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玮[1]2018年在《前景化视域下王朔小说修辞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前景化”是指通过偏离和平行两种手段使语言从“背景”中突显出来的修辞策略。王朔是当代“京味儿”小说作家中成就突出、风格独特、影响深远的重要作家之一,擅长运用前景化的偏离与平行两种手段构成小说语言的独特风格。本文以王朔的小说语言为研究对象,分别从前景化的偏离和平行两个角度,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比分析法、描述性研究法以及跨学科研究法系统分析王朔小说语言的特点。并通过与老舍小说的语言的比较研究,深入探究王朔小说前景化修辞的个性特征。本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叁大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王朔小说前景化语言风格的依据和意义,阐述了王朔小说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方法,指出了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正文是对王朔小说前景化语言风格的具体研究。第一章从偏离角度研究王朔小说的语言特征,分别从词汇、句子、辞格、标点和方言口语等的角度探究王朔小说语言修辞。第二章阐释王朔小说前景化平行语言,详细从语音平行、词汇平行以及句子平行叁个角度研究王朔小说语言特征。从前两章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作家擅长运用偏离和平行两种手段构成前景化语言,从而达到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深化主题的创作意图,引起读者注意、引发读者思考等目的。第叁章从偏离、平行两个角度,对王朔和老舍小说的前景化语言进行对比分析,不仅探讨两位作家语言特征不同的生成与理解方式,也进一步深入探究王朔小说前景化语言的个性化特征。
李红秀[2]2006年在《新时期的小说书写与影像阐释》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是人类文化发生转型的重大时期，它经历着从文字语言文化向视觉语言文化的转变。视觉语言文化的产生，即电影、电视和录像等影像文化的出现，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次革命。随着视觉文化的普及，以电影、电视为主要媒介手段的大众影像，已经带来深刻的文化转型和变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时期小说与以影像为主的视觉文化处于同步发展的过程，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共同促进。许多导演在拍摄影视剧时，都不约而同地把新时期小说文本作为影像阐释的对象。许多受观众欢迎、影响面广的影视剧，都是对新时期小说进行影像阐释的结果。 本论文从影像阐释的视角审视新时期小说的发展历程和价值意义。本文认为，影像阐释既是新时期小说存在和传播的重要条件，又是推动视觉文化发展的桥梁和纽带。更重要的是，影像阐释作为传媒工具带来的是一种本源意义的新质文学，是一个文学新纪元的开辟。在这里，影像阐释中的新时期小说显然不是“纯文学”或“纯审美”意义上的概念，无论创作主体的作家身份特征，还是文体类型及其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都已经超出了“纯文学”的范式而具有了“大文学”的特征。将影像阐释引入新时期小说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要突破传统研究方式的封闭体系，而且要在影像文本与小说文本的相互关系中，考察新时期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作为“大文学”存在的文学史意义；考察新时期小说创作观念的变化，新时期小说的文本特征及其话语演变，考察小说生产与影像生产的区别。 第一章分析新时期初期的影像阐释对新时期初期的小说文本的审美态度和
李曙豪[3]2006年在《解构与颠覆的喜剧》文中认为中国新时期(1979年至今)的文坛上,活跃着一群创作风格比较另类的作家,他们经历了中国当代最荒诞的年代,“大跃进”、“反右”、“文革”这些时代事件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他们在小说中用“黑色幽默”的手法表达了他们对人类、对世界的形而上的思考。以其独特的风格独树一帜。他们的小说与西方的“黑色幽默”小说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资料表明,中国新时期的这些幽默小说受到了西方“黑色幽默”小说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黑色幽默化语言;黑色幽默化人物;黑色幽默化情境。他们整体的美学风格是“亦谑亦虐”。在黑色幽默的影响下,新时期的这批作家形成了各自的幽默特色。从整体上来说新时期的这批作家又有不同于黑色幽默的异质表现。他们在中国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接受语境,所以也不可能完全的“黑色化”。