、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裁形式，显示作品清新明快、充实乐观的美学风格。以《讲话》诞生为开端标志的延安文艺，前承革命文学、左翼文艺运动的经验，后启新中国十七年文学实践，具有桥梁和基石的作用。延安文艺的渗透力、扩展力、延续力，无论如何是不可小视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延安文艺显示出了划时代的开创社会主义人民文学的巨大意义。
延安文艺与十七年文学，二者共同之处在于，都以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集中体现——《讲话》为理论纲领，以政治、人民为内容母题，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艺术形式的追求，这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文学的基础形态。社会主义人民文学是起伏跌宕的动态的发展过程，是富有活力的代表世纪中叶文学基本面貌的主流，它突出地体现出强烈政治性、鲜明人民性、浓厚民族性的特点。
很明显，十七年文学对延安文艺有明确的承续关系。何以会承续？这首先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当年提出文艺纲领的领导人、政党分别成为法定的国家领袖、执政党，这就为进一步推广理论纲领，使社会主义人民文学的初级形态成熟化，提供了充分强大的社会政治保障。其次，工农兵成为新中国真正的主人，他们日益增长的主人翁意识、对文学应充分表现自己的要求更加强烈。基于这两点，十七年文学对延安文艺的承续则成为必然。
延安文艺与十七年文学，同时还是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有机统一体。说有区别，因为毕竟前者还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而后者处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这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前者发生在战争期间的个别区域，而后者则在和平时期波及和覆盖全中国。说紧密联系，是因为延安文艺运动及其指导理论、创作主力因解放而向全国扩展开去。原来在理论纲领、文艺方向、文学观念、创作题材、主题、表现中心、艺术形式、理论批评等大的方面均已形成框架并基本定型的这种“延安范式”，十分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十七年文学的实践。
同时，十七年文学对延安文艺又存在深层转换关系。因为十七年文学阶段，作家所面对的社会生活发生巨大改变，时代、读者对文学的要求进一步提高，社会的基本主题与延安时期相比既有延伸又有转换。作家的创作自觉不自觉地对“延安范式”有所修正、改变。如表现对象、服务对象范围扩大，创作题材、内容、主人公意义比前丰富、厚实，作家的艺术追求和作品的审美特色趋于多样。总体上都是在延安文艺的基础上发展、升华。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发展、《讲话》以来文学实践、特别是新时期文学流向来看，从20世纪文学发展大的背景观照，延安文艺与十七年文学这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统一的文学形态，其本质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文学。而在社会主义人民文学内部，二者间的关系则是后者对前者的承续、转换。
应该说，高度重视延安文艺的历史价值和深远影响，充分认识其与新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内在联系，积极评价十七年文学对延安文艺承续、借鉴、转换、发展，对从宏观上全面、深刻地把握社会主义人民文学的美学形态，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同时，这一研究对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促进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较大的启发、借鉴作用，以及很强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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