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话题与冷思考（三）——关于十月革命与社会转型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转型论文,话题论文,冷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1年苏联解体后，有关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特别在当今世界飞速发展，有关各国都在努力调整本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追赶时代步伐的背景下，这些问题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在十月革命8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本刊记者童建挺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洪肇龙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随后整理形成此文。
两次历史巨变
▲本世纪百年之内，苏联社会发生了两次社会大转型：第一次是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后来是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建设，使封建帝国主义的俄国变成了社会主义的苏联；第二次是东欧巨变后1991年苏联的解体，其加盟共和国成为主权国并纷纷向三权分立和市场经济结合的政经体制转轨。两次大转型给理论界提出了许多热点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两次巨变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我觉得“转型”一词很难全面概括苏联的这两大事件。一次是革命导致的社会变革，一次是错误的改革路线引起的社会巨变和西化，它们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两个事件都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以至社会主义的命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苏联解体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失败，它只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的失败，应该说这已是学界的共识。但这一解体却又使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问题重新凸现出来。因此我觉得如何认识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很重要。
●这个问题的确很重要，它不仅关系到对十月革命的评价问题，而且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和本世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很多重大理论问题，简单几句话恐怕说不清楚。在关于十月革命历史必然性的论战中，有两种简单化的看法不可取。一种是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为由来否定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第二国际和当代西方及俄罗斯的某些学者，甚至因此把十月革命看成是布尔什维克党“革命唯意志论”的产物。另一种是有的研究者为了肯定十月革命和它的历史必然性，单纯地把十月革命看成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直接体现。这两种看法，虽然都有正确的因素，但它们在相当程度上都是以抽象的、一般的历史必然性为出发点来否定或肯定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不能令人信服。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深入到当时俄国国内外特殊环境所造成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中去寻找和探索促成十月革命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历史必然性。
▲当时促成十月革命的客观条件主要是在帝国主义各种矛盾基础上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俄国造成的革命形势。1914年开始的世界大战给俄国带来了深重的社会灾难，到1917年，经济几近崩溃，人民大众无以为生，迫切希望摆脱战争，走出困境。但沙皇政府不能也不愿结束战争，人民大众就只能诉诸革命。当时俄国各阶层的革命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致沙皇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都能向沙皇指出，不出三个星期将会爆发革命，“革命已经无可避免”。二月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仅没有按其许诺结束战争，而且也没有进行民主改革和土地改革。俄国民众依然得不到他们迫切需要的和平、土地和面包。这样，二月革命后曾一度缓解的革命形势不但没有消除，而且在迅速发展和升温。这就是十月革命的客观条件。
●应该特别指出，这样的客观条件决不是哪一个政党和哪一个个人能够制造出来的。同时，这样的客观条件也需要和主观条件结合起来才能发生作用。二月革命后的头几个月中，孟什维克、甚至包括社会革命党对群众的影响大于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占居主导地位，他们完全有可能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但他们没有想要去这样做，而愿意充当资产阶级政府批评者的角色，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俄国还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布尔什维克则不同。尽管它在十月革命前人数不是很多，但其成员中有不少职业革命家。这个党具有较强的革命性和组织纪律性。它的领袖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就在分析国际和国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的理论，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理论，关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国家与革命的理论。这些理论为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十月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列宁也敏锐地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形势和人民最迫切的需要，及时地把握革命的时机，为党制定了领导人民大众进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政权的正确方针和政策。
▲十月革命就是当时这种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结合的产物。从这种客观和主观以及两者的结合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到发生十月革命的历史原因和它的必然性。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它的历史“超前性”。十月革命作为一次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它不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发达、先进的欧美西方国家，而是发生在俄国这个资本主义发展极为落后，实际上还是一个军事封建专制的小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也就是说是在一个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条件的国家。而且十月革命也没有能够像原来预期的那样，引发世界革命或至少是引发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以致苏维埃俄国不得不走上单独一国进行建设的道路。这显然与先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将会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英、法、德、美等国同时发生和共同胜利的设想不同。所以，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从一般的社会发展的历史顺序来衡量，十月革命就是一次“超前”的革命行动。