更多的是手法上的移植和借鉴。但是,他们在小说文体上,带给了新时期文坛新的艺术因素,颠覆了传统的“人的观念”,把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因素带进了中国当代小说。全文分五章。引论部分论述了幽默体和崇高体、颓废体一样,应该在当代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指出80年代后的这些幽默小说有浓厚的否定意识。所谓黑色幽默小说中表现出来的那种“世纪末”的情绪,正是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相当流行相当普遍的一种世纪病。第一章论述了黑色幽默的文化背景和艺术特色以及黑色幽默在中国当代的译介与传播。黑色幽默的文化背景包括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在艺术特色上有形而上的主题、反英雄人物、荒诞化、寓言化的情节、黑色幽默的喜剧手法。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在中国得到了大规模的译介:黑色幽默小说的主要作品几乎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大量学术论文对黑色幽默作家作品进行了评述;一些教材对黑色幽默小说进行了总结。黑色幽默小说的译介促成了中国新时期幽默小说在文体上的转型。第二章论述了中国新时期幽默小说中的恶谑语言和反讽语言。恶谑和反讽是黑色幽默小说语言上的最重要的特征。在中国新时期幽默小说中,广泛使用了恶谑和反讽语言。运用恶谑语言与反讽语言来进行叙事的中国当代新时期幽默小说的美学特质是“怨”。第叁章论述了中国新时期幽默小说中的黑色幽默化人物。主要对王朔小说中的“文化边缘人”、王小波小说中的“革命时代的精神迷路者”、刘震云小说中的“乡村和都市间的漂泊之魂”进行论述,指出其“英雄”与“反英雄”二位一体的黑色幽默人物性质。并探讨了这些黑色幽默
李佳坤[4]2017年在《无可归属:当代文学史中的王朔》文中认为1987年《顽主》在《收获》第6期横空出世,王朔便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其后,《一点正经没有》《千万别把我当人》《玩的就是心跳》《我是你爸爸》《无人喝彩》《动物凶猛》《你不是一个俗人》《许爷》《过把瘾就死》等系列作品的出现,使王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王朔的小说犹如一块多棱晶体,既有众多值得我们思考、研究的晶体面,又有众多引起文学家、评论家争议的坚硬棱角。1993年,《上海文学》第6期发表了王晓明
张冠军[5]2017年在《王朔电影改编的台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王朔的小说在上世纪80、90年代享誉全国,并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至今,由王朔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一共有14部,并且有10部由王朔本人担任编剧。王朔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在台词方面也独具特色,值得研究。但目前对王朔电影台词的研究还比较欠缺。本论文拟从小说言语和电影台词的语言、类别、叙事几个方面的改编进行论述。第一章以《顽主》为文本,对小说言语和电影台词做比较分析。分析电影台词在词语上的增删,尤其是语气词、动词用法的变更;探讨电影台词各种词性的功能,以及电影风格和词性的关系;论析电影对小说句子在语法、修辞上的改编;论述电影和小说语言风格的变化。第二章由电影台词的类别入手,从对白、独白和旁白叁个方面分析电影台词对文学言语的呈现,首先探讨它们各自的属性,经过对各家学说的比较和分析,笔者试着提出自己的定义。接着分析电影台词和小说言语的对应关系,讨论台词在电影中的剧作功能,以及电影台词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艺术真实、台词的副言语、台词的独特呈现方式等问题。最后结合电影分析画外音以及画外音和小说文本的关系。第叁章从情节的忠实传达、情节重置、时序调整、视点变化和叙事节奏几个角度进行电影台词和小说对话的叙事比较。比较王朔电影和小说在叙事模式上的同与不同。从叙事情节开端的重置的改编、场景设置的改编、动作和台词的结合性的改编、结尾的改编四个角度探讨电影台词对小说言语的再创作。探讨台词改编对小说主题的诠释和偏移以及对人物形象的继承和变化。
张仁竞[6]2008年在《论王朔小说的调侃艺术》文中指出王朔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今天,王朔的小说仍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与其作品的调侃式语言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有人说:“王朔厉害在语言上”。王朔作品的语言,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调侃。王朔是当代中国调侃艺术的创造者。在王朔笔下,一切都被谐谑化了,这是当代文学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叙述风格。王朔的调侃式语言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本文的引言部分,介绍了王朔现象、王朔的基本创作历程。正文分叁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调侃在王朔小说文本中的呈现形态及类型;第二部分分析调侃的特色——口语化、痞子味、幽默。其中,口语化这一节又从语言的新京味、对话体、陌生化叁个方面来论述。痞子味主要从反叛和对抗入手,论述关于王朔语言在叛逆中进行调侃的特点。幽默是王朔小说的显着特征,戏拟经典是王朔小说达到幽默的主要手段,本文着重从这个方面来探讨幽默效果产生的原因。第叁部分分析调侃与王朔小说艺术个性的关系,调侃对王朔小说的贡献及价值。结尾部分肯定了王朔的调侃对当代小说的贡献,同时,也指出了王朔式调侃的缺点和弊病。
