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图书馆存在的理由：来自图书馆使命的注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注解论文,使命论文,图书馆论文,理由论文,公共图书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07)01-0001-09
1 引言
公共图书馆为什么要存在？对图书馆职业来说，这个问题如同“人为什么要活着？”的追问一样根本，但也像后者一样被经常忽略。图书馆职业是一个专注于日常事务的职业，因而常把“存在”等根本问题留给坚定不移的职业信念去消解。然而在很多时候，例如当图书馆与其他公共服务竞争资源的时候，当觉醒了的公众意识要求图书馆物有所值的时候，当政府不再情愿为图书馆增加或支付经费的时候，当人们相信公共图书馆可以被互联网取代的时候，图书馆职业就会发现，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机构做出令人信服的答辩。
图书馆职业为公共图书馆提供的合理性答辩大致来自两个层面：“职业—社会制度”层面和“图书馆—社区生活”层面。“职业—社会制度”层面的答辩旨在揭示公共图书馆作为一种机构对特定制度（如民主制度）的价值，以及公共图书馆服务作为一种分工对社会进步的价值。近年来我国学者范并思、蒋永福、李国新等关于公共图书馆制度依托的阐释——即公共图书馆是民主社会保障公民平等地获取知识和信息的制度安排——就是这样的答辩。“图书馆——社区生活”层面的答辩则试图揭示公共图书馆对于其服务的社区的责任和价值，从而为图书馆耗费的不菲经费和占据的众多就业岗位提供理由（在这里，“社区”指图书馆所服务的地区及其居民）。公共图书馆的使命陈述(mission statement)——对自身责任与任务的陈述——就是这样的答辩。
在公共图书馆的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决定图书馆经费水平的政治家、捐赠者）眼中，第二个层面的理由或许更直观具体，也更容易理解。因为在政治家眼中，公共图书馆的存在理由，特别是它作为公共品而存在的理由首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治问题：公共图书馆一旦作为公共品存在，就需要依赖税收，而有关税收的任何决定都可能带来政治后果（例如，在有些国家，它可能影响到选举结果）。因此，公共图书馆提供给政治家们的存在理由至少要让他们相信，图书馆服务产生的益处能抵消其开支带来的政治成本。在公共图书馆的捐赠者（比较纯粹的捐赠者）眼中，公共图书馆的使命就是他们个人价值观的表述：它以财富为参照，折射出捐赠者对世界及人生的感悟。因此，公共图书馆提供给捐赠者们的存在理由至少要让他们相信，图书馆具备实现他们价值观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图书馆学家怀特曾告诫图书馆职业者，不要跟图书馆资助者们（特别是政治家）谈抽象的职业理念，而是要把职业贡献表述成他们感兴趣的话语。[1]上述第二个层面的理由，即公共图书馆的使命陈述，显然更接近于这种话语。
对公共图书馆来说，第二层理由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比第一层理由具有更直接的物质寓意。因为至少从理论上说，任何使命的履行都需要成本；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一旦认可某种图书馆使命，就应该为它提供相应的经费支持。例如，如果政府认可教育使命为公共图书馆存在的理由，那么，他们就需要为公共图书馆提供用来举办培训、讲座、采购教学或自学用书、支持学校教学活动的经费；①如果政府认可信息服务为公共图书馆的存在理由，他们就需要为公共图书馆提供信息收集与开发经费。图书馆使命、存在理由、运行经费之间的这种关联同时也意味着，公共图书馆的管理者需要首先明确图书馆的使命，然后才能为图书馆的生存及发展争取应得的经费。
基于对公共图书馆使命的上述理解，本文希望对当代公共图书馆的使命进行以下两方面考察：(1)考察世界范围内主要政策性、纲领性文献对公共图书馆使命的阐述；(2)以现有图书馆学文献中的经验数据为依据，考察这些使命作为当代公共图书馆存在理由的效度（即它们是否足以向利益相关者证明，公共图书馆应该成为社区的存在）。通过这样的考察，本研究希望为我国公共图书馆思考自身使命提供启迪。
2 关于公共图书馆使命的陈述
在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史上，公共图书馆的使命问题，即公共图书馆究竟应该为它所服务的社区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一目了然的。为了帮助公共图书馆恰当定义自己的使命，世界图书馆职业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公共图书馆的使命也从最初的教育教化发展为包括教育、文化传播、信息服务等内容在内的多重使命。可以说，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公共图书馆使命的追问史。
