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农纪录片重建乡村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可能 *
马 梅
【内容摘要】 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乡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从乡村建设到乡村振兴必须重建乡村文化自信。乡村文化自信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整个社会对于乡村文化的自信,对于乡村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乡村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的肯定；二是乡村居民尤其是在乡村从事农业的农民对于乡村文化的自信。而鉴于涉农纪录片独特的创作方式、创作追求、美学品格、溢出效应,比起其他媒介作品品类,涉农纪录片对于重建乡村文化自信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 涉农纪录片；乡村振兴；乡村文化自信；乡村文化
一、引言
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文化建设有着重要地位,“乡村振兴,文化建设要先行”①,因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②。“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③,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得以延续的核心④。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它对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⑤他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文化。这种精神层面的文化如何影响社会、政治、经济呢？戴维·思罗斯比的一段论述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文化影响经济的机制。他认为,文化可能在三个大致的方向上影响群体的经济产出:第一,文化也许可以通过改善群体的共同价值观而影响经济效率,这种共同价值观决定了群体成员以怎样的方式来从事经济生产活动；第二,文化会影响公平；第三,文化影响力甚至决定了群体所要追求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的名句“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也从两个方面说明了精神层面的文化对于扶贫的意义。据此,无论是作为综合体的文化(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还是单一维度的文化,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是否对文化有正确的认识与运用——是否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于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来说,则需要人们对乡村的功能和地位有正确认识,对乡村文化怀有自信。但是,中国社会是否都已认识到乡村是所有人的乡村？是否认识到乡村除了是粮食供应地,也是中华文化原乡、生态多样性保护者、资源环境蓄水池？乡村是否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与建设？农民、乡村居民是否有乡村文化自信？全社会是否有乡村文化自信？大众传媒在这当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能否发挥作用？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二、大众传媒助力乡村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础
1.乡村文化自信
1997年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⑦其后又有不少学人进一步阐释。云杉认为,文化自觉是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的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⑧而文化自信是人们对自身文化发展的坚定信念,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在文化实践中体现出的一种文化主体意识。