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乡愁的消长和演变——论台湾当代散文的情感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愁论文,台湾论文,散文论文,当代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乡愁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母题。在文学史的长河中，文化乡愁作为民族情感的一部分，它内蕴于纷繁的文学现象之中并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一股内驱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由于民族特殊的际遇，由于社会生活的重大变迁，文化乡愁在文学中便表现得尤其明显。当我们将视野投向台湾当代文学，用冷峻的理性目光审察彼岸迷人的散文风景时，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一股感情激流。这便是以文化乡愁为基本内核的中国情意结。文化乡愁的消长和演变，是台湾当代散文的主要情感走向。
1949年对于台湾人来说，是一场历史大噩梦，海峡两岸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政治、文化大隔绝。台湾长期孤悬海外的历史境遇，为文化乡愁的勃兴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随着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200多万大陆军民背井离乡，流落到这陌生的南国孤岛。他们原本没有长期定居的精神准备，梦寐以求重回故乡。然而“光复大陆”的神话很快破灭了。赴台者有家难回，他们日思故乡，夜梦亲人，望海兴叹，普遍患了“怀乡病”。乡愁情结成为大陆赴台人员的共同心态。台湾作家把淳厚、浓重的乡愁作为表现内容，借助文学形式加以倾诉。缘起于五十年代初期，在此后二三十年绵延发展的乡愁文学成为台湾文学的一大景观。何欣就曾指出：“就题材而论，这二十多年（注：指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有将近一半是具象化的乡愁。由于对家乡和往事固执的怀念，我们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学。”（《司马中原笔下震撼山野的哀痛》）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台湾乡愁文学有它自身特有的审美价值。在五十年代的台湾文坛上，“战斗文艺”曾鼓噪一时，但却因思想内容的概念化、艺术形式的公式化，以及缺乏真诚而健全的艺术良知而迅即衰微，难以为继。而与“战斗文艺”几乎同时产生的乡愁文学，虽处于“非主流文学”的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却越来越大，成为台湾文学的一股重要潮流。究其根本，就在于乡愁文学反映了赴台人员共同的思想感情和心路历程，呈现出台湾同胞渴望回归故里、要求叶落归根的愿望。亲身承受着远离故土家园的痛苦，吞咽着离愁别绪的台湾作家成为众多大陆游子的代言人，他们挥洒浓重的笔墨，以此来寄托乡思乡愁。琦君的自白是很有代表性的：“我是因为心里有一份情绪在激荡，不得不写时才写，每回写到我的父母亲人与师友，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我忘不了他们对我的关爱，我也珍惜自己对他们的这一份情。像树木花草似的，谁能没有一个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不再笑，我宁愿搁笔，此生永不再写，然而，这怎么可能呢？”（《写作回顾》）
