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卢森堡群众运动观的革命性重塑
——兼论其与卡尔·考茨基的争论
马嘉鸿
（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 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荷兰 阿姆斯特丹 1115AZ）
摘 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中派和左派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否要启用群众罢工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罗莎·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反对通行的议会改良策略，主张将俄国的经验介绍到德国，以推进德国的革命形势；卡尔·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则坚持维护政党“久经考验的疲劳战略”——议会改良策略。受俄国和波兰革命活动的启发，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1906）这本小册子中，罗莎·卢森堡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释群众罢工斗争策略，用以替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改良策略。直到1910年左派和中派的分歧公开化时，她的主要观点都是这一文本的延续。关于对群众罢工问题的阐释，居于罗莎·卢森堡革命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也是她对马克思革命学说的创造性继承和运用。分析研究该文本，有助于明晰卢森堡的思考和论证方式，有助于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左派和中派决裂的原因，亦能由此看到马克思革命学说在实践和运用中所遭遇的危机与挑战。
关键词： 罗莎·卢森堡；群众罢工；德国社会民主党；卡尔·考茨基；第二国际
一、争论的起源
1.时代背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和中派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否要启用政治性群众罢工作为阶级斗争的主要手段。以罗莎·卢森堡为代表的激进左派反对通行的单纯议会斗争形式，主张将俄国的经验介绍到德国，以推进德国的革命形势；卡尔·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派则坚持维护政党的议会改良策略。二者在1910年公开分裂之前，一直在反对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改良派的论战中保持亲密合作。
1896年以后，伯恩施坦挑起有关“改良还是革命”的争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掀起了轩然大波。无论是在此之前还是之后，对德国巴登集团、比利时工人党的大多数以及法国饶勒斯的追随者等改良主义做法的批判，在第二国际内一直不绝于耳。然而，理论上的争论是一回事，现实中的做法则是另一回事。在过去的30年里，改良的议会选举策略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日常工作内容，给工人政党的政治发展和工人经济福利确实带来了繁荣，而且，随着工会在财政能力和工人中实际影响力的增强，这一“久经考验的策略”已在事实上成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潮流和发展方向。
On the Involvement of Big Data in the Evaluation,Improv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Natural Resources Legal System Fang Yin＆Gao Yun
只在纲领和理念上保持革命姿态，而在现实的斗争策略中则贯彻议会斗争——这种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理论和实践两张皮的局面，亟待得到理论上的解决和实践中的突破。特别是一系列政治危机的爆发，如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1902年的比利时总罢工，以及1905年德国的选举权运动① 萨克森州废除了相对自由的选举制度，转而支持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极大地减少了中产阶级和工人的代表权，针对这一变化，11—12月之间，该州大规模地爆发了争取选举权的示威游行。 ，都在昭示着：如果群众不能在行动政治的意义上进行自我训练，那么当历史的决战时刻来临，总罢工掀起的革命形势也会因为对议会过分依赖而归于溃败。
按照第一种分析方式，我们得到的是函数表达式x2 + 2x，其中自变量取值为3；按第二种分析方式，我们将得到函数表达式3x + 3x，其中自变量取值为2。同理，“Sokrates ist ein Philosoph”理论上也至少有两种分析方式。
1905年至1910年，考茨基中派主义逐步形成。起初，考茨基被工会主义者看作是和激进派站在一起的，因为二人共同反对党内的改良派。随着改良派的势力日益增强，考茨基和卢森堡的分歧愈加显露出来，并在1910年的激烈论战中达到顶峰：以倍倍尔和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侧重组织的利益至上；而以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激进革命左翼，则选择从群众的自发性中获致力量。本文对二人思想方法和政治立场的溯源并不是记述考茨基或卢森堡个人的思想演变历程，而是意在通过社会改良趋势的增强呈现出二人原有的思想，如何走向“中派”和“左派”公开分裂的政治后果；对倡议群众罢工这一声音的压制，如何在党内最终占据上风。
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拒绝群众罢工时，经常援引恩格斯晚年用来批判巴枯宁主义的一段文字作为理由，认为总罢工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完善组织和充裕的储金”，否则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暴动，用革命导师的权威佐证议会选举道路的正确。然而，1905年的俄国革命，这场巴黎公社以来欧洲首次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为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贡献了一个全新的斗争策略样本——政治性的群众罢工。这意味着斗争不再是在确定的约束条件和轨道上和平演变，而是斗争本身就在创造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条件；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斗争成果不再仅局限于从议会选举和对资产阶级直接的经济打击中获得，而是通过政治性的罢工，开辟一个全新的战场。这个全新的战场，没有政党和工会繁冗的官僚主义，每时每刻都由群众的自发性和对抗性焕发出无限的历史机遇与潜能。
