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国际安全观探析_理想主义论文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国际安全观探析_理想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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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在各国尤其是各大国的国际政治考虑和规划方面,国家安全是运用得最频 繁、影响也最大的一个观念,而在冷战后世界的国际政治讨论中,另一个观念——国际 安全取得了近乎同样显要的地位。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国际安全受到普遍的关注,现实 主义和理想主义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两大理论流派,它们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也对 关于国际安全的思想、趋势和普遍接受的前景进行了富有时代特色的宏观描述。本文就 其作一梳理,从而将纷呈的国际安全理论进行粗略的归类和分析,找寻每一理论的核心 思想和理论特色。

一、现实主义对国际安全的思考

基于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关切,现实主义理论对国际政治的特质及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 了深邃的思考。尽管现实主义理论有诸多分支,但它们都坚持了如下的假设:国家是国 际社会的主要行为者,国际事务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发生。在分析国际政治的本质特征 时,现实主义强调,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在国家间关系上不存在公共权力、法律 和道德规范,这必然导致国家间相互猜忌和对对方意图进行最坏的分析。由于缺乏信任 ,每个国家都面临着自助形势,即国家主要依靠本国的各种资源和能力参与国际间的权 力角逐或生存竞争。自助是实现国家安全的惟一途径,但自助又使得其他国家变得不安 全。[1](P172)结果,每个国家都处于一种战争状态,即统称的“安全困境”。而“安 全困境的核心就在于,一国安全的增强导致其他国家安全的削弱,不是由于想像和错觉 中的敌意,而是由于国际政治中的无政府状态”。[2](P281-282)结果,国家间相互作 用的本质必然是冲突。国际政治也就如所有政治一样是争夺强权的斗争。用摩根索的话 来说就是:“不管国际政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权力总是其直接目的。”[3](P31)

在安全困境的情况下,秩序从何而来?和平如何得到保障?基于国际无政府的前提,现 实主义认为“安全困境从根本上是不能得到根除的,只能加以“改良”。并且解决这个 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均势政策。摩根索指出,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大家庭里,均 势和旨在维持均势的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因素。[3](P187)

以修昔底德为起始人物,以马基雅弗利、霍布斯、乔治·凯南以及摩根索为代表的现 实主义以人性本恶为基本前提,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理论基石,认为国家是国际关系体 系中惟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各自分离、自由自在,国与国之间按照权势来定义国家利 益,再由国家利益来决定国家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国际社会呈现一种无政府状 态,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国家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从这种理论出发,按照现实主义大师 摩根索的定义,均势是平衡的同义语。表现为一个由若干自主力量组成的体系内部的稳 定性,一旦由某种外部力量或内部因素变化而导致失衡,便出现秩序的重建。这里有两 个假设:体系内各要素都是独立关系;如果要素之间出现不平衡,一个要素便会凌驾于 其他要素之上,破坏平衡。简单来说,均势就是国际体系中国家权势大体均衡地分布以 及达到维持这种均衡的过程,防止某一强国(集团)取得压倒性优势以控制体系,破坏其 余成员的独立。均势的根本功能首先是保证、维持国际体系内各国,尤其是各大国的独 立与生存。其次,就是维持国际体系的基本稳定,阻止一国取得在国际体系中的压倒性 优势,为国际规则、国际机制的运行提供基础和条件。需要指出的是,均势并不等于和 平。为了造就和维持均势,往往需要战争,均势的根本目的是稳定而不是和平。总的来 讲,均势论是一种单维的、非演进的国家战略理论,它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理论前提, 将国际体系看成是一种自我控制、自我均衡的机制,将国际交往看成是国与国之间的权 势竞争,把国际体系的历史整个说成是一个霸权图谋——均势捍卫——均势恢复——霸 权图谋……的简单历史进程,把历史看成是没有任何创新性,因此,是一种单维的、非 演进性的国家战略理论。

但是,尽管均势政策在实践中并不是完美的理论,现实主义却仍然赞美它为维持和平 的现实选择。当然现实主义围绕均势也存在着两方面的争议:均势是自动生成的,还是 政治家政治权谋的结果?两极均势和多极均势中的哪一种更有利于稳定?

