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与“骂”：透视日常权力变迁的两个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透视论文,权力论文,日常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11)11-0031-08
日常生活世界是马克思恩格斯考察研究社会历史生活的基础性领域，由此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日常生活向度。在马克思看来，日常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微观基础，是现实的个人从事一切活动的发源地，是非日常生活领域赖以发生、存在、展开的历史性前提，从而构成“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1](P78)的本体论基石。相对于经济生产、阶级、国家、社会、科学文化等非日常生活领域，日常生活是一个以“个人”为主体、家庭为单位、个人生存与发展为价值目标的个体生存活动领域。其实，日常生活世界，也是一个权力结构。日常生活世界的变迁与转型，本质上就是日常生活权力格局的瓦解、整合与重构。通过这一过程，现实的个人之生存、生理、心理、情感、理性认知、社会认同、精神超越与终极关怀等多维度需要不断得以生成、实现与发展。进而，在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张力结构中，个人的主体独立性、价值创造性、权利与尊严，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得以历史的生成与敞开。其中，基于劳动交往基础上的衣、食、住、行、用及其生产、交往、分配、消费模式等经济权力构成日常生活的物质活动关系，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心理、主体意识、思维方式、生存信仰、生活观念、道德价值观、人生观以及风俗习惯等构成日常生活的文化系统。日常生活的精神文化现象从根本上依赖同时反映着日常生活的物质活动并给之于能动复杂的影响与制约作用。在社会日常生活转型时期，日常生活方式的结构性变迁必然投射到日常生活主体心理之中并产生相应的价值判断与文化评价，从而生成日常生活转型时期独特而复杂的文化现象。因此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典型文化现象，是透视日常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变迁的特殊镜像，是历史地考察日常生活主体之价值诉求、精神状况乃至其对整个社会生活变化合法性认同的现象学视角。
改革开放开辟了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从一个层面表征日常大众心理的“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作为独特而持续的社会现象涵存着复杂的价值判断意趣。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主体生活结构、权力格局、日常生活模式、日常交往行为、日常思维方式、道德价值观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必然要折射到日常生活个体的心理结构之中并由此凸显出来。“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本质上反映了日常生活大众对日常生活变迁的焦虑、迷茫、价值诉求和精神文化回应。这同时也是研究社会生活变迁、日常大众的精神文化状况、民间价值立场、社会政治文明与民主发育程度的新空间。依此，我们就会以历史与伦理的视角瞥见当代中国权力结构转型与政治文明建构的历史逻辑与文化特质。
通过日常生活主体之文化舆论折射出的对生活世界变迁的价值评价，具有重大的社会功能。它表征着民心之向背与权力集团执掌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历代社会权力集团特别是统治集团莫不高度重视之。考察、评价社会权力结构变迁，有多种视角和尺度。每一尺度内涵的价值取向、评价依据及其与历史进步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其中，较为主要的有历史尺度和伦理尺度。历史尺度，是把是否推进历史进步与社会总体发展作为评价社会变迁的依据。伦理尺度，是把某种道德价值理想作为评价社会变迁的依据。唯物史观语境下的历史尺度，是以社会文明程度作为评价社会事变的标准，其立足点是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累积的质量、规模、速度。用当代中国的政治话语表述，就是把社会生产力是否发展、综合国力是否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作为评价社会变迁的基本尺度。伦理尺度则是基于一定道德理念、着眼于社会公平与差别、善与恶的关系及其变化来考察社会的变迁与演进。尽管两种尺度相互关联，具有某种程度的交叠，但这终究是两种侧重点相异、性质不同的评价尺度。立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因这一历史逻辑，从根本上说，历史尺度乃是评价社会结构性变化最为重要的尺度。因而它决定着伦理尺度，更具有终极的权威性。如果说，伦理尺度是评价社会事变的文化尺度，伦理评价是评价社会现象的文化评价，那么，作为具有物质本体意义的历史尺度与历史评价就是尺度的尺度和评价的评价。也就是说，伦理尺度的运用、伦理评价的结果，其合理性、合法性都还要接受历史尺度的检验与最终裁决。就社会意识与精神现象本身的特质而言，伦理评价尺度所包含的内容较之历史尺度要复杂丰富的多。就这两种尺度评价社会的运用及其表现方式来说，也是形态各异的。有非日常生活领域国家权威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也有非官方的专家、学者、专门研究机构的评价。而另一个评价类型和样态，则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世界的民间意识形态之中的日常话语系统。它通常表现为日常生活个体的日常言语之中，而其表达的则是民众对社会生活变迁的直接心态、基本态度和评判。