罗莎·卢森堡正是从俄国经验中试图概括出一种全新的斗争策略，赋予其理论价值，将其普遍化，改变欧洲社会民主党被久经考验的议会策略所主导的局面。然而，正如前文所说，长期形成的定见，很快就将俄国事件消化和理解为一场无政府主义暴动，并将其作为欠发达国家的特殊经验而否认其价值。有关政治性群众罢工的争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考茨基在1909年发表了《取得政权的道路：关于长入革命的政治深思》一书，这部被列宁视为考茨基最后一部批判修正主义的著作和卢森堡的《群众罢工、党和工会》形成了对照：二者都批判改良主义，都预见到了在国际范围将经历动荡不定的时期，都对革命的到来保持乐观的预判。然而，这种表面的相似并不能够遮蔽二人对于革命实现方式和到来时间上的认知差异，也酝酿着二人在1910年分歧的公开化。当卢森堡将一系列群众罢工的实例确信为20世纪革命到来的标志时，考茨基则说：
2.写作背景
1905年的秋天，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落下帷幕。会上，罗莎·卢森堡慷慨激昂地向年初爆发且仍在持续激化的俄国革命表达敬意，呼吁德国党向俄国党学习，采用政治性群众罢工的手段推进革命形势。5月爆发的鲁尔大罢工更使得群众罢工这一议题在会议上变得不可回避。此时，正逢党内主要领袖试图纠正改良派势头过盛、打击工会代表欲与政党平起平坐的形势（毕竟在1905这一年，德国工会在人数、财富和组织能力上都超过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为一个着眼于务实地改善工人经济状况的独立组织，也越来越对政党领袖所说的激进话语不以为意）。最终，这次会议以287票赞成、14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党代会认为在有必要的时候，将全面采用群众罢工作为防御性手段的决议。会后，罗莎·卢森堡渴望投身于瞬息万变的俄国革命，在马尔赫列夫斯基的帮助下回到华沙，却不幸于1906年3月被捕。7月，罗莎·卢森堡被保释，重获自由。8月前往芬兰郭卡拉（Kuokkala）途经圣彼得堡。在圣彼得堡停留期间，她和列宁等人探讨了有关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在芬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波格丹诺夫等俄国革命者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应汉堡党组织的要求，罗莎·卢森堡在芬兰期间，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写作一本讨论俄国革命和群众罢工问题的小册子。为了撰写这本小册子，她请求考茨基提供当时的各种德国报刊，以便于更好地了解国内情况。这本小册子凝聚了罗莎·卢森堡从俄国和波兰革命活动获致的观察思考，写作的意图十分明确：将俄国的鲜活经验介绍到德国，以推进德国的革命形势。这本小册子的名字就叫作《群众罢工、党和工会》。
罗莎·卢森堡带着这本小册子，在接下来的曼海姆代表大会上戏剧性地重新出现，希望用自己在波兰和俄国的鲜活经验重新鼓舞人心。然而，形势却并不如她的预期，在她缺席德国工人运动的这段时间里，耶拿大会上激进派所取得的成就很快被1906年2月政党领袖和工会领导人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葬送”了。双方在会上达成的妥协是：由政党来负责组织并为政治性的罢工提供储金，而工会只负责经济性的罢工。由于政党无法负担巨额的罢工费用，所以，这就在事实上取消了耶拿决议的有效性。这次秘密会议后不久，柏林工会领导人们又召开了一次单独集会。工会领导人穆勒认为，是终结工会的依附地位的时候了。俄国事件对政党和社会民主党报界的影响是有害的，工会运动不应该被一种“浪漫主义精神”而应该被“健康的现实主义”所引领，“考茨基、罗莎·卢森堡和弗兰茨·梅林必须停止他们从象牙塔居高临下的对工会的训话”。另一位工会主义者布林格曼则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用来分析工会的理论是在工会运动仍然很弱的时期发展起来的，对于现在的情况已经不适用了，应该决然抛弃，他对罗莎·卢森堡的理论猛烈攻击，称她为“激进文人”，说罗莎·卢森堡“不能认清任何工会的理论，只知道阶级斗争理论”，并号召“应该形成工会自己的一套理论，不应该屈服于阶级斗争”。[1]1-3，12-14
二、《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的主要观点
1.主旨及理论特点
受俄国和波兰革命活动的启发，罗莎·卢森堡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这本小册子中，全面系统地阐释了群众罢工斗争策略。关于对群众罢工问题的阐释，居于罗莎·卢森堡革命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也是她对马克思革命学说创造性的继承和运用，用以使德国社会民主党解脱现实存在的理论悖谬。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们也对此书有很高评价。例如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评论说：罗莎·卢森堡的“《群众罢工、党和工会》开启了共产主义运动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2]15列宁也曾说：“它是一篇结合西欧运动发展的特点用德文撰写的阐释群众性罢工最优秀的著作。”[3]151因而，对这本小册子核心观点的总结与回顾至关重要。
那么，这本小册子都包含什么内容呢？借用罗莎·卢森堡在这本小册子的俄文版导言中所说的话，她认为有关群众罢工的议题集中汇聚了“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所有争论问题：关于议会主义问题与群众的直接作用问题，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问题，关于组织的意义与作用的问题，关于工人运动的计划性与自发性问题，关于和平策略问题和关于同统治阶级武装力量的冲突问题，关于缓慢地长入社会民主制度问题和在阶级斗争发展中革命的跃进问题……”[3]150这就意味着这本小册子虽然叙述的是俄国，然而目标读者却是德国，其写作目的在于将有关群众罢工议题的讨论，作为介入和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斗争策略的重要突破口。
而且，这本小册子极有代表性，充分反映了她的思想方法和理论特色。一是勾勒出罗莎·卢森堡的国际主义理论视野。书中对于俄国问题的讨论，完全服务于她在德国的政治目标和实践。二是明晰了她讨论“革命”以及“群众罢工”这些概念的方式。既有明确的现实指涉，又具备历史哲学的意涵。三是归纳出她的论证方式。即规范的（normative）在自我合理化的层面逻辑展开，而非实证的（positive），或者说这种实证是有限度的，这是因为她写作本书时所纳入观察的事实很大程度上是在政治立场已然确定的前提下筛取所得。以上特点，还贯穿于卢森堡不同时期的理论著述之中。
罗莎·卢森堡深刻地剖析了俄国革命的性质，且在共产主义运动之为一种国际事业的意义上，积极肯定了这一经验的普遍性。她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将世界历史看作连贯的整体，因而她的理论特色是以宏观的普遍性（universality）和总体性（totality）为指归的；当然，这种特点也使得她在考察具体而微的国家、组织差别时显露出限度与不足。