⑨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也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⑩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的市场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在众多行业中要想获取长期稳定的发展，在现代化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和改革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财务管理的职能，强化新时期企业财务风险的预测能力。财务风险预测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方面，对于企业的经营效益保障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企业在财务管理过程中，还需要建立畅通的外部信息收集渠道，最大限度的掌握外部市场风险要素的变化。其次，企业也要定期对自身的治理结构和财务管理进行自查，切实保证企业治理结构和财务管理工作的科学性。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他说,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网络空间主权理念下，网络恐怖主义这一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构成对本国主权的侵犯，对国家安全产生严重影响，才能迫使国家积极主动对外寻求合作防范网络恐怖主义的袭击。同时各国在行使网络空间主权时应秉承互相尊重的理念，防止借网络反恐之名干涉别国内政。明确网络空间主权，也使得各国打击网络恐怖主义有了明确的分工，有助于建立和平安全有序的网络格局。我国政府对网络主权非常重视，在《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中均确立了“网络空间主权”的概念，表达了我国捍卫网络空间主权、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的态度和立场。
2.乡村文化自信的失落与重建
在中华文化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乡村文化又是何种地位？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徐兆寿认为,在他(费孝通)的世界里,乡土文化不光是乡村的文化,同时也是古代中国人的文化,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乡土文化是一种植根于大地,在大地上建立乡村、城镇、礼仪、制度、庙宇,并且以此而建立其自由、幸福的天人合一的文化。从根本上说,它就是钱穆所讲的与海洋文化、游牧文化相对应的三大文化之一的农耕文化。再说小一些,它就是中华传统文化。
张正宪指出,乡村是传统文化的“源头”,是农耕文明的“载体”。乡村建设的每一方面和行动,都必须注重乡土文化的保护,或者以乡土文化为引领和灵魂。乡土文化的悄然复兴,给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一个撬动的支点,为中国农民的主体性发展增添了更加充足的文化自信。
2018年9月21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第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发表讲话,指出: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
乡村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发生地和保存地,孔子“礼失而求诸于野”，《诗经》时代的采风制度,都可以说明乡村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重要意义,而即便有了高大的城池和位于城池中的官署,士人阶层仍然以山水诗、田园诗、农事诗及其他相关文学艺术作品表达着对于乡村文化的肯定与向往。
从媒介作品品类来说,纪录片是新闻作品与影视艺术作品的跨界品种或曰结合品种,很多优秀纪录片既获得了中国新闻奖的奖项,又赢得了影视艺术大奖。纪实性与艺术性(审美性)兼备,是纪录片的特性与优势。与新闻作品、专题片经常采用浓缩的概述和工作角度相比,纪录片以其故事化模式吸引了众多观众,优秀纪录片在保持纪实属性的基础上,在情节、冲突、悬念、节奏、人情等方面的呈现与表达也具有“戏剧性”特点,好看又深刻。
梳理至此,我们可以发现,以某一民族、国家、政党对自身文化的认识来看,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是文化认识的不同阶段,文化自信以文化自觉为基础,文化自信是自觉基础上的正向肯定。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和中华民族来说,其文化自觉就是指其对中华文化的地位、作用、发展历程和未来趋势的自知之明,以及对于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信,就是其在对时代发展潮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深刻把握中,对中华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以及对中华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应该有乡村文化自信。