在均势自动生成论者看来,均衡一直不受任何特别的干预而继续保持。尤其是新现实 主义者认为,均势是体系结构自动调节而非人为的结果。沃尔兹把均势视为一种自然和 自发的现象,就如亚当·斯密所说的“无形的手”,如果一国增强其权势,他国也必效 法之。[4]而传统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均势是基于共同的价值、共同的利益和对外行为 规范一致理解的基础上,主要是大国间一种自由和自愿的合作安排。“均势大师”基辛 格就指出,均势是政治家外交政策的结果,它不会自发生成。而造就和维持均势取决于 足够的军备、审慎求实的外交、可变的联盟组合和必要的有限战争。

从传统意义上讲,完善的均势理论需要至少三个大国的参与,例如欧洲就经历了几个 世纪的多极体系。许多学者提出紧密的两极体系中不可能产生出均势,可是沃尔兹却反 对这一观点,他认为参与者数量越少的体系越稳定,而参与者越多则越不利于稳定,所 以,对于沃尔兹而言,两极之间的均势最稳定。“简单的两极关系及其所产生的很大的 压力会使两个国家变得保守起来,双方都力图维持现状,即使发生战争,也是维持均势 的战争”,[4](P117)目的在于制止另外一个大国建立霸权。而赞同多极更有利于保持 稳定和防止战争的现实主义者则认为:体系内多个大国并存使得相互作用的机会增多。 在拥有多个大国的世界里,存在一个或多个权势作为“平衡者”的机会。根据均势模式 ,两个大国间任何一方拥有相对的优势将从根本上导致战争。所以,在一个至少有三个 大国且每一个大国控制不足50%的全部力量的世界里,稳定更可能得以保持。在多极体 系里,由于不会出现两个排他性的联盟,一旦战争爆发,不可能所有的国家都会卷入, 战争也不会被视为“零和”游戏。故多极均势减少了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5](P185)

对其他一些现实主义者来说,他们认为如果一国拥有过高的权势且没有什么可以阻止 它强制他国屈服的话,安全可以不通过均势而靠优势强权而获得。因为其他国家深知, 在霸权体系内它将失去一场战争,它就会放弃发动战争的念头。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现实 主义学者认为一国发挥领导者作用甚至这种领导作用演化为霸权也可以带来稳定。根据 吉尔平的见解,在霸权统治初期,这种体制最为有效;从霸权趋于衰落直到一个挑战者 获得推翻现有秩序的能力和意愿为止,这一体制仍将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6]

二、理想主义对国际安全的思考

理想主义反对现实主义割裂“国际”和“国内”政治关系。该学派早期最重要的代表 人物是美国第28届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此外,还有英国的艾尔弗雷德·齐默恩、大卫 ·戴维斯和美国的约翰·霍布森、雷蒙德·福斯迪克等。他们认为,国家中心模式已经 过时,现代化进程已经改变了社会结构,如果要准确地把握20世纪世界事务本质的话, 则需要换一个角度进行思考。理想主义虽然也认同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但与现实 主义相反,他们更倾向于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念和共同规范, 以保证国际社会具有和谐的本质。它不仅认为国际行为体的行为可以规范,从而达到国 际政治的有序进行,而且指出,全球政治甚至社会的一体化进程正把国际关系体系改造 成一个相互依赖的共同体。虽然,战争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但理想主义指出,只要 遵从其提出的理论,国际关系必将出现与现实主义所描绘的不同的前景。概括起来,理 想主义对国际安全的思考大致有:世界政府论、集体安全论、自由经济秩序有利于和平 论、民主和平论。

首先,理想主义有关结束战争的最通常的见解是建立世界政府。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 ,国家的谋略、利益、力量、政策选择都是对国家安全没有保证的反映。战争之所以自 然而然地发生是因为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实质上,在无政府状态下,战争发挥着政府 的功能,它是权威地做出决定的一种途径。[7]据此推论,如果每个国家愿意接受它们 作为达成非暴力和有约束力的政治协议的基础的话,世界政府和国际法也可以作为战争 替代品。作为实现建立世界政府的途径之一,大国协调即主要大国间谈判协商将形成一 个全球政府或松散的管理体系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当所有大国都满足于已建立起来的 秩序时,满足现状的国家就不存在为寻求安全而进行扩张,对他们来说,和平的收益将 超过扩张带来的损失。如果每个大国都这么认为,以“大国协商”形式出现的制度化合 作就能实现。[8](P22)

其次,鉴于现实生活中尚不具备建立世界政府的必备条件,理想主义求其次,希望通 过集体安全体系来克服“安全困境”。集体安全最低限度地要求两国宣布在相互关系中 放弃使用武力作为达成其目标的手段,且当一国成为侵略对象时另一国应提供援助。所 以武力是维持这一体系和惩罚危害这一体系者的手段,武力不是谋取私利。这就是集体 安全体系所强调的威慑原则和普遍性原则。威慑原则意指试图首先使用武力者将立即遭 到一个反侵略国际联盟的反击。由于这个反侵略联盟拥有如此更强大的力量,侵略者注 定要失败。如果侵略者明白这一点,它的侵略行为也不会发生。普遍性原则包含三个方 面的假设:第一,所有的国家对冲突中谁是侵略者的看法一致;第二,所有国家都反对 侵略;第三,所有的成员都有义务以适当的方式加入到反侵略行动中去。[9](P36)一战 后的国际联盟和二战后的联合国就是集体安全理论在国际政治中应用的实例。