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图书馆界（包括相关的国际组织）产生了很多对公共图书馆使命进行阐释的纲领性文献。比较著名的文献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共图书馆宣言》(1949,1972,1994)、美国公共图书馆协会的《公共图书馆使命陈述及其对服务的必要性》(1979)、《公共图书馆计划与功能设计：选项与程序指南》(1987)、《面向结果的计划：图书馆变革过程》(1998)、《新编面向结果的计划：流水作业法》(2001)、英国艺术与图书馆办公室的《设置公共图书馆的目的》(1991)、英国文化、传媒及体育部的《未来框架：新十年的公共图书馆、学习和信息》(2003)。其中有些文献（例如英国《未来框架》）的宗旨是为特定时期的公共图书馆提供统一的努力方向，有些则试图为各地图书馆确认各自的努力方向提供参考性框架，但不管怎样，它们都曾经是公共图书馆界解读自身使命的重要蓝本，有些依然是。
上面提到的《公共图书馆宣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表明该组织对公共图书馆的立场并倡导政府部门、科教义组织、社会工作者对公共图书馆的支持，于1949年发布并于1972、1994年修订的文献。1994年的《公共图书馆宣言》分四个方面阐释了公共图书馆的使命：教育、文化、信息、扫盲（维持读写能力）。半个多世纪以来，《公共图书馆宣言》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公共图书馆确认努力方向、确立存在理由的重要依据。《公共图书馆的使命陈述及其对服务的必要性》是美国公共图书馆协会于1979年出版的、集中阐述美国公共图书馆使命的文献。它在考察美国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大公共图书馆使命。当时，美国公共图书馆协会正在酝酿放弃制定全国性标准，改为向地方图书馆提供参考性框架，这份文献就是这个过渡过程的产物。《公共图书馆计划与功能设计：选项与程序指南》是美国公共图书馆协会于1987年出版的另一份重要文献，其宗旨是指导各地公共图书馆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功能（角色）设计，并以此为依据确认图书馆使命、制定图书馆规划。该文献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功能设计（或“角色选择”），它指出，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公共图书馆作为整体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但由于资源限制，任何图书馆都不可能同时履行公共图书馆的所有责任；它建议每个公共图书馆从它归纳的八大功能序列中选择2-4项进行重点建设，并以此为依据阐述自己的使命，然后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来实现这些使命。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根据该指南进行功能设计和使命陈述的美国公共图书馆数量逐年增加。[3]1998年的《面向结果的计划》和2001年的《新编面向结果的计划》都是对1987年指南的修订，2003年版采用了更程式化、更简练的步骤。新版指南将“功能设计”(role setting)改为“服务响应”(service responses)，其设计思路也更注重社区参与和社区需求。英国的《未来框架：新十年的公共图书馆、学习和信息》是工党政府的文化、传媒与体育部在广泛征求专业团体意见的基础上，为公共图书馆提出的新使命。该文献产生于英国公共图书馆事业持续暗淡、中央政府试图强化其对地方图书馆事业控制力度的背景下，它希望能统一公共图书馆对自身使命的认识，使全国公共图书馆形成共同的方向感(shared sense of purpose)。表1所列的就是几份主要的公共图书馆文献对公共图书馆使命的阐述。
［注：《未来框架》把英国公共图书馆的使命归在三个标题之下：促进阅读和学习、帮助获取数字技能和服务、促进社会和谐和公民权利；第—个标题包含图书馆的教育使命，最后一个标题包含图书馆的信息服务使命］。
3 教育使命对公共图书馆存在理由的注解
