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性”的阐释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性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6）06 —0098—04
一
在中国文学通往现代性的路途中，民族性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近代以来，由于军事上的屡屡受挫，在世界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不得不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向西方学习，“西学东渐”成为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中国文学是在对抗世界霸权、追求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开始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1](p.56)，成为近代中国人的文化理想。如果说，“取今复古”是一种文化态度，“别立新宗”则是一种文化目标。“别立新宗”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泯灭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和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而是要在世界格局中强化中国人的民族身份与获得文化认同。因此，民族性话语其实是整个新文学发生发展的背景和意义指向，它产生于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碰撞中，并在学习西方与抵制西化的不同文化力量中得以凸现。
现代性和民族化就像一对难分难解的同胞兄弟，成为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具体要求。同时，它们也像一对苦大仇深的冤家，由于内涵有交叉而外在边界模糊，时常在解构对方中强化自身。只是人们常常忽视二者的兄弟情谊而突出了冤家情结。这在90年代以后的文化思潮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后殖民主义理论兴起、保守主义思潮盛行，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文化反思中伴随着民族主义的伸张……民族性概念似乎形成对现代性话语的天然对抗。虽然这种对抗不无意义——如果说，“现代性”概念及其知识体系为20世纪中国文学开拓出一个新的批评空间，那么，民族性概念及其隐含的文化态度则对这个批评空间进行了一定的制约和规范——然而，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来说，民族性要求和现代性诉求果真水火不容吗？
民族性话语并不自90年代始，近代以来，民族危机感与文化优越感在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中并存，民族性的呼唤也就伴随着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此起彼伏，不绝如缕。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常常使民族性话语的每一次强调都充满着激情，它昭示着强烈的文化自信，同时也充满了矛盾和对抗，因为每一次强调面临的时代问题不一样，概念的出发点和具体针对性也有差异，这使得民族性概念的内涵歧义重重，飘浮不定，往往在相同的话语之下隐藏着不同的文化态度，在表面的认同中凸现着巨大的认识差异。这种情况的存在使真正的学术对话无法真正展开。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追溯中国学术话语的来源，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寻找其原始的或者核心的意义指向，以检测中国学术话语的准确度。然而，任何话语的产生都是一个鲜活的历史过程，异域的文化理论在新的时间与空间中具有的新的意义与用法，这种情况与其说是理论在旅行过程中改变了原有的形态，不如说在外来词语的启发之下，一种新的理论在本土环境中被创化出来。[2](p.36)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观念源于西方，但是它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之中已经具有了自我的生命力。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把这一概念从具体历史背景中抽取出来，民族性不过是一个巨大的空洞。因此，对中国学术界而言，重要的不是对民族性的概念进行正本清源，虽然这一工作也有其理论价值，但是将术语的使用与使用的背景分离，无疑割断了话语产生的历史过程，联系具体历史背景对民族性内涵进行梳理，思考它隐含着的对中国文学发展方向的态度和要求，也许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二
正如现代性这一概念充满歧义一样，民族性也意义模糊、飘忽不定。它常常具有以下几种意义：
1.崇尚传统，弘扬国粹
所有的民族性话语都天然地指向对历来文化传统的热爱，不过，将民族性等同于传统性大概源于这样的思路：一个民族长期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下会形成一定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审美需求等，过程漫长而载体丰富，通过传统文化代代传承，离开了传统文化，民族的独立性就无以体现。对20世纪的中国而言，文化的特性是在一个被迫敞开的空间中呈现的，具有共时性的空间着重强调了民族的落后与屈辱，而历史和传统才能使屈辱中的中国人紧握住绵长的时间予以的民族骄傲感。这样，崇尚传统，弘扬国粹成为民族性的核心内容。
在弘扬国粹的过程中，在文化态度上，有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区别，在所针对的时代课题方面，也有因为时代风尚而带来的变化。清朝末年，国粹派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它以宣扬国粹来激发人们的爱国精神、革命思想，其目的和意义正如章太炎所言：“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3](p.269) 言语中洋溢着浓烈的爱国情绪，也流露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新文化运动开始，打到孔家店、废文言倡白话等一系列行为，冲垮了旧学的堤坝，林纾、章士钊等人高举的民族性已经成为卫道之举。复古主义渴望在以反传统为主调的五四时期力挽狂澜，以传统道统为理由保护传统，保守主义则在西方文化的缺陷中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优长。