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现实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为什么提告别现实主义？一方面后新时期文学已经与现实主义分手，下一个世纪将不是现实主义的世纪；另一方面，对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在理论上一直未搞清楚，而且把它抬高到吓人的地位，奉为圭臬。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打破现实主义神话。
杨：人类社会历史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古典时代与现代。古典时代生产力不发达，社会关系狭隘，个性未获充分发展，故尊崇集体理性规范。古典时代文学的代表性思潮是古典主义，其特征是尊崇理性、讲求规范。现代社会生产力发达，社会关系开放，个性获得充分发展，故提倡个体自由。现代文学的代表性思潮是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提倡非理性、打破传统规范。在两个时代文学的中间，有个漫长的过渡阶段，其代表性文艺思潮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
宋：这种划分很有道理。过去我们常讲古典现实主义，其实就是古典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中国的古典文学带有浓厚的儒家理性色彩，强调“文以载道”，主张“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社会教化作用。形式上推崇规范化的原则，其结果造就了律诗、骈文、八股文以及“台阁体”诗等固化形式。这一切，都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受到猛烈冲击。而五四反古典主义的武器，用的便是现实主义。
杨：现实主义不是自古就有、万世长存的“创作方法”，而是介乎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文学思潮，它在欧洲只存在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即已终止；而在中国，现实主义作为主潮，只存在于五四时期及新时期文学中，中间被新古典主义打断了半个世纪。这个原因还要从现实主义与古典主义的渊源关系中寻找。
宋：的确，现实主义虽不是古典主义，但却是它的延续。有一种现象很值得注意：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发者们，接受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应该说是很坚决的，但很快就将其与古典主义对接，试图从中寻找使其立足的注脚。比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便把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混淆在一起。这其中固然有两者间不可分割的血缘因素，但由于倡发者们没有严格区分两者间的差异，无疑为后来新古典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可能。我认为，这是五四文学革命不彻底性的一种表现。
杨：现实主义与古典主义同发源于欧洲古希腊罗马文学传统。古希腊罗马文学讲求理性、写实，后被中世纪希伯来（基督教）文学思潮取代。文艺复兴又恢复古希腊罗马传统，并最后形成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又被浪漫主义思潮取代，而浪漫主义属于希伯来文学传统。现实主义取代浪漫主义，可看作是古希腊传统的复归。现实主义有两种倾向，一为理性精神，它以人道主义理性精神批判现实，而理性精神继承自古典主义；一为个性精神，它又背离古典主义的集体理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实主义是古典主义的延续。
宋：中国的文学发展似乎没有那么复杂，直接由古典主义跨入现实主义。大约是由于缺少某些必要的环节的缘故，所以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过程震动很大，痕迹十分明显。不过也有它的好处，这种大跨度的对接使古典主义的理性精神得以合理的发展，而五四时期的个性精神或主体意识正是由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它有些不伦不类。
杨：自然主义在中国倍受歧视，但实际上自然主义是彻底的现实主义，欧洲人并不把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分开，而认为二者是一个思潮。早期现实主义（如巴尔扎克）理性主义太强，故有人甚至把巴尔扎克归入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理性精神失落，客观性强化，因而更远离古典主义，并成为向现代主义转化的预兆。只有到了现代主义阶段，古典主义才彻底消亡，因为现代主义彻底抛弃了理性主义。
