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不反省战争罪责——从两部日本学者的专著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罪责论文,专著论文,两部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日本国内对侵略战争罪责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理念认识的斗争。一种是反省战争罪责，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一种是极力掩盖战争罪责，鼓吹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否认侵华罪行，拒绝反省、谢罪。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5周年的今天，这后一种右倾思潮，已逐步成为当今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这是值得中国及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警惕的。一个不反省战争罪责的国家和民族，还会孕育战争狂人和战争复仇的民族心理，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在今天日本现实政治右倾化的背景下，一些有良知和道义感的学者起而揭露批判，并于最近几年出版了一批有关论著。其中不乏论述精辟发人深省之作。
一 先从日本学者的两部专著谈起
今年6 月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津田道夫著《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日本社会评论社1995年版，中译本程兆奇、刘燕译）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今年7 月出版的野田正彰著《战争罪责——一个日本学者关于侵华士兵的调查》（1998年岩波书店，中译本，朱春立、刘燕译）。两本专著以新的视角，揭示战前日本国民主流意识军国主义化，从而使每个国民都直接或间接的成为日本向外扩张发动所谓“圣战”中的一员，提出日本国民有责任进行战争反思，在正视侵华战争历史的前提下，应加强两国战后出生的年青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寻求对战争历史的共识。书中对50多年后依然拒绝战争罪责反省的国民意识，进行了分析与论述，给人以启示。
津田道夫一书的主要内容：从日本国内状况作为切入点，剖析南京大屠杀的成因与日本的思想、社会关系，全书分为两大部分：一、揭示南京大屠杀的根源是由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即天皇制帝国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由这两个主义导致日本国民道德的败坏。二、揭露日本右翼政客，散布谎言，企图隐瞒南京大屠杀真相，鼓吹过去的所谓光荣历史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恶果，日本人的精神构造和战前、战时一样，得不到改造，日本的民族道德继续堕落。
该书作者认为，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后，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部纳入了这场所谓的“圣战”，日本民众的每个人都被国家动员起来，连小学生都不例外地卷了进来。最大的战争罪犯当然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军国主义统治集团，“但是那场战争，是每个国民都被作为战争的执行主体动员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日本的国民对这场侵略战争也是负有罪责的。同时，书中还从多个角度来探索：为什么“在平常情况下‘普通的家庭成员’、‘正直的劳动者’、‘平凡的大众’等日本男性，一旦被套上军服，开赴中国战场，就会变得那么残虐？”这不能单纯以战场的异常心理来加以解释，“还必须从日本大众的日常意识中探索”。作者以大量的篇幅，从日本当时的社会来揭示日本军人集团战争犯罪根源。
该书作者结合目前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的现状提出“日本市民社会的主体右倾化”这一问题。因为伴随着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成长，大国意识再次形成，“日本人当年拿着刀枪进入东南亚，今天以相近的精神状态作为企业‘战士’进入东南亚……而且这样的日本人，正在改变‘15年战争’性质评价的宣传”。由于有着政治上右翼势力的推波助澜，新闻媒体的宣传炒作，从而影响一般市民对战争问题的观念右倾化。无形中接受右翼势力所谓重新认识的“历史”。
作者尖锐地指出：“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这种恶性病毒正在渐渐侵入（日本）一般大众的意识根基的危险性，并在头脑中常常树立与之斗争的观念，思考与之斗争的手段与方法。”的确，读《构造》这本书，将会使我们对日本复活军用主义的右翼势力，有一些清醒地认识。
