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自然哲学与科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子论文,哲学论文,自然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生成宇宙的本根或本原——“道”与原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以下只注章数）《老子》开宗明义，表明其眷注的是生成宇宙之本根或本原的“常道”，而非礼乐制度、经术政教之道，亦非现象界物理之道。本根性的“常道”是不可言说的、超验的，故谓“形而上者”。
与古希腊自然哲学中的“一”、“水”、“原子”、“四元素”以及“一元”等不同的是，作为生成宇宙的本原，“道”不是组成万物的“始基”，或一切由之构成的最基本的物质单元，而是一切由之生成的最终根源和始源。因此有人称老子的本体论为本根性的“根源本体论”，而西方的本体论则为本原性的“基元本体论”。
“道”作为宇宙本体，作为生成宇宙的根源的提出，是老子自然哲学的最重要的标志，也是它区别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基本特征。
“天”与“帝”，在当时中国和西方从来以为是万物所从出者，而老子认为万物皆由道所生。因此，首先从世界的终极原因中排除了人格神。而“道”是自本自根的，“道”本身是万物的宗主，且在天帝之先：“渊兮，似万物之宗”，“象帝之先”（四章）。“道”是虚状的，却涵藏着创生天地万物用之不竭的生机和创造力。“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四章）这里，自然本身自足自洽，不再需要上帝的“第一推动”。道在帝先，且帝亦由道所生的思想，是老子自然主义的重要特色和创见。
根据《老子》，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既非物质实体，亦非理念、精神，而是蕴涵着无限之“有”的“无”。为了显示不可言说的“道”，老子最早提出了“有”“无”这一对哲学范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道”，就其为天地之本始，名为无，或根本“无名”，就其为生育万物的“母亲”，方“有名”而名为“有”，“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一章）。
这里“无”表示“道”超越了经验世界，是无形质的。道因其“大”，超越了人类的感觉：“大盈若冲”（四十五章），“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四十一章），“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十四章），纷纭不绝，不可名状，“绳绳不可名”，故谓之“玄”，而“不可致诘”（十四章）。
与精神、理念不同，“道”又是真实存在的，超越现象界而又与现象界相联系。“湛兮，似或存”（四章）；“惟恍惟惚”，其中“有象”、“有物”、“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二十一章）。“道隐无名”（四十一章）：道虽然幽隐而不可指称，不可言说，但它却通过万物产生、生长和复归的无限循环而显示了它真实的永恒法则和无限创造力。道的显现名为“玄德”（十章）。
与物质实体不同，“道”是不固定的永恒的无可滞碍的大化流行，它浑灏流转，“其上不皦，其下不昧”，“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十四章）正因如此，它才有着神奇的不可思议的创生万物的生殖力，储存着生命转化的无限潜能，携带着推动万物生生不息的全部信息。“道”作为宇宙的本体是绝对的，寂然而无对待，寥然而普遍存在，独立而永恒不变：“寂兮寥兮，独立不改，……”（二十五章）“道”生成天、地、人、物，而为天、地、人、物之规范，大化流行之根本，是变动不居的世界中惟一永恒不变、普遍必然的依据。因此，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人类的法则应效法天地自然的法则——自然自发地开创和生命自然地演化，而“道”则效法自然而然的法则。因此老子主张“见素抱朴”（十九章），回到自然或事物本身。显然，老子是要求超越“人之道”和人类社会的局限，屏弃人类知见，“绝圣弃智”（十九章）、“涤除玄览”（十章），从宇宙论和自然哲学的更广阔视野中，悟解形上之“道”的玄妙。“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一章），通过“无”，观照宇宙生生不息的玄妙和神秘；通过“有”，洞察万物生长的端倪和限度。这深刻表达了老子思想的根本旨趣和价值取向。