刘炜炽[7]2012年在《王朔小说的价值观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对王朔小说的价值观作全面的考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对于此时争议不断的王朔小说来说，应该置于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和文学话语转型的历史语境来考查。在社会土壤和文化土壤改变，物质主义侵袭的环境下，王朔小说的出现符合了新兴市民阶层的阅读需求。一直以来，王朔小说都存在很大争议，通过对作品的分析发现：一方面他的小说坚持只写生活本身，哪怕颓废和堕落也绝不虚假；另一方面勇敢暴露社会丑恶，敢于戳穿社会中的伪善。王朔小说对“人性”尤其关注，反对一切压抑于人的东西，尤其是在高位者对弱势一方的压抑。小说毫不留情的揭露人性的“丑恶”，也不惜笔墨描写人性“善恶交织”的复杂，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人心的善恶和对现实的影响，警醒人们进行思索，并引以为戒。王朔一向有自己的写作原则，小说中所有的颠覆与亵渎都是在显性层面展开，以达到大众对特定文化需要。实际上，与主流价值体系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在隐形层面上是与主流价值观和解。后期，也就是王朔2000年左右出版的小说，大量表现对佛教和死亡的思考，导致的结果是，原本与主流意识形态暗合的价值观彻底走向极端。我们不能否认王朔小说曾经对中国文学和中国影视的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其特有的语言方式和人生哲学成为众人模范和复制的对象。但是也清楚的认识到，由于数量减少、缺少影视剧改编，王朔小说的影响力已经逐渐消减，风光不再。
何紫娇[8]2016年在《论王朔小说“顽主”形象的创造》文中研究指明王朔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创作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他所创立的“顽主”文学产生过巨大的反响至今还余热犹存。在他的文学世界中,主人公们都以异于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形成了一个五彩缤纷而又别具一格的顽主世界,他们身上既有豁达人生观的积极因素又有盲目破坏的消极因素,体现了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善恶两重性。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不仅是对特殊时期的世界的反抗和嘲讽,也是对既定人生意义的重新思考与探索。他们带给读者的是一种始料未及的震撼力,同时也超越文学自身的意义思索。我的论文锁定了“顽主”形象产生的特定社会历史时期,在充分肯定了“顽主”身上所闪烁的宝贵光芒基础上,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人物与时代的关系之上,对特殊历史阶段中产生的“顽主”形象的认识价值做一个阐释。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环境在“顽主”们的成长期间深深的影响了他们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商品经济的出现使他们的人生理想瞬间土崩瓦解,让“顽主”们的精神倍受打击,他们不得不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寻找自我,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由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们被迫成了社会边缘的人。他们无法与社会融合。巨大的失落感和挫败感与他们强烈的个性相撞击,展现了身处激烈变革的时代,人们的困惑、迷茫与躁动不安。但“顽主”并非真正的痞子,他们是时代转变中精明的戏耍者,在嬉笑中清醒的面对现实,他们的言行举止既是对传统道路的反叛,也是对人生意义的重新探索,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找到情感的共鸣点,让在现实生活中不堪重负的人找到瞬间的轻松,让玩世不恭的人在油油腔滑调中找到精神理解,从而宣泄出艰辛人生的沉重感,把一个真实的世俗世界呈现在大众面前。
