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世界华文诗坛的弄潮儿——论留学生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新诗BS此文为作者承担的国家教委“九五”首批项目《留学生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一章之论纲，曾在1996年武汉国际华文诗歌学术讨论会上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世纪论文,中国论文,生与论文,新文学论文,学术讨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序论
在本世纪即将结束之际，研讨华文诗歌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无疑是有意义的。这不仅是对以往的华文诗歌作一次历史性的总结，更重要的是为21世纪华文诗歌的新发展作准备。这使笔者想到本世纪以来为华文诗歌的发展作出了许许多多贡献的诗人和诗歌学者：他们或以诗作，或以诗论，为20世纪的华文诗坛和诗歌论坛增添了光辉。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多年来对20世纪华文诗歌的研究，如同对中国近百年社会发展的其他研究一样，走过了一条曲折的远离中心点的道路，即很少有人注意到把这种研究同在20世纪国际政治文化背景下，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留学生联系起来。因此，这种研究也就难免存在这样的不足：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近百年来艰难地走向现代化的大趋势并一步一步地与现代国际社会接轨的现实；没有客观地把留学生们视为推动中国社会（包括诗歌在内的各种学术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先导乃至中坚，忽视了他们在中西两种文化传播、认同和整合中的中介作用。可以大胆地说，由于没有把倡导20世纪华文诗歌革命的留学生们作为一个专门问题和整体来研究，因而，以往对20世纪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华文诗歌的研究，尽管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留下了巨大的残缺：缺少宏观地把握20世纪华文诗歌历史发展的现代化眼光，从而大大地削弱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有感于此，笔者在1989年即以《留学生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为题，在1992年的南京“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上又以《试论二十世纪国际政治文化背景下走向世界的华文文学》为题，分别对包括华文诗歌在内的华文文学问题作了论辨。现在愿在以往长期思考的基础上，集中论述“留学生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新诗”这个论题。其方法是转换一个论述的角度，对大家熟知的新诗发展作出一种新的概括和总结，指出留学生们在倡导华文新诗，推动中国诗歌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证明留学生是推动20世纪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华文诗歌走向现代化的倡导者和代表者。由于考虑到新诗的历史大家都很熟悉，因此，在论述的过程中不作繁琐的引证，只在扼要梳理的基础上予以必要的论述。
二、五四文学革命中新诗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
20世纪的华文诗歌虽然含有一部分中国传统的旧体诗，但实际上是以五四新文化中产生的新诗为中心。因此，本文论述的“新诗”即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现代诗歌。
鸦片战争以后，作为试图振兴中国的一部分，华文文学中即已出现过改良主义的潮流，这就是晚清夏曾佑、谭嗣同和梁启超等提倡的“新诗”（这种“新诗”并非本文论述的五四文学革命中产生的“新诗”）。不过，由于对“新学”的急切和热情，他们在事实上已使“新诗”变成了“韵文化的‘新学’，与思想界的关系，远比诗坛的关系更为密切”（见龚书铎主编《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张永芳之文）。因而虽“颇寻扯新名词”，但仅仅成为“诗界革命”的前奏。而提出“诗界革命”的梁启超虽然主张“取泰西文豪之意境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总批》），特别是黄遵宪疾呼“以我手写我口”，并身体力行，为以后五四文学中的新诗倡导和发展带来了生机，但是由于他们过分地强调“以旧风格保持新意境”等原因，“诗界革命”还不可能超越时代去抛弃旧的形式，所以并没有真正地完成华文诗歌史上的革命。