就不同评价尺度评价社会历史变化的结果及其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实际影响而言，尽管上述两种评价尺度存在着某种联系，但其得出的结论往往迥异其趣，甚至南辕北辙。就评价结论通过民众心理与实践行为对改革开放进程的客观影响来说，以何种尺度评价生活世界变迁，问题至关重要。它直接影响着改革的进程乃至命运。如果以历史尺度而观之，则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社会合法性及其总体进步性显然是毋庸置疑的。依此尺度，即使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乃至失误，人们也会给予客观上的理解，清醒的同情，善意的批评和建设性的对策。若以进步的伦理尺度评价之，将会得出与历史尺度基本一致的结论。若用保守的伦理尺度而观之，则会对改革中的问题，给出情绪化的夸大、偏执的成见，甚至倒本为末、因噎废食。例如，如果以“不患贫只患不均”、“为富不仁”、“穷则革命富则修”、“要斗私批修”等为视角，则会发出今不如昔、世风日下、道德滑坡的感慨，则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今日的社会变革是对传统道德理想的背叛，则会迸发“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式的愤怒。应该说，就“骂娘”的复杂性而言，它呈现的亦非全是保守的道德价值观，其中还包蕴着进步的伦理观念。
历史尺度的精髓是历史辩证法。依此透视“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一典型的日常文化现象，就会发现其内蕴的社会的进步性质以及日常大众立足不同的价值立场对日常生活世界变迁的多样化反应与价值判断。辩证地看，“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内涵着历史尺度与伦理尺度的逻辑张力，并表征着以改革为驱动力的中国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进步。“端起饭碗吃肉”是历史尺度，“放下筷子骂娘”是伦理尺度。显然，作为历史尺度，“端起饭碗吃肉”所传达的中国社会转型与日常生活变迁的历史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它通过“端起饭碗吃肉”传达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准的提高，社会在改革中进步了。不过，这里的历史评价及其结论并非直接的言说，而是以日常生活世界主体的生活语言现象呈现的历史自白，可谓不言之言。正所谓：“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P180)
就社会结构的内在关联与互动而言，“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又表明，它是基于社会物质文明基础上的文化多样性的映现。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多样性的有无及其生成发育程度是考据一个社会政治开明程度或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参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进化论根据就在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推进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与此相适应的是形成了多种思想文化共生、争鸣、碰撞、融合的多样态文化格局。其中较为主要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市场经济的建构进程中形成的主体独立意识、竞争效率意识、民主法制理念、开放交往理念、批判反思精神、开拓创新精神；由市场自身弱点和外来文化的渗透而生成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改革前对社会主义僵化的理解和扭曲的认识，及其相应的价值观念；传统文化中落后的官本位意识，平均主义价值观，重农轻商思想，保守封闭、不思进取、拒斥新生事物的精神状态，落后腐朽的封建文化、封建迷信等多样态思想文化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文化对转型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日常生活交往、人们精神世界的渗透、剖析、批评以及否定就是“骂娘”，这些思想文化之间的辩论、交锋、百家争鸣，也是“骂娘”。
应该说，思想文化多样性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日常生活个体的主体性得以呈现、个性藉以张扬和社会文明进步的表征。多样化思想的碰撞、整合，可以不断生发出新的文化元点，为满足人们多样化精神需求提供丰富的思想养料。一个开放、文明的社会，其文化生态既非是“我花开后百花煞”式的一枝独秀，也不是各种文化的等量齐观和鱼龙混杂，而是以先进文化为主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际上，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思想文化多样性不存在根本对立，而是辩证的统一。没有思想文化的多样性，指导思想一元化就会因丧失其客体而蜕化为空壳，并将造成社会精神生活的“万马齐喑”，最终导致文化专制主义。反之，离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文化的多样性也不可能得到逻辑的改造与理论上的升华，其生态环境或者维持现状或者逐渐恶化，甚至会误入歧途而为消极落后的文化所同化。