宋：与其说自然主义是彻底的现实主义，不如说是现实主义的终结为好。从整个西方文坛来看，左拉以后，则以戏剧和诗歌为先导，开始进入现代主义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十世纪西方的文学是现代派的天下，它经过自然主义的洗礼，已完成了由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型。中国却不同，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在五四时期一道被介绍进来，但除了茅盾等极少数人在那里太肆鼓吹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和作品外，大多数人并不重视。究其根因，除了难以一下子同时消化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潮外，恐怕现实主义自身所包含有的理性主义的成份，更容易被过渡时代的启蒙所接纳和吸收。
杨：正因为现实主义与古典主义的内在联系，中国的现代主义才始终摆脱不了古典主义的幽灵，并且向新古典主义蜕变。中国无现实主义传统（同样也无浪漫主义传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理性主义造成文学既缺乏批判精神，也缺乏理想主义的反叛激情，所以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浪漫主义，而是古典主义传统控制了中国文学二千余年。
宋：的确如此。人们常说中国文学的主体格调是“哀而怨”，但“哀而怨”并不是反抗精神，而是无可奈何的呻吟。从屈原到杜甫，他们何从做过反抗？屈原“哀民生之多艰”，只是“哀”而已；杜甫虽写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暴露性诗句，但主观目的却是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们早已被儒家的理性淘空了灵魂，失去了反抗的动力。再看中国的远古神话和唐代传奇，其想象力之苍白，确实缺少浪漫主义的理想质素。这也是理性主义控制作家思维的必然结果。
杨：中国的现实主义是五四引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借用西方科学、民主思想反对传统文化，新文学运动则引进西方近现代文学思潮来反对古典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便公开号召“推翻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实际上指的就是古典主义。在引进多种西方文学思潮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之中，唯独现实主义成为主潮，因为它适应了五四批判社会的需要，而且诚如你前边提及的那样，它也更切合中国文化的理性传统。五四文学奠定了中国自己的现实主义传统，并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最辉煌的时期。
宋：其实，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自相矛盾的两难心理。推崇个性意识，张扬自我价值，这无疑是对古典理性主义的背叛和反动；然而又主张作家积极入世，要求文学为改造社会服务，这又是与古典理性主义一脉相同的。五四新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这种矛盾心理。比如鲁迅的小说，强烈的反庸众思想和卓然自立的精神，的确昭示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曙光。但是，仔细阅读他的作品（象《彷徨》和《野草》），又无处不体现一种人格独立后的失落感和无所适从的彷徨。所以我认为，这种中西合壁式的现实主义，既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辉煌，又造成了它的发育不良。
杨：五四新文化运动历经数年便退潮，转向政治革命，文化选择也由西方转向东方（苏俄），这也造成五四文学传统的断裂。五四以后，文学界许多声名显赫的主要人物如鲁迅等都背弃了个性解放思想，投身于社会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包括苏联传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同于19世纪西方的现实主义，它认为西方19世纪的现实主义缺乏理想性，只有片面的批判，故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富于革命理想主义，社会主义现实消除了与理想的对立，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可称谓理想现实主义或肯定的现实主义。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看，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走向了新古典主义，它丧失了现实主义的客观精神与批判性以及个性解放思想，而成为矫饰现实的政治宣传品。中国文学在五四以后形成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等阶段，基本上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政治理性主义突出，个性解放思想淡化，但尚存批判意识，故不能完全等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无论如何，应该说，艺术质量下降，偏离了五四现实主义传统，开始具有新古典主义的倾向。