《战争罪责》的作者野田正彰是一位有名的精神病理学和心理学专家，京都女子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他以审视的眼光，对日本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随军慰安妇，拒绝反省侵略战争的罪责，宣扬日本国家主义，复活军国主义的右翼思潮，给予了深刻地分析批判。他以一个科学工作者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历经6年， 像沙里淘金似地进行走访调查，在书中所列举的被访问对象，都是参与侵华战争的颇具代表性的原日军官兵，其中包括曾经活体解剖中国人的军医，参与南京大屠杀的特务，七三一部队成员，虐杀数百中国人的宪兵少尉和普通步兵联队的士兵等。对他们战时的暴行心理，在中国战犯管理所反省战争罪责思想转变过程，回国后对战争罪行的深化认识，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和描述，揭示了他们反省罪责意识的艰难历程。书中还运用文化比较方法，将认罪与不认罪（这类人在日本占绝大多数）的原日军官兵加以比较，将二战中日军与德军的战时暴行心态加以比较，说明侵华日军官兵战时毫无人性的暴行心理，是源于当时日本国民的军国主义意识。而战前、战时的这种国民病态心理，战后并没有受到清算和批判，延续至今，只是其具体反映的内容及表现形式有所变化而已。战后日本，是在美国扶植下重建工业，复兴经济，并发展成为今日的经济大国。把昔日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思想体系，移向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经济至上主义，认为物资的富裕就是一切，而在精神上却是空虚的、贫困的，功利心重于道义上的责任感。
归结在一点上，本书作者就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个经历了侵略战争的国家，它民族心理是怎样形成的，剖析日本人为何不愿或不敢正视侵略战争罪责的国民病根在哪里？故而本书一经出版，即引起世人的关注，从1998年8月出版至1999年7月，为时一年，即重印七次。目前该书的朝鲜文、波兰文、英文等版本，正在翻译，这说明真理与事实是最具说服力的。
二 日本国民应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
笔者在90年代初曾从事抗日战争资料集的编纂，在编书过程中，搜集和接触到大批记录侵华日军在中国各地奸、淫、烧、杀制造暴行惨案的资料。为如实记录下日军所欠下的这笔血债，特根据所搜集到的大批资料，摘要选辑出版了《血证——侵华日军暴行日志》及《日军侵华暴行实录》两部书。
《血证》一书，共辑录日军所制造的暴行惨案4000多件，抗战八年，从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8月15日，共2959天，如按日平均计算， 几乎每天都有一件或两件惨案发生。日军暴行，有的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团行动，如屠城、屠镇、屠村，集体屠杀战俘，大“扫荡”中的“三光”政策，活体解剖细菌试验，细菌战、毒气战等。有的是个人或三五成群的自发行为，如强奸残杀妇女、屠戮平民百姓、杀人比赛、杀人取乐，以各种杀人方法寻求刺激等。从时间上看，贯穿战争的全过程；从空间上看，遍及大半个中国，凡日军铁蹄所到之处，必有暴行随之出现。日军官兵个个都像职业杀手那样冷酷无情，视杀人如儿戏。对于日军这一血腥特点，我们课题组成员，曾就此进行过多次讨论，最后一致认为：日本军人集团的暴虐成性，追根溯源，是近代日本民族心理的反映，是日本全民军国主义化的必然结果。在这一点与前述日本两位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
近代日本国民的军国主义心理其主要表现是：认同于天皇体制为日本国家的象征，对天皇绝对忠诚，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之国，大和民族至尊至优，是亚洲的盟主，负有将各国从白种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神圣使命，对以天皇为核心的统治集团所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视为正义的所谓“圣战”。把传统文化中的尚武精神，膨胀到极至，从而发展成为一种崇拜武力和强权，信奉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逐步失掉了人性中与他人和谐相处的最美好的情感，缺乏自我反省的道德意识。面对个人的挫折和失败，有人宁愿以剖腹自杀这类极不理智的自虐手段（所谓的“武士道”精神），表示自责或谢罪，但绝不愿自我反思和承认失败。与此相反，潜意识中对他人却有着强烈地恃强凌弱的心态，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又极大地强化了这一意识。