老子慨然于人为现象所障蔽，为欲望所执迷，不知“道”的真实，往往以“有中之有”为实有，却不知“无中之有”为“妙有”，更不知所谓“实有”是暂时的，转瞬即逝的，而惟有“妙有”才是真实永存的。万物生于兹，亦归于兹，“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十六章），“复归于无物”（十四章）。因此，只有蕴涵着无限之“有”的“道”才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本原。
本人以为，老子的“道”的提出，也是对春秋以来泛神论的“神”和“命”的超越，通过追问宇宙万物由以生成的本原或本体，通过“归根”、“复命”，回到生命那永恒不灭的无限之源，透出对世界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超越经验世界而又内在于万物的“道”，使现象界一切具体事物得以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和不完全性，个体得以与天地、与道融为一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对大化流行的洞悟，超越了神造说，使人获得“瞬刻永恒”的生命价值，而不再羁系于有限的一生的“命运”。可以说，“道”的提出，在本体论上，完成了中国哲学从“命运”向“境界”的提升。但老子不是由人及天，而是由天及人的，是由自然哲学和宇宙论出发的自然而应然的推衍。
正因如此，老子的思想既可能走向人生哲学，也可能开出自然科学，老子的自然哲学不仅为中国的文化精神，而且为中国的科学精神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基础。显然，老子的自然哲学与古希腊自然哲学是有着根本差异的。而且从一开始，老子就意识到了语言的根本局限，因此排斥了用语言指称和说明“道”的可能，其对世界本体的理解是洞悟的而非思辩的，其表述方式是显示的而非论辩的，是隐喻、推衍而非逻辑演绎或归纳。这一切对中国文化和科学发展的影响是深远而又不幸的。
综上所述，正由于科学所依据的形而上学基础的差异，或许决定了中西方科学的不同性质和功能，导致了中西方科学发展的不同机制和方向。
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曾指出：“我们（西方人）主要关心可度量的质，可分的单元，可能是由印欧语系所决定的。……我们的思维方式明显地不适合处理整体和形式问题。……不带有我们的生物上和语言上拘束的生物，完全可能有十分不同的科学形式，十分不同的假设——推导系统的数学形式。……选择什么符号系统来使用，因而选择实在的那些方面来进行描述，依赖于生物的和文化的因素，物理学系统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处于别的文化中的人类和在非人类的智能中，可能有根本不同类型的‘科学’，这种科学描绘实在的别的一些方面，……推理的思维永远不能穷尽无限多样性。任何只从某一观点来掌握的陈述只有相对的正确性，必须以相反的观点来掌握的对立陈述作补充。”（注：〔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林康义、魏宏森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 第236—238页。）
西方学人的这一洞见，今天尚待东方学者用自己的艰苦探索及成果去证明，充实和发展。
二、宇宙生成的大化流行——潜在与显在
宇宙论是老子自然哲学的依据和出发点，按照生成论的逻辑，终因即本始，生成宇宙的终极根源必然同时也是宇宙最初之原因。因此“道”不仅是宇宙本体，同时也是宇宙始源。而同为宇宙论，古希腊从构成论出发，旨在建立宇宙构成的模型；老子从生成论出发，关心的则是宇宙的起源和生成。“道”的规律正是通过宇宙创生过程显示的——“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十四章）。
首先，老子认为宇宙是有起源和开端的：“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五十二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二十五章）“渊兮，似万物之宗。”（四章）“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二十五章）第一义是不可言说的，“道”乃“不道之道”。“道”既作为生成宇宙的最初根源，或最初始的条件，其自身必不为它因所生成，所造就，所改变。故“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故“象帝之先”。所谓“无然然者而然不能然也……造存存者而存不能存也……动成成者而成不能成也”（注：王德有译注《老子指归全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44页。），充分显示了道的终极意义。