宋：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退潮，五四新文学是有个回潮的过程：即逐渐放弃个性主义，回归集体主义，将“小我”的解放消融于“大我”的解放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股回潮的形成，却是由五四时期主张最彻底地解放个性的“创造社”群体发难的；它的波及面很广，连鲁迅、茅盾等人也无法幸免。这应该说是五四时期暂时冬眠了的古典理性主义的重新复活。当然，这种“回潮”行为不是一下子完成的，它有个发展过程。从三十年代的创作实际来看，当时文坛基本呈现三种态势：一种是以“海派”为中心的现代都市文学，它是五四现实主义文学的合理延伸；一种是以“京派”为中心的现代绅士文学，既保留了五四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精神，又表现出回归古典理性主义的倾向；一种是以“左联”为主体的革命文学，主张集体主义精神，崇尚新理性——即你所讲的“政治理性主义”。到了三十年代后期，由于中国社会发生了诸多变化，人们失去了渐进变革的耐心，从而形成了崇尚实践美学的社会心理，一切作品的价值取决于它的实用性质。这样一来，“海派”文学便丧失了市场，“京派”文学也因其自身所具有的古典主义理性成份而迅速转向。四十年代是新古典主义形成的时期，无论是理论主张还是创作实践，均已成气候。
杨：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即新古典主义与革命文学的关系。法国大革命时期，新古典主义的复兴，成为以理性精神鼓舞革命热情的宣传手段。因此，革命并未推动文学前进，反而延续了已经垂死的古典主义的寿命，这只能看作是文学为历史变革作出的牺牲。
宋：这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但任何革命都是集体主义或理性主义的产物，由于它兴起之际的活力与新鲜感本身所具有凝聚力，很吸引那些思想活跃的作家去为它牺牲或献身。然而，革命之后他们又必然会回归到自己原来的位置，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多数人又会因革命并未给文学带来更高的企望而感到失落。当然，重新奋起弥补自己的过失需要时间，故古典主义得以延续。
杨：建国后，新古典主义在中国得到确立。由于中国沿用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即国家社会主义，它要求文学有高度的政治理性，以为政治服务。这也符合“文以载道”的古典主义传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进一步演变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实际上，所谓浪漫主义，就是革命理想主义，“两结合”就是理性对现实的矫饰。这样，就形成了五六十年代乃至文革期间的新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丧失，虚假的理性主义、理想主义取代了客观性，抹杀了个性精神，文学也沦为政治工具，丧失自身。
宋：建国以后提倡的“两结合”方法，实际上是用理性精神取代现实主义。那个时代所说的“革命现实主义”，的确已被剔除了现实主义的本质即批判精神，凡是带有一点批判性因素的作品都是不容许的，王蒙等作家的作品在五十年代挨批，就是很好的例子。甚至于“左联”时代推崇的典型化原则，也被古典主义的类型化所代替。比如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好人”都长得英俊潇洒，“坏蛋”都长得怪模丑样，因此造就了一批象方化、刘江、陈述等专演“坏蛋”的特型演员。这些人物有如京戏中的脸谱，一出场观众便能分辩忠奸好坏。至于“革命理想主义”我想最初的主观愿望应该说是好的，用一种正面的、光明的事物去鼓舞人的积极进取精神。但是一旦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一味地脱离实际去空想，便发展为粉饰升平、歌功颂德的传统套路，走向了古典主义。
杨：文革期间的“三突出”原则和“样板戏”实践，把新古典主义推到了极端，从而宣告了它的灭亡。新时期文学一开始就是反新古典主义，“伤痕文学”以展示文革给一代人精神上的创伤，打破了理性主义、理想主义的禁忌。反思文学则进一步揭露和批判“左”的思潮的长期危害，寻根文学把批判的视野扩展到传统文化领域，它们恢复了现实主义的客观性和批判精神，因而可以看作是五四现实主义传统的复归、发展。同时也产生了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先锋文学，但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未能成为主流。总之，新时期文学反对新古典主义，形成了严格现实主义和先锋文学互相包容的新现实主义思潮。