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国人民所施加的种种暴行，都是通过具体的每个官兵去执行完成的，这些官兵自幼即是在这种浓厚的军国主义氛围下成长的，当他们踏上可以为天皇和国家效命“尽忠”的对外侵略战争之时，即很顺利地融入日军集团法西斯化的行为模式中，在蔑视中国及中国人的心理驱动下（关于这一点，下面将有论述），在战场厮杀的残酷环境下，扭曲的战时心态加上极端地报复情绪，面对弱者的施暴心理，即以虐杀受害国人民的形式暴露出来。为“膺惩”敢于反抗“皇军”侵略的中国人民，可以毫无人性任意屠杀而无罪恶感，这可以说是战时日军官兵的普遍心理。军队中法西斯式的训练和教育，日本军人个个都被培训为嗜血成性的战争亡命徒。当日军在南京制造大屠杀惨剧后不久，《汉口大公报》于1938年2月11 日发表题为《敌军纪律问题之本质》社论，即指出：“敌军之残酷嗜杀，是日本军人本质，并非此次使然。日本军人思想是以狂妄的民族主义为中心，而承封建遗习，又加以好战嗜杀的训练，他们自以为大和民族有君临世界的使命，特别视亚洲民族都是劣等，而日本独优，所以本质上充满了征服欲、杀戮欲，人道观念根本缺乏。过去战役中，如甲午战时，日军在旅顺口等地就大肆屠杀；‘九一八’在东北屠杀村镇之例甚多，所以残杀平民，绝非此次为始。”日军嗜杀的本质可谓由来已久。
另外，在近代日本民族心理军国主义化法西斯化的过程中，一种蔑视中国和中国人的观念，也是构成这一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方面，日本近代具有重要地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错误的中国观，有着很大地影响。福泽谕吉对推动日本思想近代化，无疑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但他从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观点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现状的看法，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他在其所著的《文明论概略》一书中，将欧美各国的西方文明，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并据此将世界文明划分为野蛮、半文明、文明三种类型，把当时的中国、朝鲜、日本列入半文明国家之列，但他认为亚洲各国只有日本具有进入文明国家的条件。随着日本吸取西方文明的成功展开，福泽谕吉把日本定位为“东洋文明之魁”，亚洲各国的“文明中心”，负有使中国和朝鲜文明化的使命，甚至“可以武力胁迫其进步”。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发生，他极力把日本发动的这场对外侵略战争，美化为是“文明与野蛮之战”，战后又建议日本政府对中国勒索巨额赔款，积极主张分割中国。进入19世纪90年代，福泽谕吉对中国文明发展史更是丑化到了极点，视中国为亚洲文明发展的绊脚石，为日本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制造舆论。
福泽谕吉的这一中国观，在近代日本并非是孤立的，与此同时，有一大批思想界、文化界、军政界理论家、政治家和民间的右翼团体，大力鼓吹这一政治思想理论，“征韩论”、侵华论成为当时日本社会最盛行的政治舆论。在此背景下，清末民国初年，一批又一批所谓日本的“大陆浪人”，自发或在政府、军部、财阀和右翼团体的支持下，涌入中国，在各地建立据点，刺探情报，调查矿产资源，绘制军事地图等，为日本侵华政策服务。
进入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早已成为日本侵略的既定目标，此时提出的所谓日本在“满蒙享有特殊利益”，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等叫嚣，已是日本国民耳熟能详的全民的行动口号。九一八事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此时的日本国民，几乎举国一致狂热地支持日本所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在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中，屡屡得益的日本国民，已把自己与军国主义集团紧密地拴在一起，他们为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所取得每一次胜利欢呼，视参军入伍，为天皇效命疆场，为家族的荣誉。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侵华战争，日本国民对此应该进行反省。
为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下面摘录引用《战争罪责》一书中对永富博道的访问记录：永富入伍前是东京国士馆专门学校的学生，在校读书时，就是“狂热的国粹主义者”，崇拜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体制，“满怀神国日本称霸世界的激情”。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同年12月，东京学生联盟组织各大专院校学生代表，赴上海、南京参观旅行，永富做为国士馆代表参加了这一活动。在南京参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国际难民区，当地日军为向参观的学生展示如何屠杀中国人，特地从避难者中押解出“20多名男子被装上车，送至长江边下关去杀害”。江边“那里堆积着几千具尸体，穿过其间的狭窄小道往里走，到了长江大堤附近。率领他们来的军官邀请学生们说：‘你们可以自由杀中国人，这将是你们旅行见闻’。于是柔道勇士去掐住中国人的脖子，空手道选手拳打脚踢，想把对方打死。但把人杀死并非那么容易。军官说：‘我来给你们做个样子’……一刀下去，砍掉一个人的头颅”。永富也用枪射杀一名企图跳江逃跑的中国人。据永富回忆，对这样屠杀无辜中国人的血腥场面，当时所想到的是：“他相信军队做的事全都正确，与天皇为敌的中国人，要尽可能多地杀掉，只有天皇是统治世界的人神……而且使这种想法变得愈来愈强烈。”南京之行后不久，永富即中断学业来中国在日军特务机关任职，他承认在华期间，曾以各种方式残暴地杀害200多中国人，被人称为“阎王”。 杀了这么多中国人，但永富在当时精神和心理上并未产生任何负罪感。当其战后反省忏悔自己的战争罪行时，“永富把欠缺负罪感解释为天皇制思想和由此而产生的民族蔑视观”。（见该书第158—169页）