但是在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存在这样的乡村文化自信吗？应该说这里有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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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表述可以看出乡村文化(文明)、乡土文化、农耕文化(文明)这几个能指几乎是指向同一个所指——本文统一用“乡村文化”这一指称——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据此,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当中,自然应该含有“乡村文化自信”。这种乡村文化自信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整个社会对于乡村文化的自信,对于乡村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乡村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的肯定；二是乡村居民尤其是在乡村从事农业的农民对于乡村文化的自信。有了前者,后者才能持久,才能形成关于乡村文化自信的良性循环；有了乡村内部的乡村文化自信,才能有建设乡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与不绝动力。只有这二者合力,才会有乡村振兴的人才资源,才会有新农人、新乡贤、返乡农民,才会有城市人从事涉农产业等。
但近代以来,伴随着列强入侵和片面的学习西方的热潮,乡村文化受到巨大冲击。在现代性所带来的“都市眼光”的寻视下,一直以来作为正面象征的乡村在20世纪转趋负面,本不是“问题”的乡村在现代成为“问题”。这种“问题化”后的“乡/土”既在文化上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不平等与割裂对立,又循环生产出一整套让农民无法自信、让农业失去尊严、让农村难以安身立命并获得意义,以都市和资本为中心的现代文化。这些不仅成为外部主体对乡村简单而又刻板的定型化想象,更作为“社会共识”内化为农民或乡村工作者的自我认知与困惑源泉。
毋庸讳言,纪录片和新闻作品的品质是不同的。“在大众传媒之前,事实的讲述者是历史叙事,也就是非虚构作品(以及改良了的虚构作品)。……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对事实的加工并尽快传播给受众,传媒采用了与历史和文学完全不同的叙事方式。……就文本形式而言,它需要做一系列技术性的处理,历史或文学叙事在足够的延迟性的保障下体现出的叙事的优雅和品质,在新闻报道这里统统无法再现……”
这一段文字论证了新闻报道与历史或文学叙事的不同,指出了新闻报道由于追逐时效而失去了叙事的优雅和品质,而历史或文学叙事的特点恰恰在于其在足够的延迟性(不追求时效性)保障下体现的优雅与品质,这里新闻报道、历史或文学叙事,正好形成了对立。笔者认为,纪录片恰恰如同这类的历史与文学叙事——前文已述,纪录片不追求时效性而有足够的延迟性,纪录片讲究隽永、过程性、多义性与复调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农村土地革命和农民教育作为核心内容,在苏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也把乡村文化建设作为重要内容。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乡村文化建设如火如荼,农民夜校、农闲学习、农村电影放映、农村有线广播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自改革开放由农村转入城市以来,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与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三农”成为问题,乡村文化自信又一次退去。季中扬认为出现了乡土文化认同危机与现代化焦虑
,王作亮分析了乡村文化的负面变迁给予乡村少年的负面影响
。人们呼吁乡村文化的重建。
事实上,21世纪以来有文化人、社会组织如温铁军等在进行新一轮乡村建设,其中就开展了乡村文化教育活动,但这些民间性质的活动长期以来并没有为全国大众所知,乡村文化自信可能在这些乡建区域得以小范围恢复,但全国范围内,仍然缺少乡村文化自信。
另外,长期以来担当乡村文化中心、开展乡村文化教育的乡村小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而几乎不再开展乡村文化教育。现代乡村学校教育从机构设置到课程、教学都不再反映乡村文化,它逐渐成为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盲区”。
3.大众传媒助力乡村文化自信的应然和实然