台湾的乡愁文学大都以回忆的形式忆念往昔大陆生活，表达怀乡思亲感情。作家们在追忆中寻找慰藉，字里行间渗透着浓浓的乡思乡情。大陆故土的山川河流，名胜古迹，地方习俗，家乡风情，都被描绘得意趣盎然，形神皆备。梁实秋着力描绘故都北京的风土人情、历史变故，笔端涌动着亲切、温馨的情感，他的忆旧怀乡散文是一支支令人回肠荡气的思乡曲，表现了怀恋故土亲人的赤子情怀。故居的庭院，儿时的琐事，北京的风情，年节的气氛，家乡的特产，在他的笔下无不鲜活如故，令人低徊不已，回味无穷。《骆驼》、《听戏》、《北平年景》、《雅舍谈吃》等作品充分表达了梁实秋的故土情思和文化乡愁。张秀亚是一位影响广泛而独具风格的女作家，她有很大一部分散文追怀昔日人事。她写故乡华北大平原，写那苍茫的原野、古老的旧宅和古朴温馨的人情；她也写第二故乡重庆，写梦幻般的山城风光和乡居生活。尤其是童年生活，她更是倾注极大笔力，古都什刹海边的浪迹漫游，文明古城的风土人情等等，寄寓了作者深切的故土之思、亲友之爱。琦君是又一位颇具盛名的散文家，一个深受民族文化熏陶的传统型作家，她周身涌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她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也完全是中国式的。远离故土家园的生活境遇，使她对故乡故土产生深厚的眷恋和怀念。她到台湾后曾写过一首“虞美人”词：“锦书万里凭谁寄，过尽飞鸿矣，柔肠已断泪难收，总为相思不上最高楼。 梦中应识归来路，梦也了无据。十年往事已模糊，转悔今朝兮薄不如无。”词中流露出作者流浪他乡的苦闷、惆怅，充分表达了乡国之思。她的这种情感完整地体现在散文创作中。她以一支生花妙笔倾注满腔热情地写故乡风情，追忆当年在大陆的逝水年华，寻找那失落的“根”，呈现出丰厚的文化乡愁。《西湖忆旧》写出了“西湖十里好烟波”，描绘出了“居近湖边归钓迟”、“桂花香里啜莲羹”的动人美景；在她的笔下，西湖是“明眸皓齿的佳人”，古寺名塔是“遗世独立的高人逸士”，泛舟徜徉在荷花丛中，头顶绿云浮动，清香的湖风轻柔地吹拂着面颊，耳听远处笙歌，只觉得自己仿佛已成为远离尘嚣的隐者了。《红纱灯》描绘了浙东过年时生动有趣的热闹景象。热闹的提灯队伍手持灯笼、火把，敲着锣鼓拉着胡琴吹着箫，从街心走向河边，所到之处鞭炮声不绝于耳，灯光火光把雪夜映得都成粉红色了。读琦君的散文，你会感到浓重的乡思扑面而来，你会被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紧紧包围。那一篇篇感触细腻、情愫浓重的乡愁散文，引起了众多流落他乡的远方游子的共鸣。
五六十年代致力于乡愁散文创作的还有王书川、王鼎钧、郭枫等。王书川将笔伸向沉郁、质朴、苍茫的山东大地，他写梦萦魂绕的“故乡的雾”、“故乡的路”，写富有传奇色彩的“青纱帐与狼”，写“蓝色湖”、“沙滩上的足印”，写“遥远的城”及那个令人心酸的“驴的故事”。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深情地呼唤着：“万里归梦，遥远的乡路，中间隔着多少条路、多少重山水？几时我可以站在村头，脱去了袜子，光着脚走过那石板的路，看到那残破的家园，嗅那芳香的泥土。”（《故乡的路》）思乡之情溢于言表。在《乡味·乡人·乡音》中，他更写出了对故土如痴如醉的感情。他写自己爱看家乡人披着破旧的棉袄，蹲在屋檐下抽烟管、晒太阳，爱他们那种朴实的笑，爱听他们那种沉拙的乡音，爱闻他们身上泥土的香味。他为自己辩护：“爱家乡谁都会爱出癖好，除非他是流浪汉，到处为家，到处又没有家，作了无定的游魂。”怀乡恋土感情跃然纸上。王鼎钧几十年来笔耕不辍。他用“异乡的眼，故乡的心”写下了许多忆念大陆故土，洋溢着浓郁乡土气息的散文。《左心房漩涡》把怀乡情怀发挥到了极致，他将自己对大陆故乡故人的怀念喻为“左心房漩涡”，充分表现了怀乡情感的真挚。他曾说：“乡愁是美学，不是经济学。思乡不需要奖赏，也用不着和别人竞赛。我的乡愁是浪漫而略近颓废的，带着象感冒一样的温柔。”《脚印》以一个有关脚印的传说，引出浓浓的文化乡愁，作者悠然神往于千山万水外的故乡风物，刻骨铭记着童年的美好时光，盼望在垂暮之年作一次回顾式的人生旅行：“若把平生行程再走一遍，这旅程的终点站，当然就是故乡。”王鼎钧的《山里山外》、《海水天涯中国人》等散文集更突出地表现了作者深藏于心的真挚热烈的怀乡爱国情愫，在严谨的写实和浪漫的激情之中真切地展示了民族的过去和现在，感情之细腻、思想之深邃、笔法之多样，在台湾散文家中是出类拔萃的。台湾著名作家隐地指出，王鼎钧是“这一代中国人的眼睛，为我们记录了一个时代，一个动乱、和平又混淆的时代”。