罗莎·卢森堡革命理论的底色是由经济必然性决定的进步主义历史观：人类的行为可能和它顺应，也可能和它相悖，假如和它相悖，就注定失败；只有顺应，才可能发生积极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理论是“宿命论”式的——即人类仅能充当历史的旁观者，只能静待资本主义的必然崩溃和社会主义的从天而降；相反，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在“人是历史的，人在历史中的”的意义上，积极地肯定人的能动作用。罗莎·卢森堡是政治行动主义者（activist），她强调政党和工会要在群众罢工的过程中积极地发挥促进作用，以适时促进革命化形势的到来，而不是被官僚主义、议会主义所绑架，在政治上保守落后，不知前进。她对于世界革命必将到来的信心根植于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科学”论证——依靠对生产方式的实证考察加以推断和论证社会的发展——这种思维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是抽象化的和形而上学的，特别是在每每谈及“历史的不可避免”时，难免令读者产生犹疑。历史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和激进的革命立场标定了其理论强烈的指向性和立场性，这将或多或少地使罗莎·卢森堡对可能遗漏的其他因素疏于考察，失于专断。
她的现实考量则是敦促德国社会民主党改变其政治领导不力的现状。她认为，党的最高纲领既然是要推翻现存秩序，就不应该满足于在资产阶级议会政府中自我保存，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口号和决议的肤浅层面承认“群众罢工”的有效性和防御性，听天由命地等待革命形势的出现，应该“撇开那种人为地由党和工会指挥少数有组织的工人举行的示威性群众罢工的学究图式，去看看由于阶级矛盾和政治形势的极度激化而以雷霆万钧之力形成的真正的人民运动（它既表现为政治的、也表现为经济的暴风骤雨般的群众斗争和群众罢工）的生动景象，那么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显然并不在于从技术上对群众罢工进行准备和领导，而是首先在于对整个运动的政治领导”。[4]191
2.俄国革命的一般经验
卢森堡认为各个群众罢工的单一事件连成一片，在时间上彼此重叠，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相互呼应，在烈度上彼此强化，进而在党的领导下，推至革命的高潮。为了进一步佐证，她列举最近西欧范围内发生的一系列群众罢工实例，从奥地利到法国，从比利时到荷兰、意大利、德国，进而得出结论，我们“近十年来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经济性和政治性、战斗性和示威性群众罢工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俄国革命作为同样发生在这样一个长时段下的代表性事件，毫无疑问是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参照。相比之下，无论是革命还是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对于考茨基来说，都只表现为一次性的事件，“一次生死存亡的搏斗，要么把我们的敌人打败，要么将我们的全部组织和我们的全部力量摧毁或者至少使其瘫痪数年之久”，[9]374既然无法偿付如此巨大的代价，只能代之以疲劳战略，引入时间维度并将革命无限期延后，进而维持党在理论上的一贯性，调和改良策略和革命立场之间的冲突。
（1）编制企业定额是为了实用，不是为标新立异，所以根据土建专业的性质特点，也为了方便使用者查找、使用定额子目，贵冶土建定额的子目仍然沿用了《江西省建设工程定额》建筑和装饰分册的章节划分和子目排序，这样企业定额用起来就不会有突兀感，易于接受；并在此基础上补充了厂内检修常用到的给排水、照明器具、道路、植筋、活性焦筛分等子目，尽量全面地覆盖厂内的全部检修项目。
罗莎·卢森堡在这次事件中归纳出的俄国群众罢工的首要特点是群众的自发性。群众罢工不是要或不要的政治态度所能决定的，而是一旦发生，便成为卷入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曲折行进和不断自我推进的历史总体。这个孕育巨大政治行动能力的主体，既不是工会也不是政党，而是拥有“自发性”的群众。尖锐的阶级对立在这样一个疾风骤雨的革命氛围和契机中，使每一个局部的小冲突激荡出普遍的爆炸，发展为共同的阶级行动。
其次，俄国群众罢工的内在机制是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彼此促进：“经济斗争把一个政治枢纽同另一个政治枢纽联系起来，而政治斗争则为产生经济斗争的土壤定期施肥”，“政治斗争的每一新的开始和每一新的胜利，都会变成对经济斗争的强大推动，政治斗争同时也在扩大自己外部的可能性，提高工人改善自己状况的内部动力和战斗热情”。[4]175
尽管从未被讨论过，但从模拟物的连续性到数码的离散的整数，这一转变与物理学的一个类似演变是同时发生的。二十世纪，牛顿式世界那令人安心的连续性被重新定义为量子世界离散的能量。仅仅这两个并行的转变就证明，我们之所以使自己沉浸在数码世界里，不仅是因为它很有效，也因为要跟上不同的世界观，哪怕只是在隐喻的层面上。就像立体主义反映出爱因斯坦式的相对的世界，数码也能更好地触发量子世界，深入研究它的概率和歧异，也梳理其他的非经典学说。[1]189
第三，虽然自发性因素在俄国革命中是主要因素，没有任何人或组织能真正越俎代庖地代替群众、训导群众，但是仍然不得不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其中所发挥的政治领导作用：
对面向对象嵌入式操作系统定制模块功能进行抽象，使之成为对应于配置模型的抽象模块，抽象模块以文件的形式放在构件库中，依据上述思路，构建了如图3所示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配置模型。
如此推崇俄国革命的罗莎·卢森堡，在逻辑上和政治上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俄国经验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德国。党内反对她的理由来自简单的常识性概括：国情不同，因而俄国经验不能照搬。但是究竟有哪些不同，这些不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俄国经验的适用性，则需要卢森堡作出具体说明。
罗莎·卢森堡十分重视政党在革命中的地位，她的这一强调背后，既有理论原因，也有现实考量。从理论上讲，她将政党看作工人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看作革命的火车头。政党的领袖们在政治思想上比群众更加先进，革命意志更加坚定，对于阶级意识有更深切的自觉，他们能够在唤醒广大工人阶级形成联合行动方面发挥着组织和宣传的功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领袖可以代替工人阶级本身去进行革命，因为火车真正的动力来自深刻的阶级矛盾和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而产生的革命的阶级意识。
NG-PON技术中单波长提速技术路线沿用现在TDM-PON技术，具有下行广播连续发送和上行时分多址突发传输的特点，其主要关键技术包括调制技术、光模块大功率收发技术、高性能前向纠错码（FEC）、突发接收、超低延时转发等技术。对于多波长叠加技术路线，尤其是WDMPON技术，其核心技术聚焦于无色ONU技术。
3.政党与工会的关系