媒介对于社会变迁具有重要作用。“事实上,我们今天面对的一个更大的现实情境则是整个社会已然和传统社会产生较大的差异,社会多个层面的流动性和交往不断加剧。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了解媒介作为一种中介和技术如何嵌入到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还必须将媒介看做是社会转型与变革中的结构性影响因素或重塑力量,去关注媒介和特定社会、人群复杂的互动及关系。”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2013年,国家农业部启动“美丽乡村”创建活动；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9月23日,中国二十四节气的秋分,成为中国第一个农民丰收节。这些国家层面的战略与行动,都彰显了国家对于“三农”工作的重视,对于重建乡村文化自信的信心与决心。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我国主流媒体一直关注“三农”。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前,2018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了！习近平:这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文中说:“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全国性节日,致敬农民,礼赞丰收……有利于提升亿万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凝聚爱农支农的强大力量……”9月23日,中国农民丰收节当天,我国各级主流媒体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报道活动。
在这样的环境下,更多社会组织和有识之士在乡村开展各种形式的乡村建设活动。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这些活动对于乡村文化自信的重建所发挥的作用还不够理想,甚至我们的很多农民对于乡村振兴战略都不是很了解。
2018年暑期,笔者就乡村振兴战略和主流媒体涉农传播的问题,在安徽各地乡村进行了调研,访问了71位农民、新农人和农村干部。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其中有40人回答说不知道或没听说过,约占56%；31人选择知道,约占44%，但当中8人坦承“知道但不怎么了解(没太关注)”或“听别人说过这个词”,约占11%。笔者发现,新农人、农村干部会主动通过各种传统媒体、新兴媒体,了解各种信息,他们对于乡村振兴战略,都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普通农民基本上不会通过各种大众传媒获取涉农信息与知识,他们偶尔接触媒体多是为了休闲、放松。普通农民无论年龄大小对乡村振兴战略都比较隔膜,甚至完全没有听说过,他们还是按照老办法种点粮食、经济作物和养殖牲畜,维持生活,他们对于乡村生活、农业劳动不抱有“美”的期望——他们只要有机会还是要去城市生活,他们认为农业劳动很辛苦,农民的身份仍然让他们无法自信。当然,他们仍然有着期盼:知道乡村振兴这个词的不少普通农民都希望政策能落到实处,真正让乡村好起来。
那么,为什么普通农民缺少乡村文化自信,对于乡村振兴战略不太了解？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乡村基础设施尤其是其中的文化设施和公共文化活动的不足。以作为社会发展中介力量和结构性力量的大众传媒为例,报纸在农村很少有人订阅或购买阅读；收听无线广播的听众主要在城市,农村听众微乎其微,绝大多数农村已没有有线广播；虽然电视城乡普及,但在大多数农村尤其是居住分散的农村,有线电视没有普及,卫星电视接收设备常常出现问题,接收频道有限,能够长期稳定收看的主要是央视综合频道、本省省级卫视频道、本地市本县的频道,这些频道新闻节目有限,而且新闻节目播放的时候乡村居民尤其是农民可能还在劳作。
另外,目前在农村占主要地位的电视媒介有时可能还产生了反作用。于影丽通过调研发现,电视等大众传媒构建的是脱离乡村、甚至是脱离现实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生活和文化图景,它强化了人们对城市美好生活的想象、对脱离乡村生活的渴望以及解构了乡村文化。
矛头所指是大众传媒表现乡村文化自信的很少,娱乐节目、明星现象、奢侈广告等等主要以都市、高消费为取向。
综上,在乡村文化自信的重建乃至于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方面,我们的主流媒体已经并且正在发挥作用,但是大众传媒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工作、创新方式,尤其是要走近农民、走进他们的生活。
4.涉农纪录片的艺术特性与重建乡村文化自信的关系
比起其他新闻作品、媒介作品,涉农纪录片由于其先天特性,在“走近”和“走进”被拍摄的“三农”方面,在“走进”观者心灵方面,更具优势。这一优势,决定了它能够助力乡村文化自信的重建。
在笔者2018年暑期的涉农传播调研中,一个年轻的新农人希望涉农传播可以做的再完整一点或者深入一点,像《舌尖上的中国1》那种,说出背后的故事。另外一位年轻的村扶贫专干说《舌尖上的中国1》比较真实,对于其中农村生活的酸甜苦辣感同身受。这给笔者以重要启示。事实上,《舌尖上的中国1》正因为被拍摄的农民生产生活之真,才更能让观者感到其精神中的自信,它不仅仅是美食纪录片,更是通过一个个朴实善良、坚毅乐观、勤劳智慧的农民的日常故事,礼赞了中国农民,礼赞了劳动,礼赞了植根于乡村的中华文化。可以说,鉴于该片表现的是我国各地域、各民族的各类农民及他们在生活中创作出来、表现出来的文化,笔者认为这部片子其实表现的就是某种乡村文化自信。这样的涉农纪录片有利于重建乡村文化自信,有利于人们更好地参与乡村建设,有利于乡村振兴。