“放下筷子骂娘”作为社会转型期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个体中的心理文化现象，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存在论根据。长期以来，时常有论者基于不同立场，通过各种研究视角，对于“放下筷子骂娘”这一政治文化现象持以贬损的态度。而立足历史哲学、文化现象学等层面进行系统而深刻地研究分析的肯定性结论，至今姗姗来迟。其实，立足生活世界的复杂结构及其辩证法实质，我们就会透过这一民间的政治文化现象本身，发现“骂娘”是日常生活世界精神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常态性维度，这种现象自有其存在的内在依据与历史必然性。
首先，“骂”作为表征历史主体多样化价值诉求的社会现象有其深厚的价值论逻辑。即使是被一定社会形态下社会大众反感与厌恶的“骂”也依然具有其现象学根据。因为，生活世界的主体从现实性上看，是通过由社会分工决定的多样化社会利益集团或社会群体为生存活动方式的。由此决定了其价值观的复杂多样性。而且，作为约定俗成的价值观、伦理观念、道德理想一旦形成，就具有了某种相对的稳定性，这是社会意识的一个重要特点。在社会变革时期，由从前的社会存在决定的伦理价值观与新的社会变化总是存在着历史性反差。而“每一种新的历史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的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尊崇的秩序的叛逆”[3](P237)。特别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旧的道德价值观尚未完全崩解，新的价值观或未及生成或未被广泛接受，这样，若以过去的道德价值观为视角看待转型时期的社会变化，就会“顿觉昨是而今非”。问题还在于，任何性质的社会转型，无论其进步还是倒退，都不是线形而是复杂多维的历史运动，都会契合或破坏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与日常生活个体的既得利益或预期的价值诉求，都会以复杂而程度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失误为代价。同时，每一个人又有其自己既有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尺度，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对同一历史时期的同一社会变革，人们的价值取态、评价尺度及其结论常常是众说不一、歧见纷呈的。这表明，无论“骂娘”的内容是什么，“骂”得对与不对，它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规律性现象。
其次，就历史主体性而言，“骂”之所以是一种规律性社会现象，还在于它是生活世界现实的个体通过其文化心理感应和“敲打”历史客体的特殊方式。言为心声，不平则鸣。“骂”是日常生活主体在生活世界变迁过程中对其生存境遇、生活感受、生命体验和心理感受的话语显现。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类历史本质上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活动史。而日常生活的个体则是构成人民群众的现实主体。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通过日常生活个体的日常生活实践表现出来的。由日常生活个体构成的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体，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在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群体的矛盾互动过程及其内在张力关系中展开的。在这个复杂的历史漩涡中，日常生活大众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他们作为“剧作者”创造历史的主体性、主动性和自由度，就存在于其追求自己目的的日常生活实践与满足其目的的主客体条件之矛盾过程中，存在于其作为历史和日常生活之“剧中人”而行动、奔突于其艰难、沉重、疲惫的生活路途之中。这是一条并非全是诗情画意而是伴随甚至贯穿着如牛负重、风雨苦辛的崎岖路途。“骂娘”实际上是这一路途在日常生活主体精神文化层面的再现与反映；是日常生活个体在繁重劳作、生活重压、痛苦境遇下呜咽与价值诉求；是包蕴着日常生活主体之生活的艰苦与快乐、理想与现实、生活困境与出路、生活勇气与忧思悲恐的日常文化形态。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并感触到由现实的个体构成的日常生活大众作为历史“剧作者”在社会变革时期创造历史的伟大与粗犷，也可以感受到日常生活个体作为历史“剧中人”与命运抗争的痛苦与悲壮；可以体察他们生活的沉重，他们乐生的欲求和希冀，又可以听到他们心底深处喜、怒、哀、怨的文化回声。在马克思历史哲学语境下，日常生活大众可以是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同时也可以是巨大的社会破坏力。作为后者，其“骂”声的规模大小、力度强弱则是预示着其破坏力的强弱的一面镜子。因此，历史与现实中的任何明智的权力统治集团都不敢无视和轻视作为民众特殊存在方式的“骂”。相反，他们总是把“骂”作为接触民众、感受民众、了解民众的独特路径和制定政策的重要根据。而愚蠢昏庸的执政集团，则掩耳盗铃，惧怕、憎恶民众的“骂”，总是采取专制、野蛮的手段堵塞人民言路，企图将民众的“骂”声消灭于刀剑血刃之中。结果，其权力的宫殿却在雷霆般的“骂”声中风雨飘摇，直至坍塌。