根据表1文献的阐释，教育使命是指图书馆对社会承担的以下职责：对从事正规教育的所有年龄段的学生提供学习支持，辅助他们完成正规教育计划；鼓励自主学习，培养公众的终身学习习惯，帮助他们实现个人发展。在实现这个使命的过程中，除了提供正规教育者和自主学习者需要的学习空间和资料外，上述文献还建议图书馆从事以下相关活动：为学校课程配备相应的阅读计划、形成全国性作业辅导网、与社区内的学校建立伙伴关系、制定假期阅读计划、组织假期阅读活动、充当远程教育参加者的学习中心。[4]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教育使命曾经是公共图书馆对社会承担的基本职责，也是政治团体和社会力量认可公共图书馆合理性的基本理由。当时一些致力于社会改良的政治家与慈善家相信，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免费传播好的图书为所有人提供自我教育机会；它们还可以在下层人民中培育阅读兴趣和高雅情趣，使他们亲近知识，远离粗鄙。在讨论公共图书馆是否应该存在在政治论坛上，图书馆职业先驱（如爱德华兹）和支持公共图书馆的政治家就是依据图书馆的教育使命为其做出了强有力的辩护。在决定建设美国波士顿图书馆的1852年城市第37号文件中，图书馆董事们为波士顿图书馆确定的基本角色就是服务于波士顿居民的自我教育。[5]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教育教化使命使公共图书馆从一个模糊的概念变成了现实。
然而，从19世纪末开始，教育使命作为公共图书馆存在的理由遭遇了持续的尴尬。图书馆的利用统计显示，尽管公共图书馆原本是因其教育教化使命而获得国家立法和地方财政的支持，但对它的实际利用却以通俗小说借阅为主。在一些图书馆，通俗小说的流通率甚至占到总流通率的80%以上。[6]这样的统计结果表明了两个可能的寓意：第一，公共图书馆没有能力实现它承诺的教育教化使命；第二，社会公众不需要图书馆为他们承担教育教化责任，他们需要图书馆来满足其休闲阅读的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使命作为公共图书馆的存在理由开始遭受质疑，图书馆史学家Kelly记载了一位英国保守党议员对公共图书馆的质疑：“我不认为公共图书馆产生了任何益处；相反，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因为据我所知，被借阅的图书主要是流行小说，这样的书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7]面对尴尬的文献利用统计和别人的质疑，图书馆职业大体采取了一种暧昧态度。到20世纪中叶，公共图书馆开始更多地用信息服务使命而不是教育使命来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8]
公共图书馆并没有就此放弃他们的教育使命。整个20世纪，公共图书馆不仅始终把教育视作自己的使命之一，还对其活动内容进行了不断创新——学校教育支撑服务(support services for schools)、作业辅导服务、各类培训讲座等，在20世纪都得到了长足发展。[9]教育使命作为图书馆存在的理由也在若干次社会环境变迁中（如正规教育目标的调整、终身教育的兴起等），峰回路转地受到关注。
很多迹象表明，在当代社会，公共图书馆教育使命正在重新获得广泛关注。首先，在以“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经济”、“学习型社会”等为核心概念的当代社会话语（如政府出版物、大众传媒）中，公共图书馆的教育作用已成常见话题。例如，在过去十几年中，欧盟在探索信息社会发展战略时，始终关注公共图书馆的作用。1995年欧洲委员会专门资助了“公共图书馆在信息社会中的作用”项目；2000年该委员会又资助了IFLA的“公共图书馆在终身学习中的作用”课题；近年来，为了考察公共图书馆在欧洲三大战略问题——社会包容、终身学习、就业中的作用，欧盟又专门资助了名为“LearnEast”、“ASBSIDE”、“The Biblio.for.mEDA”等项目。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也在多种场合、多份政府报告中高度评价公共图书馆的教育作用：“公共图书馆对于政府的‘战略目标’可以产生重要贡献。它们通过为学校儿童、学生和从事终身教育的人提供必不可少的支持，支撑着我们的教育”；[10]“公共图书馆作为‘街角大学’对于促进教育和社会包容起着关键作用”。[11]其次，很多经验数据显示，公共图书馆的教育功能也是当代公众最需要的功能之一。根据D' Elia and Rodger1994年的调研，美国公众认为最重要的公共图书馆功能依次是：正规教育的辅助中心、自主学习中心、学龄前儿童启蒙中心。[12]1996年美国本顿基金会确认了公众心中最重要的五大公共图书馆活动，“为儿童组织阅读和活动”名列榜首。[13]2002年由美国图书馆协会委托的一项调研显示，教育是美国公众最常提到的使用公共图书馆的理由。[14]另外一项美国调研显示，对很多非传统学生（即成人教育的学员）而言，公共图书馆是他们主要的学习中心。[15]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互联网有可能进一步强化教育使命的相对重要性。他们认为，在公共图书馆历史上，教育使命的首要位置曾让位给信息服务，但由于互联网的海量信息大大降低了人们自己查询信息的成本，所以，教育使命应该重归首席。为此，美国学者Crowley这样呼吁：“公共图书馆若要生存下去……公共图书馆员必须带它去寻根，寻教育之根。目前这种把公共图书馆当作信息汇聚者和提供者的模式必须改变”。[16]Berry Ⅲ也认为，在当代社会，公共图书馆的教育使命比任何其他使命都更容易得到资助者的理解和认可。[17]
4 信息服务使命对公共图书馆存在理由的注解