留学欧美、深谙泰西之学痼疾的学衡派试图将“倡明国粹”和“融化新知”结合起来，走一条稳健的折衷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道路。这种呼声似乎在90年代以后以新儒家为核心的保守主义中获得回应，在全球化语境之中，新儒学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把儒家传统视为医治西方工具理性的膨胀的救世药方。在学术领域，国学热体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再阐释，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在未来世界的重要作用。此外，一些青年学者从后殖民主义的立场出发，主张恢复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抵制西方文化霸权，以“中华性”、“东方主义”代替“西化”、“现代化”。“告别革命，远离政治，疏远主流，淡化意识形态”成为90年代文化思潮的新特点。这与商业化兴起之后的大众文化心理不谋而合，又在弘扬爱国主义的精神气候与民族主义的话语背景中获得合法性和某种正统地位。
将国粹与爱国等同起来，对传统的厚爱中，偏爱与错爱也就难免。其实，民族文化也好，传统也好，从来都是好坏参差，“在文化全部实有之中，我们不可有意或无意把我们认为‘好的’或‘要得的’看作是文化，而把我们认为‘不好的’或‘要不得的’看作不是文化而只是‘历史中的偶然’……就中国文化而论，孔孟之教，《四库全书》，文言文，白话文，仁、义、道、德、孝、弟、忠、信固然是文化，撒谎，走八字路，包小脚，后花园里埋婢女，还是文化。从认知作用来看，他们全在同一平面之上。这是对文化的科学态度”[4](p.39)。文化中的糟粕是指那些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压抑现代人正常需要的文化禁忌，如果在民族特色和文化多元化的名义之下对之加以宽容和保护，那便是故步自封、坐以待毙的作为。
当然，不能将国粹派和文化保守主义简单地视之为文化逆流，它至少对西方文化的完美想像提出质疑，当它只是思想主张而非意识形态干涉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对西化派反传统的矫枉过正有着一定程度的反拨与警示作用，并以历史为纵坐标参与了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发展的建构。
2.民间性、大众性
美国学者安德森将民族视为一个“想像的政治共同体”，“尽管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被设想为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5](p.7) 但是，安德森没有指出，民族内部的不平等与剥削如何在民族想像中被淡化。笔者认为，在民族话语中，个体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被文化意识差异所替代，民族内部被划分为民族精英、民族败类和普通民众，民族话语力图要争取的对象就是最大多数的民众。这样，一个想像的共同体转化为实有的群体。在中国，这种实有的群体常常在两种情况下被凸现：一是作为与传统士大夫相对的文化弱势群体；一是在近代意义的阶级划分中的政治弱势群体。在以上情况下，民族这个文化概念与民众这个集体概念与政治概念等同起来，民族化＝大众化，民族性＝民间性，便成为很自然的逻辑推衍。
不过，在对民间性和大众性的强调中，仍然存在着功利的和审美的态度差异。
现代文学史上有数次关于平民文学、文学大众化的讨论，这些讨论并没有直接与民族问题相联系，但是毕竟是在思考民族国家建构的背景中进行的，到40年代，关于“民族形式”的全国大论争将民族性与大众性结合起来。什么是“民族形式”，郭沫若是这样定义的：“在中国所提及的‘民族形式’……我相信不外是‘中国化’或‘大众化’的同义语，目的是要反映民族的特殊性以推进内容的普遍性。”[6](p.31) 在这个定义中， 将“民族形式”等同于“中国化”强调的是本土文化本位意识，等同于“大众化”则混合着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郭沫若的定义很有代表性，其理论依据大致源于毛泽东在1938年对党政干部提出的要求，即建立“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7](p.534)，从这句经典的语录出发，新文学的服务对象是中国老百姓，价值定位是使其“喜闻乐见”。因此，向林冰的“民间形式中心源泉论”抛开文学问题不论，就意识形态背景而言，也是其来有自的。新中国胜利之后，这种讨论成为结论并形成一种普泛性的认识。
面对现代化带来的精神堕落，民间文化被理想化为精神的乌托邦。从京派作家到90年代以张承志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者不约而同地在民间寻找精神的清洁剂以对抗工业文明的侵蚀，沈从文小说宣扬的古朴、洒脱、率性、勇敢的人生态度和生活理想，并不符合儒家传统规范，却是民间道德的高扬。这种积极的怀旧心态构成中国新文化建构中深富文化韵味的风景。
虽然有功利的和审美的区别，现代知识分子采取的文化精英立场却是一致的。站在文化精英立场提倡为大众的文学和大众创造的文学，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和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其实并不能真正接近大众，它们最终缺乏大众所需要的娱乐性与轻松感，而且大众文化本身主要以市场为中介对消费者进行调节和塑造。在新文学发展过程中，对大众化、民间化的重视在贯穿了精英意识、担负着文化使命同时，也在对精英意识进行有意无意的消解。
3.当下性：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在提倡新文化时痛言：“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8](p.212) 的确，对生活在20世纪前后的中国人来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没有比解决眼前的民族危机更为重要。早在日本留学初期，鲁迅就在思考以下三个相关的命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鲁迅的思考自然受到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和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的启发，但是其出发点和目的却是为中国文化的艰难转型寻找出路。“改造国民性”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点不是偶然的，民族生存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规范和制约着新文学的主题。这里渗透着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界文化竞争格局中的深度自省，他们反对抱残守缺，“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1](p.305)。面对传统与外来文化，他们主张拿来主义。拿来主义的取舍标准在于是否有用，有用与否的标准在于能否激发民族的生机与活力，是否有利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鲁迅的“立人”、战国策派的“尚力”、沈从文的“希腊小庙”，尽管药方不一样，但是渴望治愈中国千年沉疴的愿望是一样的。