其后，本世纪初的南社重要诗人，如陈去病、高旭、马君武、宁调元、秋瑾、陈天华、邹容等——他们皆留日学生，虽然奏起了一曲曲慷慨激昂的悲歌，但仍以传统诗文为正统，在诗歌理论和创作上都裹足不前。究其原因乃在于：他们以民族民主革命为主要宗旨，尚未真正认识到包括诗歌等在内的文学、语言等文化革命的重要。因此，把中国诗歌推向近代化的伟大历史使命，也就主要落在了新一代留学生身上。这就是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批五四新文化干将及此后成长壮大的学贯中西的留学生新一代。也就是从五四开始，一向被视为中国文学正宗的旧体诗歌土崩瓦解，新诗才真正地有了确切的内涵和形式，并且被确认到现在，成为迄今为止20世纪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世界华文诗歌的主流。
首先倡导新诗并积极实践的乃是其时尚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胡适。当然，起初胡适并未直接提出白话诗即新诗的主张，而是从古汉语的语言形式是否可以为文入诗的思考入手。1915年，已经留学美国五年的胡适，在耳染目睹了西方近代文明之后，受到实验主义、美国文艺复兴以及一个基督徒的影响和刺激，不能自已地开始考虑中国语言形式与教育的问题。在《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等文章中，他提出了文言文是死语言、白话文才是活语言的观点。这样，为传播新思想以开启民智，提倡白话文的主张就开始萌芽。此后他进一步提出了用白话来写诗的主张，而且不顾任鸿隽、梅光迪和胡光骕等留美同学的嘲弄，从1916年8月开始，正式尝试白话诗的写作，并完成了著名的白话诗《蝴蝶》等，显示了开一代先河、领百年风骚的先驱者的远见和气魄。而这些粗浅尚不成型的“新诗”竟为“英雄所见略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擘之一陈独秀所赏识，刊于1917年2月的《新青年》上。而其《尝试集》和诗论《谈新诗》则不可动摇地成为中国新诗史上奠基的诗作和诗歌理论。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所作的《摩罗诗力说》一文，这篇“别求新声于异邦”的诗论，大破中国旧诗中“汙浊之平和”的沉稳呆滞，提倡“争天拒俗”、“雄伟桀美”的浪漫主义精神，不仅对于推动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起了积极作用，实际上也超前反映了五四文学革命和诗歌现代化的先声。
此后，围绕《新青年》开展活动并在其上发表新诗的是陈独秀、李大钊、沈尹默、钱玄同、鲁迅、周作人、高一涵、沈兼士、陈衡哲、沈玄庐、刘半农、俞平伯、康白情、汪静之等15人。其中后5人当时无留学经历（诗人的刘半农后来留学法国并成为著名的语言学家，而康白情在1920年9月留学美国后，也不再写新诗了）。其他人在此之前都有留学经历，且大都留学日本，其大致情况是：陈独秀(1879—1942)，1900年、1906年两次留学日本，先后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早稻田大学学习。李大钊(1889—1927)，1913年留学早稻田大学。沈尹默(1883—1971)，日本帝国大学毕业，1912年回国。鲁迅(1881—1936)，1902年赴日本，曾就读于仙台医专。周作人(1885—1968)，鲁迅之弟，1906年赴日，先后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和立教大学。高一涵(1884—1968)，1912年留学明治大学。沈兼士(1886—1947)，沈尹默之兄，1902年留学日本。沈玄庐(1988—1928)，也是留学日本的，1901年回国。陈衡哲(1890—1976)，1914年留学美国，曾先后在瓦沙女子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文学和历史，是中国第一个写新诗的女作家。今天看来，这些人并不以著名的新诗人著称，但当时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新诗表示支持，有的还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中国新诗史上尝试期的诗作，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打打边鼓，凑凑热闹”。如鲁迅的《梦》、《爱之神》，刊发于1918年5月《新青年》4卷5号；李大钊的《山中即景》、沈兼士的《真》、陈衡哲的《“人家说我发了痴”》刊发于1918年7月《新青年》5卷3号；周作人的《小河》刊于1919年2月6卷2号；沈尹默的《月夜》刊于1918年1月4卷1号。钱玄同则为《尝试集》作序以鼓吹新诗。作为《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自然是新诗的赞成者，也写了《丁已除夕歌》等，刊于1918年4卷3号。而身为编委的高一涵是新文化的鼓吹者，也是拥护新诗的。笔者曾对从1918年2月最早刊登胡适、沈尹默和刘半农新诗的《新青年》4卷1号到1919年5月的6卷5号总共应为17期中的14期作过统计：共发表新诗66首，其中胡适19首，浓尹默13首，刘半农13首，鲁迅6首，周作人5首，沈兼士4首，陈衡哲2首，陈独秀、李大钊、俞平伯、李剑农各1首。由此可见留学生在新诗初创时期的贡献。