再次,基于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理想主义者认定国家的主要动机是获得繁 荣。一个自由的经济秩序有利于增强和平,减少冲突。其一,要使各国变得更富有,推 动贸易体制运行,就需要各国在政治上大力合作。各国变得越繁荣,他们之间进一步合 作的动机就越强烈,这样在政治合作与经济合作之间就能形成良性循环。其二,一个自 由的经济秩序将促进相互依赖。随着各国之间经济贸易的增长和相互依存的加深,在追 求国家利益时,战争相应地变为一种非常昂贵的方式,这会导致国家更愿意选择和平的 国际体系。此外,由于冷战的结束带来“安全”内涵的扩大,影响国际安全的不仅有政 治和军事,更有经济和生态环境。这样,原有的国际体系架构已不能适应当今国际政治 的现实。因此,要解决当今国际社会的安全问题,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协作与共同努力 。

另外,理想主义特别推崇“民主和平论”。对于这一理论,主要有以下观点:在民主 国家里,承受战争代价的国民对政府的行为比专制国家的国民有更大的发言权,而国民 权力越大,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自由民主国家的国民尊重其他国家人民的民主权 利,并认为民主政体比其他政体更具有合法性。当两个民主国家相遇时,它们之间也因 此而缺乏出现战争的动因;民主政体的商业精神有利于和平;由于意识到战争代价的高 昂,民主国家领导人将更加小心地尽量避免战争,虽然他们之间也有争议,但采用非暴 力政治作为解决争端的方式是一致的;民主政治体制将其国内政治中的宽容和妥协感念 延伸到外交领域,从而在民主国家中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观念,这种共同的文化观念使 他们彼此间交战的可能性减少,而民主制度的扩散将最终保障国际和平,即形成所谓的 “民主安全共同体”。

对于怎样解决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冲突,“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根本的途 径有两个:一是使非民主国家放弃将武力作为解决争端的方式;二是将非民主国家演化 成民主国家。[10](P290)

三、对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关于国际安全观的评析

针对现实主义的国际安全观,其核心思想主要体现于均势论。对于均势论,它的主要 特点是着重于国际层次上力量对比的全局构造,着重于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对现实 主义思想传统而言,均势提供了国家安全的头等保障,更构成了国际安全的主要机制。 从国际体系角度看,均势的功能在于保持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国家间相互承认主 权和独立为根本原则的现代国际体系,即维持这一体系的安全和根本稳定。而从单个国 家的角度看,则在于确保体系内各国(主要是各强国)的自主生存。当然,这两项功能还 有其“无情的逻辑延伸”即阻止霸权。用19世纪初著名的外交思想家和实践家根茨的话 说,如果“国家体系要存在并依靠共同努力来维持,它的任何一个成员国就决不可强大 到能够强迫全体其余成员国的地步。”[4]除了均势的定义和功能外,传统的均势论还 有一项关于均势之生成机制的核心内容,可称为均势自动生成论,即一国优势及其霸权 追求必然地(自动地)招致其他国家单独和联合的制衡努力,均势格局由此得以生成或恢 复。也就是说,国际安全本质上依靠一种自在的机制,据此可以说其实现和维持是自动 的。

另外,均势论久经历史检验,证明它所提示的那种阻止霸权的国际力量分布确是国际 安全的首要保障。然而,且不说均势往往孕育着新的超级强国优势及其霸权欲望,它有 时不能不通过战争来实现,甚至某些情况下还导致牺牲个别小国的独立生存,从而其国 际安全功能的履行需打折扣。对于均势自动生成论,则应予以严肃质疑和批评。这一观 念由来已久,世代沿袭很少受到怀疑。然而,历史考察表明,它在自己的合理成分之外 存在着重大缺陷:历史上对霸权或其追求的反应远非总是制衡,它们还包括(也许更经 常)容忍、规避、屈从和“搭车”;实际情况至少有时与其提示相反,即制衡努力或均 势力量并不总随霸权威胁的增大而增强,它们也可随其减小而增强;均势自动生成论忽 略了霸权或其追求国际权利的欲望,使别国宁愿“搭车”而不制衡,也忽略了霸权或其 追求的具体形式除了军事强制甚至武力征服,还可以是主要依靠政治、文化和经济影响 的“包容”或“束缚”,从而远不那么容易使其他国家产生制衡意愿。理论上的分析能 够显示,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倘若力量对比显著偏向霸权觊觎国,或存在多极格局,包括 超强国家与几个大致自主的次强国家并存的局面,制衡(特别是联合制衡)至少是不容易 的。不仅如此,国际体系中格外严重的“无功受禄”和“公共财货”供给不足问题,以 及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引起或加剧的利得与代价分配方面的矛盾,进一步表明了合作反霸 的困难。在单个国家层次即国内状况层次上,有关一国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多种因素 在很多情况下会增添制衡的困难,甚或促使一国根本不做制衡努力。总之,现实主义国 际关系思想传统中的国际安全机制(或者说最具现实主义色彩的国际安全机制)确有其可 靠性,但可靠程度往往有很大局限。[11](P288-292)