德国的情况不同于俄国，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是完全分开和各自独立的，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关系“是”怎样以及“应该”怎样的认识始终贯穿党内左中右派的争论之中，二者分别有完备的行政组织和各自的财政来源（相较于工会稳定和日渐增长的工会储金，政党的财政并不宽裕）。十分现实的问题是群众罢工由谁来组织、由谁出钱、由谁来宣传动员。如果要让工会配合政党搞政治罢工，工会就不得不出钱出力。对于没有切实收益预期的单纯浪费储金的政治行为，工会领导人基于最起码的理性计算自然会抗拒。党想要举行包括争取选举权的政治性罢工，如若没有工会领袖牵头，没有工会提供罢工期间的必要储金以维持工人的基本生活，罢工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特别是在工会的人数和财政越来越壮大的情况下，党对工会的依赖就更加明显了。自从1906年2月政党和工会达成了“秘密协议”以来，由政党组织的罢工次数几近于零，工会的保守化和政党的官僚化渐成趋势。因此，罗莎·卢森堡对政党和工会关系的重新定义，既来自她推行群众罢工策略的现实要求，又服务于她促进形势激进化的政治目的。
在190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代表大会上，工会不仅要求和政党平起平坐，甚至要求如果没有工会的同意，政党在任何时候都不得自己单独发动罢工。为了削弱“工会中立说”，罗莎·卢森堡则认为，从历史上说，工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兴旺发展的历史产物；从理念上说，工会如果脱离政党，就将失去相较于基督教工会在理念上的优越性；从更现实的层面说，工会人数的增加是政党宣传鼓动的直接结果。虽然现在工会人数多达125万，有组织的党员只有不到50万，但是“成千上万的工人之所以没有参加党组织，正是因为他们参加了工会”。虽然“工人本来应当参加两种组织，出席两种集会，既交党费也交工会费，阅读两种工人报刊等”，但是，“只有大城市的少数最有觉悟、最聪明的社会民主党工人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里的党内生活内容丰富，富于吸引力，工人的生活水平也比较高”，而对于很多地方的工人而言，“因为经济斗争本身的性质决定，他只能通过加入一个职业组织去满足他在这一方面的直接利益”，“他觉得自己参加了工会也就是参加了社会民主党”。[4]203-204所以，中央工会组织之所以能够拥有今天这样多的人数，不是因为它的表现的中立性，而恰恰是因为它实际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
本文按照35个大中城市2002—2016年平均房价高低，将35个大中城市划分为低房价区域、中等房价区域和高房价区域三个区域组，进一步考察不同区域地价、房价和物价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罗莎·卢森堡追溯历史、宣扬政党在政治上的优越性的目的是打击工会领导人追求平等权利的意图。不仅如此，她还论证工会之于政党之间的关系是部分之于整体的关系，即工会斗争应该在政党的政治领导下开展；工会之于政党是现在之于未来的关系，而德国社会民主党才代表着真正的革命方向。她说：“工会的斗争包含着工人阶级的当前利益，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则代表着工人阶级的未来利益……因此，工会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应当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4]200-201至于目前这种看似平等的关系，在卢森堡看来，只是暂时性的，一旦进入到真正的革命斗争时期，无论是分散的经济斗争，还是间接的、议会形式的政治斗争，都会立即消失。她将群众罢工看作综合的、导向革命方向的历史事件，在这样的历史总体面前，人为地区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且彼此互斥地从属于各自的领导机关的看法是僵死的、功能性的和非历史的，处理经济问题的工会只具有局部的、准备性的效用。工会也好，政党也罢，都只是群众的代理人。工会的“中立性”只是表象，只对于工会领导人来说有意义，对于工会组织的群众而言则并不存在。
三、争论的焦点及具体展开
1.俄国经验的适用性问题
为斗争制定口号，给斗争指出方向；在安排政治斗争的策略时，要使现有的和已经迸发、已经行动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在斗争的每一阶段和每一时刻都有用武之地，而且要在党的战斗阵地上表现出来；要使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在果断和锐利方面不但永不落后于实际力量对比的水平，而且还要跑在它的前面，这些才是群众罢工时期的“领导”的最重要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领导会自行变成技术性的领导。社会民主党所制定的坚定、果断和勇往直前的策略，会使群众产生稳妥感，产生自信心，产生战斗热情。[4]180
党内认为俄国经验不适用于德国的理由可以被归纳为以下几种：其一，俄国是专制主义社会，所以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才有如此紧密的联系，“连最简单的罢工在那里也成了政治上的犯罪，那么在这样的国家里，每一次经济斗争都必然会合乎逻辑地成为政治斗争”；[4]180其二，俄国无产阶级从未开展过日常的经济斗争，所以一旦专制制度开了一个口子，立刻就会采取迅猛直接的行动；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俄国革命的目标首先是推翻东方专制，因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差，缺乏政治生活的经验，所以才会采用野蛮的、疾风骤雨的方式，而德国工人运动的组织化程度更高。
罗莎·卢森堡对以上说法逐一驳斥：首先，俄国的经济斗争并不是从1905年1月才开始的，俄国无产阶级开展经济斗争已有数十年之久，所以，每一次经济斗争都自然而然地上升为政治斗争的说法是站不住的。其次，她将无产阶级拆解开来，指出在俄国斗争中表现最活跃、积极的许多大城市中，工人阶层并不比德国工人赚得少，文化水平也不差，进而试图打破德国工人阶级状况比俄国优越的迷思。她认为，在德国，矿工、纺织工人、家庭手工业者和农民，大量未被组织的无产阶级也和俄国一样广泛存在，不能将他们的“脚”穿进工会制作的日常斗争的“鞋”里，而在这些人中间，有着和俄国无产阶级一样开展自发性斗争的土壤。再次，她回顾整理了俄国罢工斗争中的各项目标：八小时工作日、在工厂建立工人委员会、废除计件工资、彻底执行星期日休息制，还有工人结社权等，所有这些都仍是德国工人尚待争取的成就，所以德国更加没有理由嘲笑俄国。综上，她得出结论：“工会领导人担心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会在激烈的政治斗争时期和群众罢工时期被轻易地搁置一旁和压制下去，这是出于一种对革命事物发展进程的完全不切实际的、死搬教条的设想。”[4]186在俄国，经济和政治斗争相互促进的这种机制，在德国完全有条件，也有必要推广。