永富的自我剖析所找到的思想社会根源，归结在一点上，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化法西斯化民族心理所酿成的恶果。永富博道战前所受的军国主义教育的毒害，战时对中国人的施暴心态，基本上是当时日军官兵的一个缩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上面所引永富博道的自述中可以看出，日本军国主义是怎样把本应该是纯朴的青年学生，塑造成为一个法西斯分子的。
三 警惕日本社会主流意识日益右倾化的动向
战后日本国民曾有对战争的反思阶段，于是遂有反战和平运动的兴起，但基本上是基于战争受害者的意识开展起来的，它最突出的活动，即是每年8月6日在广岛举行遭受美国原子弹轰炸的周年纪念仪式，祈祷和平，反对战争。这是日本国民真正尝到战争苦果后，惟一多年来坚持不辍的群众运动。毫无疑问，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是他们之受害，是日本国民认同于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者，执行对外扩张国策，发动侵略战争所带来的，是咎由自取，加害者是本国的军国主义者，与中国人民遭受日本侵略军的屠杀罪行相比，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做为加害国的日本国民，在其国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与本国军国主义者结为一体，日本国民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加害者的角色。战后日本国民始终未能清醒地认识到做为加害者所负的那份战争罪责，认真地清算其认同军国主义所受的毒害。战前的旧有意识，仍在左右着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很容易接受日本右翼为复活军国主义而散布的谬论，再次成为右翼势力的支持者，有意、无意地影响着战后新生代对历史的正确认识。
原日军官兵，如东史郎那样对自己在侵华战争中所犯罪行进行反省认罪者，毕竟是极少数，更多的是三缄其口，保持沉默。尤有甚者，坚持原军国主义立场，昧着良心编造谎言，欺骗舆论，与右翼势力沆瀣一气，从事反华宣传。在当今日本社会，原日军官兵敢于公开出面反省战争罪责，揭露侵华日军暴行时，即会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有形无形的压力，威胁恐吓电话、信函，纷至沓来，遭到责难和辱骂（《战争罪责》一书就列举了不少这方面的事例），甚至送你上法庭。如近年来轰动中日两国新闻媒体的东史郎案，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同时，日本右翼势力，已不满足于仅仅在“教科书”上作翻案文章了，而是利用新闻媒体、文化书刊，大肆宣扬“皇国”日本往日的“光荣历史”，并成立专门组织，推动这一政治企图的落实。1993年8 月自民党国会议员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1995年8 月该委员会即编辑出版《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该书从不同的角度、不同侧面否定日本对外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对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等，全盘予以否定。与此相呼应的是1995年7月， 又有藤冈信胜之流的教授、学者，出面组织“自由史观研究会”，声称：日本迄今为止的现代史教科书，是以“东京审判史观”、“共产国际史观”为蓝本的“骇人听闻的黑暗史观、反日史观”，藤冈标榜“要站在纯自由的立场上大胆的重新认识历史”。（注：转引自《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第151—152页。）实际上所谓的“重新认识历史”，就是为日本战争罪责翻案”。1996年12月遂有“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成立，开展“重新认识历史”的宣传活动。一些新闻报刊，以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不惜版面的展开讨论，由于在政治上有右翼势力的推动支持，一时形成社会关注的热点。这种舆论导向，无疑对不知或不十分了解战前日本侵略历史的战后新生代，具有相当的影响。另外，最突出地反映是在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当时村山富市内阁拟使议会通过：旨在对日本所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进行反省的“不战决议”，结果遭到自民党系议员的极力反对。