再来看一下理想主义的国际安全观。毋需多谈理想主义思想中有多少理想主义的成分 ,也毋需多谈它的思想在实践中的狭隘性和缺乏可操作性。对其中那种在当今被称作“ 民主和平论”的断言,至少可以提出以下严重质疑:所谓民主国家的公众同所谓专制国 家的领导人相比,并不特别忌惮战争的损害或代价;不管是在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国家 ,大众都有可能怀抱极端意识形态(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或宗教的狂热,从而支持侵略 战争;反过来说专制国家领导人有可能害怕对外战争,因为国内的反专制力量可能由于 战争的激发而得以释放或强化。即使仅就民主国家相互间而论,民族主义、宗教偏见、 国家间的重大利益严重抵触等等因素,可以同民主国家里一些有助于相互间和平相处的 机制和政治文化一样起作用。此外,即使承认近两个世纪来民主国家确实极少战争,仍 可不无理由地认为民主国家数量过少,不足以作出足够可靠和普遍的结论。况且,民主 国家之间的战争危机实际上并非罕见。

当今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互相依赖既可能促进国际协调、也可能引发或加剧国际争斗。 至于曾被威尔逊主义奉作国际普遍安全之根本保障的世界组织,其首要功能更难经得起 历史检验和逻辑推敲。此类世界组织的基础在于国际集体安全,而国际集体安全实际上 基于这样的假定:在国际安全方面国际组织的所有或绝大多数成员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 有共同利益、共同认识和共同行为。然而,设想所有或绝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国际现状有 利或正义、它们将本国利益等同于由普遍安全来定义的国际共同利益、或者时刻愿意将 本国利益从属于维持普遍安全的需要并且甘愿承受由此而来的战争危险,显然有违常理 。同时,要相信它们会为集体安全体制而放弃对国力要素的传统控制,由此在最为关键 的政策领域放弃主权,同样不符合一般情况下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不仅如此,即使 假定其他所有条件都已具备,威尔逊主义的集体安全也难以遏制或挫败真正的强国或强 国集团的侵略行动。还须指出,在威尔逊主义及其思想先驱所主张的国际安全机制中, 还有着(或可以引申出)用包括战争在内的手段来变更所谓专制国家国内体制、使之“民 主化”因而和平化的意味。这可以说是为和平而发动战争,为国际安全而损毁国家安全 。[12](P146—167,P214—227)

当然,对理想主义传统中的国际安全机制构想所做的否定不应过头。从20世纪后半叶 特别是冷战后大国间战争的发生概率,经济发达国家相互关系的和平稳定程度,国际和 睦、公正的实现范围、区域和世界性国际组织在促进安全与和平方面的作用大小等角度 看,“民主和平”、“商业和平”以及“法制和平”这三种观念远非全然谬误,虽然检 验这些观念的时间尺度仍远不够长,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

一方面,必须批判西方主流思潮在冷战结束后洋洋得意地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另 一方面也须认识到自由国际主义取得了局部成功和有限认证。当今由“民主和平论”大 加阐发的那类观念的理由,无论是传统性地集中于民主制的制度约束,还是再加上自由 民主型政治文化的行为效应和民主国家的集体认同感,都有一定程度的逻辑合理性和事 实依据。传统和当今的“商业和平”、“互相依赖和平”一类理念,也具有相当的说服 力,特别是比较容易解释(当然还需考虑其他重要因素)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相互间有着 经久的互相协调与广泛合作关系,为什么战争和军事强制对它们中间大多数(甚至包括 大多数正迅速走上发达道路的国家)的吸引力总的来说显著跌落。至于国际组织的国际 安全作用,只要考察一下某些比较成熟、内外环境也比较有利的区域安全组织,或者是 冷战后的联合国,就会发现,有所选择的有限集体安全、维和行动及多边军备控制是可 以实现的。审慎地说,国际安全机制在某些方面正曲折地沿着理想主义传统所示的方向 发育成长。

实际上,国际关系两大理论流派关于国际安全的思考都不能单独回答现实中的国际安 全问题和寻求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每一派对国际安全的思考都存在这样和那样的 理论上或方法上的缺陷。但是,他们对国际安全的争鸣,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国际安 全理论和国际安全机制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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