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应解决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53（1999）06－0103－04
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如人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行为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社会科学作为一种成熟的体系出现是在19世纪，而其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我国当代的社会科学，是近现代以来，由先进知识分子从欧美和日本引进的。它作为一种全新的科学体系，在本质上不同于以往传统的“国学”，即“国故”。两者相比，“国学”更具有教化和维护的功能，而前者则更具有提高人们抽象思维、创新思维和鼓励个性发展的功能。因此，我国现代的社会科学有一个“国学”现代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晚清的“中体西用”，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与“德赛二先生”，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立四新”，以至于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等一系列过程。当然，这一过程是曲折的，甚至是痛苦的。
从总体来看，我国的社会科学，经过几代人百余年的努力，已形成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在继承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引进和消化西方先进文化成果，并使二者有机结合，包括众多学科在内的庞大学科群体。我国今天的社会科学仍在通过继承、引进和自我创新这三条渠道完善着自己，正在肩负着“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伟大历史使命，正在发扬着自己的优良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义无反顾地向着科学和真理挺进，以此来完善着自我。
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科学探索活动，是对真理的追求。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真理标准原则。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的存在导致许多糊涂观念的产生，从实质上讲，这些观念大多与对真理标准原则问题把握不准或把握不住有关。如果不对其进行澄清，必将制约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在此，就社会科学研究坚持真理标准原则的几个问题作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要正视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特性
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特性，决定了它的主体站在一定的立场上，自然而然地也就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和偏好，这必然触及一部分人（有时是当局者）的利益，社会科学这种研究的成果，轻则引起一定范围和程度上的思想与文化的冲突（如讨论，争论等），重则招来发配、劳改、批斗，甚至是杀身之祸。社会科学家要勇于正视这一情况，勇于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过，社会科学的这一特性也无形中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印象：在社会科学领域，有权就有理，没有真理可言。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社会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人们普遍形成一条明哲保身的格言——“莫谈国事”，人们往往对社会科学敬而远之，讳莫如深，这更加增加了社会科学的神秘感和恐惧感。历代的“文字狱”，像清末“戊戌六君子”遇害；北洋军阀时期，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大刈被绞刑架绞死；新军阀时期，著名社会科学学者、民主人士闻一多、李公朴被特务枪击；“文革”期间，著名作家、社会科学家老舍、张志新、顾准等一大批敢于坚持真理的志士或殉难或抑郁而死，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著名哲学家梁漱溟、著名作家丁玲等被残酷地剥夺了参政、议政和学术研究与创作的权力，被打入了冷宫。这样的事例数以万计。而自然科学这样的情况虽有，但少多了。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当然不能脱离社会以及现实政治，因为社会科学是为社会进行诊断和医治的）的学者命运多舛，其成果也多被扼杀、湮没。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比自然科学学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担更多的风险。
二、要科学认识社会科学与政治的关系
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广义的政治，然而，政治常被误认为是政府的事、领导人的事，社会科学家与社会科学没有资格参与政治，只能是附属。其实，这里的“政治”含有两重意义：一是指处理国家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包括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阶层内部的关系，民族关系以及国际关系；二是使国事得以治理。即通过调整各种关系，励精图治，使得国泰民安。这两重含义实质是一致的。关于“政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有过通俗而精辟的论述，他说：“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注：《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91页。）。可见， 政治的使命与前述的社会科学的使命是互含的，二者是密不可分的。正常的关系应当是这样的：社会科学家研究政治，研究社会，从而取得成果，提出建议，政府及其负责人参考、选择、采纳和执行这些建议，使社会科学家的成果得以实践，国家、国事得以科学治理。就像自然科学中的产品开发与生产一样，而不是相反。其实，这一问题在革命导师那里以至西方发达国家早已被认识到或已实施了。