如果说王鼎钧的文化乡愁主要表现为对人生命运的强烈关注，在个人的经历中融入对民族前途的深深思索的话，郭枫的文化乡愁则表现为他的强烈的历史意识。郭枫是台湾“少数有丰富历史意识的作家之一”（许达然语）。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意识贯穿于他的整个散文创作之中。对故乡的眷恋，对人民的热爱，对民族文化的崇敬和弘扬构成了郭枫散文的基本思想内容。与那些可以任意割裂传统、背弃乡土的“候鸟”不同，郭枫深具民族感和传统意识。虽身在海岛，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生他养他的大陆故土。从五十年代《黄河的怀念》到六十年代的《山》，再到八十年代的《我想念你，北方》，怀乡情愫越来越热烈而浓重。《蝉声》、《一缕丝》、《寻求一窗灯火》等作品都细腻准确、生动具象地描写了北方农村生活和北方农民坚韧、踏实、刚强的性格与宽广的胸怀，表达了对乡土民族的挚爱。其中，《老家的树》最具代表性。这篇散文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以传神的笔墨营造极具概括力的意象，包含着深刻的意蕴和浓重的情愫。作品抒写了那摇曳出原野的妩媚、展示一片耀眼春光的柳树，那燃烧一季、在痛苦和摧残中茁长的榆树，那饮着秋风、扬起高昂的声调在静穆的旷野里放歌的白杨，那挺立在山峦最高处、在苍茫的天地之间树立起一种生命风范的松柏，描绘出柳的妩媚、榆的粗犷、白杨的潇洒、松柏的高洁。作者以这四种树来勾画北方故乡人民，把对人民的爱投射到和人民生活在一起的生生不息的树上，将树人格化，创造了情景交融、物我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
缘起于五十年代初期的乡愁散文一经发展，很快进入鼎盛期。五六十年代，作家们大都有乡愁作品问世，形成了一股形似松散实则紧密而集中的文学潮流。作家的怀乡感情真挚而又强烈，他们在记忆中捡拾珍藏的故乡风情，热烈地倾诉对故土的思恋。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历史积淀去认识和思考社会和个人的命运，因此一些作品缺乏必要的情感过滤。然而，乡愁散文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和文学潮流已在五六十年的台湾文坛上牢牢站稳了脚跟，成为重要的文学景观。
七十年代以后，乡愁散文继续发展。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冲淡人们的怀乡感情。作家们继续执着地将往昔大陆生活作为创作源泉。司马中原和张拓芜这两位来自军中的作家可视为代表。司马中原向以长篇小说享誉文坛，这时他也拿起散文笔墨，叙写了不少怀念苏北荒寒小镇，追忆童年岁月的散文，接连出版《乡思井》、《月光河》、《驼铃》、《云上的声音》等散文集。他在《乡思井》后记中说：“这些散文，在风格上是苍茫沉郁的，有一种天地低昂的调子，尤其是对于童年和乡土，有着深深的追怀。”在《月光河·序》里，他又说：“这个集子，最能显示我生命成长的痕迹，我藉着它召唤记忆和印象，藉着它标明我的心态和愿望，每一篇章都凝有我生命情感。”司马中原的散文正是以生命情感为灵魂，抒写童年和乡土，表现眷恋家园、思念故人的真挚感情。历经苦难，阅尽沧桑，司马中原更加向往童年时那个质朴、纯净、与世无争的世界，那种消闲懒散、无波无浪的乡居生活。童年时代的种种情状，甚至那极为平凡的一草一木，都成为远离故土的作家的最珍贵的记忆。那把家乡都能映老的家宅，有鸽巢的南墙，毛驴颈间摇晃的铜铃，被微风摇落一地碎影的八宝琉璃灯，鸽群在雪后的瓦楞间飞跃奔逐踏出片片竹叶状的爪痕，祖母讲的老而俗却又幽奇神秘的故事，妇女手中日复一日不停摇转的纺车，骑着驴子做骑士的梦，呼吸着干亢的大气和挟沙作响的风、骨节中都凝有松脂的气味……这些成为作家笔下跳动着的一幅幅立体的图画。浓烈的乡土情感扑面而来，汇成苍凉而又热烈的乡土恋歌。司马中原将自己的散文集命名为《乡思井》，即是“乡思如井，点滴深沉”的意思。