根据《老子》，在宇宙生成过程中，形而上的道从无到有，从隐到显，逐渐向下落实生成天地万物。从宇宙论的角度，“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表达了“道”之动，显示了“道”不断分化，由无形质而为有形质的活动过程。《老子指归全译》指出：道乃是“无无无之无，始未始之始”，道以“虚之虚”，故能生一。一为“无无之无，未始之始”，一以虚，故能生二。二以“无之无，始之始”，故能生三。三以“无”，故能生万物。（注：王德有译注《老子指归全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45页。）这里， “道”是最后的绝对的“无”，它同时蕴含着有无两个方面。道以下，有无皆相对而言，它们“同出而异名”（一章），同为道所生发。
本人以为，不管各家具体的解释如何，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道”是经过不同层次的“无”的生成演化过程才由隐而显，由虚而实，由简单到复杂的，并通过某种转化机制，从无到有，又从有到万物，才由潜在的存在转化为现实的存在。“‘无’和‘有’分别代表世界产生过程的两个阶段”，其中所谓“有”是“形容形上的‘道’向下落实时介乎无形质和有形质之间的一种状态”（注：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55、63页。）。因此，一、二、三可谓“无中之有”，是“道”在无形质阶段的展开或演化过程。相对于有形质的实有的物，一、二、三都是“无”，只是“无”的层次和程度不同罢了。而“三”是从“无”到万物的突变点，是由“无”而生成万物的重要起始阶段。至此，“道法自然”的自然之“体”才发用而生成为由天地万物所界定的自然界。
目前，人们往往将现代宇宙学关于宇宙创生的学说看做是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科学证明。
根据现代宇宙学，我们的宇宙确有一个从无到有的生成过程，著名的“彭罗斯—霍金—爱里斯奇异定律”预言：可能存在密度、压力、温度和空时曲率为无穷大的奇点，它是我们这个宇宙实际演化的开始。根据宇宙大爆炸学说：宇宙起始于一个高温、高密度的原始火球，火球内充满辐射和基本粒子，基本粒子发生核反应引起火球爆炸而向外膨胀，逐渐形成今天的各种物质和天体。霍金根据宇宙自足理论推出了“宇宙创生于无”的命题，并由此赋予“无”以物理意义。据此可以推测，可观察宇宙中的物质和能量可能都是从虚无中产生的。不仅如此，因为时空测量的限度，它们在普朗克距离的尺度上失去全部含义，作为物质存在形式或“事物的秩序”的时空，也是有开端的，而且不仅起始于“无”——大爆炸前，且终结于“无”——塌缩之后。惠勒进而指出，物理学定律并非永恒存在，它们是在宇宙大爆炸时才出现的，也有一个从无到有的创生过程。因此他倡导物理的“质朴性原理”，即一条质朴的全然没有系统性的系统性原理——“边界之边界为零，包容了今日的场物理学的整个广度和深度”，而“整个物理学大厦建筑在几乎一无所有之上”（注：〔美〕惠勒演讲集：《物理学和质朴性》，方励之编，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页。）。本人以为，现代宇宙学与老子关于宇宙生成演化的思想和世界图景是相通的，但不宜作直接的比较。我们须将整个宇宙生成演化过程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为宇宙诞生前，可谓“虚无”阶段。此时尽管孕育着宇宙万物的基因，但无形无质，乃是潜在演化的过程，科学仪器无以观察测量，亦非认知所能“致诘”。第二阶段为我们的宇宙诞生和诞生之后，可谓“实有”阶段。属于现象界的经验的物质世界，是现代科学探讨的领域。老子宇宙论所提供的正是对前一阶段本体洞悟的显示，而现代宇宙学提供的是对后一阶段实证科学的证明。老子与现代科学虽同涉宇宙生成问题，但一为形而上，一为形而下，一为隐，一为显，一为本体，一为现象。或许，正因如此，两者合一，才是真正的“体用不二”，也才真正给出了关于宇宙生成的完整图景和生生不已的大化流行。如图：
几百年来，西方科学的发展，使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和利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令人兴奋的是，由于宇宙生成初期，有一个尺度十分小，必须考虑量子效应，以及由基本粒子合成物质的过程，宇宙生成和万物构成终于在宇宙早期的生成过程中获得统一，量子力学与相对论亦由此统一，不仅解释了How——物质如何构成的问题， 而且回答了Why——物质何以如此构成的问题。岂非知古始而知今有？ 但在无以再诘问的“无”前——宇宙起始的奇点和归宿的黑洞——这科学可以到达而不可逾越的界限前，人们不禁发问：“物理是否将终结于‘没有定律的定律’这句质朴性的至理名言？”（注：〔美〕惠勒演讲集：《物理学和质朴性》，第47页。）显然，语言的界限意味着物质世界的界限。但科学精神却不只限于科学研究的领域，或许，正是在科学的言语道断处，“众妙之门”（一章）正悄然敞开，东方文化特别是老子和道家思想的睿智，会向追求真谛的人们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本体洞悟的显示”。
