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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布世界幼儿教育排名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公布了全球45个国家的幼儿教育水平排名。前三名均为北欧国家，分别是芬兰、瑞典以及挪威。韩国是唯一一个进入前十的亚洲国家，日本则在45个国家中排在第21位，美国和中国分别排在第24位和42位。
据了解，该机构对各国幼儿园的教育质量、教育费用以及可使用性等项目分别进行了调查排名，最终进行了综合排位，前十名基本被欧洲国家包揽。
韩国政府制定的幼儿5岁开始接受义务教育的制度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最终排在第10名。
综合排名第一的芬兰对幼儿全部实施免费教育以及悉心的日常生活照顾，同时平均每位幼儿教师所对应的学生人数仅为11人，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在教育质量方面得到了高度评价。
此次调查还发现，幼儿的教育质量与教师的社会地位存在很大的关联，例如芬兰的幼儿教师全部都取得了大学同等级别的教育学学位，其地位与律师等高级职业同等，是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而且芬兰幼儿教师的薪资也居全球各国同行业第一。
排名居前10位的国家是：1.芬兰 2.瑞典 3.挪威 4.英国 5.比利时 6.丹麦 7.法国 8.荷兰 9.新西兰 10.韩国
（新华网记者：卢光）
摘自《新华网》2012.7.18
差钱的学前教育也可有大作为
幼儿园保教费水涨船高，越发成为众多百姓不能承受之重。正值两会之际，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增大投入，幼儿园教育免费！”有媒体提出，幼教免费，广州可否先行？广州有专家认为，目前无法实现。
增加教育投资，政府承担更多义务，大家都无异议。只是幼儿园免费不能一概而论，公办幼儿园拿的是纳税人上缴的财税，其存在的目的，是保障纳税人子女受教育权利，应该而且必须免费；而民办幼儿园的办学主体是公司，公司依据市场规律收取费用，提供相应服务，理所应当。
摆在大家面前的现实难题，不在于市场供求关系，而在于公共服务的短缺。以广州为例，经市价格协会调查，当前幼儿园的生均成本最低是1400元/月，广州在园幼儿数有35万人，如果全部计入，那么每个月全市的学前教育就要花掉4.9亿元。而2013年广州市财政预算中，拟安排的学前教育经费全年只有区区4.33亿元，其中，学前教育专项经费3.1亿元，即使加上区财政的投入也不过是杯水车薪。这意味着广州市教育公共服务很差钱。就算把非本地户籍幼儿排除在免费之列，广州在学前教育的投入还是相去甚远。
不能说政府在教育投入上完全失去作为，除了每一届政府大量的目标和愿景外，去年我国GDP总量爬升到世界第二之时，我们的教育经过20多年的发展，投入方面终于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按照财政部部长谢旭人2012年的说法，去年我国“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加起来近22000亿元，已经超过（GDP）4%了”。
应该说及格不容易。然而，就在投入逐年增加之时，为什么市民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并没有提高呢？享受公共服务的人群并没有扩大呢？钱究竟去哪里了？如果我们看看广州学前教育支出情况，或许能心中有数。2012年广州市部门预算中，8所机关幼儿园获得的财政预算资金为8349.82万元，几乎是全市学前教育投入的四分之一。而在广州1500多所幼儿园中，能享受财政拨款的公办幼儿园不到10%。原本就不宽裕的公共资源，应该用于底层最贫困阶层的教育投资，却被极少数人占用了，成了更加稀缺的资源。为了获得这些公共服务，国民需要付出远高于市场价格的代价才能获得。
可见，教育经费挤挤总是有的。差钱，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作为纳税人，能否影响财政支出的方向以及规模，这是关键，少一点GDP，多一点福利，符合民意期望；如果这一步难以实现，那就退而求其次，督促政府用有限的资金办普惠型的学校，而不是办特权学校；或者督促政府将现有的特权学校转变成更多普惠型学校，提供更多的办学资源。如果上述两点都无法做到，那么我们就只好把这座大山继续背下去了。（信力建）
摘自《信息时报》2013.3.6
蔡元培“教育独立梦”的破碎
民国教育家、政治家蔡元培先生，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致力于废除旧式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毕生极力推动教育独立，但最终梦碎。
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十月，民国政府成立了“大学院”，管理学术和教育，取代之前的“学部”或“教育部”，蔡元培担任大学院院长。根据民国政府通过的大学院组织法，不用“国民政府××部”，而直接用“中华民国大学院”，不说“直隶于国民政府”，而说“承国民政府之命”。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大学院总理全国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宜，组织庞大，地位特殊，意气风发。这种前所未有的“待遇”，和蔡元培等知识界、教育界人士的努力争取分不开。
蔡元培任上尤其注重教育的独立性，为教育经费问题可谓殚精竭虑。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二月，蔡元培向国民政府提交了一份议案——《以庚款充高等教育费提案》，指出当时教育的困境：近年来各国立大学和研究院，因受军事影响，经临各费，皆感困难，重以金贵银贱之风潮……，而学校及研究机构，反露萧条窘迫之现象。
说完当前教育遇到的经费困难之后，提出解决的建议：按照总理遗训及本党政纲，各国退还之庚子赔款，均应拨做教育基金。查俄英两国庚款，除特别指定用途外，俄款每年约余六百万元，英款之拨作铁道建筑费者，第一批如假定为三百万英镑，年息亦可得两百万元。今拟从以上两款中，每年提出五百万元之现款，以之担保，可发行一千万元之教育文化建设公债，三年之内完全可以清偿本息。
而这个经费该怎么用？会有什么成效？蔡元培也做了回答：“此项公债之分配，则由教育部组织委员会担任，如是则国库之负担不增，而大学及研究机关，在最短期内，可有相当之建设与发展。”
除此之外，蔡元培还在同年六月提交的首份《大学院年度工作报告书》中，特别提到了教育经费的独立问题。报告书称，组织教育经费计划委员会，会同财政部向国民政府提议，保证教育经费的独立。并筹设教育储蓄银行，提高教育经费，辅助及整理国立各校经费，筹设庚子赔款兴学委员会等。
毋庸置疑，蔡元培等“教育经费独立”的设想是好的，他也曾指望将庚子赔款专充教育文化等慈善事业经费，但是由于各方面的空缺太多，此项资金大多被挪用作筑路、水利及电气事业之用，教育界力争无效。学者李石曾更宣称“庚款既已指作铁路水力电气之用，北平教育久恃为一线之生机已绝。”教育经费的独立，虽经努力最终半途而废。直到后来，连大学院都被国民政府取消，重新改为教育部，由行政院管辖，蔡元培愤而辞职，争取教育独立的理想至此基本宣告失败。
摘自《南方航空》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