▲应该说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问题在于怎样去认识和评价它。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认为，实行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经济文化前提，而俄国还不具备这样的前提条件，所以十月革命就是一次超越现实条件的革命。它打乱和破坏了俄国社会正常发展的常规和秩序，因而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列宁承认十月革命的超前性，但他同时批驳了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的观点。他指出，作为社会主义的政党，不敢在有利的时机夺取政权，是莫大的“迂腐”和“怯懦”，是不可救药的错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而且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列宁的这些论述，不仅说明了十月革命的特点和正确性，而且还简明地说明了十月革命道路的基本特点和内容。这就是不放弃在有利的时机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政权来创造实行社会主义的前提和逐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条有别于社会自然发展顺序的新路。它虽然是一条捷径，穿过它就可以赶上并超过别的民族或国家，但它也是一条艰难的、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穿越的道路。而且，苏联在这条路上出现了不少问题，为后来的剧变埋下了伏笔。
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在经历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后，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已无可争议地树立起来。此时面临的问题是怎样从封建帝国主义向人类历史上崭新的制度——社会主义过渡。这种过渡的前提应该说是很不利的，一是相对落后于西欧的资本主义，小农在人口上占统治地位；二是受战争重创、千疮百孔的经济；三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此前只出现于理论上，现实中则无先例可循。唯一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是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最初，列宁主要是根据马恩的设想，采取了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办法。国内战争期间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就是这种直接过渡的集中体现：在城市对各种私营企业实行国有化；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取消贸易和市场，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强制实施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
▲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显然只能作为一种应急措施，它不仅不能发展生产，而且引起了民众，特别是农民的反对。
●所以从1921年起，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就决定停止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抛弃先前革命的、强制的办法，采用改良主义的、迂回过渡的方法，即“不摧毁旧的社会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他们，……使他们受到国家的调节”。
▲列宁还认为资本主义愈不发达，所需的过渡时间就愈长。所以新经济政策必须长期执行。他估计至少要执行25年。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列宁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为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提出了一套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比较完整的计划。经济方面，要通过新经济政策来建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此，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电气化，需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成分，需要利用商业和市场，通过合作社来吸引农民和逐步改造小农经济。政治方面，要由内战时期实行的“极端集中制”转向“工人民主制”，逐步发扬党内外民主，为此就要对过分集中的党政体制进行变革，反对官僚主义，加强人民监督，加强工农联盟，扩大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基础。文化方面，要开展文化革命，工作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学习和研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时期的有益成果，发展科技，推进教育事业。总之，新经济政策、工人民主制和文化革命三者，就是列宁为俄国建设所规划的道路。
▲列宁对俄国向社会主义转型的规划，最终未能成为现实，不禁令人扼腕。虽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在理论上却不妨作些假设：新经济政策已包含了许多市场经济的因素，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否能在苏联建立起一整套市场经济体制；工人民主制是否能发展成一种取代“极端集中制”而又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的新型民主制；文化革命是否能破除俄国的封建残余，是否能使苏共在理论上不断创新……
●历史已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理论假设只是后人的设想而已。从后来苏联建设的情况看，斯大林并没有真正理解列宁的这些思想。他把新经济政策仅看成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的临时性措施，是一种暂时的退却，一旦时机成熟就要转向进攻。列宁逝世后不久，斯大林在1927年就提出了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的方针，要求消灭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的方针，并领导进行了消灭富农和全盘集体化的运动。这实际上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由列宁倡导的“迂回过渡”重新回到了类似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直接过渡。
▲可以说，俄国——1922年成为苏联——向社会主义过渡，主要是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的。经过20年代后半期和30年代一系列对国民经济的改造和建设，苏联实现了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经济计划化。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此时苏联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基本完成，这真是一次非凡的制度创新！虽然从马恩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和当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来衡量，苏联当时最多只是建立了初级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但无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使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原理从理论变成了现实，证明了十月革命这条道路是走得通的。这次转型的成果——斯大林体制或模式，也成为苏联以后发展的基础。
●斯大林模式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模式，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这种体制在经济领域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因为斯大林把“建成”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归结为建立起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的公有制。搞社会主义当然要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这无疑是正确的。这里的问题是斯大林为了加速实现建立公有制的目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离开了苏联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要求，强调快速实现生产关系和所有制的变革。这与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原理相悖。人类社会的历史证明，生产关系和所有制的发展和变革不可能超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在它必须具备的物质条件成熟之前是决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在社会生产力低下、建立公有制所依据的生产社会化等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强行建立单一的公有制，不仅不能产生什么优越性，甚至还会使生产力遭到破坏。