三、把握普遍规律之道——觉知与认知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三十四章）道无处不在，作用于万物。“道”虽然超越现象界，但与现象界相联系，是不离现象界的。道的规律通过生机盎然的自然界而显现。未形无名之时，道为万物之始；有形有名之时，道则“衣养万物”（三十四章）。而一切都自然而然，“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复之”，“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这是一种典型的不需外部指令的自发自组织的自然观。而老子将“道”所显现的这种“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自然的自组织作用称为“玄德”。
老子认为，“万有”皆与化迁流，而只有“道”自古及今，无可变坏，“不以有而存，不以无而亡”（注：参见魏源《老子本义》。），不随具体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因此，“道”“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二十一章）。但“道”的规律不是变化背后的不变本质，因为宇宙本体就是大用流行，演化本身就是道体的发用，因此道的规律就体现在万物生长演化的过程中，而不在其“之后”或“之外”。它是自古及今一再重现而不变的变化律，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反者道之动”（四十章）。我们如何知道“道”的普遍规律呢？（1）“能知古始， 是谓道纪。”（十四章）老子认为，只要我们追根寻源，能知古之所自始，这就是“道”的规律了。（2）“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十四章）一旦证语“道纪”，就可执守宇宙论所显示给我们的“道”和“道纪”，把握和驾御今天现实世界万有的生成、演变和发展。（3 ）“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二十一章）我们何以知道经验世界具体的万有生成的初始状态呢？即依据自古及今不变的“道”。老子认为，依据“道”和“道纪”是可知万有之始和“之所由然”，及万有之终和“之所由归”的。（4 ）我们亦可通过对万物生成演化的“观”和“玄览”，感悟自古不变的“道”。总之，“既知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五十二章）。简示如下：
显然，西方科学从构成论出发，故对经验世界有宇观、宏观、微观之分，且以微观机制解释宏观现象，重视构成整体的部分和质料。中国古代科学则从生成论出发，故有隐显、虚实之分，且以隐解释显，以无形而潜在的过程解释有形而现实的过程，重视初始状态和潜在过程，重视整体及其功能。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差别是：老子把握自然规律的内涵和方法与西方科学认识自然规律的内涵和方法是不同的，甚至是互斥的。其中根本的区别有：
1.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到培根，直至现代，科学是从可观察事实出发，以果溯因，其观察陈述和解释性原理始终以逻辑相联系，直至试图以逻辑重构世界，认为一切非逻辑的命题无意义，应予清除。而老子则从生成宇宙的终极因——“道”出发，可谓以因推果，“道”与现象界的联系始终是一种“本体洞悟的显示”和类比性的推衍。按冯友兰的说法，“真正形上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正底方法，一种是负底方法，正底方法是以逻辑分析法讲形上学，负底方法是讲形上学不能讲，……讲形上学不能讲，即对于形上学的对象有所表显，既有所表显，即是讲形上学”（注：冯友兰：《新知言》，引自黄克剑等编《冯友兰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431页。）。如此而论，从老子和古希腊始， 中西讲形上学的方法和研究经验事实的方法即已分道扬镳。
比较如下：
（注：转引自张志林《因果观念与休谟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2.尽管西方科学在相当的时期内，认为自己研究的是世界本身，是上帝创造、制定的法则，但它们是知识的对象，是通过人类感性、知性和理性，以形式逻辑体系建构的。因此，实际上是以“执物取相”的方法研究现象界的学问。这一点直至康德才明确，划清了现象界和物自体的界限，从而为科学划了界。而老子所力图把握的却真正是世界本体，是“诸法实相”，“道”在某种意义上是直接对应“物自体”的。老子已经洞察“实相”不是现象，“物自体”不可为知解理性的对象，同时已经洞悟语言的局限，因此一开始便排除了运用逻辑的意义和可能。因此，老子的“观”，不是现象观察，而是本体观照，“观”恰恰是为了涤除现象的障蔽，穿透认知性的感性、知性和理性，打开被人类知解理性遮蔽的“众妙之门”，玄览万物的真实面貌。因此，老子的“知”，亦非认知，而是觉知，是弃绝了逻辑的“无知之知”，是通过“去知”而达到的悟性。