如列宁在20年代初就在苏联下达了如下命令：没有“专家的结论，没有他们的经常参加，不得实施任何一项重大措施”。何况当时苏联的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从俄国旧知识分子刚转变过来的（注：《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100～111页。）。可惜这一科学决策，被后来的斯大林粗暴地践踏了。在美国的经济决策这一方面，1946年成立了主要由众多社会科学家组成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使得宏观经济决策走上了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这无疑巨大地促进了美国社会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直到冷战后的今天，还稳坐世界经济和科技的第一把交椅，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注：陈宝森、侯玲著：《美国总统与经济智囊》，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美国的其他方面也大致如此，均有相应的由社会科学家等组成的“智囊团”。可是，在我国要改变人们对社会科学的看法，唯一有效的途径是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民主意识以及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科学家，绝大部分是我党亲手培养的，他们中绝大部分本来就是工人阶级，至晚在1956年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因此，更应放手大胆地使用他们。当然，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需要社会科学家作用的发挥，同时需要政府的积极配合与支持。
三、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克服圣贤崇拜心态，大力提倡反思和怀疑
由于圣贤崇拜的盲目文化心态的存在，导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缺乏科学的真正品质——反思和怀疑。以理性文化为主流的现代西方文化，事事存疑求证已成了颇为普及的大众思维习惯。而在中国的文化发展过程中，虽然也可以找到怀疑的精神，但主流却是维护圣人和经典的权威，如儒家思想统治中国思想领域长达2000余年。当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圣贤，但对待圣贤和英雄的态度却随文化心态而异。例如，在西方，圣人也是人，而在中国，圣人却是神。“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这就是《白虎通义》给圣人所下的定义。简单说来，就是圣贤无所不知，崇高伟大无一瑕疵；芸芸众生合当顶礼膜拜。在许多人看来，对贤人英雄唯一正确的态度是歌颂，如果在肯定之余也有否定，轻则不合时宜，重则大逆不道（注：袁伟时：《林则徐·岭南文化·学术尊严》，《东方文化》1996年第5期。）。 在我国，直到被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中国知识界的一部分人才开始对孔孟学说产生怀疑，历经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直到“五四”运动，才真正开始了“民主与科学”的启蒙运动。然而，毕竟中国的传统思想统治了人们2000余年，由此形成的思维定势和心态短时间内是很难完全消除掉的。
遗憾的是，直到世纪之交的今天，在我国社会科学界真正的科学品质——反思和怀疑还未完全养成，甚至还很缺乏，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去运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方法去观察和研究现实问题，而是把毛泽东邓小平神化，认为他们的思想在社科领域里无所不包。须知，作为一个思想家，特别是像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伟大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无疑是博大精深的，但不是无所不包的，因为他们是人不是神。他们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很可能在许多领域里作过指示、批示，而指示、批示可以是零散的，而思想是一个理论系统。客观地说，指示、批示不一定等于思想。邓小平特别崇尚“实事求是”，也就是“猫论”。他是一个实干家，他自己也说过：“我读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82页。）。37 位中科院院士在其著名的《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一文中也强调过：“任何一位领导，即使本人也是有高度成就的科学家，也无法对所有专业的每一个细节问题都了解清楚，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务必坚决避免行政干扰，我们衷心希望各级领导同志能对此严格把关”（注：《光明日报》1996年1月13日。）。自然科学是如此， 社会科学也是如此。例如，80年代初在学术问题“异化”的讨论中，有的领导在批判周扬时，竟振振有词地说，中央号召我们搞“四化”，而周扬却只讲“一化”（异化），这不是公然与中央唱对台戏吗！（注：宋廷明：《周扬晚年的彻悟》，《炎黄春秋》1996年第6期。）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研究具体问题时，不一定非将他们个别讲话、批示发挥成什么“思想”，而是要学会运用他们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邓小平特别崇尚独立思考，他认为现实中的许多事情从“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的一句话寓意也颇为深刻，他说：“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注：《学术独立》，《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 月。）。1949年以来的教训之一是：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在假问题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乃至毕生精力，因而许多所谓论著不过是一堆印刷垃圾。人们常常感叹，学富五斗的郭沫若、茅盾等大批闻名海内外的大家，1949年之后为什么再没有力作问世。