在此还要指出的是留学日本的刘大白和郭沫若。刘大白虽然与《新青年》无太多的关系，但也是当时倡导新诗的先驱者，并留下了新诗集《旧梦》和《邮吻》。其次是郭沫若，他的诗作虽然迟至1919年才发表，但在1916年即已开始尝试，特别是其《女神》，在胡适的《尝试集》之后，对中国的新诗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新诗在革创之初，提倡并写作新诗的绝大多数是留学生，而极力反对的任鸿隽、梅光迪、胡先骕等也是留学生——他们的反对恰恰催促了新诗的诞生。在此意义上，新诗的产生实实在在是留学生们的功劳。
新诗是五四文学革命中最早降生的长子，最初的新诗人不仅是向旧文学旧文化冲锋陷阵的先锋，也是新文学史上最早的一批新作家和理论家。而留学生出身的胡适等人竟能在短短的数年内完成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次革命，适应时代的需要当然是主要的，但他们对西方近代文明的认识和认识之后与中国传统的诗歌文化的“整合”，却无疑地显示了“这一班新人物”（毛泽东语）的不同凡响之处。这是研治中国新诗史的学者们需要深思的。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倡导和身体力行，五四以后，恰切地说，从1919年开始，中国的传统诗歌逐渐让位于新诗，新诗从而成为世界20世纪华文诗歌的主流。
三、五四以来新诗运动中最有影响和成就的代表者
新诗是新文学中受西方文学理论和诗歌影响最深的文学样式，回顾20世纪的中国诗坛，受到广泛承认特别是影响至今的诗人，差不多都是留学生。上面提到的诸位新诗先驱，在此基本从略，下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1.郭沫若及“创造社”诸诗人
创造社1921年7月成立于东京，由在日本帝国大学等校学习的留学生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张资平、冯乃超等组成。其中真正属于诗人的自然是郭沫若，由于受斯宾诺沙的泛神论和泰戈尔的诗歌以及歌德诗文的影响，他于1916年开始写白话诗，但当时并未认识到是诗，因此到1919年才正式登上诗坛。但他后来居上，自领风骚，影响极大，其最杰出的贡献乃是以其雄迈豪放的《女神》等，把中国现代诗歌的浪漫主义推向顶峰，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如后来成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鲁迅语），就自称是受到《女神》的影响而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请见其《诗与遗产》）。创造社的其他诗人虽然并不以诗人著称，但都留下了多少有影响的诗作，如成仿吾《序诗》、《静夜》、《诗人的恋歌》、《爱国犯》等，冯乃超的《现在》、《残烛》等都被选入多种诗选中。
2.宗白华及二十年代的“小诗运动”
宗白华后来虽然以美学家名世，但在早期却是一位有名的新诗人。1920年前，他只写过一首短诗《向祖国》。1920年5月赴德国学习哲学、美学等。赴欧以后，异样的生活和感受，使他在1921年产生了写诗的冲动，作了48首新的短诗。他在《我和诗》中曾用富有哲理又兼诗味的语言描述过。其诗形式小巧，清新活泼，从而对20年代的小诗运动产生了影响。这是诗人的宗白华对中国新诗的贡献。他对新诗运动的另一贡献是在1919年任《学灯》编辑期间，发现了郭沫若并刊发了他的诗，使郭沫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开始了潮起海涌般的诗歌创作。他们也由此与田汉成为朋友，写下了著名的《三叶集》，影响了很多青年。
3.徐志摩、闻一多等新月派诸诗人
“新月派”诸人大多沐浴过“欧风美雨”，从社团来看，也是被攻诘得最多的文人团体。其中作为诗人的代表人物和中坚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和林徽英等都留学美国，徐志摩并且还到英国剑桥大学学习过政治经济，获得硕士学位。闻一多1922年留学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其时美国文艺复兴的巅峰——芝加哥的文艺复兴仍然生气蓬勃，对他的诗风极有影响，他并结识了诗人卡尔·桑德堡、门罗和海德夫人。闻一多此时期的诗作就有这种影响的痕迹。但其孙闻黎明认为，很多人并未注意到这一点（见其所著《闻一多传》）。闻一多对中国新诗的贡献是无人可比的格律诗及格律诗论，对于中国早期新诗的过分散文化有补偏救弊的作用，其“三美”理论至今尚有价值，但是其“豆腐块”体已成了昨日黄花。其主要诗集有《红烛》和《死水》，后者为其代表作。