再次，历史地看，“骂”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本质上是以日常话语现象表现出来的生活世界不同利益集团以及日常生活个体之间不同意识形态的碰撞与冲突。意识形态是主体价值诉求的观念形态。综观历史，不绝于耳的骂声，之所以成为历史变迁的社会表象而与历史随形不离，就在于它是表达不同历史主体对社会变迁的价值诉求、政治态度的表现为日常话语意识形态。社会变革、历史变迁本质上是历史主体物质文化利益格局的拆解、整合与重构。这必然要反映到不同历史主体的意识形态中来，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就是日常生活世界中的“骂”。因此，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变革无不伴随和沐浴着种种谴责、漫骂的冲刷与洗礼。东周崩溃，列国并立，孔子周游列国，指责“礼崩乐坏”，宣扬“克己复礼”，就是在骂；秦始皇“焚书坑儒”遭人唾骂；刘邦建立汉朝也有人骂，“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反对刘邦，就曾骂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王莽“新政”招致骂名；王安石改革，颁布“青苗法”，更是引来朝野一片骂声。历史人物不仅是“骂”的主体，同时也是被骂的对象。历史人物不仅以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而与对手互骂，即使在同一利益集团的“自己人”之间，如果实际利益相左或是价值理念、思想观点相异也经常会出现互骂的现象。蒋介石骂毛泽东、朱德为“共匪”，又被对手回之以“蒋匪”。不仅一定社会形态下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人为了阶级利益、集团利益而互相谴责，以多样化形式进行历史的、道德的乃至人身的攻击与责骂，而且同一阶级、同一利益集团内部的成员、骨干、轴心人物也时常相互责骂。至于改革进程出现的“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不过是以当代史的形式证明了：历史在“吃”和“骂”中不断的获得进步。
最后，就当下中国现实来看，“骂”的内容、性质纷繁庞杂、良莠并在，不加分析地肯定与否定都不可取。就改革中出现的“放下筷子骂娘”而言，其内容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既有理性的剖析与针砭，例如，对存在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历史传统，社会生活，民族性格，主体人格，价值观念等其中反文明、反现代性的理性批判；也有非理性逆反心理的发泄，例如，对多种所有制经济、多种分配模式、社会新阶层的形成、多种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等的不解、不满与责骂。有基于道义的愤怒和谴责，如对官场上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裙带关系、权钱交易、“寻租”现象，交换领域中的假、冒、伪、劣与偷漏税行为，精神生活中粗制滥造、低级庸俗的文化产品以及腐朽文化的沉渣泛起等的愤恿与抨击；也有解构崇高的戏谑与亵渎，例如，对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助人为乐、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精神等的调侃和嘲讽。有规范的学术性、文本式的“雅骂”，如学者、思想家的著作与文章，诗人、小说家的文学作品，艺术家的影视、戏曲以及相声、小品等；也有诉诸生活话语的“俗骂”来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哀怨自己的生不逢时，斥责社会收入差距的拉大，怒骂社会丑恶现象蔓延。如此等等。
可见，“骂”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作为现代社会言论自由的象征，是民主社会的重要内容。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开明的、自信的执政集团没有权力也没有必要禁止“骂”，哪怕是错误的“骂”。针对资产阶级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指出，把思想方式置于法律追究的范围之内，是专制主义检查制度的特征。如果说，马克思的指责意味着资产阶级的书报检查制度不应该是专制主义的，而禁锢出版自由是有悖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话；那么，作为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更不应该堵塞人民的言路。恩格斯晚年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阻挠言论自由的行为，曾愤怒地谴责说，难道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是为了在自己的队伍中取消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吗？密尔在其《论自由》一书论道，政府无权禁止人民发表不同意见，最好的政府并不比最坏的政府有此权力。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如此。因为，如果“骂”是对的，政府就获得了以真理换取错误的机会，如果“骂”是错的，政府就获得了以错误反证真理、使真理深入人心的机会。同样，一个政府，如果允许民众自由言说，那它未必就是人民的政府，但它至少不是一个专制政府；如果不允许民众自由言说，那它肯定不是人民的政府，而绝对是一个专制政府。