当然,我国的文化自信所自信的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优秀文化,那些包含在“传统”中的、曾经被认为是“文化”但现在看来腐朽落后的思想、观念、制度、器物,不在“文化自信”之列。具体到乡村文化自信,是对乡村文化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层面中正向的、优秀的、美好的方面予以充分肯定,即乡村文化自信是对乡村美好风物风俗的自信,对乡村美好精神伦理道德的自信,对乡村居民在劳动实践中体现的智慧等的自信。
1）建立和完善节能管理制度。2011年、2013年、2015年中国海油对节能管理制度进行了多次修订，使制度结构更加清晰，内容更加完善，引导所属企业节能管理走精细化、科学化和全员参与的道路，真正发挥出节能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转型升级、提升质量效益的重要推动作用。
不同于虚构的叙事作品,纪录片呈现的是真实的故事,它的故事不是按照叙事学的既有故事形态设计的,而往往记录、呈现正在进行时态的现实生活,因而更具真实性、客观性,其走向和结局是未知和不确定的。故事的戏剧性、冲突性与原生态的真实性、不确定性,对立统一在一部纪录片中,使它具有极大的艺术张力,这也是具有较高文化鉴赏力的人选择纪录片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很多受众随着年龄增长、知识阅历的丰富,渐渐选择纪录片而不是肥皂剧。
从影视艺术角度来说,涉农纪录片与涉农题材影视剧相比,后者在各个历史时期当然有很多精品力作,但是某种程度上,涉农题材影视剧固然也是故事,可是其虚构的先天定位,加上人们思维的刻板印象,总让潜在媒介用户中的非乡村居民怀疑其是否足够真实。而且,再好的编剧也无法跟得上生活本身的规律和千变万化,编织出来的剧情永远提醒人们它的“编造”出身,何况由于演职人员知识层次、文化水平、思想境界、“三农”经验等的不足,很多涉农影视剧还存在着情节有漏洞、历史表现错误、人物塑造单薄等问题。而很多出现乡村场景的涉农综艺,往往以明星为主角,乡村、乡村居民仅仅是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涉农纪录片可能比涉农题材影视剧与综艺节目更容易让人相信,更有利于表现乡村文化自信。
涉农纪录片讲述了一个个鲜活真实的“三农”故事,尤其是那些格调积极乐观的涉农纪录片,对于被拍摄乡村的居民来说,他们为自己的故事能够被广泛传播而骄傲；对于其他乡村及其居民来说,他们产生了朋辈的同理心,产生了文化认同；对于离乡居住的居民,他们的文化记忆被唤醒；对于非乡村居民,涉农纪录片则可能因其人性的表达、人生经历的展示、生活本真性与复杂性的呈现、陌生化场景中的不适与适应等而吸引他们——人类的好奇心、对未知与陌生的探求欲似乎与生俱来。
时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的高长力,在2017年11月24日出席2017北京纪实影像周开幕式的致辞时曾特别提到纪录片《希望的田野:拉林河畔》,它讲述了黑龙江五常大米产地的一个村庄的一些农民的故事,故事很简单,但生活很鲜活,纪录片拍出了电视剧的戏剧效果。已经制作完成的前3集在央视纪录频道以及20多家省级卫视播出后,收视率非常高,以至于在网络上出现很多盗版,就是因为这个片子好看。
之后，叶总的兴趣全被装钱的盒子给吸引住了。这个盒子雍容华贵，紫檀木打造，烫过金，镶的也是翡翠玛瑙。最让叶总感兴趣的是整个盒子做工精巧，手法老练，必定是出自名家之手。
三、涉农纪录片重建乡村文化自信的现实可能
1.涉农纪录片的创作方式利于乡村居民重塑乡村文化自信
2018年全国本科教育工作大会上，明确要求将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育相结合，创新创业教育要融入高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因此，政府和高校要构建有效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质量监测与评价体系，以对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开展情况进行监测、评价和反馈，从而提升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实效性。
在涉农纪录片的创作中,我国还出现了将摄像机给予农民、让他们自主拍摄的现象,更进一步凸显了涉农纪录片对于乡村的“赋权”性质。如一些公益组织走进乡村,开展乡村影像计划。又如,我国幅员辽阔,各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乡村,所以一直以来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当中也有相当数量的纪录片可以说是涉农纪录片。长期以来,这些纪录片的拍摄者主要是专业纪录片作者或人类学者,其表现重点是其文化的民族特殊性(如表现的是边疆少数民族,还有“边疆性”),是一种奇观记录与呈现,而不是乡村性,其目的是为了记载和留存一种民族文化,不过在这些记录中也有一定的对乡村风物之美、乡村伦理道德之美、乡民精神品德之美的反映。2000年以来,一些“社区影像计划”“乡村之眼”村民影像培训与拍摄计划,将摄像机交给少数民族村民,让少数民族村民对民族文化、对乡村文化有了审视、反思、表达的机会,文化自觉得以觉醒,乡村文化自信得以复苏。