没有争鸣，就没有学术繁荣，没有反思和怀疑，就没有科学。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真正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彻底摆脱那种神化领袖、盲目崇拜圣贤的心态，努力培养自己的科学品格。因为民族、国家及党的事业需要科学，需要自己的社会科学家，需要有真才实学的能为党和国家排忧解难和科学决策提供服务的专家，而不需要吹喇叭、抬轿子者。马克思主义历来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社会科学家一定要牢记这一真理。
四、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开放的体系，而不是科学的终结
由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看成是一个已达到“顶峰”的完美无缺的理论体系，当然就无需要发展，只能学习、宣传和诠释。从事这一工作和使命的社会科学家与社会科学给人的印象只能是吹喇叭、抬轿子。照本宣科，出现了公共政治课教员的“马克思是这么说的，列宁是这么说的，毛泽东是这么说的，我没的说”的尴尬笑话。在我们的社会里，由于“左”的思想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本本主义”盛行，只要是经典作家说的就不能怀疑，更不需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搞所谓“纯而又纯”的马列主义，排除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一切东西，包括西方的新的合理的文化以及中国的一切传统文化。既然不需要研究新情况、吸收新知识，也就不需要创新和发展，仅仅做些宣传（往往大部分是歪曲的）工作，正如著名社会科学家于光远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很多理论性文章只是去做解释性工作，把自己理论研究降到仅仅为现行政策做解释的地位”（注：于光远：《经济科学研究应该受到特别鼓励》，《经济研究》1985年第6期。）。这不可能不使理论远离现实， 不可能不使人感到单调、乏味。因此，这种情况下的社会科学学者给人种下了一种深深的印象：吹喇叭、抬轿子。
在极“左”路线统治下，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另一灾害是“个人崇拜”的泛滥。今天，我们知道，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更是人民群众斗争实践的结晶。说到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就离不开我国革命和建设前辈领导人的思想。他们本人大都是社会科学家，中国共产党是由进步知识分子创立的，这是一个无可质疑的事实。其中不乏专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党内秀才”，像胡乔木、田家英、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艾思奇、李达等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这些社会科学家也是分不开的，例如毛泽东特别赏识的一句名言：“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就是由毛泽东的秘书、我党理论家——田家英首先概括和提出来的，这句话无疑也纳入到了毛泽东思想的范畴。中国共产党及其杰出领导人绝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在他们的思想里，既有继承中外文化精华的成份，也有采纳当时当地周围人的合理化建议的成份。例如70年代实施和80年代后作为“国策”的计划生育思想，无疑是采纳了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50年代提出的“人口论”，而这一理论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关于设立特区的设想早在60年代就有人向中央提出过（注：《历史铭记这些记者》，《报刊文摘》1997年1 月13日。）；关于市场经济，在西方古已有之，在我国6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顾准就已经比较明确且系统地提出过（注：吴敬琏：《我与顾准的交往》，《百年潮》1997年第4期。）。当然，这样的事例很多。 可惜的是以上这些社会科学家的思想观点都曾经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冷落，甚至是批判。但到后来，这些科学思想，无疑溶入进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毛泽东、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最终能够支持和采纳这些正确思想。以毛泽东名义签发的许多文件都是由党中央集体讨论起草或其中的成员起草的，这些也大多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提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搞个人崇拜，神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模糊了毛泽东思想的来龙去脉，否定了社会科学与毛泽东思想的内在关系，否定了社会科学家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这同时也就否定了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社会科学家的创造性贡献。其实，毛泽东历来主张，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64页。）。 毛泽东始终注意向社会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学习，他与哲学家艾思奇、李达、历史学家范文澜以及著名学者郭沫若、柳亚子等人经常在政治上、学术上、艺术上进行切磋、交流、请教，作为一代伟人的毛泽东除了具有政治家、军事家的品格外，他的哲学修养、历史学修养、文学修养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这无疑与他虚心好学，甘愿“做群众的学生”有很大关系。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在特定条件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西方先进文化（主要是马列主义）、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家以及党的集体智慧等多重因素有机结合的产物，是社会科学的时代精华。
若把毛泽东思想与它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存在隔裂开来，是不科学和不可取的。这样就抹杀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若把毛泽东神化，也就等于否认了他是一位当代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首先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就否定了社会科学存在的价值，当然，社会科学家和社会科学的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五、必须承认社会科学也是科学