“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作为日常生活世界变迁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更是考察、探究社会历史发展内在逻辑的独特角度，它从日常生活个体话语层面，为我们研究包括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在内的整个生活世界的历史转型、经济政治文化规则变迁，主体生存权利的价值实现等一个崭新的文化现象学视界。
第一，“骂娘”表征了日常生活主体自由空间的拓展与言论自由之回归。历史地看，无论是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我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以至于社会主义革命，言论自由乃是其共同和首要的价值追求，尽管其阶级性不同。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其遗嘱中说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毋庸置疑，自由平等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后，虽然我国人民的民主自由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至今还存在着物质、文化、主体综合素质等方面的诸多问题，但从根本上看，应该说人民大众的民主自由权利，包括经济劳动自由，政治参与自由，享受教育的权力与自由，从事文化艺术活动等方面的自由权利毕竟得到了根本性改观和历史性进步。特别是言论自由的发展变化更是今非昔比。但经过“反右”扩大化的风吹雨打，特别是在10年“文革”期间，公民言论自由就可谓是“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冲决了10年“文革”形成的思想僵化、言论禁锢的罗网，言论自由的权力以扩大了的崭新方式回归日常生活世界，回到日常大众手中。“放下筷子骂娘”，不仅表明了社会民主政治的进步，而且成了中国民众言论自由权回归的一个显著佐证。这意味着即使我不同意你“骂”的方式和内容，但我也必须归还你“骂”的权力与自由。它标志着日常生活大众在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变迁的进程中走出了“因言获罪”的漫漫长夜。
第二，“骂”表明了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化进程的历史发展。奇特而不为人注意的是，这个伟大的历史变化讯息是由“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一日常文化现象传达的。言论活动作为人特有存在方式，是由人不同于动物的复杂的生存方式决定的。作为言论表达方式的一种，“骂”是日常生活主体的一种话语权力。但在前现代社会的文化专制时代，说话的权力，尤其是评价、批评、责骂公共政治生活、制度安排的话语权不在民间或者说是不向日常生活民众开放的。这方面的话语权被权力集团幽禁在统治阶级的一个特定范围内。言论与话语权利由政治特权决定并且是特权的象征。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一切交往过程中，谁有权，谁说话；反之，谁说话，也就意味着谁有权。前现代社会作为专制时代，也是一个“神”说话或者说“神话”的时代。言论自由被奉为“神”的统治者所垄断。统治者的话是金科玉律，民众如患“失语症”的“哑子”，不能说自己想说而不利于权力集团的话。日常生活大众没有自由说话的权利，只有“听话”的义务。“社会”不仅不允许民众说话，而且不许民众思想，并要求民众理解、执行统治者的思想。言路堵塞加之信息不对称，民众由不敢说，不能说，到思想麻木、僵化，到不会说，以至于无话可说。“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巨大表义价值在于，它标志着改革把民众从“听话”的时代推进到“说话”的时代，从“神”说话的时代推进到“人”说话的时代，从说“官”话的时代推进到说“民”话的时代，从说“别人的话”的时代推进到说“自己的话”的时代。“骂娘”这个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现象，折射出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在改革开放中的巨大进步。
第三，“骂”是执政党“以人为本”、“以民为主”的执政价值立场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凸显。是否允许，在何种程度与范围上允许日常生活主体“骂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折射出一个执政党与民众关系上的价值取向。改革开放进程中，在社会生产力与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放下筷子骂娘”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出现与普遍存在这一事实，从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性质，表明了民众是权力的所有者，执政党是受人民委托的人民权力的管理者。这是几千年来官民地位与关系的框架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官为父母民为子”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即使在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时期，这种传统意识形态依然在上层建筑中顽固地发挥着不可思议的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宗法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度，既然掌权者如同父母，做子民的也只有听话的份儿了。特别是在宗法伦理威权的政治时代，老百姓莫说“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即使端起饭碗“喝汤”也不敢骂娘。