根据表1公共图书馆文献的阐述，信息服务使命是指公共图书馆为社区承担的以下责任：针对特定问题（个人或组织在从事职业活动、日常生活、兴趣爱好时产生的各类问题）提供参考资料、具体知识、信息或直接答案。表1的阐述还表明，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的主要领域包括政府信息、商业／企业信息、工作信息、关于社区情况的信息（如社区服务、设施和活动）、与日常工作／学习／生活问题相关的信息；美国公共图书馆协会的指南还包括了消费信息。
尽管公共图书馆从一开始就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上述信息服务，[18]但把信息服务纳入公共图书馆的核心使命，并以此证明图书馆存在的合理性，大约始于20世纪中叶。[19]此后，在一些国家（如美国），信息服务甚至取代教育成为公共图书馆存在合理性的主要理由。20世纪70～80年代，仅社区信息服务一项就曾为很多公共图书馆赢得了额外的经费支持。[20]到20世纪末，根据美国学者Crowley对美国公共图书馆的观察，“信息服务被奉为至尊，终身教育尚被容纳，而消遣功能则被视为难堪”。[21]
目前，信息服务作为公共图书馆存在理由的地位似乎正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互联网上可获得信息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及Google等搜索引擎的存在至少已让一部分人开始怀疑图书馆在该领域的价值，“在掌管图书馆经费的决策者们聚集的‘地方’，近年来最经常听到的疑问就是‘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还需要图书馆吗？’”；[22]不少公众也开始为这种质疑提供亲身经历作为证据。在图书馆职业内部，一些学者也主张公共图书馆应该重新考虑信息服务使命的相对重要性。[23][24]
信息服务作为公共图书馆的合理性依据是否会彻底失去意义——不再被利益相关者认可，也不再为公共图书馆带来相应经费——目前还无法确知，但相关统计资料和经验数据似乎表明，至少在可见的未来，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对于普通公众还具有显著价值。这些统计资料首先显示，在真正实施这一使命的地区，公共图书馆依然是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对互联网的使用并没有改变这一状况。D'Elia等的调研显示，[25]截止2002年，在接受调研的美国公众中，66.4%的人是公共图书馆用户，53.2%的人是互联网用户；其中75%的互联网用户同时也是公共图书馆的用户，60%的公共图书馆用户同时也是互联网用户；而在驱使公众使用公共图书馆的理由中，查询信息是最重要的理由之一（见表2）。另外一项加拿大调研显示，在用户使用图书馆的理由中，获取信息列于首位（38%的用户去图书馆是为了查询信息，而借阅图书和学习则分别为28%、23%）。同一份调研还显示，在考虑到互联网影响的情况下，40%的用户依然认为，未来的图书馆会比现在更重要，42%认为它会跟现在一样重要。[26]1996年的美国本顿报告也发现，在考虑互联网影响的情况下，美国公众依然把“在馆员帮助下查询所需信息”视为公共图书馆最重要的功能之一。[27]其次，统计资料显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用户对公共图书馆的实际咨询数量并没有减少。例如，在美国，90年代中期以来，虽然互联网普及率逐年提高（2002年的NTIA调研因此把美国称作“在线国家”[Nation-online]），但同期的公共图书馆参考咨询数量却保持稳定（见表3）。美国匹茨堡卡内基图书馆的统计显示，目前，他们每个月处理的电话咨询数量均超过5000次。[28]此外，几乎所有的相关调研都显示，在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的人群中，很多人使用的是公共图书馆的互联网服务。[29][30]最近的一项调研显示，在美国社会中，到图书馆使用互联网服务的人数呈上升趋势。[31]
表2 为了信息查询而使用图书馆的用户占公共图书馆用户的比例
使用图书馆的目的 占图书馆用户的比例
查找我需要的信息
80.3%
查找与个人兴趣相关的信息
77.6%
查询与个人研究兴趣相关的信息
55.9%
查询政府信息
40.4%
查询地方史／家谱
41%
查询商务信息
36.5%
查询消费品信息 34.0%
查询社区信息
32.6%
查询工作信息
29.5%
来源：D' Elia,George et al.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Public Library Use: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Consumer Market for Library and Internet Service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2,53(10):802-820.