试比较如下：
康德的认识经验观（洛西图式）
（注：参见J.Losee,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Philosophy of Scie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107 .引自张志林《因果观念与休谟问题》，第149页。）
显然，西方科学认识是从感性到知性和理性，有关认识的整整一片领域，属于老子“去知”的范围，这是中国先哲的深刻处，但也是中国文化中缺失的一个向度。
就此而言，中西文化恰好是此去彼取、此取彼去的。
3.老子的自然观是整体有机的。天地万物具有其存在的全部丰富性，不同于无机的无生命的物质。因此，首先，“大制不割”（二十八章），天地万物作为有机整体，具有整体不可分性，不能用分割的分析的方法去认识；其次，生成和生长是自发自组织过程，具有内在的生长节律，人类不能“有为”地“拔苗助长”，不能将之“物质化”而限定、强求和改造。“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六十四章）因此，老子主张无为，对于有机的、有生命的事物，只能因势利导，“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六十四章）。更重要的，人本身是天地万物中不可分的一部分，老子追求的是天人合一、主客不分的境界，人与自然的关系既非西方近代科学观察者与纯粹客观世界的关系，亦非现代科学参与者与认识对象相互作用的关系，而是人与天地同参，与万物一体的关系。这也决定了不能将自然界对象化、客体化，更不能将自然界作为对象去破坏和征服。这中间包含着深刻的睿智，但其中的一个结果，便是排斥了“人为自然立法”，更排斥了建立“人为”的基于孤立原则的、可重复性的可控实验的可能。这与主客二分的西方近代科学精神是大相径庭的。
4.数学在中国从未达到过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那样本体的地位，以至将数作为“存在由之构成的原则”，甚至“存在由之构成的物质”。（注：〔英〕W.C.丹皮尔：《科学史》，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1页。）老子说：“善数，不用筹策。”（二十七章）数学在古希腊的重要使命是建构宇宙模型，建立世界秩序，故其几何学发达。而数学在中国始终是一种“术”，即便《易经》所蕴涵的二进制数学，也只起一种象数的作用，“通其变，以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注：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年版，第533 页。）象数的作用在于把握现实世界即天下万象的演化律，推演事物的变迁，而非终极实在。至于筹算和十进制的数学，基本上是实用的。数学实际上即“算术”，即“算”之技术，尽管代数在中国古代有较高的发展，但始终未曾建构出像西方数学那样的形式逻辑体系。中国近千年来类书的传统分类，将天文学、占星学、宇宙论等归为“天”，而将数学（包括天文数学）与医药学、炼金术、工程学、建筑学以及武术、体育等并列，一并归入“技艺”，它们仅仅具有工具性学科的价值。
诚如爱因斯坦所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注：〔美〕爱因斯坦：《西方科学的基础和中国古代的发明》，引自《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李宝恒等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中国不可能自发产生建立在经验和理性、实验和数学结合基础上的西方近代科学。但中国没有西方科学，不等于就没有科学。任何文化都要面对、思考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任何一种完整的文化必有其相应的科学，科学史是富有文化个性的，不同的文化可能会有不同形态、不同内涵，甚至不同性质和功能的科学。
笔者以为，老子思想中隐含着关于科学普遍规律的某些原则和本体论承诺，如：
1.以变化中的不变性，即变易中的“永恒成分”，作为普遍规律，并依据它来认识和把握世界。
2.本体通过现象界而显现。现象与本体有同一性，故可通过现象认识真实世界。
3.宇宙生成过程与万物的生成演化过程具有相似性，故可类比推衍。