与闻一多的严谨不同，徐志摩虽也提倡新诗的格律化，但又显得从容舒缓，其诗色彩流丽，有极强的音乐感，象《再别康桥》《沙依娜拉》等名作，至今还为少男少女们激赏。徐志摩的思想和诗歌，都深受英美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虽然在诗坛仅有十年的时间，但他的影响和贡献使他成为五四以来少有的新诗人之一。新月社的另一名诗人朱湘，1927年留学于芝加哥大学，他对西方的各种诗体包括十四行诗都尝试过，柳无忌先生曾有过评论。但他是个短命的才子，其影响既不及闻一多也不及徐志摩。新月社杰出的女诗人林徽英，系民初政学系闻人林长民之女，20年代曾先后就读于美国宾州大学和耶鲁大学，是一个学建筑和舞台美术设计的留美才女，诗作清莹温婉、情感纯真，又因其特殊的经历和建筑学上的建树，其诗其人至今还为人们所不忘。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了《林徽英诗集》，收入了她1931—1948年间的新诗55首。总的看来，新月社无论从其人员组成，还是诗歌主张及实践来看，都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名副其实的一个诗歌流派，而且真正以留学生为代表和中坚。
4.李金发、戴望舒及其象征派诗人
在中国新诗史上，李金发、戴望舒等常被称为象征派。1919年留学法国的李金发本是一个广东华侨，后来到法国学习雕塑，回国后曾雕过孙中山等名人塑像，后来又成为外交官。在法国留学期间，他所创作的诗作后来结集为《微雨》等出版，是中国最早问世的象征主义诗集，表现了波特莱尔的多重影响。在出版之前，他曾将手稿寄给周作人，周在复信中讲了“许多赞美的话，称这种诗是国内所无、别开生面的作品”（见李金发《异国情调》第35页）。宗白华、李璜等也大加赞赏，有的比作“嚣俄早年的作品”，有的称其为“东方的鲍特莱”等。但胡适、梁实秋等基本持否定的态度，其原因是语言太晦涩，意象太迷离。朱自清则持冷静分析的态度，在指出了严重不足之后，把它列为与自由诗派、格律诗派并列的象征诗派，并认为他是把法国象征意义手法介绍到中国诗里的第一个中国诗人。今日观之，李金发借用象征手法无疑是有益于新诗的，但成功之作很少，其语言的驳杂应归咎于其母语未过关。这正好说明：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首先在母语上过关，再借鉴运用整合过的多种艺术手法。从李金发诗作的影响来看，主要集中于其诗集1925年出版后的一段时间内。其后终因“难懂”而少有人问津，直至80年代之后才因一些诗论家重新研究而为大学的中文系师生所知晓。幸运的倒是戴望舒，他早年的《雨巷》受到了魏尔伦的影响，很受读者欢迎。1932年他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里昂大学学习，又接受了法国象征派诗人耶麦、保尔福的影响，在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有新的建树。如抗战时期的《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又运用了超现实主义的梦幻手法。由于他的努力，晦涩难懂的象征主义诗歌逐渐为人们所欣赏，于是象征诗派也就在无组织无宗旨的无形发展中被人们所确认。戴望舒自己恐怕也未想到在他死后三十年，他的诗会重印并为青年们所喜爱。
5.艾青及其自由（散文）诗派
不同于郭沫若等浪漫主义的自由诗歌，大诗人艾青的新诗散文化倾向甚为明显。1929年春艾青赴法国勤工俭学，学画之余，开始把兴趣移向新诗。1932年1月16日，他写了第一首新诗《会合》，十二天后启程回国，成名作是回国后被关在牢中创作的《大堰河—我的媬姆》，他的诗受到了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的影响。艾青是30年代最优秀的诗人，他成功地运用了象征的手法，而把个人的悲欢深深地融入民族的苦难之中，执着鲜明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勤劳、艰辛和爱国主义精神，并把郭沫若的自由体诗歌推进到新的阶段。而在其后漫长的岁月里，除了十年浩劫时期外，艾青一直未停止歌唱，并在1978年以后的数年间，登上了新的诗峰，产生了新的重大影响。这是五四以来的其他杰出诗人所难以比拟的。
6.冯至及其影响下的“九叶诗派”
冯至博士在20年代就是“浅草”社、沉钟社的重要成员，其诗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它》中的名篇佳作即为鲁迅所青睐，因此，被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但是在当时由于自我封闭，并未产生大的影响。1930年留学德国后，潜心于德语文学、美学和哲学之中。特别是德语诗人里尔克和存在主义哲学对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35年回国后他长期沉埋于书斋，直到1942年，才在昆明创作出了中国新诗史上里程碑式的27首十四行诗，从而完成了中国新诗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转变。