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1977年就明确指出：“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但是，今天在对社会科学的认识上，西方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在我国影响至深，它片面强调人文社科学科的非科学性，认为人文社科只是学者们个人的意见、观点和看法，是个人特殊的生命体悟，是不可重复的。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不是科学，也无所谓科学与不科学的问题，它只属于价值性判断。这种把人文社科学科的价值性与科学性绝对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价值性的观点，无非是重复了新康德主义以及西方当代解释学的某些错误观点（注：陈先达：《应当重视人文学科的地位和作用》，《光明日报》，1996年8月3日。）。这种观点在我国颇为流行。这种观点有很大的危害性，其伪科学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无视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原理。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情况是相同的。因为任何一门科学中，均存在着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问题，任何定理、结论都不能自称为真理的终极，所谓的“真理”，都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地被修正、补充甚至被更新的“真理”所取代。这是科学（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常规。这一规律告诉人们，只有不断探索才能有新发现，新发现只有立足于已有发现，已有的发现是我们从事一切实践的立足点。否则，一切将无从谈起。事实上，社会上一度存在的怀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有意无意地与上述观点不谋而合，它更是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政治上不讲原则，经济上不择手段，怀疑“良心”有无价值的唯我主义的方法论根源。
六、要站在历史和战略的高度上看待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及其成果效益的潜在性及其滞后性，导致有些人怀疑社会科学功能的存在。很明显，社会科学不如自然科学，特别是工程科学的成果那样，具有看得见、算得出的经济效益，但是不能由此就轻率地得出社会科学无价值或不重要的结论来。试想，我国以往的文化经典《周易》、《红楼梦》等价值大还是小，当代的邓小平理论又何止是用价值大小来衡量的。其实，任何一种事物，要使其趋于完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大致整个人类社会、一个国家，小到一件物品，均是如此。人类社会要想繁荣与和平，只靠物质的丰富是不行，当年的德国、日本等物质相当发达，但是在精神上受非人道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统治，他们靠先进的武器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五千五百万人口的死亡和数以万亿美元的财产破坏，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场空前大浩劫。这诚如潘梓年所说：“因为要求得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为要求得自然科学的发展不致误入歧途，必须首先在各种社会问题上能够找到解决的途径——正确的解决途径，作为基础才行”（注：《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新华日报》（重庆）1944年3月26日。）。在我国，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主要领导人不尊重客观规律，错误分析形势，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在物质产品的生产上，同样也含有文化的成份，为什么前苏联的工业产品以“傻、大、笨、粗”而著称，其中的文化含量太少是主要原因，这样的产品往往也质次，而无竞争力，苏联的经济崩溃，从而导致解体与此不无关系。这里的“文化”就属于非自然科学的范畴，属于美学、心理学等范畴，而后者又从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因此，社会科学无时无处不在显性地或潜在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从另一方面来看，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在我国社会科学界相继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二者分别使中华民族翻身解放和脱贫致富。这两个过程分别经过了几十年和十几年，这种因果关系才显现出来。所以，在对待社会科学的态度上，不能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用小农意识来对待它，而应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历史地观察问题，公正地对待社会科学，还社会科学以本来面目。
社会科学事业的成败与国家民族的兴衰密切相关。关于这一点，华裔美籍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和著名历史学家、美国艺文与科学院院士何炳棣提醒人们：“忽视人文，中国将付出极大代价”（注：《文汇报》1997年4月15日。）。所以， 我们必须充分注意这一问题，进一步提高社会科学的地位。
真理标准原则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要求真，要实事求是，要对社会进步、国家强盛、民族团结起推进作用。社会科学的这一特点本身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要求是一致的。社会科学研究只有坚持真理标准原则，才能真正做到这种一致，否则，将无从谈起。
收稿日期：1999—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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