互联网之所以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终结公共图书馆的信息服务使命可能是因为公共图书馆所满足的那部分信息需求通常都不是其他信息渠道（包括商业化渠道和互联网）关注的重点。例如，对社区信息的需求就很少被其他渠道关注。这类需求往往仅限于具体社区，需求规模相对狭小，很难吸引商业化渠道对它的投入。互联网上可能零碎地、无计划地积累起一部分相关信息（例如有些社区设施会通过自己的网站提供相关信息），但它无法与图书馆所从事的系统的社区信息服务相比。例如在英国的克劳伊顿图书馆(Croydon Library)，由图书馆提供的社区信息涵盖了克劳伊顿地区3000多机构或服务的详细情况，这些机构包括：为居民提供救助和咨询服务的机构、社区内的自助组织和协会、残疾人组织和协会、提供翻译／解说服务的组织、提供演讲服务的组织、提供家教服务的组织、社区内的音乐教师、私人诊所和治疗机构等。用户可以从图书馆的网站上直接查询数据库，也可以通过电话和其他形式向社区信息服务馆员直接咨询。[32]这样的系统性是互联网所不能取代的。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公共图书馆信息服务中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是其他任何渠道不能比拟的。再以克劳伊顿图书馆为例，通过数据库向用户提供社区信息并不是该馆信息服务的终点，而仅仅是一种手段，馆员还通过电话或当面解答的形式向用户直接提供答案。在很多公共图书馆，甚至馆员的直接解答都不是信息服务的终点，帮助用户解决问题才是服务的终结。因此，当公共图书馆本身不具有充分的解答能力时，馆员还提供导引服务(referral services)，即把用户导向能够解答其问题的其他机构，如政府部门。充满了人文关爱的信息服务是公共图书馆的特长，在可见的未来，这样的特长很难被其他信息渠道（包括互联网）所超越。
表3 英美公共图书馆过去十年中回答参考咨询的数量（人均）
1994
19951996199719981999
2000
2001
20022003
英国0.96
0.930.910.880.841.04
1.01
0.971.00.98
美国1.01.1 1.1 1.1 1.11.11.11.1 1.11.1
来源：英国的数据2000年以前来自欧盟图书馆统计数据库LIBECON网站：http://www.libecon.org/default.asp；2001年以后来自LISU.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atistic Tables.Loughborough：LISU.美国数据来自：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Public Libr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http://nces.ed.gov/surveys/libraries/pub_public.asp.
5 促进社会和谐的使命及其对公共图书馆存在理由的注解
很多文献都提到公共图书馆的包容性及其作为社区中心的角色（例如美国的《面向结果的计划》提出了“共享空间”的服务响应），但只有英国的《未来框架》明确提出了促进社会和谐(social cohesion或social inclusion)的使命。这个使命是指公共图书馆的以下责任：利用公共图书馆在社区内的优势和各种服务，为社区提供安全、温馨、中立、面向所有人的空间，充当社区的公共港湾；通过信息服务和终身教育服务帮助弱势群体提高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主动寻找图书馆的“非用户”，为之提供针对性服务；帮助社区居民建立共同的社区身份意识，减少社会排斥。
平等、包容是公共图书馆与生俱来的立场，但在很长时间里，它为公共图书馆存在理由所做的注解都是和教育使命及信息使命连在一起的（即图书馆提供平等包容的教育机会；保障平等自由的信息获取）。把公共图书馆的平等包容性和社会和谐联系起来，始于上个世纪末的英国公共图书馆界（更确切地说，始于英国新工党政府）。上世纪末，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开始在英国实施新的执政理念。很多学者把这种执政哲学归为“社区主义”(Communitarianism)或“新社区主义”(Neocommunitarianism)。[33][34]这种施政哲学强调社区生活、社区价值观和社区关系（相对于个人生活、个人价值观和个性而言）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培育包容、互信、互助、相互理解的社区关系(communal relations)。受“社区主义”思想的影响，1997年执政以后，新工党就把社会包容(social inclusion)确定为核心执政目标，而且从一开始就把公共图书馆视为重要的“社会稳定器”，把图书馆职业视为实现其执政目标的重要伙伴。1999年，当时的文化大臣史密斯曾这样评价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和谐作用：“本届政府的最高目标之一就是解决社会排斥。文化领域的很多机构都可以为这个目标做出贡献，但很少有机构可以和公共图书馆的位置相比”。[35]继英国之后，欧洲其他国家也开始关注公共图书馆在社会包容中的作用。2004年，在欧盟重点考察的公共图书馆贡献中，社会包容就是其中一项。
