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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又名陈泊）是我党早期的地下工作者，一生富于冒险精神，延安时期被誉为“中共三大侦察专家”之一。
想方设法扩大战果
1941年10月，布鲁率巡视组到达陇东专区地委所在地庆阳县，在当时，因延安城已被日本飞机炸成一片废墟，庆阳县成了边区内仅次于绥德的“大城市”了。第二天，陇东保安分处李甫山处长在汇报工作时，提到一名在我方掌控内的国民党特务吴南山。此人是本地西峰镇人，20多岁，中学毕业后，满怀抗日热情要求上前线，却被西峰镇军统特务站所欺骗，把他送到汉中军统特务训练班受训。结业后被派回西峰镇，到庆阳中学教书，后被提拔当了县教育科长。庆阳解放后，吴南山主动向我保安分处交待了这段历史，并交出隐藏的万能显影液等特务使用的器材、工具，以示与国民党一刀两断。
布鲁对吴南山产生浓厚兴趣。他觉得这个人还有极大的开发价值，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在汉中一期接一期举办特务训练班，其目标肯定是针对边区、针对延安的，但究竟有多少特务派了进来，我方不得而知，必须设法把戴笠这个训练班的人员全部摸清，才能保证延安、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布鲁把吴南山找来，秘密商议多次，期望能扩大战果，捕获更多的国民党潜伏特务。
事有凑巧，吴南山到延安参加边区教育工作会议，回庆阳的路上偶然撞上他在汉中训练班的同学兼同乡祁三益。祁三益对吴南山毫无戒意，把此行的秘密任务和盘托出。他说，看来蒋委员长和胡宗南下决心“吃掉延安”了，这次西安特务站派他进入边区回老家，主要是要他联络汉中特务训练班的学员，准备在国民党进攻延安时里外合应，炸毁重要设施，暗杀主要领导人，给共产党来个“连锅端”。
吴南山暗暗吃惊，问祁三益：“你来边区通过什么关系？”
祁三益说：“是驻扎榆林的共党友军邓宝珊部队给开的证明信。”吴南山摇摇头：“现在国共关系紧张，延安查得很严，你那个证明不行。这样吧，你先跟我到庆阳，再做理论。”祁三益跟吴南山到了庆阳，当天就被我方逮捕。
经反复攻心交待政策，祁三益彻底坦白了。他是庆阳本地人，抗战初跑到西安准备参军抗日，结果误入汉中军统特务训练班第3期受训，结业后留在特训班当教员，教过从第4期到第9期的学员。所有学员结业后，都秘密派出去了。
但是，据祁三益交待，这些学员究竟派到何处，打入边区的有多少，打入哪个单位，他并不知道，连西安军统特务站也不清楚。当初派出时，只规定伪装成进步青年，长期潜伏，站稳脚跟，争取信任，不与上级联系，准备放长线钓大鱼，有任务时自会有人来找。
如今，蒋委员长下决心要拿下延安，军统准备动用这些特务，可人海茫茫，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啊？于是想到了祁三益。因他长期在特训班担任教员，认识的学员最多，军统西安特务站决定派他进入边区，寻找、联络打入我党政军机关的训练班特务，传达反共精神，准备配合胡宗南进攻边区，里应外合搞破坏活动。
为验证祁三益交待的真实程度，布鲁指示祁三益在庆阳城寻找有无特训班的学员，不到一周时间，祁三益就认出两个。经审讯、交待的情况与祁三益讲的一致。布鲁大喜，决定把祁三益带到延安，以清查潜伏在延安的国民党特务。
延安果然有特务
祁三益随布鲁、巡视组一起到延安。
眼下最大的难处是，祁三益既不知道这些人的真名实姓，也不知道他们潜伏在哪个地方，只能通过认面孔才能找到他们。可是，延安大小机关、单位、学校数百个，外来干部数万人，还有部队、民兵和群众基层组织，如此庞大的范围，漫无边际地去认，犹如老虎吃天，无从下口。
“五四”青年节这天，布鲁、王范等人带着化了装的祁三益和20多个便衣，早早来到北门外文化沟临时搭起的彩门两侧，分散隐蔽起来。7时以后，各单位的队伍举着彩旗，敲锣打鼓，从四面八方朝文化沟汇集而来，他们一队队通过彩门，围绕主席台排成方阵坐好。这时，一场紧张的隐蔽斗争正在悄悄进行，便衣们以工作人员的名义，严格维持着入场秩序，故意放慢入场速度，隐蔽一旁的祁三益则全神贯注，睁大眼睛，仔细找寻着汉中特训班熟悉的面孔，认出一个指点一个，便衣立刻上前找到领队，问明此人姓名、单位。
全部队伍入场完毕，祁三益当场指认了24个特训班特务！
数天之内，保安处总共抓捕潜伏在延安和边区其他县的军统特务计56人，一举粉碎了戴笠苦心经营多年的特务网！这是抗战时期延安破获的最大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他们分别打入从中央到地方的50多个单位，大部分已混入党内，有的甚至进入党的机要部门，有的女特务已嫁给我党政领导干部。一旦延安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些隐藏极深的“定时炸弹”在内部作起乱来，后果不堪设想！
此案震动整个延安，引起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警觉。毛泽东把时任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和保安处处长的周兴找去，亲自听取汇报，并问道：“此案是谁破获的？”“是保安处下设的保卫部部长布鲁领导破获的。”周兴据实相告。
毛泽东说：“这个案子给我们上了一课，特别是给那些对蒋介石存有幻想的人上了一课。可惜我们的布鲁太少了，今后要多调几个像布鲁这样的干部，来加强延安的保卫工作。”
这次抓获的56名军统特务既没关押也没判刑，认罪之后即放他们去国统区，鼓励他们走自新之路。延安这块红色圣地自有它巨大的感染力，许多人愿意继续留在这里而成为革命者，祁三益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自此布鲁名声大振，与中央社会部治安科长、东北抗联出身的陈龙和总政治部负责锄奸工作的副部长钱益民并称延安的三大“侦察专家”。布鲁在海外多年，生活上养成浓重的华侨习气。平时总穿一件酱色皮夹克，腰间插着小手枪，鼻梁上架着银丝边眼镜，脚穿一双长统破皮靴，看上去风度翩翩，神气十足。他这套穿着打扮和特别的生活情趣，在延安漫山遍野的八路军灰蓝制服中，显得古里古怪，洋里洋气。再加上他在侦察工作中点子多，许多复杂案件到他手上都迎刃而解，因此人们都叫他“福尔摩斯”，这一叫就叫响了。
1943年整风运动中，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开展大规模的审干运动，显然与布鲁破获这一重大案件有关。不幸的是，这场审干运动被大阴谋家康生利用，乱抓乱打，搞了一场打击一大片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弄得延安乌云翻滚，草木皆兵，风声鹤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