▲苏联农业在全盘集体化后，长期发展缓慢，劳动生产率低下，经济效率不高。到1953年，其粮食年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还都没有达到1913年的水平。到1950年，各种牲畜的头数还没有恢复到1925年的水平，这算是一个明证。
●苏联体制在经济领域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建立起了否定和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这主要是斯大林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长期认为商品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是祸害。只是到1952年他才有限度地肯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消费品领域保留商品生产的必然性。但他仍否定国有企业是商品生产单位，否定生产资料是商品，而且宣称，价值规律的作用是被严格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从今天的认识看，这是对商品经济的一种误解。由于否定和限制商品经济，苏联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斯大林把计划经济看作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优越性的标志之一，强调国家用行政手段，通过计划直接经营企业，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并认为计划经济必须实行指令性计划，“计划就是法律”，等等。
▲苏联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向社会主义转型之初，适应了当时经济落后、结构简单和以增强国防能力为经济发展首要目标的状况，使苏联在15年间就以空前的高速度完成了工业化，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而且在二战结束后使苏联的经济迅速恢复，成为在国际舞台上唯一能与美国对抗的超级大国，它对推动苏联生产力发展所起过的历史作用确实不可磨灭。但由于经济范围广泛而且不断发展变化、信息量巨大等客观原因和诸如社会各阶层、集团之间、政企之间的利益不一致等主观原因，这种计划经济既无法做到合理配置资源，使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又无法协调社会各种矛盾、特别是企业与国家实际存在的矛盾，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因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浪费巨大，效益低下，阻碍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健康发展的体制。
●与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结合的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事实上，这种政体的雏形形成于计划体制之前，甚至可以说，后者是前者所促成的。这种体制的特点，一是在苏维埃议行合一体制下，行政权实际高于立法权；二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随形势发展，权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中央委员会的几个常设机构，特别是集中在中央书记处书记斯大林一人手中，实际形成了个人集权制，窒息了党内的民主。执政党缺乏民主，苏维埃的民主自然也只是有名无实的东西。
▲现在看来，十月革命后俄国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型，但这次转型所形成的体制只能说是比较简单地适应了当时的状况，它还存在诸多问题和弊端，从人类发展史来看，这也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况。任何一种社会体制都必须经历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从存在多种缺陷到逐步克服的调适过程，苏联自然也不能例外。然而，从后来的情况看，苏联恰恰在这一进程中出现了问题。
现代化及其危机
▲与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齐头并进的，是它的现代化历程。从历史上看，社会的转型无非是社会形态的变迁，或是在某种制度框架内新旧体制的更迭，现代化则是转型的一个特殊阶段，它指的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这一过程中，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的深刻变革，它可能与前两种变迁形式交织在一起，共同促成社会的飞跃。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特有现象，而是现有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都经历的一个过渡性阶段。
●现代化的含义一般是指落后国家在社会经济方面赶上发达国家的进程，而发达国家一般又都是资产阶级国家。但苏联的“现代化”，无论在目的还是在手段上都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
▲十月革命后俄国开始的现代化，是与她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时，革命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国家的政治体制亟待重建；经济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需要迅速恢复；整个国家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工业落后于西欧和美国，可以说还是一个农业国；俄国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国家的安全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种情况下开始的现代化，其内涵除了实现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还具有很突出的政治意义，那就是加快经济发展，增强国力，迅速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布尔什维克取得国家政权后，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苏维埃制度。在国民财富和资源的分配已经转移到国家政权手中的情况下，列宁尝试过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后来又采用了“曲折迂回”的新经济政策，这些措施除了用于治愈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同时也有向新社会过渡的目的。同时，列宁在论述当时国家面临的重大任务时曾指出，这个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能同时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他还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把建立现代大工业，赶超西方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从这个意义讲，列宁所设想的过渡中已经具有现代化的内涵。
▲苏联现代化模式的确立，是在斯大林时期。这期间，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形成，在此基础上，斯大林先后掀起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浪潮，基本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这种现代化模式是公有制经济、计划指令与中央集权制度相结合。在早期发展阶段，推行和加速国有制、公有制，实行农业国有制，从农业筹集大量资金，从而集中调配国家资源，推行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战略。同时，借助中央集权国家的力量，推行指令性经济，加强贸易和市场的中央统制，实行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这是一条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它的特点在于，用政治革命带动经济革命，利用国家政权发展以国营企业和集体农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为突出国防现代化而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其核心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以高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赶超发达工业国。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工业化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在第2个五年计划完成的1937年，苏联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从1913年的42.1%提高到77.4%，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的基本目标。与当时西方世界普遍的经济萧条相对照，苏联显示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到1941年中，苏联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德、英、法等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水平跃居世界第二位，开创了高速经济增长的历史记录。