张拓芜被称为台湾文坛的“不残老兵”。1975年他以伤残之躯开始散文创作，出版了《代马五书》、《左残闲话》、《坐对一山愁》等散文集。少小从军飘泊他乡，几十年的滚滚红尘丝毫没有湮没他对故土的思念，他以赤子的火热情怀和纯真童心写下了许多记述故乡山水、民情民风和童年生活情趣的作品。在作者的心灵深处，故乡的一块酥糖、一片茶叶、一滴清泉、一尾琴鱼、一座小山丘、一辆纺车……都被理想化、抒情化，染上了鲜明的思乡怀亲的色彩。他的每一篇抒写故土亲人的散文，散发着“那份日思、夜念、难以排遣、无法诉说的浓浓乡愁”（《坐对一山愁》）。《纺车》以质朴平实的语言描写朴素善良、吃苦耐劳的母亲形象。作品采取借物写人、借景抒情的手法将母亲一生的悲苦命运与那架古老、坚固、时时发出怨苦呻吟的纺车紧紧联系在一起，表达了对母亲刻骨铭心的思念，做到了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艺术效果。《坐对一山愁》以一张黄山照片为引子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象，把自己对故乡如痴如醉的思念和狂恋表现得真切细腻。作者十二岁离开故乡，近半个世纪的飘泊理应使他对故乡产生模糊的印象，但作品却写道：“对故乡似乎比他住了30多年的台湾还清晰、熟稔。”这表明，虽然世道沧桑，但作者一直保持着纯真的童心，他的散文使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一个深深地扎“根”于皖南山区，执着地拥抱着乡村土地的倔强灵魂。正如羊令野所说：“读拓芜的作品，就可以想见一个泾县人的模式，是一种纯朴的、知足的、勤奋的中国农村子弟。”（《代马输卒续记·序》）
与五六十年代的乡愁散文相比，七十年代以后的乡愁散文产生了明显的变化。经过几十年的历史积淀，作家的怀乡情感趋向内敛深沉，较少不加节制的渲泄。这一时期的作家通常将乡愁包裹在具体的乡风产物、故人故事中，通过平实朴素的叙述缓缓地流泻出来。其次，作家对几十年飘泊流离的痛苦有了更深一层的领悟，他们往往不是从一己的悲欢去理解历史、丈量历史，而是以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去体验生活，传达出中国文化的真谛。因此，七十年代以后的乡愁散文更具文化意蕴，表现出一个个有着深厚文化修养的心灵。再次，这一时期写乡愁散文的大都不是专门的散文家，作者来自方方面面，贩夫走卒的语言，乡野之人的俗词俗语都进入了散文殿堂，给文坛带来了清新淳厚的新气象。除了上面这些主要不同之处，乡愁散文在其它方面是几十年一脉相承的。对传统的追忆和对乡情的抒写是作为文化乡愁载体的乡愁散文永恒的内容。
对于“解严”前的台湾作家来说，大陆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尽管大陆是他们的根，那里有他们梦萦魂绕的一方故土，但两岸关系的隔绝，使他们无法重返大陆家园，以慰乡心乡情，舒解文化乡愁。大陆对外开放后，於梨华、陈若曦、聂华苓、白先勇、李黎、洪素丽、杜国清、庄因等作家先后回到大陆，尔后写下了不少描写家乡变化、抒发爱国情怀的探亲散文。於梨华的《新中国的女性》、《谁在西双版纳》，聂华苓的《三十年后——爱荷华札记》，陈若曦的《草原行》、《青藏高原的诱惑》，庄因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等，都是著名的探亲散文集。
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解严”，并开放党禁和报禁。这年底，更开放大陆探亲。隔绝近四十年的两岸关系终于有了实质性的改变。久居台湾的千万大陆游子迅即涌回大陆，出现了一股规模宏大的探亲潮。乡愁散文产生了分化，探亲散文应运而生。
所谓探亲散文，是指台湾作家以回大陆探亲旅游为题材，描写家乡亲人几十年的历史变迁，表现中华民族分久必合的悲喜剧，抒发爱国思乡感情的散文作品。有过回大陆探亲经验的作家，如洛夫、张放、张默、柏杨、辛郁、三毛、琼瑶、王威、程泰、罗兰、张曼娟、颜元叔等，大都写过探亲散文。
由于海峡两岸隔绝得太久，因此作家们踏上大陆故土时在精神及思想感情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杜国清的自白很有代表性：“我第一次到大陆……在我的精神上，带来了莫大的冲击。那不是由于海峡两岸还没有来往，在政治上仍处对立的紧张，也不是由于生活上社会制度全然不同所引起的冲突，而是在文化上同时感到又亲切又遥远、既熟悉又陌生的一种莫名的情绪，在民族血缘关系上无法否认、在社会现实上难以完全认同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山河诗情》）因此，探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探亲，而是寻找，是一个重新认同、重新归位的过程。随着与大陆接触的增多，他们逐渐摆脱了生疏感和隔阂感，产生了亲切感和认同感。他们陶醉于祖国的壮丽山河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之中，对大陆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探亲接通了中断的血脉，使飘泊、流浪的灵魂找到了归宿，使蕴积已久的乡愁终于获得了尽情渲泄。台湾的探亲散文以寻亲访友为线索，生动地记述了回乡见闻和内心感受，抒发了炽热而又深沉的故土恋情。