罗莎·卢森堡当然看到了俄国情况的特殊性：俄国有“奇怪而又充满矛盾的历史形势”，“从表面的任务看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要主要依靠有阶级觉悟的现代无产阶级来完成，而且是在以资产阶级民主的没落为标志的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完成”。[4]192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俄国革命双重的历史任务：“在这种形式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中，资产阶级社会与专制制度的矛盾是受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制约的，无产阶级的斗争是以同样的力量同时针对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革命斗争的纲领是以同样的程度重视政治自由以及为无产阶级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和符合人的尊严的物质生活的。”[4]193而且，这种双重性尤其表现在群众罢工——“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促进”[4]193——的历史现象中。
一种巨大的优越感终于使我反应了过来，我轻轻地笑了一下，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我的轻蔑和不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古意的房间，再也没有了以往的兴致去欣赏古意那张被我激得看不清表情的脸。
今天的革命在解决专制主义俄国的特殊事务的同时也实现了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总的成果。与其说它是西方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一个后继者，不如说它是西方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系列的先驱。这个最落后的国家，正是由于不可饶恕地推迟了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却给德国及其他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指明了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的道路和方法。[4]195
这种由社会矛盾尖锐的东方落后国家率先革命，进而对西欧国家形成示范效应，并掀起世界革命浪潮的观点亦曾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的俄文版序言中被暗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5]251不仅如此，等待西欧响应和物质援助的想法，即使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成功爆发革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在俄国的革命者头脑中占据支配性。在这个世界历史被建构为普遍同质的、进步主义的空间内，一切过程中的矛盾和手段都因其最终导向的目的而被合法化。正如黑格尔曾借用过的席勒的话，“普遍历史是举行普遍审判的地方”。俄国的历史时刻要放在世界历史的法庭上被审判。因此，与其说罗莎·卢森堡讨论的是俄国群众罢工这一政治手段的普世性，毋宁说整个俄国的激进形势本身都被当作促进普世的资本主义世界矛盾的最终解决的手段了。
针对卢森堡试图推广俄国经验，考茨基则从两国更根本性的阶级关系出发，否认这种推广的效力：“考虑俄国事例的经验，这场第一次成功的群众罢工所开展的社会条件，在今天的普鲁士并不存在：一场不光彩的战争的失败、军队的涣散，所有阶级的民众对于政府满腔的愤恨和轻蔑，这场群众罢工扫荡并击落了这个蹒跚的政权，我们今天并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倡议这一榜样。”[6]36
卢森堡和考茨基在比较德国和俄国工人运动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截然不同：卢森堡抛弃国别这个概念，考察和比较两国在她筛选出的和工人运动有关的诸多要素的差别。她在1910年的论战时亦重复自己的观点，与其说俄国的这些罢工是低级的和不定型的，不如说“无论是在胆略、威力、阶级团结、韧性、物质成果方面，或者是在前进目标和组织成就方面，都是可以心安理得地和‘西欧的’任何工会运动比美的”。[4]260考茨基采用的方法则是对两国历史发展阶段、经济水平和阶级关系进行通盘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当考茨基说德国是欧洲最强有力的国家，俄国是软弱无能的国家时，他是从军事实力、经济发展水平等综合国力的对比中得出的结论；而卢森堡则仅从精神文化的角度上批判德意志帝国在对外政策上的盲从，是一个警察精神的国度，不可能是先进的，她对现实强烈的批判动机削弱了她立论的有效性。
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要求对单一经济体作出非常细致的考察，正如马克思写《资本论》是基于对英国经济和社会的通盘研究一样。但罗莎·卢森堡对于俄国革命的经验之于德国适用性的论证，并没有完全遵循该方法，或者说即便她非常清楚地了解这种差别，她的国际主义立场也限制了这种分析方法使用的程度，即她对于两国社会情况的差异没有引起足够程度的重视，这构成了她与考茨基的不同，后者在方法的使用中更加贯彻到底，更能看到在资本主义的欠发达地区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有其注定无法克服的局限。
在2015年，“网络空间安全”被增设为一级学科，网络空间安全从此作为一级学科开启它的专业发展之路，但由于当前阶段，已有专业的知识体系和信息安全技术自身的迅猛发展等主客观原因，导致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是否可以因为俄国和德国的工人运动都同时针对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剥削、都重视政治自由、都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就可以将俄国的经验看作“无产阶级斗争的一个普遍形式”呢？如何从俄国的特殊性推广到普遍性？在这里，罗莎·卢森堡欠缺了一个必要的论证环节，或者说她将其当作不证自明的前提：即她首先将资本主义看作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所取得的成果，相应地，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展开阶级斗争的。从法国大革命、三月革命到俄国革命，被她看作是连续发展的链条，她认为这一革命精神的迁徙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纪的兴衰”，正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之于世界历史一样，群众罢工作为有效推动世界革命发展的手段也共享了这种普世性。她说：