其《十四行集》也就成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经典之作，被朱自清称为“新诗的中年”。他还与卞之琳等一道影响了西南联大的学生郑敏、袁可嘉、杜运燮、穆旦等——这些人后来都是九叶诗派的重要成员。但是在当时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冯至等的贡献并不为人所注意。近十几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鉴赏水平的提高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冯至的诗歌也在不断“增值”，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诗歌爱好者和研究者所注意，有的著作甚至把他列为“大师”，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丛书”，就把他称为五四以来的三大诗人之一，而钱理群等人也把他列入五四以来的“八大作家”之一。冯至对中国诗歌的另一杰出贡献是对以德语文学、美学、哲学为中心的西方文化的成功借鉴。如罗伯特·培恩在《白马集》中曾这样评论道，冯至“最忠实于歌德和里尔克，从他的诗里可以感到他们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没有熄灭冯至对中国哲学的仰慕，他比中国其他任何诗人都致力于架设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对于冯至，笔者有专著《冯至传》可参阅。
四、从杨云萍到余光中等台湾、香港留学生诗人及其诗歌
台湾自古即为中国之一部分。台湾的诗歌运动同大陆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由于中日甲午战争后到1945年，台湾被日本所侵占，台湾的诗歌运动也就有别于大陆诗歌。首先是由于被迫所致，一部分诗人用日文写作，这已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畴，另有一部分人用华文来创作，其中成就较大又为留学生者为杨云萍等。杨云萍1906年生于台湾士林，中学毕业后到日本攻读文学，曾与人创办了台湾最早的白话文杂志《人人》。他也是一个小说家，还出过日文诗集和旧诗集，但奠定其诗人地位的，是40年代出版的新诗集《山河》。
台湾光复后，从50年代开始，新诗逐渐发展，其主流是现代派诗歌，大多出自《现代诗》、《创世纪》和《蓝星诗社》诗人之手，其中的留学生诗人对台湾现代诗歌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先看《现代诗》成员中的留学生诗人：纪弦，亦名路易士，陕西人，1936年曾东渡日本，不久病归，只能算半个留学生。他从1929年即开始写诗。1952年8月独资创办了《诗志》，次年又改为《现代诗》，提倡“横”的移植，对50年代台湾诗歌的现代化起了推动作用。纪弦是一个极具独来独往之“狼性”的诗人，极端孤傲，诗风特别。1948年到台湾后的诗集有《槟榔树》，诗论集有《纪弦诗论》等。郑愁予，1932年生于河北，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著有《郑愁予诗集》等，名作有《错误》等。他的诗注重从中国传统诗歌和五四诗歌中吸取营养，又借鉴现代诗的技巧，具有一种浓郁的民族风格。林冷，广东开平人，留美博士，为《现代诗》九位筹委之一，有《林冷诗集》等。
再看《蓝星》诗社的留学生诗人。覃子豪(1912—1963)，四川广汉人，北平孔德学校毕业，日本东京大学肆业，开始接触法国象征派诗人波特莱尔、马拉美的作品并受到影响。1954年与余光中等在台北发起组织“蓝星诗社”。诗集有《自由的旗》、《向日葵》、《画廊》等。后者为台湾象征主义现代诗的一个代表。诗论集有《论现代诗》等。其引人注目的一个观点是：“世界诗坛的方向，并不是中国新诗的方向”（《新诗向何处去》），他认为现代诗歌并不能在半工业半农业的中国社会获得新生。余光中，福建永春人，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是台湾当代成就最大的诗人和理论家之一，有《余光中诗选》等十几部作品，既富于时代性，又有艺术性，显示了一个学贯中西的学者诗人的特点。其他留学生诗人尚有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硕士夏菁、美国南伊州大学化学博士黄用等。
再看《创世纪》的留学生诗人。《创世纪》于1954年由洛夫、痖弦和张默等在台湾左营创办，其中痖弦为留美出身，1966年入爱荷华大学研究文学二年，1977年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有诗集《深渊》、《亚痖诗集》等，数量不多，注重质量。余光中称他的抒情诗几乎都是“戏剧性”的，因而是“最佳的”。诗论集为《中国新诗研究》。《创世纪》的另一重要诗人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叶维廉博士，他又是理论家，属于典型的学院派前卫诗人。其诗集有《叶维廉自选集》等，诗论集为《秩序的生长》《比较诗学》等。《创世纪》的其它的诗人尚有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杨牧，诗集为《杨牧诗集》；方旗，美国马里兰大学物理博士，诗集有《端午》等。