▲这种成就的取得，与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管理及高度的群众动员是分不开的。不少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就愈需要强调权力集中，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运作，其工业化的启动就愈需要强大的国家导向与政治推动。苏联开创的这种现代化模式，对于落后国家向现代经济转变，赶超发达国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而且后来许多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启动现代化之初，也确实采用了与苏联相似的做法。
●但是，苏联工业化是在长期忽视农业和压缩轻工业的条件下实现的，不能不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特别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苏联一直采取剥夺农民的办法来筹集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农民不但要缴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还要通过低价出售农产品、高价买进工业品的办法，缴纳一种超额税，即斯大林说的“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这实际就是利用价格剪刀差的办法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这种做法不仅破坏了国内市场的发展，而且实在把农民挖得太苦了。苏联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看成是社会主义工业发展的规律，并一直把它奉行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其负面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有人认为苏联的现代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沿袭了以“工业文明观”和“工业实现观”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发展理论。它以工业的增长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尺度，把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由此产生的工业文明当作社会现代化的最高标志。实践中这就表现为狂热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的迅速增长，而忽视现代化在经济的其他方面及在政治、文化等领域应具有的内容，造成社会的畸形发展。而且，这种模式是建立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国家对经济的高度控制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国家对经济的行政控制能力愈强，经济的自我组织能力就愈弱；苏联国家控制能力的不断加强，使经济组织的自我发展能力不断弱化。苏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运用一些非常手段——群众生产运动、军事化生产等，恰恰说明了经济自我组织能力的不足。
●斯大林试图创建一种非西方、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但他在否定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种种弊病之时，也抛弃了它的某些合理因素。特别是他在经济领域完全排斥市场机制，从根本上阻碍了苏联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市场经济并不具有某种特定的社会属性，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有物。它的产生、发展和完善反映了人类社会由封闭自然经济走向开放性社会化经济的必然进程。经济社会化、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商品化、市场化的过程。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不同社会制度，只能赋予市场经济以不同的、越来越完备的表现形式，而不能从根本上抛弃它、否定它。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只有在经济社会化、商品化、市场化获得充分发展并使市场经济具有非常完备形式的条件下，人类社会才可能进入自觉的、协调的和有计划的经济时代。
▲在苏联的工业化初步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物质基础建立后，由于斯大林模式中许多制度性的缺陷，群众动员手段的失效，加上工业化发展本身所带来的负效应，面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原来的现代化模式已很难、甚至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经济增长到了“极限”，整个社会陷入僵化之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出现了危机。
●这种危机的出现除了与苏共领导层一直固守斯大林模式有必然联系外，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其指导思想的僵化。马克思主义作为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必须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的。随着世界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共产党人要在这种变化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应该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和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就是一方面要通过重新总结一百多年来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十月革命以来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人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要通过对19世纪末年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和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的成就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吸收，在这两个基础上，把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新成就融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中，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准确、更加全面和更加科学地揭示新时代的特征，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新内涵和社会主义形式的新面貌。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也就是“特色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融合到具体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传统中去。民族化越是深入，马克思主义就越能更深地植根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血脉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的根基才会更牢固。这两条，恰恰是苏联共产党所没有做好的。
▲所以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最根本的是人们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理论上根据变化的形势不断创新，才可能在实践中产生一次次的飞跃。人们的思想观念一旦僵化，社会就难有活力。这再一次提醒我们，现代化的关键还在于人们思想的解放。
改革与转轨
▲随着斯大林模式弊端的日益暴露，苏联的体制改革从50年代中叶开始提上日程。这是苏联社会自身进步和发展的要求。