4.作为自然和自然规律的“天”和“天道”是无意志偏好的，“天地不仁”（五章），“天道无亲”（七十九章），肯定了自然界超越人类伦理标准（如孔子所谓“仁”与“亲”）的独立性，因此肯定了自然规律的某种客观性。
5.老子给出的关于万物生成演化的普遍形式，如“反者道之动”等，对发现宇宙和万物生成、演化规律可起范导作用。
如果说，老子的自然哲学曾为中国文化开启通向自然科学之门，那么，它却不是通向现象界的西方实证科学之门，而是企图通向本体或“道”的中国古代科学之门。在悠久的历史中，老子的自然哲学决定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基本方向和特点，中国古代科技大致是沿着
的线索发展的，它在文艺复兴前的几个世纪中，曾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但它与西方科学所遵循的确曾是“互斥之道”。
四、关于生成演化的未来科学——互斥互补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二十五章）
李约瑟曾指出：“直到17世纪中叶，中国的和欧洲的科学理论大致是并驾齐驱的，只是在那时以后，欧洲的思想才开始迅速地冲上前去，可是虽然它是在笛卡尔—牛顿的机械主义的旗帜下阔步前进，这种观点却不能永久地满足科学的需要——必须把物理学看作是研究小有机体和把生物学看作是研究大有机体的时代已经到来。到了那个时候，欧洲（或毋宁说是那时候的全世界）就能够借助于一种很古老的、很明智的但全然不是欧洲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注：〔英〕李约瑟著（王铃协助）《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29页。）
20世纪下半叶，发生了本世纪物理学的第三次革命，以整体为对象的系统科学，探讨系统生成机制的自组织理论和研究复杂系统生长演化现象的非线性科学相继创立，根本改变了西方科学的世界图景。它们在批判继承西方近代科学构成论全部成果的基础上，由原子论和还原论走向了生成论和整体论，从机械论走向了有机论。在西方科学严密逻辑和实验检验方法的基础上，与东方智慧，特别是老子和道家的自然观日益相通，呈现出中西文化和科学互补的趋势。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里戈金多次写道：“我们相信，我们正朝着一种新的综合前进，朝着一种新的自然主义前进，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那实验和定量表述的强调）与中国的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注：〔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目前非线性科学，特别是分形和混沌理论所揭示的生成演化规律与《老子》所显示的万物演化规律也有惊人的一致。令人振奋的是，近年对随机多重分形生长的研究，揭示了空隙对生长的重要意义（注：有关内容参见B.B.Mandelbrot,Negative Fractal
Dimensions
andMultifractals & The Geometry of DLA: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Departure form Self-similarity，复杂性对简单性国际研讨会资料，1996年。），从而使西方科学从其传统的“以有观有”的立场转向了“以无观有”。它标志着科学观察坐标从“有”到“无”的根本转换。根据分形理论，自然界物体存在的空间并非整数维，而是分数维，这表明一切实际存在的物体都具有复杂的中空结构。生长系统已充分生长的实体部分与有待生长的空隙区是不可分的，而恰恰是空隙区才是生长过程正在继续的活跃区，才是生长的生命之源。曼德勃罗特证明，空隙作为空集具有负的分数维数，它是空集的空的程度的量度。空隙的负维数及其形态决定了系统生长的性质和特征，因此，掌握生长的关键不是物质运动而是“空隙行为”和“空隙效应”。空隙区作为潜在的存在，蕴藏着无穷的生机，隐含着转化为现实存在的全部可能性。从而给出了更多有关生长的信息。
在生成演化的世界图景中，空间既非一无所有、仅供原子运动的背景，亦非由物质质量决定的广延，而是从中不断生成、涌出“有”的富含信息的生长空间。诚如老子所说：“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五章）天地的空隙处，就好比一个大风箱，它是充满生机的，一旦发动，便生生不息。所谓“有无相生”（二章），其间“无”正是指经验世界中物体的中空处，可谓“有中之无”。老子认为，在世界的演化中，“反者道之动”，有和无是互相生成和转化的，可谓即有即无，非无非有。而任何事物的生成都有一个从隐到显，由虚而实的过程，就此而言，“无”是更基本更重要的。“谷神不死，……是谓天地根。”（六章）虚空状的“无”是生成天地万物的根源，隐而未显的潜在存在和变化是显而易见的现实存在和变化的原因。