2.对“革命”概念的界定问题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使用马克思意义上的“革命”这一概念时，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思：其一，“革命”在理论层面指涉的是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7]33“革命”在这里意味着和之前的所有制关系的彻底决裂。其二，“革命”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指的是体现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中的政治目标和政治立场，即推翻现存秩序，实现政治革命。其三，“革命”在历史过程层面表现为一个相对较长的阶段和时期，而非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当罗莎·卢森堡谈及“群众罢工”的时候，也同时涵盖了这三个层面的意思：其一，群众罢工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底色，即这不是一个仅靠人为策划和组织就能随意发动或避免的事件，而是由愈加紧张的阶级对立所决定和导致的工人群众的自发运动；第二，在手段与目标的关系意义上，群众罢工并非仅为了实现当前阶段对工人经济利益的改善，它最终指向的是政治“革命”这一目标的实现，有着强烈的现实性指向；第三，在历时性的意义上，群众罢工不是一个毕其功于一役的暴乱时刻或流血事件，而是一个在斗争中自我丰富、自我拓展、不断激进化的历史过程。
可以说在一战以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议题能像群众罢工一样，如此清晰地照亮工人运动中存在的悖论和问题。有关群众罢工的争论，牵涉的问题是复杂的，包括党和工会的关系、运动的领导权问题、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解等。层出不穷的事件不断为争论提供新的素材，也为争论本身增加诸多不确定性。争论不是在模糊和抽象的原则层面展开，而是在具体的策略行为中进行。如果说在理论的争论中尚有妥协的可能，那么，有关具体策略的辩论则关系到权力与利益的殊死争斗。
我们对于这场社会战争的决战毫无所知，我们也就无从谈起这场决战是不是流血的：是武力将在决战中起巨大的作用，还是只有借助于经济的、立法的和道义的强制才能决定胜负？但是有一切理由设想……后一种手段将比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所用的实力即武力更为优越。[8]234
德国的统治阶级不会允许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无限度增长，不会允许德国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在大众政治已经成为了事实的潮流时，反动的统治必将难以为继。考茨基甚至预言政治动荡的到来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取得政权的愿景。然而，他却没有提及采取立即的行动或者是进行策略上的转换。“革命”更多地停留在理论表述和意识形态的层面。
该研究选择该院2017年1月—2018年8月期间手术治疗的88例老年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手术管理，研究组同时给予有效麻醉管理，结果表明，两组患者麻醉平稳，顺利完成手术，对照组患者术后有麻醉延迟现象，研究组正常麻醉苏醒；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18.18%）显著高于研究组（P＜0.01），两组患者术前血糖检测值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术中和术后血糖检测值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围术期血酮体阳性率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在最后公开论战中，考茨基期待1911年的国会选举为政党带来全新的局面，并推托说，等到那时采取群众罢工或许才是必要的和适宜的；罗莎·卢森堡则尖锐地指出，即便待到那时，疲劳策略的所有弊端仍然存在，现在不去实现的将永远不可能实现。疲劳战略究其本质不过是一块“廉价遮羞布”，其“唯一的真实内容是向人推荐帝国国会选举”，是“唯议会主义”。[4]266
1905年的俄国革命的突出特点是由个别的工人罢工不断升级为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从最初的1898年彼得堡和1902年的高加索罢工开始，进而在顿河罗斯托夫罢工中第一次争得了言论和集会自由，紧接着南俄声势浩大的总罢工建立了为时数周的革命工人共和国。1904年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后，又由于日俄战争和经济危机的紧张形势而在年底爆发了巴库的总罢工，最后，1905年初的彼得堡惨案终于掀起了革命的高潮。从性质上看，最初的经济性的工资斗争很快升级为政治示威；从形式上看，最初在工会领导下四分五裂的运动，因为随后有了政治领导而形成了统一的阶级行动；从范围上看，从最初局限于城市开始的罢工活动，逐渐扩展到了整个俄国，将不同行业的无产阶级都卷入进来。罗莎·卢森堡概括道：群众罢工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自我丰富和自我嬗变的历史过程，“它是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的一整个阶级斗争时期的标志和集合名词”。[4]172
3.群众罢工与疲劳战略的可替代性问题
工会和政党在罗莎·卢森堡的理论中只是作为概念的存在，处理二者关系时，将其概念化为行使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职能的机构部门。事实上，工会和政党不仅仅是两个单位的名称，它们的组织内部都是由活生生的“人”构成的，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工会已经发展为组织完善、财政独立、机构健全的行政网络，领导人更是在与工人打交道过程中形成了稳定、持续的交易机制，这些人的利益和诉求是没有办法仅仅通过口头的宣传就被绕开的，这就是为什么她将群众罢工这种非组织性的、多变灵活的、在运动过程中不断扩展自己且能迸发无限可能性的斗争方式，放在政党、工会这些已经被日常程序和机构人员固化了的利益团体的对立面，将前者作为重塑后者的革新力量。
工会和政党利益的无法绕开，鲜明地体现在考茨基的《取得政权的道路：关于长入革命的政治深思》这本书里。这本书出版后，党的执委会拒绝继续加印，其理由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选举溃败之时重提革命过于激进，这就说明了现实中改良的政治趋向。工会领导人则在机关刊物《工会通讯》上称：此书“漠视工会已经发展成为在经济生活中起显著作用的强大组织这一事实”。[10]13对此，考茨基回应说：此书“不是缩小工会的作用和向工会会员散布悲观情绪，而是提醒他们注意他们在纯工会斗争之外所承担的新任务，从而提高工会的作用……这是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所力求完成的任务之一”。[10]26最后，在党内领导人以及工会的多方压力下，考茨基只能发表一篇声明称本书仅代表个人观点，并不代表党，此书才得以继续出版。
以考茨基在党内的位置，他的著作一直以来都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方声音，这本小册子的初衷也是要重新确立其理论在工人运动中的位置，使党在革命立场和改良策略之间协调一致，维护党内统一。然而，他的声明却消解了它的政治意义。如果说，之前党内的宣传机关还主要被正统派和激进派掌控的话，那么考茨基为了维持党组织统一所作的这次“投降”则清楚地表明，改良派和党内的保守势力已经在事实上左右着政党应该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高职院校要可持续发展，不打造出优质品牌是行不通的。高职院校生源主要来源于本省，在全国生源数量普遍滑坡的情况下，高职院校的招生情况已经不容乐观。高职院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建设工程等项目建设，品牌效益已初步形成。从高职院校的发展过程来看，十年里呈现出规模式的发展速度。品牌内涵的提升在师资力量、办学条件等各方面表现出来。