这是一种开放的民族性。首先，它并不将民族文化视为僵化的静态的文化遗产和民俗，虽然那也是民族性的表现，但无疑是属于历史的残存物，它可以展示文化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的多层次性，却不能将此作为文化发展的既定轨道。其次，任何民族的存在都是文化的存在，但是，民族的存在不是通过民族的文化证明的，它存在于人民创造自身存在的行为之中，换句话说，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全部努力才是民族存在的实实在在的证明。它的内在生命是丰富复杂的，永远运动的。悬空谈论民族特色不再具有意义，因为特色只能说明独特，而不能证明正确与适宜，民族的现实处境与民族文化之间永远具有互动性。在这个意义上，胡风在40年代对“民族形式”的定义就特别有见地：“民族形式是由于活的民族斗争内容所定的。能通过具体的活的形象，即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成功地反映了特定阶段的民族现实，就自然是民族的形式。”[1](p.787) 在这里，胡风强调了两个“活”， 第一个“活”强调民族的现实处境，第二个“活”则是作家现实关怀的艺术体现。
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谈论民族性，是一种明智而灵动的文化态度。但是，在民族反侵略战争之中，维持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绝对不是文化的力量，而是政治军事领域内的斗争，照这个思路推衍，又难免会使文学脱离了艺术的范畴，奔走于为民族振兴摇旗呐喊的路途之中。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几种关于民族性的内涵并不是各自独立，界限分明，而是常常在纠缠扭结中并存。此外，以上虽然能涵盖民族性概念的主要内涵。却并不能概括民族性话语使用的全部语境。尤其在90年代以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是否具有民族性成为衡量和阐释现代文学的核心标准，民族性概念在似是而非的使用中变得更加暧昧不明。抵制西学维护传统和提倡西学反对传统，都打出的是民族性的旗子。民族性如同现代性一样面临着被泛化了可能，其内在意义和使用规范已经到了亟待梳理的地步。
三
由于民族性概念在多种场合下的频繁运用，它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批评的关键词之一，各种文化历史背景和文化态度均在这个词语内部留下斑驳的历史的烙印，它深入到文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中，即使歧义重重，却也难以废弃。此外，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由于汉语使用过程中的复杂指向，要拂去这个词语之上层层叠叠的意义遮蔽，使之具有一种比较透明的单纯的意义，也基本成为一种天方夜谭。但是，自说自话的理论论争又分明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也无益于对同一个问题展开真正的对话。这种名实分离的情况并不仅仅存在于“民族性”这一术语之中，而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具有普遍性的现象。那么，如何解决这样的名与实的纠纷呢？是重新予以新的命名吗？新的命名能否恰当地概括文学现象？会不会增加新的歧义？是否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这一切都难以令人乐观，因为新的概念应该也是新的思想，而不是改头换面的语言游戏。笔者认为，在没有充分切中腠理和具有高度而非泛化的理论概括性的情况下，不一定要急于发明新的概念，与其进行新的命名还不如将精力用于减少概念歧义的发生。事实上，客观地描述现象或许比漫不经心地使用一个既成的术语更有利于减少歧义。即使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使用了学术术语，使用者和阅读者都应该特别注意其针对性所带来的意义指向，而不能将之视为意义自明的概念。
就民族性概念本身而言，还需要指出的是，民族性话语往往伴随着亢奋的爱国热情，宣泄着受到西方文化、经济、政治长期侵略之下的民族压抑情绪。仔细审视民族性话语使用的背后，往往都流露着对西方文化的排斥态度。全盘西化原本不适合国情，理所当然应该受到批判，但是，当这种批判超过一定的限度，就演变为在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化的理论基础上，一味地讴歌传统，对自身文化缺乏理性的反思。将西方文明等同于西方霸权，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全面排斥西方文化，这种故步自封的做法将扼制民族文化的发展活力。另外，使用该概念还需要澄清一些错误的认识，1982年唐弢先生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发表了《谈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风格问题》，该文以历史当事者的鲜活感受和学者的缜密推论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民族传统的关系做了令人信服的论证，这是现代文学“断裂”论者应该好好阅读的文章，当然，唐弢先生并没有在该文中刻意强调五四文学反传统的必要，但是，五四文学正是在学习西方、反抗传统的起点上建立的新文学，它不是戕害了民族文化，而是丰富了民族文化，经历了中国民族上百年的历史沧桑，经过几代作家的苦心经营，它已经成为我们民族传统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不能仅仅从技术层面分析研究文学文本中的民族风格，地域性、意象、题材、表现手法、价值取向、审美态度、文学渊源等都可以表现民族风格，每个中国作家都可以从这里或者那里探寻出民族的特点，但是，往往同样的作家身上，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找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技术性的因素的研究不是不可以，但是要将其与民族心理结构、民族文化结构、民族社会结构结合起来，才有厚度与深度，才能真正说明民族性的文化内涵。
最后，对文化的思考最好能打破古、今、中、外的界限，古、今、中、外文化其实是一种人为的划分、蜜蜂采的是蜜，而不是花。各个文化分子有保持不同文化价值的权力。但是，如果能超越东西方文化的对立情绪去学习或者审视外来文化，这才能使民族文化持续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也才是开放的民族文化真正应该具有的态度。
收稿日期：2006—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