鞠晨曦[9]2011年在《王朔小说的话语策略及其意义》文中指出上世纪80-90年代是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文化消费观念愈演愈烈,曾经端坐在精神殿堂的文学突然从社会中心滑落到边缘,从精英立场走向大众化,文学的式微已经不可避免。在这个时候,王朔的异军突起成为一个带有隐喻意义的文化符号。作为一个文学言说者,王朔将自己降低为“痞子”,以边缘人和异端的身份发声。他的顽主系列小说中,一批玩世不恭、游手好闲却又不失善良和真诚的落拓青年集体登场,他们以“我是流氓我怕谁”为宣言,藐视权威、挑战传统,调侃社会,揶揄精英,被人称为痞子、流氓。事实上,王朔在构建他的“顽主王国”的同时,也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文学话语体系。王朔文学话语的基本策略是去意识形态化、去崇高化、去精英化。他放弃了小说的说教立场,解构文学的意义；他放下代言的身段,主张自我表达；他拒绝宏大叙事,回归草根立场；同时,他对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文化精英的虚伪性进行了无情的调侃和嘲讽。这种话语策略使他的小说具有极强的破坏力。在话语技巧上,王朔祭出了调侃的法宝,通过夸张、比喻、仿拟、铺陈等修辞手法,对社会不公和文化精英进行了深刻的反讽。王朔的反讽可以分为叁个层面：结构性反讽、情境性反讽、戏谑性反讽。王朔文学话语的最大意义在于,他突破了意识形态话语对文学话语的束缚,卸下了文学的“代言”使命,使文学走向了通俗化、大众化,却避免了武侠言情小说的浅薄化、格式化。尽管王朔的小说饱受争议,但他至少表明了一种自以为更加纯粹的文学姿态：作家不是代言者,文学也不是意识形态话语的附庸,真实地自我表达是文学的真谛所在。但是,王朔的小说并没有完全实践“真实表达”的诺言,对市场的依附,对读者的迎合,使王朔小说堕入价值观沦丧的陷阱。
郑毓倩[10]2014年在《异样的黑色光芒》文中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黑色幽默，自其诞生以来便在美国文坛独树一帜，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视线，成为美国文学史上一道不可忽略的独特风景。论文首先沿着黑色幽默在美国诞生的轨迹，立足黑色幽默的本源，以当时美国社会背景为基础，深入剖析了这一文学流派发生、发展、并日益壮大的根源，体现出现存在主义对该文学流派的深远影响，揭示了黑色幽默在美国发展的内在动力，并以海勒知名黑色幽默代表作品《第二十二条军规》为例揭示了黑色幽默所具有的典型文学特征，展现了它的审美意义。到了70年代末期美国文坛上黑色幽默日渐式微，而这一黑色的潮流却在八十年代大洋彼岸的中国找到了其生命的另一出口。自80年代传入中国后，中国文坛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文学潮流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一书的影响。论文从美国黑色幽默在中国的传播入手，分析了这一流派在中国发展的阶段特征，并对黑色幽默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和在中国展现的新的文学特征进行了阐述，并着重介绍了中国黑色幽默代表作家王朔，并对王朔作品中呈现的黑色幽默的文学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最后比较了海勒和王朔这两种“黑色”的异同，得出了结论：美国的黑色幽默传入以后对中国黑色幽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黑色幽默代表作家王朔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模仿阶段，而是结合了中国当时社会的独特环境，使得自己的作品出现了带有本民族鲜明特征的诗性嬗变，呈现了一片崭新的学术视野，体现了中国作家自有的对当代社会的人文关怀。文章在研究的具体策略上，选取了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和王朔的诸多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文本剖析，并以黑色幽默本身的文学特征为侧重点，在美国60年代与中国80年代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下，对二者体现的相同和差异进行剖析这一层面的研究上做出些许积极的补充性研究与探索。
参考文献：
[1]. 前景化视域下王朔小说修辞研究[D]. 邢玮. 江苏师范大学. 2018
[2]. 新时期的小说书写与影像阐释[D]. 李红秀. 四川大学. 2006
[3]. 解构与颠覆的喜剧[D]. 李曙豪. 苏州大学. 2006
[4]. 无可归属:当代文学史中的王朔[J]. 李佳坤. 文艺争鸣. 2017
[5]. 王朔电影改编的台词研究[D]. 张冠军. 山西师范大学. 2017
[6]. 论王朔小说的调侃艺术[D]. 张仁竞. 河南大学. 2008
[7]. 王朔小说的价值观分析[D]. 刘炜炽. 新疆师范大学. 2012
[8]. 论王朔小说“顽主”形象的创造[D]. 何紫娇. 新疆师范大学. 2016
[9]. 王朔小说的话语策略及其意义[D]. 鞠晨曦.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10]. 异样的黑色光芒[D]. 郑毓倩.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