柏杨的《回到母校》、琼瑶的《剪不断的乡愁》、三秘的《悲欢交织录》等作品都以探亲记游的方式，表达了踏上故土悲喜交加的情感，字里行间蕴含着浓浓的乡土深情。罗兰的《天津夜，好风似水》写只身一人回到故乡的情景。为了真切而充分地体验乡音、乡情，她没惊动任何人，轻轻地来，悄悄地走。在天津的夜风里，她穿过时光隧道，四十多年前的一切顿时都出现在记忆之中，心态一如从前那个上学时逃课去弹钢琴的女孩。面对眼前熟悉的一切，作者兴奋地写道：“我回家，我在回家，我终于回了家。我不是外来客，我是这里人。”喜悦、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如果说罗兰对故乡的感情较多的仍深藏于心的话，张曼娟则坦诚地将之向世人告白。她的《黄河经过的时候》真实地写出了她回到故土与亲人团聚的赤诚感情。黄河畔亲人的热情、朴拙、慷慨、善良，深深地感动了她，以至于回到台湾后，她发现自己对故乡仍有那么多的牵挂：“我渴切地牵挂着表妹、表妹夫和他们新生的孩子；我想起香莲期等着的，吹着唢呐的那场婚礼……”她难以忍受这份牵挂，渴望重返故乡，即使在梦里，“我的梦魂必得顺着黄河往故乡走，飞快飞快地奔回去。”这份牵挂、这种感情、这股思念是大陆藉台湾人所共同拥有的，作者写出了人们共同的心态。
对于从小在台湾长大并接受教育的人来说，中国大陆更多的是一个地理和历史名词。他们通过赴大陆探亲旅游，亲眼目睹了故国的历史轮廓和现实风貌，从而确认中国是他们承继的文化传统的原乡。李金莲的《行旅匆匆过厦门》写作者以“台湾人”的心态到大陆旅行，行程中遇到了种种刺激，激发起强烈的民族情愫，改变了原有的对大陆的看法。作品写道：“行旅匆匆，许多细微的感受，几乎无法用文字叙述，只能长时贮存心中，如果，要我粗略地形容大陆之行的心得，大概有一点是最能涵盖的，便是：我终于领教了祖国广大的人民和土地。”作者充分地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与祖国大陆有着历史的、血缘的、地缘的密切关系。郑明娳的《把我的根种在九寨沟》则将文化上的认同和回归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作者变文化乡愁为全身心地投入和拥抱，她不再是大陆客，她要将自己的根深扎在那里。作者寄情九寨沟，并不仅仅是为了避免现实的纷扰，而更主要的则是意味着作者与祖国大陆、民族文化的深层次的融合。
赴大陆探亲的台湾人中，有一部分曾经在大陆拥有过太多的悲欢，因此他们回大陆的心情与一般人大不一样。他们有更多的感慨和无奈。罗兰的《海河的水慢慢流》典型地反映了这一心态。作品中的“我”要回到故乡，将那记录着一生悲欢的土地，一步一步地“走透”，这里的“走透”不是浮面地随意走走，而是要把每一分、每一寸的时光和土地，和自己的感情紧紧揉在一起，让它发酵，让它化开，使自己觉得痛或觉得甜蜜。于是“我”回去了，回到“曾是我的母亲，养育我、滋润我、维护我、载送我，而她现在好象不认识我”的海河边，“走透”了小白楼、海大道、中街和海河，寻找生命中曾有过的创痕和伤痛。作品具有一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历史沧桑感。
四十余年来，文化乡愁作为台湾散文民族情感的核心内容，几经变迁和发展。它也折射出台湾作家由迷茫、彷徨、伤感、怀乡思亲到安于现状、达观地面对现实，一直到终于重回故土、乡情得以慰藉的心路历程。两岸关系从隔绝到互动，直接影响了台湾作家的感情和心灵世界，给台湾散文以有力的促进和推动。从这一散文走向中我们可以看到台湾作家乃至于所有台湾同胞与祖国大陆血脉相连、感情相通的血浓于水的关系。大浪淘沙，在文学史的长河里，经得起考验的是那些反映全民族共同的命运和感情的作品。台湾当代散文的历史演进，正鲜明地昭示着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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