俄国经验替代疲劳战略问题，卢森堡和考茨基的争论显示出了二者全然不同的视野和立场：前者更关切实现革命的可能性，后者更加关注革命如何实现的可行性；前者意在越出既定的议会和经济斗争的发展轨道，不断使当前的形势激进化，后者则是在看到这种发展轨道的路径依赖和激进策略的不切实际时，强调革命时机未到的情况下过于激进可能带来的风险；前者将革命当作一个确定性的存在（无论缘于为革命爆发所作的科学论证，还是单纯出自对群众自发性的信仰），并认为只有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进行政治性的群众罢工，才能无限接近它并最终促成它的来到；而后者则说革命的到来是不可确知的，“革命”更多地是一种表明政治纲领和理论信仰的话语，之所以从未放弃革命之为最后决战的远景而将其无限期延后，只是为了解脱政党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悖谬，用更长的时间换取政治上更多的活动范围（latitude）和可能。
四、回声及评价
1905年至1906年间，卡尔·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的思想曾经一致，都积极肯定过俄国革命的光辉经验。但是随着党内改良派渐成趋势，作为党内领袖的倍倍尔、考茨基需要更多考虑政治上的种种约束条件，为了平息内部的争议，维持对外的统一形象，不得不抑制左派的声音。考茨基在之后的自传《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中也承认：“我对它（俄国革命）的强烈和持续程度估计过高，因而也对于它对西方所能产生的影响估计过高。”[11]24
1909到1910年，改良派企图与自由党组成选举联盟，期待获得更大力量，由于统治阶级的选举制度改革使形势急转直下，直接导致了激进主义的泛起和激进派的崛起。[12]184罗莎·卢森堡本想从1910年普鲁士的选举权运动中重新推广群众罢工这一武器，为反对德意志帝国日益野蛮的军国主义倾向，将政治性群众罢工的目标提升到“建立共和国”的高度。这一激进做法，不可避免地和考茨基以组织利益为最高原则的想法发生激烈冲突。此后，左派从思想到组织日渐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分离出来，并在整个一战期间持续与党内的右派和中派进行斗争。
哦。王树林想起来了。那天半夜，酒后的辛娜呈现出一种久违的主动，这让王树林颇有微词。他们为此别扭了好些天。此刻，辛娜再提此事，让王树林有些意外。不过，他记得当时自己掩饰得不错，并没有显得过分在意的样子，而是一副专注菜品滋味的神情。但他的耳朵一直竖在辛娜的嘴边。
考茨基和卢森堡的很多预言也都成为了现实：1914年爆发世界大战，威廉二世被迫退位，1917年底俄国革命激荡了整个欧洲，直接影响到1918年德国爆发革命。德国社会民主党切实地走在了“取得政权的道路”上，但是取得政权的既不是中派（后成立为独立社会民主党），也不是左派（后成立为德国共产党），而是他们曾经着力批判的改良派和工会主义者们。以普鲁士军官团为核心的德国统治阶级和右派达成妥协，将政权形式上移交给艾伯特和谢德曼政府，并镇压叛乱，恢复国内秩序，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也因而在他们共同的密谋中惨遭杀害。
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曾称罗莎·卢森堡是“从1900年到1914年……俄罗斯、西方唯一按照新方向思索的社会主义者”。[13]卢森堡的确更早地认清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保守的本质，更清醒地意识到必须同改良主义的一系列做法彻底决裂。除却罗莎·卢森堡非凡的分析能力之外，她的先见之明更得益于她所处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位置。她既以少数激进派的身份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工作，又为波兰-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SDKPiL）的解放运动撰写文章；既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俄国问题专家，又是崩得（Bund）和波兰-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的代表。因此，这使得她：一是能够比一般人更加敏感地捕捉到西欧与俄国两种斗争策略和形势的变化，进而率先从俄国经验中抽象出群众罢工这一斗争工具，整合为对“久经考验策略”的系统性批判。二是看到了运动作为手段的组织扩展逐步异化为运动的目的，进而与运动的初衷相背离。三是清醒地认识到，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在组织上的强大非但不会成为革命胜利的保证，反而极有可能成为反革命的帮凶；被组织和驯化的工人阶级，会日益丧失革命的阶级意识，退化为对现存秩序的拥趸。四是明确指出，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全新类型的政治策略，以及能够使这种策略成为可能的组织关系，那就是在尊重群众自我组织的基础上，辅佐以先锋党的领导。
罗莎·卢森堡很早就看清了先锋党存在的迫切意义，即党能够比群众更具前瞻性地认识到他们身上所蕴藏的广阔的政治前景，能指导和推动其政治化，并在关键时刻使之进入到历史舞台的中心；然而与此同时，同样需要提防的是这样的一种组织自身又变成一个新的利维坦，在革命胜利之时反噬革命的果实。当后来者谴责罗莎·卢森堡为“自发论者”，批判她因没能将斯巴达克同盟组织为强力的革命家集团，只盲目信仰群众自发性，而因此需为1918年德国革命的失败负责时，他们不知道的是，罗莎·卢森堡正是因为要永远站在既定的组织和僵化的组织利益的对立面，才将群众自发性确立在一个制高的位置上。
德国革命的失败并不应简单地归因于某个个人或政党，它作为一场运动、一次革命、一个阶级的历史性失败恰恰深埋于罗莎·卢森堡在政治上给予无限希冀的工人群众的日常生活。随着合法的改良斗争日渐走向成熟，当工人的经济生活和政治境遇获得了改善，有了更多的社会上升的空间和其他的选项时，革命的阶级意识并不会自然而然出现在他们的头脑之中。
在本次数值计算过程中，首先在求解器将定常流动改为非定常流动，开启组分运输模型，将第三相(NaCl)作为运输相，采用体积混合法对物质扩散进行求解。在Surfice Monitor中选取之前设置的三个坐标点作为浓度监测点。在Region中定于半径为15 mm的加料点。设置浓度计算残差收敛值为10-5，同时设置好时间步数，步长不易设置过大否则会影响整个混合过程的把握程度，太小又会增加迭代时间，这里选用0.05 s，每个时间步长内最大迭代步数为20。