很多经验证据也显示了公共图书馆在社会和谐中的价值。英国的《社会趋势》统计资料显示，访问公共图书馆始终是英国公众最喜欢的活动之一；[36]公共财务与会计工作注册研究所的统计显示，英国公共图书馆访问量在过去三年还在持续增长，仅2004-2005年度就增长了三百万人次。[37]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公众对公共图书馆的经常光顾使它们成为无可置疑的社区中心。1998年，美国学者McClure和Bertot在对宾夕法尼亚地区的图书馆进行调研时发现，公共图书馆在一个社区的存在能够极大地改善那个社区的生活质量。[38]还有很多调研显示，在数字分化时代，公共图书馆正在通过其互联网服务克服信息技术带来的新的社会排斥。例如，由盖茨基金会进行的调研显示，在使用公共图书馆互联网服务的用户中，30%的人报告说，图书馆是他们能获得互联网服务的唯一场所；在贫困用户中，这一比例上升为37%。[39]在另一份调研报告中，盖茨基金会发现，“通过惠及所有社区成员，公共图书馆已经成为弥合数字鸿沟的有效途径。”。[40]这一切都显示，社会和谐作为公共图书馆存在的理由，无论在政治舞台上还是普通公众中，都已经得到广泛认可。
6 文化与娱乐使命及其对公共图书馆存在理由的注解
在阐述公共图书馆使命的主要文献中，文化使命是指图书馆通过向社区成员提供各类文化产品和活动，帮助他们开阔眼界、增长阅历、了解自己的文化和其他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几份主要的文献都不再把娱乐使命（即满足人们消磨休闲时间的需要）界定为公共图书馆的使命，但仔细阅读这些文献不难发现，娱乐使命在经过了一定的话语包装之后，已经被纳入了文化使命。在美国的《面向结果的计划》的表述中，这种包装尤其明显。在这里，对流行文化产品（包括小说、电影等）的使用被表述成“了解文化及社会动向”。
当代社会的很多发展趋势（如全球化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冲突）都对社会成员的文化素养——对文化产品的欣赏能力、对自身文化遗产的了解、对其他文化的理解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共图书馆的文化使命也比以往更容易获得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事实上，很多政府和组织都明确表达过对公共图书馆文化传播价值的认可，例如，2001年英国文化、传媒与体育部在其绿皮书《文化与创造力：未来十年》中就专门谈到公共图书馆的作用：“公共图书馆是十九世纪改革者和慈善家的伟大创造，它们面向所有人传播文化，被千千万万的人所热爱和使用”。[41]英国一家专门面向文化产业的研究咨询公司进一步评论说：“鉴于公共图书馆所从事的大量丰富多彩的活动，它们理应被政府视作实现《未来十年》绿皮书提出的文化目标的基本工具”。[42]
相关统计资料也显示，公共图书馆是一个文化产品极其丰富、文化活动十分活跃的场所。在真正实施这一使命的地区，公共图书馆也因此成为公众眼中独一无二的、不可取代的文化大舞台。例如，1998年，美国学者McClure和Bertot在对宾夕法尼亚地区的图书馆进行调研时发现，公共图书馆针对儿童、成人及老年人提供的很多文化活动和服务是公众从其他地方无法获取的；有些活动即使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得，也往往需要高额费用。[43]2002年，KRC研究与咨询公司(KRC Research & Consulting)为美国图书馆协会进行的调研显示，88%的美国公众认为，公共图书馆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找到从网络到印刷品的任何文化产品。1997年美国教育部对公共图书馆利用情况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调研前的一个月内，44%的家庭至少有一人访问过图书馆，“为了休闲或个人爱好”是这些家庭确认的最主要的访问理由。[44]
与文化使命相比，单纯的娱乐使命似乎从来就不是公共图书馆合理性的有力注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小说的巨大流通量曾导致很多人质疑公共图书馆继续存在的必要。[45]20世纪中叶，消闲阅读的比例也成为美国“公共图书馆调研”(Public Library Inquiry)关注的问题，调研者甚至认为，消闲阅读使命可能导致公共图书馆成为美国社会可有可无的机构；20世纪80年代，消闲阅读比例又成为英国亚当史密斯研究所质疑公共图书馆之公共品性质的理由之一。相关利益者对消闲阅读的不屑态度或许就是公共图书馆文献中避开娱乐使命的原因。