宋：新时期文学对于新古典主义的反叛意义是极为深刻的，它表现为一种信仰危机。在这一时期里，人们并不是简单地抛弃理性，而是重新拾起五四时期的人文主义理性精神，来反对政治理性主义；现实主义批判本质的重现，给人们以极大的鼓舞，广大作家正是借文学反思的运动完成了与五四现实主义传统的衔接，文学又回归它的历史本位。
杨：新时期文学虽然反对新古典主义，的确并未摆脱理性精神，它与那个时代高涨的人文精神相一致，带有乐观精神和崇高、严肃的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并未彻底摆脱古典主义的阴影，许多作品仍带有理性主义、理想主义的痕迹，对社会人生的透视仍限于理性视角，因而缺乏超越现实的哲理深度。
宋：这与新时期文学作家群体的构成有关。新时期文学初期的作家群，基本上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或知青下乡运动的亲历者。由于建国后的三十多年中我们实行的是封闭主义的政策，对于西方现代文学运动只有批判而从不介绍，所以作家们所能接触到的也只能是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或者是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他们正是在这种文学基础上向新古典主义发难的，其不彻底性或带有旧时代的痕迹，都是再所难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历史过渡的纽带，是真正的历史“中介物”。
杨：八十年代后期，出现了与主流文学相反的思潮，如王朔的作品、新写实小说、后朦胧诗，乃至九十年代又有贾平凹的《废都》，以及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新状态小说等。它们代表了不同于新时期文学现实主义倾向的后新时期文学，可以说，后新时期文学拉开了告别现实主义的序幕。
宋：告别现实主义，这是一个极好的提法。实际上，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作品便逐渐地失宠，代之而起的即是后新时期文学现象。无论是“王朔现象”也好，新写实小说也罢，其共同的特征便是以非理性主义去嘲讽理性主义。象王朔那样大胆地把文革期间最神圣的语言与现在生活中的“痞子语言”对接，表面看去好象是玩世不恭，但实际上却代表了新一代作家对于理性主义的嘲讽和否定，预示着中国文学彻底走出古典主义并告别现实主义的开始。尽管有些人对王朔作品大加斥责，他的真正价值终将会被历史承认。
杨：后新时期文学的突出特点是非理性，是对新时期的人文理性的反拨。由于新时期文化激进主义退潮，市场经济冲击下传统社会结构解体，造成新时期人文精神失落，失望、冷漠、迷惘形成了新的文学氛围。现实主义因失去了理性精神的支撑而失去势头，相反，非理性思潮却代之而起。王朔作品以底层社会的视角，最先打破了理性精神的神话，嘲弄、践踏流行价值。新写实小说则带有自然主义的倾向，它丧失理性主义的理想性和热情，以冷漠、无可奈何的态度正视平庸的人生。《废都》则敢于公开向理性精神挑战，赤裸裸地揭示真实的人性，表达了对传统人生价值及名士生活道路的厌弃。这些作品的鲜明非理性倾向造成了惊世骇俗的效果，不仅较保守的一派，而且相当多的新时期高呼猛进的作家或评论家也激烈反对，可见理性主义根基之深、力量之大。许多人曾鼓吹过现代派，但他们从未放弃理性主义，所以真有现代主义的倾向出现，特别是由审美转向了审丑，他们就受不了，惊呼人文精神的失落，真可谓叶公好龙。实际上，他们还留恋新时期现实主义传统。所谓人文精神，不过是理性精神。人不仅有理性，还有非理性、超理性，文学的非理性是从理性束缚下的解放，也是重建现代理性的必要前提。王朔、新写实、《废都》，虽然背离了理性精神，但作为文学，又超越理性，通过对传统理性的批判，而表达了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对自由的肯定。因此，我不能同意某些人的指责，王朔小说不是“痞子文学”，新写实不是媚俗、向现实妥协，《废都》更不是堕落、无聊。
宋：文学批评需要宽容，这是新时期文学初期人们发自内心的呼唤，现在重提这句话，很有必要。作为那些信奉新古典主义教条的批评家，他们对正在兴起的现代主义存有责难我不感意外；但真正令人遗憾、产生不良影响的还是一些以新派形象树立在人们面前的新时期评论家。他们曾以破坏者的身份参与对政治理性主义的讨伐，战果累累，深受人们的尊敬。然而，如今他们却把视角和思维都凝固在新时期的现实主义阶段停步不前，形成一种保守的理论态势。由于他们思维的停滞，必然导致对现代主义的敌视态度并严重混淆人们的视线。我总感觉他们对王朔、新写实以及《废都》诸现象的拒绝接纳，似乎显得心胸太狭窄，缺乏一种让后起者超越前人的牺牲精神。当然，我不否认他们骨子里残存着难以割舍的人文主义理性精神，这种负担对他们来说实在太重了些。但时代总是要前行的，尽管我们现在还存有争议，有一点可以肯定：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现代主义的文学。
杨：关键是放弃单一的理性视角，打破新时期文学的批评模式，尤其是尽快走出现实主义，面向现代主义。后新时期文学正在告别现实主义，从而通向中国的现代主义。尽管中国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程，现代主义还远未形成主潮，但可以断言，二十一世纪不是现实主义的世纪，而是中国的现代主义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