在马克思的时代下，用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时代所作的经济分析，导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而在罗莎·卢森堡的时代，方法和结论之间则出现了断裂，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产生的合法改良斗争，并不必然导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这也是马克思革命学说在具体的实践和运用中遭遇的挑战。罗莎·卢森堡给自己的任务则是要创造性地维持方法和结论在当前政党政治工作中的一致性① 第二国际开启了马克思学说被“主义化”的时代。理论家们援引导师的词句来证实自己、证伪对手成为著述和论战中的普遍做法，对导师著作的解释权本身即是一种政治权威。在争论中，是否与马克思相一致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否与“正确”站在一起。层出不穷的新现象与旧理论相互摩擦，这种“一致性”可以并且需要被创制。但是，貌似的一致却有各种不同的层次：有的仅在“语词”上保持一致；有的是在“政治目标”上一致；有的则是“思想方法”上的一致。作为党内主张革命的理论家，罗莎·卢森堡致力于使用经典理论对当下现实进行融贯的解释，与此同时还要维持理论的内在一致性（coherence）——使用马克思的“话语”，用马克思看问题的“方法”，仍维系马克思时代的“结论”，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目标”——有关群众罢工问题的阐述就是罗莎·卢森堡在她的时代下，仍试图维持马克思学说在以上诸多意义上保持一致的表现。 ——启用群众罢工的策略，促成政治革命的到来，解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
在俄国革命及以后的漫长时间里，罗莎·卢森堡对群众中蕴藏着伟大力量的这一判断，在20世纪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中一再被证实：1917年的俄国、1918--1923年的德国、1920年的意大利、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法国……然而，她所主张的“政治性的群众罢工”始终彷徨于东西方的政治氛围之中。欧洲工人运动在不断分裂中屡屡遭到现实的挑战。这种挑战直到今天依然困扰着欧洲的左派们：资本主义的精英们以减少投资来回应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进而引发经济与社会危机，促使资本家和工人逐渐转向保守的右翼势力，而获得胜利的右翼只会更加使阶级斗争尖锐化。在这种矛盾的作用下，左派陷入了注定两难的局面：要么统治政治领域，却无法重建经济；要么将政治权力拱手让给右派。如今，德国革命的失败正逢百年，如何打破这两种占据左派头脑的话语，而在罗莎·卢森堡的意义上既保持群众自始至终的自我组织，又充分发挥先锋党的政治领导作用？这将为今天的左翼在改变社会的每一次努力中，提供一个思考和实践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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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volutionary Reconstruction of Rosa Luxemburg’s Views on Mass Movement: Also on Her Dispute with Karl Kautsky
MA Jiaho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Royal Netherlands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Amsterdam, 1115AZ Netherlands )
Abstract: Before World War I, the main dispute between the radicals and the centrists within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PD) was whether or not mass strike should be taken as the means of political class struggle.The radicals, represented by Rosa Luxemburg, were against electoral strategies and instead introduced Russian experiences to Germany in order to radicalize the situation.On the other hand, the centrists, represented by Karl Kautsky, supported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and continuing the strategy of parliamentary struggle, which was the SPD’s widely acknowledged and long-tested strategy.Inspired by Russian and Polish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for the fi rst time Luxemburg systematically expressed her opinions on mass strike strategy and the necessity that this strategy should replace the parliamentary strategy in a 1906 brochure named Mass Strike, Party and Trade Unions .Luxemburg’s explanation of the mass strike was at the core of her theory of revolution, which was a creative inheritance and application of Marx’s revolutionary doctrine.Her views on mass strike were continually represented by this text until 1910, when the SPD’s internal debate became public.By analyzing this representative text, we can understand Luxemburg’s mode of thinking, the reasons why the leftists broke from the centrists, and the challenges and crisis that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faced in practice and reality.
Key Words: Rosa Luxemburg; mass strike; SPD; Karl Kautsky;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中图分类号： D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955(2019)01-0065-11
收稿日期： 2018-12-08
作者简介： 马嘉鸿，女，黑龙江哈尔滨人，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H）博士后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思想史、国际工人运动史及批判理论。
[责任编辑 郭彦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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