上面所述，不足以概括台湾诗人全貌，但有很大的代表性，由此可见台湾诗坛不仅与留学生诗人紧密相关，还与大陆血肉相连。因此，台湾的诗歌也就无可置疑地成为20世纪华文诗歌的一部分，而留学生诗人也就成了台湾华文诗歌的主要弄潮儿。这是我们注意到的台湾诗坛的一个情况。另一个情况是，台湾的现代诗歌出土生长之时，中国大陆的诗歌也在探索中曲折发展，而文革浩劫的十年，其发展几近于中断。大陆、台湾诗歌运动的此起彼落，正好构成了20世纪中国诗歌发展的一条完整轨迹。
需要补充的是有关留学生出身的诗人在香港诗坛中的作用和地位。总的看来，由于香港的特殊性，香港的华文诗歌创作长期处于疲软的状态，无法与大陆和台湾相比。从50年代开始，虽逐渐进入兴盛时期，出现了一批新诗人、新诗作，但相对于大陆和台湾的诗坛，还是薄弱的。从出身上看，留学生诗人也不占主要地位，主要有温健骝(1944—1976)，留学美国爱荷华大学，诗作有《剪纸》等；黄国彬，留学意大利，是诗风社的发起人之一，曾主编《诗风》，诗集有《攀月桂的孩子》《地劫》等。但其人已于1986年移居加拿大。古苍梧，留学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有诗集《铜莲》等。还有一个曾居留香港十年的余光中。这种情形并不奇怪，与香港整个的政治、经济、文学等多方面的情况是相一致的，但它仍然说明，即使在香港这样特殊的都市里，也有留学生诗人在诗坛“弄潮”。
至于海外的华文诗歌，当然是20世纪华文诗歌的一部分，它说明了作为世界主要语言之一的华文（汉语）正在世界上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但已难以从相对于中国本土出发的留学生的角度论述了，而且，从作品和作家来看，规模和影响都较小，故在此从略。
五、几点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可以得出如下的几点结论：
1.20世纪的华文诗歌是以五四时期诞生的新诗为主体的，提倡诗歌革命并实践的是留学生——在从19世纪晚期开始的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难过程中，他们是一支先导的知识分子群体。诗歌革命乃是他们掀起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其宗旨是抛弃中国传统的诗文，实现诗歌在内的文学、文化和思想的现代化。因此，在五四时期倡导诗歌革命的留学生们，负有一种极强的历史使命感。胡适1919年3月的日记记下的下面两句话，就反映了与他同时代和以前的留学生的抱负：“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但以后，这种使命感随着救亡的迫切性减弱而逐渐减弱，从而更多地注重诗歌本身。
2.留学生之所以敢于弄潮，能够弄潮，提倡并成功地推动中国诗歌的现代化，在新诗发展的进程中起到先导和中坚的作用，与他们直接地主动地接受了外国诗歌的影响关系极大。在借鉴外来诗歌文化并与中国语言和现实的结合中，他们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也留下了歪斜的足迹，值得当今的诗人和评论家去认真总结。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在面对信息时代而越来越小的世界上，任何划地为牢或者妄自菲薄的诗歌主张都是片面的，有局限的，正确地认识和掌握汉语这个语言工具，继承中国传统诗歌的优秀手法，借鉴外国诗歌的成功经验，创造出以中国本土为中心的为世界广大华人乃至于其他民族读者所喜爱的华文诗歌，乃是华文诗歌作者和理论家的职责。
3.由于中国特定的现实和民族文化素质所致，一部分留学生出身的诗人们及其诗歌与中国的现实和大众的审美接受能力有相当的差距，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长期沉醉于空中楼阁，一部分人虽然意识到诗与人民群众、创新与民族风格相结合的问题，但由于现实的局限，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够穷毕生精力与追求去从事新诗创作，因而留下了很多遗憾和未解决的问题，需要结合历史和个人的具体情况，加以辨析，以便为繁荣当代特别是21世纪中国的诗歌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4.在此强调留学生对20世纪华文诗歌的贡献，并不意味着非留学生的诗人和诗论家们在20世纪华文诗歌的发展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作用也仍然是重要的，只不过是未开风气和在诗艺上有高低，成就上有大小的差异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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