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捷耶夫：真相与谎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与论文,耶夫论文,谎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法捷耶夫曾经是苏联的著名作家，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两部代表作品《毁灭》和《青年近卫军》都曾被选编入学校教科书。但是，近40年来，法捷耶夫声誉日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高校的教学大纲已把法捷耶夫放在极不显眼的位置，有些文学史著作则几乎把他除名了。极力贬低法捷耶夫的人，主要不是批评他的文学创作，而是攻击他的社会活动，即法捷耶夫在担任苏联作家协会领导人时的作为。
法捷耶夫自1934年起就进入作协领导层，在高尔基去世后成为作协主要领导成员之一，1946至1954年任作协总书记兼作协主席，1954年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前，由于给苏共中央的一封信而被解除第一把手的职务（这封信的内容，下文介绍），1954年担任有名无实的作协书记处书记，直至1956年7月，即苏共二十大后自杀为止。
在法捷耶夫主持苏联作协工作的将近20年间，发生了以1937—1938年为高潮的大镇压大清洗，数以千计的作家被逮捕、流放、劳改甚至处死，这20年也是苏联文学发生质变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堕落为粉饰生活和宣扬个人迷信的工具；这20年中，许多著名作家和诗人，如普拉东诺夫、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左琴科等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日甚一日。这一切与苏联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有关，当然也与主持作协工作的法捷耶夫有关。但是，法捷耶夫在哪些事情上有责任，责任有多大，在哪些事情上没有责任，在哪些事情上他根本负不了责任，这些是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清的。法捷耶夫在1954年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就受到指责，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更受到肖洛霍夫等人的激烈攻击。二十大揭发斯大林独断专行、严重违反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后，有流言说，逮捕作家的命令都经过作协，由法捷耶夫签名；甚至有流言说，有些作家是因法捷耶夫直接告密而遭迫害的。这些指责是致命的，它们可以毁掉法捷耶夫的人格，从而轻而易举地把他从文学史上除名。法捷耶夫生前没有、也不能为自己辩白。这团疑云一直悬挂在他的名字之上。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副主编、老资格的新闻工作者伊凡·茹科夫经过长期的调查，翻阅了克格勃有关被捕作家的档案，写成了《命运之手，肖洛霍夫与法捷耶夫：真相与谎言》一书，其中证明，在被捕作家的所有文件上没有法捷耶夫的签名，在档案中也没有发现由法捷耶夫署名的任何检举材料。相反，在档案中却发现了由于法捷耶夫的努力而得到平反、释放，或由于法捷耶夫的及时干预而免遭迫害的作家的材料。下面略举几位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姓名：尼古拉·扎鲍洛茨基、安塔尔、吉达什、尤里、盖尔曼、列昂尼德·索洛维约夫、奥丽迦·别尔戈丽茨、叶甫盖尼、塔拉塔图、维拉·凯特琳斯卡娅、伊凡·马卡里耶夫、约汉纳·塞姆彼尔、穆赫塔尔·阿乌埃佐夫等等。其中，哈萨克作家阿乌埃佐夫的事件最具戏剧性。他那部描写哈萨克伟大诗人、启蒙学者阿拜·库南巴耶夫的著名史诗性小说《阿拜的道路》在阿拉木图被诋毁成“有敌对情绪的作品”，阿乌埃佐夫处境危险。法捷耶夫在斯大林奖金委员会例会上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提议把阿乌埃佐夫列入斯大林奖金一等奖获奖者候选人名单。几天后名单得到斯大林的批准，阿乌埃佐夫因此得救。
法捷耶夫还冒着风险，帮助一批作家在处境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活下来，他们是：安娜·阿赫玛托娃、米哈依尔·左琴科、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西蒙·契科瓦尼、伊拉克里·阿拜希泽、马克西姆·雷里斯基、弗拉基米尔·索斯尤拉、米尔扎·伊勃拉吉莫夫和几百名其他知名度较小的作家。
伊凡·茹科夫提供的这份材料是极为重要的，它洗刷掉了加在法捷耶夫身上的莫须有的罪名，证明法捷耶夫人格的清白。这样一来，想用“告密者”或“镇压者”的大帽子轻易抹煞法捷耶夫的意图是不可能实现了。