否则，就可能被视为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即使在前改革时代的“文革”时期，日常生活世界的个体也随时有可能因言获罪，而被划为“牛鬼蛇神”之一群。虽然这是特定时期出现的国家权力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实践中的异化。这种异化颠倒了执政党与人民在权力问题上的本质关系，以至于在理论上民众是政权的主人，官僚集团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在实践中则以相反的形式呈现出来：官僚集团成员由公仆变为主人，人民则由主人变成了奴仆。这种反常的政治关系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得以拨乱反正。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是执政价值思维转换的一个标志。随之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日常生活民众通过不同的方式“端起饭碗吃肉”，在民主政治发展、言论自由改善的基础上“放下筷子骂娘”。此后，日常生活民众逐渐地“登堂入室”找回了“主人的感觉”，并且堂而皇之地“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当代中国经政治发展和日常民众言论自由权力的增强，从根本上颠覆了被颠倒的社会主义的官民关系，表明了执政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价值立场。这是执政党执政理念与行为模式的历史性转换。
第四，“骂”表明了日常生活世界公民社会的生成与公共空间的开拓。这里所谓的公民社会，是指日常生活主体自由议论社会公共问题，批评、批判、责骂国家、政府、权力集团的公开界面与文化舆论平台。公共话语空间的存在是公民社会的基础及其生成的标示。而公民社会的有无及其发展程度，是一个社会民主发育程度乃至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一事实本身表明，国家在改革进程中开拓了民众参政、议政的公共话语空间。实际上，在30余年改革带来社会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例如，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权力腐败现象及其蔓延、权力的滥用与渎职行为、社会诚信度普遍降低、社会公德淡化、行业道德失范与民众心理行为扭曲、市场交换中的假冒伪劣现象、弱势群体令人担忧的生活境遇、封建迷信等腐朽文化对社会生活的侵蚀等。应该说，针对上述问题，党与政府制定、采取、出台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举措与法规予以处理与解决，有些正在解决之中。但这些问题的解决毕竟非一日之功，而且解决的程度与结果也不尽相同更不可能尽如人意。因此，“骂娘”的必然性就由此生成。同时，无论何种性质的“骂”，都标示着民众的政治主体性的彰显，主人翁意识的觉醒和参政意识的呈现。它意味着，作为政权的主人——人民不仅没有睡觉，而且正在关注着自己的权力在执政党的运作中，是否符合自己的意志与愿望？关心着自己的利益与要求是否在权力的运作中得以实现？观察着自己对政府的合理的建议与批评是否被采纳与接受？观看着政府是否真正是自己的政府？等等。当然，从民众这种权利意识的生成中，也可以看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与期盼，从这个意义上说，“骂”所表现出来的对政府的关注，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关爱。这是基于日常生活个体直接生活感受的情绪化为主导的批判性关爱。
最后，“骂”的逻辑内含着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一种张力关系。它是在日常生活世界生成的，对非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政治行为、政府决策和执政党实践的一种不可小视的舆论监督力量。在“骂”的纷繁复杂的内容构成中，始终存在一种持续、有力并不容忽视的内容就是，由日常生活个体构成的人民大众对执政党执政政策、举措、实践行为及后果的不解、不满、指责、诉求、企盼与关注。这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巨大的社会舆论，构成了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强有力的监督。自觉的接受并通过法律来保障各种形式的监督，包括民众的舆论监督，这是社会政治文明的体现，更是出于巩固执政地位的内在要求。现代社会对权力的监督种类很多，而来自民间的舆论监督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此，“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古训依然没有失效。当然，处于严格监督机制中的权力，也不可能不出问题，如腐败与渎职行为等。但问题是，没有严格监督机制制约的权力则必然会产生腐败。如果说，权力与腐败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那么，严格的法律监督和广泛的舆论监督则共同锻铸了斩断这种联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从“水门事件”到“伊朗门事件”，从“克林顿绯闻”到日本媒体在其首相的更迭中发挥的作用，无不彰显出存在于日常生活世界个体文化话语中这种舆论监督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性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