●苏联，还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都说明，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完善的必由之路。改革的动力来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苏联模式的内在矛盾则是近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现实动因。改革的目的和任务是要改良、变革、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以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者的相互作用看，任何一种即使在其创立之时是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或模式，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因为现实的各种生产力的发展涉及到生产的组织与管理问题，涉及到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组织结构问题，涉及到劳动者自身的素质等等问题。生产力的大发展必须使整个政治、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只有经过长期不断的调整，才能使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达到相互适应的发展。生产力的不断跳跃、发展，生产关系也必须随之不断进行调整。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主义社会是经常变化和不断改革的社会。
●苏联的传统体制，由于是旧体制最完备的典型，存在的时间也最长，因它的弊端而积累起来的问题和矛盾较多，因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得到解决，这不能不增加苏联体制改革的难度。但话又说回来，我认为，苏联旧体制的弊端尽管盘根错节，积重难返，但如果改革的方向、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苏联并非是注定要灭亡的。
▲然而不幸的是苏联的改革在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在赫鲁晓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30多年的改革实践中，长期对苏联的国情、特别是对苏联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认识不够，对苏联模式的弊端认识不够，对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认识不够，对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不够。因而长期没有能够形成比较全面、系统的改革理论，更没有能够制定出一条比较正确的、适合苏联国情的改革的总的方针和路线来。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苏联传统理论的某些错误观点，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的某些错误理论观点，严重束缚和妨碍了人们对改革问题的正确认识。这些观点之一，就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苏联在30年代中刚刚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时就宣布已经“建成社会主义”，面临的任务已经是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短暂的历史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实际上否认了社会主义建立后，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完善的历史发展进程，从而也就取消了通过改革逐步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性。
▲这已经为斯大林模式的固定化提供了一个必要条件。
●不仅如此，苏共还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矛盾。苏联理论界长期认为，苏联在“建成”社会主义后，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两者之间没有矛盾，似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一经建立就自然能够保证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这种理论统治下，谈改革不仅是多余的，而且还会被看作是对社会主义的亵渎。与此同时，苏共还否认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把苏联高度集权的模式长期看成是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适用的典范和样板，不仿效或是要改变这种模式就是背离社会主义。这实际上就是不准改革。
▲苏共在认识上还把经济发展模式混同于社会主义制度，把苏联模式当作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始终没有把两者明确区别开来，因而尽管他们也看到了苏联模式的许多弊病，但还是把苏联模式的主要特征当作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特征，认为苏联模式只要经过修改和完善，就可以适用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而不能去引进新的机制来包容变化发展了的生产力。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恰恰走上另一个极端，在否定斯大林模式的同时，也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方法上还是把二者混同在一起。
●在这些错误思想观点的影响下，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苏共在改革的实践中对改什么、如何改的问题缺乏全局的观点，经常处于不自觉和被动的境地。尽管在经济或政治领域的某些方面或某些局部问题上曾经有过比较正确和深刻的认识并取得了某些进展，但从苏联进行改革30多年总的历程来看，却是步履艰难，道路曲折，改改停停，忽左忽右，几经反复，问题和矛盾越积越多，错误越来越严重。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此时苏联经济已基本陷入停滞状态，而整个国际社会正处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世界各国都致力于自己的现代化，努力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迈进，苏联已经到了不改革就不能发展的历史关头。戈尔巴乔夫最初提出了“加速发展战略”，结果却不遂人意。1987年，他提出改革，要求在第13个五个计划前形成新体制，但新体制的具体内容一直模糊不清，直到1989年中期，才明确了向某种市场经济过渡的目标。在经济改革的进程中，戈尔巴乔夫感到了来自政治方面的强大阻力，便将改革转向意识形态领域，提倡公开性，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代替科学社会主义。然后，他抛弃了原来中央集权、一党执政的政体，经过对宪法的几次修改，建立了总统内阁制，允许多党存在，赋予人代会以巨大的权力。
●由于戈尔巴乔夫在这一进程中错误的改革方针和路线政策，引发了苏联社会存在着的政治、经济和民族矛盾，直接导致了苏共的覆灭和苏联的解体。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初是从传统经济体制的内部调整开始的，试图通过对旧体制的修修补补为新的生产力提供发展的空间；发现这种修补难以达到目的后，他又转向引入一种新体制——市场经济来代替原有的计划经济；在新经济体制的引入障碍重重之际，他开始了政治体制的改革，用西方三权分立的政体取代中央集权政体。改革从而一步步突破了原来的制度框架，旧体制在短期内被打破，甚至完全瓦解，而新体制又没有成型，难以填补旧体制瓦解所造成的真空，社会的转轨成为一场恶性的转型。
●其实，戈尔巴乔夫所设想的在改革中实行市场经济，扩大政治民主，无疑是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改革终告失败，也不能说明实行市场经济和扩大政治民主是错误的，问题在于怎样结合国情和通过什么方式去实现它们。戈氏在改革中首先背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曾经认为苏联是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阶段，这似乎已经接近苏联的实际，但他很快又否定了这个提法，进而干脆否认苏联真正建立过社会主义。显然，在这种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认识和估计下，当然不可能提出正确的改革方针和路线来。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他完全否定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并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来取代科学社会主义，这不但没有使苏联社会产生出生机和活力，实现苏联社会主义自我发展和完善的宗旨，反而使苏共和苏联遭到覆灭。可见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完善的必由之路，并不是任何改革都会自然而然地给社会主义带来生机。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否定社会主义的改革必然只能是使社会主义事业失败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揭开了苏联社会第二次大转型的序幕，对于苏联而言，这次转型意味着她的解体和终结；对于俄罗斯等15个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而言，转型才刚刚开始，它的结果如何，这些国家将走向何方，现在还很难预测。但无论怎样，十月革命后的两次巨变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确实能给后人留下诸多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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