分形理论证明，生长集团是内在临界的，即生长结构自身决定自己的边界条件与尺度，因此生长过程具有自发和不可逆的性质。任何生长都不是无限的，都有其内在限度，亦都有其内在的生命节律。在生长过程中，不可逆的内部时间翻译成了复杂的空间结构，系统会最大限度地扩张而充满空隙（譬如作为生长模型的DLA 集团漂移至日益紧密的多重分支形状），然后走向衰亡。道无终始，物有死生。无节制的高速发展无非以缩短寿命为代价。由此可以理解为何老子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三十章）因为“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四章）。为何“动之徐生”而“不欲盈”（十五章）？目的原在保持生长的空隙，因为“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十五章）。因此“持而盈之，不如其已”（九章）。笔者以为，尽管老子有反对社会和技术发展的一面，但就其深知“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并企图为人类寻求一条“其用不蔽”的“长生久视之道”（五十九章）而言，又岂非人类最早对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远见卓识？应该说，老子是最早警惕到并强烈反对文明的异化，特别是技术异化的人。
对混沌的研究表明，非线性的确定性系统具有蝴蝶效应，即对初始条件高度敏感，因此具有内在的随机性或不确定性。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经过无穷迭代，或演化过程的反馈放大，将差以千里。亦如老子所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六十三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六十四章）总之，老子重视生长演化中的“无”、“空”、“隐”、“初”，并认为凡器物亦“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十一章），要求凡事“为之于未有”（六十四章），“为大于其细”（六十三章）。尽管老子对万物演化的理解是从形而上之道一以贯之的推衍，是基于对大化流行的“执古御今”式的统摄，但他确曾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确立了一定的原则，而其慧识却冥合当今科学所揭示的生长演化规律。
李约瑟说：“我们全部结论所需要的只是：中国……所产生的有机主义，在形成一个完善的自然科学世界观的过程中，可能证明是与希腊的重商主义及其所产生的原子论同样必要的一个成分。”（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366页。）老子思想与现代科学的互释， 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今科学及其未来走向，同时也将赋予老子思想以时代生命。
中西科学和文化经过了长期不同的发展，各有利弊，亦各有千秋，恰如太极之阴阳，此消彼长，互斥互补，如今正殊途同归。“光明来自东方，法则来自西方。”（注：〔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刘珺珺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3页。 ）基于两种不同文化传统而互斥的文化和科学，对于人类理解世界和人生，认识自然现象和完备描述自然过程，是互相补充，缺一不可的。面临又一次世界性文化综合潮流，“我们的任务不是去悲叹过去，而是要试图在这科学的极不平凡的多样性中发现某种统一的线索”（注：《从混沌到有序》，第57页。）。
笔者以为，老子和道家思想必能为未来科学关于生成演化的探索提供形而上学的基础和范导，而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亦能为中国的科学、文化和社会法则的建立提供理性的原则和参照。“巨大的历史悖论始终是这样的，即虽然中国文明不能自发地产生‘近代’自然科学，但是如果没有中国文明所特有的哲学，自然科学也不能使它本身臻于完善。”（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367页。 ）未来的科学文化应是在天人合一观照下的主客二分，大化流行玄览中的发展进化，既能超越经验世界而又重视认知理性和科学实证，既顺应自然与自然界和谐一致，又不受制于自然的“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或许，多元文化的并协共存、互斥互补将形成必要的张力，推动人类在共同命运的终极关怀下寻求不断超越自身的生生不息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