7 扫盲、培育信息素养与阅读兴趣及其对公共图书馆存在理由的注解
扫盲使命是指图书馆通过提供合适的阅读材料、组织或参加扫盲活动，提高文盲用户的读写能力；培育信息素养的使命是指图书馆通过组织培训活动和相关服务，提高公众查询、评价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在当代社会，尤指通过数字化手段查询和利用信息的能力）；培养阅读兴趣的使命是指图书馆通过在儿童中培养阅读习惯和在成人中推广阅读活动，使阅读成为一个社会的共同爱好和普遍习惯。
在很多文化中，阅读都被视为良好的人生习惯；在教育和社会学话语中，阅读能力经常和自我发展连在一起；而在近现代政治话语中，阅读能力又经常和民主权利连在一起。200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项调研曾这样评价阅读能力：“喜欢阅读和经常阅读给人带来的优势要超过拥有受过良好教育、从事好工作的父母”；[46]2003年英国文化、传媒与体育部也给予阅读能力类似的评价：“除非具有阅读能力，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积极的、有见识的公民。阅读是一切文化和社会活动的前提”。[47]这说明，在当代社会，公共图书馆的扫盲、信息素养与培养阅读兴趣使命都具有比较强的感召力。在真正实施这些使命以后，图书馆往往会成为政府或其他组织在上述领域的首选伙伴。例如，2002年底，英国政府决定在全国各地开放6,000个信息技术培训中心，其中2/3设于公共图书馆，即几乎所有的公共图书馆都被选作当地的信息技术培训中心（注：英国共有四千多所公共图书馆）。[48]
与上述三个使命相关的公共图书馆使用情况也显示了公众对它们的认可。很多调查都显示，公共图书馆是成年人获得数字技能的重要场所；Bertot等人发现，这些成年人主要是老年人、家里没有计算机的人和正在寻求继续教育机会的人；Moe和Lance则发现，在公共图书馆获得数字化信息技能的人包括各类人群。[49][50]
近年来，挑战上述使命的最显著因素是一些地区持续下降的借阅量。英国图书馆与信息统计中心的资料显示，英国公共图书馆的图书借阅量在2003-2004年度下降了6%，而在2004年之前的10年中，借阅量下降了40%；该统计中心警告图书馆界，按这样的趋势计算，到2020年，借阅活动就会消失。[51]没有借阅活动的支撑，图书馆如何承担起培养阅读兴趣甚至扫盲的使命，这将是公共图书馆在陈述其使命或存在理由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8 结语
公共图书馆从来都不是一个显赫的事业，它的生存依赖地方公共财政和社会支持，它的价值经常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被忽略，因而，即使在公共图书馆的发源地英国和美国，公共图书馆也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存在高枕无忧；它们经常需要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除了从制度的角度进行辩护，公共图书馆还经常通过阐释和宣扬自己的使命向利益相关者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这意味着公共图书馆需要敏感地观察和感悟社会需求，睿智地确定自己的使命，及时调整使命重点，并且大声宣布自己的责任和价值。
世界上几份主要的公共图书馆文献都推荐了教育、信息服务、文化传播、促进社会和谐、培育信息素养、培养阅读兴趣、扫盲为当代公共图书馆的主要使命。本研究显示，这些使命在当代政治话语和社会话语中的确受到很多关注；在真正实施这些使命的图书馆，它们也都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利用。尽管公众赋予每种功能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调研中不尽相同，但与教育、信息及文化相关的服务在几乎所有的调研中都名列前茅。图书馆的社会和谐使命虽然直到最近几年才被明确提出，但它已经受到信奉社区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高度关注，这些力量注意到，公共图书馆作为公众心目中和事实上的社区中心，在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其他机构无法比拟的作用。此外，扫盲、信息素养和培养阅读兴趣等使命，也都享有比较忠诚的社会支持。对于正在考虑自身使命的公共图书馆来说，上述使命不失为值得考虑的选项。
收稿日期：2006-11-10；
注释：
①2002-2003年度，英国公共图书馆为此获得的经费是5.41英镑／学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