法捷耶夫与50年代中期以前的苏联文学进程有密切的关系，在评判他的言行时必须采取严肃的实事求是的辩证的态度。他在忠实执行苏共中央文艺政策时毫无疑问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下面介绍法捷耶夫与长期被批判的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帕斯捷尔纳克和普拉东诺夫的关系。按照常理想象，法捷耶夫与这些作家应该是水火不相容的，其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阿赫玛托娃在十月革命后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但是奇怪的是，法捷耶夫十分欣赏她的诗歌并且很尊敬她。1940年8月， 法捷耶夫第一次以作协领导人的身份会见阿赫玛托娃，态度友好热情。他仔细倾听阿赫玛托娃的请求，办了他职权范围内能办的一切。使阿赫玛托娃感到震惊的是，法捷耶夫竟然和帕斯捷尔纳克联名举荐她为斯大林奖金候选人。事后证明，这次举荐是好心办了坏事。举荐引起了苏共中央的警觉，阿赫玛托娃的诗选《六诗集选萃》恰好在这时出版，苏共中央对此作出了激烈的反应，中央书记处下令追查责任，苏联作家出版社社长、作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部主任以及苏共中央报刊保密和检查总局政体编辑由于“玩忽职守”，出版了“思想上有害的”、“具有宗教神秘色彩的”阿赫玛托娃诗集而受到严厉批评和处分。处理意见以中央文件形式下达，中央书记处书记日丹诺夫、马林科夫都署了名，另一书记安德烈耶夫还在文件上加了一句：“没收阿赫玛托娃的诗集。”正当党中央机关逐级传达书记处的指示时，出版社已经把印好的诗集装上火车送往各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书店前排起了长队，诗集被抢购一空。苏共中央收集反应。给中央的一份报告指出，阿·托尔斯泰向群众大力推荐阿赫玛托娃的诗集，还在斯大林奖金委员会文学组会议上建议正式提名阿赫玛托娃为奖金候选人。报告还特别提到：“出席会议的有法捷耶夫同志。”
1946年，苏共中央发布《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点名批判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两人处境险恶，生活困难。法捷耶夫一方面写文章表态，拥护党中央决议，另一方面对两人表现出最大程度的人性和正派作风，多次给文学基金会写信，要求给予他们物质上的帮助。
法捷耶夫于1953年帮助阿赫玛托娃在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新作，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1956年2月， 已经被撤职并且生病住院的法捷耶夫在接到阿赫玛托娃的求援信后，立即写信给总检察长，为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左米廖夫的平反出了大力。左米廖夫本人什么问题也没有，只因父亲于1919年被镇压，母亲受中央点名批判而被株连，曾三次入狱。阿赫玛托娃在信中说：“我感觉到，7年来， 我仿佛站在敞开的坟墓边，我那还有一口气的儿子在墓中抽搐。”阿赫玛托娃认定法捷耶夫是个正派人，是她唯一能向之伸手求援的人。法捷耶夫在生前所读的最后几本书中，有一本就是阿赫玛托娃当时送给他的译作《朝鲜古典诗歌选》。法捷耶夫曾写信向她表示感谢。
法捷耶夫与布尔加科夫的关系又如何呢？熟悉苏联文学的人都知道，布尔加科夫由于剧本《图尔宾一家的命运》上演后受到斯大林的指责而终身受压。《图尔宾一家的命运》受批判是1926年的事情，当时法捷耶夫还未登上领导岗位。1940年6月， 《图尔宾一家的命运》在列宁格勒上演，法捷耶夫有机会第一次看了这出戏。他看后盛赞剧本，说布尔加科夫拥有非凡的才能。他立即去拜访布尔加科夫，当时布尔加科夫已身患重病，不久于人世了。布尔加科夫的才智和人格给法捷耶夫留下了深刻印象。法捷耶夫赞赏布尔加科夫的剧本《逃亡》，在读完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手稿后，当面对布尔加科夫说，这是一部天才的杰作，对出版社不敢印行这部作品表示遗憾。布尔加科夫生性高傲，不愿见作协领导人，费定在拜访一次后就被告知以后不必再来。但法捷耶夫的诚挚、正派赢得了布尔加科夫的信任，他在临死前把身后出版作品的事委托给法捷耶夫。法捷耶夫组织了一个布尔加科夫文学遗产委员会，亲自挂帅，负责布尔加科夫作品的编辑出版工作。此事阻力很大，但法捷耶夫仍然编好了布尔加科夫的剧本集。可惜战争爆发，出版工作被无限期推延了。
帕斯捷尔纳克也是一位长期受压的诗人。在他不能发表作品的困难年月，法捷耶夫帮助出版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剧作，帕斯捷尔纳克写信表示万分感谢。这两个政治观点相距甚远但艺术观点很接近的人，曾多次推心置腹地交谈。帕斯捷尔纳克对法捷耶夫的人品绝对信任，在他面前无话不说。
法捷耶夫与普拉东诺夫的关系很能说明法捷耶夫的矛盾。普拉东诺夫是一位以反乌托邦为特色的讽刺作家。他的讽刺小说《爱怀疑的马卡尔》发表在1929年《红色处女地》杂志上（该杂志是20年代最有名望最优秀的期刊，法捷耶夫是杂志主持人之一）。在这之前，无论哪家杂志都不敢刊登这篇小说。小说立即受到批判，苏共中央给这篇小说定的性是“宣扬无政府主义”。法捷耶夫不得不在杂志下一期上发表批判文章。后来，在他去世前不久，在编辑自己的论文集《三十年间》时，法捷耶夫痛心地作了自我批评。