为了表述他们的这一立场，在自民党成立“议员联盟”时制定的“活动方针”中，就明确提出：“我们正当终战五十年之际，对在先前大战中为了我国的自存自卫和亚洲的和平解放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的二百余万战殁者及因战祸牺牲的人们的英灵，诚挚地表示慰问和感谢，并对战后我国走过的道路进行反省，展望将来，以期新的前进。尤其是要改正战后由于占领政策和左翼势力的横行所造成的对我国历史的判罪和自虐的历史认识，基于公正的历史，解明历史的真相，以期恢复日本及日本人的荣誉和骄傲。而国会的反省、谢罪和不战决议，是有意地肯定战后的歪曲了的历史，对这一将给我国的前途伏下祸根的决议，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我们鉴于本议员联盟的宗旨，期待切实的国民呼声，联合广大的国民，以期建成预定的目标，开拓出和广大的亚洲各民族共荣共生之路。”（注：《南京大屠杀和日本的精神构造》，第143—144页。）“活动方针”把日本过去所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说成是为了“自存自卫和亚洲和平解放”的战争，明白无误的宣称：要重新“解明历史的真相”，要翻这个历史罪案。这些政客的思想和言论，显然是代表相当一部分群体的观点（资产阶级政客总是迎合选民的意向，发表政治演说的），并非是孤立和偶然地信口雌黄。一个执政党的议员团体，公开地发表宣言，否认战争罪责，这无疑是对战前遭受日本军主义侵略的亚洲和中国人民恶意挑衅。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活动极其猖狂，在国内频繁举行各类集会。据日本学者统计：1997年日本右翼势力举行集会83次，1998 年为 173 次，1999年至2000年2月为261次，3年内增长了三倍。（注：据《环球时报》，2000年8月22日报道。）如此动向，岂能默然置之。
当人们在论及德国和日本，在反省战争罪责这一问题上进行比较时，就会发现两国所采取的态度，截然不同。德国政治领导人勇于承认战前纳粹法西斯对欧洲各国所犯下的罪行。据今年2月16 日法新社在耶路撒冷报道：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于访问以色列国期间，在该国议会发表演讲时，再次请求人们原谅德国纳粹的大屠杀罪行，并发誓不让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再次在德国生根。他说：“我请求人们原谅德国人做过的事情”，“凶手的形象将在今后的时间里一直伴随着我们德国人，这个回忆在德国和以色列人之间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是德国战后长期以来历届政府一贯坚持反省战争罪责的态度。而德国人民对新纳粹主义的活动采取与之坚决斗争的立场（包括行政与立法的举措），政府和人民都有力地遏制国内纳粹法西斯势力死灰复燃。德国的所作所为，基本上取得欧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的谅解。昔日令人谈之色变憎恶的纳粹德国，一变成为今日受人们所尊重的政治经济大国。德国之所以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如此巨大地变化，简言之，是欧洲各国人民在战后对德国纳粹法西斯势力，始终不渝持严厉批判的立场，彻底清算纳粹所犯下的罪行。德国人民的自觉反省与欧洲各国人民对纳粹法西斯势力的深恶痛绝的严厉批判态度，两者结合；促使德国的新生。但笔者认为后者是使德国发生转变的决定性因素。
与此相反，战后日本却受美国的多方庇护，而亚洲各国此时也都各自专注于本国的内部事务，无暇顾及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清算，甚至连战争索赔这一重大问题，也在美国一手操纵下，于1951年9 月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中给免除了，使日本得以轻而易举地逃脱了惩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罪的各级战犯，除已执行死刑的战犯外，在以后几年也都陆续释放出狱，有的如岸信介这样的甲级战犯，还出任了日本政府的内阁首相。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基本上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缺少亚洲各国批判、清算、追查战争罪责的压力，日本国内进步的政治力量又无力推动国民自觉地进行战争反省，这就为复活军国主义的政治势力，提供了有利地生存发展环境。时至今日，日本右翼的“政治精英”们，已公然得意忘形地宣称：日本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为了我国的自存自卫和亚洲的和平解放”的战争。面对日本右翼的猖狂反攻倒算，亚洲和中国人民是否也应该有所反省：为什么这个往日犯有严重战争罪责坏事做绝的法西斯国家，尔今又涌现出这样一大批拒绝反省认罪故态复萌的军国主义分子，其影响所及，在政治上已开始左右着今后日本政局的发展趋向。笔者认为，对复活军国主义的日本右翼，应该改变以往过于“温良恭俭让”的宽容态度，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加强揭露批判的力度，教育国人，提高警惕。中日友好必须是建立在正确认识历史的基础之上，否则我们也会重蹈历史覆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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