1931年，《红色处女地》第三期又发表了普拉东诺夫的讽刺小说《有好处》，这篇作品是针对1929年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讽刺了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小说以不敬的语调提到了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又借贫农乌波耶夫之口请求列宁在身后留下一个和他一样的人。当时是1931年，斯大林已执政7年， 乌波耶夫的这个请求当然是公然否定斯大林。这篇小说的责任编辑是法捷耶夫，他又是杂志主编。他把小说放在该期第一篇，以示重要。小说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苏共中央认为法捷耶夫“迷失方向，思想上丧失警惕”，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责令检查。法捷耶夫再次被迫写批判文章，说这篇小说不是“贫农编年史”（小说的副标题），而是“富农编年史”。杂志另一位编辑列昂诺夫被迫表示同意法捷耶夫的意见。法捷耶夫公开认错，痛责自己鼠目寸光，但是他内心里赞赏普拉东诺夫的胆识和才华。后来，他又在《红色处女地》上发表了普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第三个儿子》，这篇小说曾得到美国名作家海明威的高度评价。
在普拉东诺夫处处遭人白眼的窘境中，法捷耶夫为他在莫斯科特维尔大街搞到一套住宅，这在30年代简直是奇迹，因为普拉东诺夫既没有莫斯科户口，也没有固定职业。二次大战时，普拉东诺夫任《红星报》记者。法捷耶夫一直把他的战争题材特写和短篇小说置于战争年代优秀作品之列。
1954年，法捷耶夫被撤掉作协主席和总书记的职务，直接原因是他给苏尔科夫的一封信。他本来是要给苏共中央写这封信的，但是考虑到以给作协另一主要负责人苏尔科夫写私人信件的方式，通过苏尔科夫把自己对苏联文学的看法转达给党中央委员会，这样做比较委婉些。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有三点：
1.过去十几年，苏联文学中充斥平庸的粗制滥造的作品，艺术水平低下，获斯大林奖金的作品大多够不上获奖的条件。
2.中央对过去十几年苏联文学的总评价是错误的，根本没有什么苏联文学的繁荣。
3.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优秀的作家（全国大概有十几个）大多担负着沉重的行政工作，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创作。如列宁格勒作协书记柯切托夫（当时年龄不算大），刚刚写出《茹尔宾一家》等优秀作品，立即被套上繁杂的行政工作重轭。他已身患肺病，眼看不久于人世。必须尽快解放这些人。
信的附言示意苏尔科夫可以把这封信转呈党中央。苏尔科夫也不敢把这封信藏起来，立即亲自打印一份，呈给中央。
这封信最关键的一点是对30年代下半期至50年代初的苏联文学的总评价，这是与苏共中央一贯的调子截然相反的。当时谁也不敢这样提。法捷耶夫也只是在斯大林去世后才敢这样说，他希望在略为宽松一些的政治气氛中让中央头脑清醒一些。他对造成现状的原因也是认识得很肤浅的，也许当时也只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可是这一封信使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非常恼怒，法捷耶夫立即被解除作协总书记和主席的职务。作协工作改由苏尔科夫主持。
我们现在对苏联文学这一阶段的看法和法捷耶夫是一样的，只是法捷耶夫以他的地位和身份说出这样的话，更有说服力。
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前，赫鲁晓夫准备与作家会见，请法捷耶夫在会见时发言，法捷耶夫谢绝了。赫鲁晓夫希望他重返作协领导岗位，他也谢绝了。
二十大召开时，他是代表，但因病住院。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他十分震惊。他一生的理想破灭，他所绝对信任和尊敬的斯大林的形象在他眼前发黑，破碎了。他本人在二十大上遭到肖洛霍夫等人的激烈攻击，有关他的流言蜚语随之四处传播。二十大后两个月，法捷耶夫开枪自杀。他的绝命书被克格勃封存34年之久，直到1990年9月20 日才由《公开性周报》发表。我国《苏联文学》1991年第二期译载。这封绝命书对于我国俄苏文学工作者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闻。我们注意到这份绝命书的观点和语气都是十分尖锐的：
1.苏联文学是“被自信而又无知的”苏共领导扼杀了。
2.大批优秀的文学人才被迫害致死。
3.作协工作是庸碌的官僚主义事务。法捷耶夫痛悔自己的一生浪费在这些事务之中。
4.法捷耶夫对苏共现领导完全失去信心，认为他们在文化修养上比斯大林还不如。
在对法捷耶夫的一生作总评价时，这封绝命书是不能忘记的。在重新评价苏联文学时，这份绝命书也是值得再三阅读的。
向法捷耶夫遗体告别仪式在工会圆柱大厅举行。按照传统，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政治局成员和书记处成员最后守灵。守灵后，赫鲁晓夫一行退入大厅旁边的休息室，老作家李别进斯基泪流满面，对赫鲁晓夫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太可怕了！多么大的损失！萨沙出了这样的事，向自己开枪……”（注：萨沙是法捷耶夫的名字亚历山大的昵称。）赫鲁晓夫立即打断他，用刺耳的声音说：
“他向党开枪，而不是向自己。”
周围的人心头一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