在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的语境下,涉农纪录片在长度的选择上更加灵活,既能够运用常规长度的片长表现“三农”领域的宏大主题、重大事实、重要人物、复杂现象,也能够运用短片、微片通过一个细节、一个片段来表现某一个农民、新农人、“三农”主题。乡村居民参与拍摄,涉农纪录片的网络播出更加方便,这些都更有利于乡村文化自信的重建。
2.涉农纪录片的创作追求利于社会各界建立乡村文化自信
在传者意图的显性表达和浓度方面,涉农纪录片比起新闻作品更加自由。
牛光夏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涉农纪录片,认为“这些纪实影像里的乡土中国没有被加上柔光镜而一味地抒发乌托邦式的美丽乡愁,也没有被施以鱼眼镜头而一味地大唱凋敝与衰败的悲歌,它们较为客观地建构了乡土中国的多方位图景,书写了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生活与思想情感变迁的人文篇章,有助于观者了解真实的中国农村从而更好地参与到乡村建设中去”
。
笔者也梳理了2005年以来的涉农纪录片(见表1),发现它们在表现地域、民族、题材、风格等方面非常多样。而且,纪录片注重过程性的记录,尽量避免传者意图的直接表达,强调让受众自己从视听语言的繁密之网中领悟深意；纪录片强调审美性、非功利性,不直接为某个意图服务,尽可能以多义性和复调性而实现隽永。但是,新闻作品由于其与政治的如影随形,“新闻是政治的幻象”,而一直以来在主题和情感基调方面是比较单一的。可以说,正是由于纪录片相比新闻作品的这种自由,使得我国的涉农纪录片有可能全面展现我国乡村的多元生活图景,从而给予社会各界全面审视、反思乡村与乡村文化的机会,进而在文化自觉基础上产生文化自信的复苏。
张涛甫分析澎湃新闻的非虚构写作,认为其拓宽了新闻作业面,在别人止步的地方起步,为中间或底层人物画像。
其实这也完全适用于对纪录片特征和功能的表达。纪录片可以说是非虚构写作在视听媒介产品的另一个“我”。在消费主义影响下,在众多媒体过于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涉农题材时,涉农纪录片却一直坚守对涉农题材的面的拓宽、穿透以及聚焦底层。
表 1 2005年以来中国涉农纪录片列表(不完全统计)
3.涉农纪录片的美学品格利于唤醒乡村文化自信
纪录片总体来讲是追求诗意之美的,涉农纪录片则以己之美书写了乡村文化之美,从而利于乡村文化自信的重建。
本文倡导建立的敦煌文献多模态语料库可通过服务于敦煌文献语言文字的研究，来促进中古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句法、方言学、语用学及社会语言学方面的研究。
在这样的环境下,乡村研究和乡村建设兴起,从清末民初延续至今,整体上包括前后呼应的三波乡村建设。晏阳初、梁漱溟等“乡建派”,是1904至1949年间民间乡村建设实践的最卓著者,他们期盼改变乡村“愚贫弱私”的四大病,进而实现救国理想,在他们的思想中,乡村文化建设正是乡村建设的核心。他们认为,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实乃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
可以看出,此时乡村文化自信已失,乡村文化自信的重建开始。
具体来说,纪录片弥补了新闻报道的不足,它在文本上通过细节、过程的展现、构图与景别、拍摄方法与拍摄角度、光线、色彩与影调等的选择、组合,实现了足够的延迟性——一个采茶的动作,可以从远景慢慢推到特写,从大片茶园推到采茶人的手指和一片茶叶,且既可以从正面拍,也可以到采茶人的背后拍、侧面拍,还可以慢慢从采茶人和茶叶摇到近旁的露水、野草、野花等等,还可以从茶园下方仰拍,或者从茶园上方高处往下俯拍,等等。这种延迟性使得事实(活动、动作)的优雅和品质或者美学意义上的美得到充分展现。事实上,当前确实有不少涉农纪录片采用这样的方式拍摄一个采茶人、一个做黄馍馍的陕北农民、一个行走在山林寻找蘑菇的农村女孩、一个翻山越岭寻找虫草的牧民,如《舌尖上的中国》《本草中国》《茶,一片树叶的故事》等,这样的纪录片自然通过其符号呈现的优雅,延伸到了乡村自然风物之美和被拍摄者的劳动之美、伦理之美、精神之美。这种美,会形成一种召唤机制,唤起观者的文化记忆,引起共鸣,进而引起人们对乡村文化的或浅或深的认同,导向乡村文化自信。
4.涉农纪录片的溢出效应加速乡村文化自信的重建
《舌尖上的中国1》热播当中和播出之后,节目中出现的特色农产品通过各种途径销售出去,节目中一些特色乡村和乡村文化吸引了大量游客,一些地方因此成了著名旅游景点。这体现了社会对于乡村风物、风俗、人情的认同,体现了整个社会对于乡村文化的自信的复苏,这种复苏进而又鼓舞了乡村内部的居民,增强了他们的自豪感,促进了当地农产品生产加工、乡村旅游的发展,甚至鼓舞了外出乡村居民返乡、城市市民进入乡村从事涉农产业。
《记住乡愁》系列热播之后,古村落、特色村落旅游业进一步兴起,植根于乡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随之濡染开来。《希望的田野:拉林河畔》让人们看到了好吃的五常大米原来就是由这样朴实的农民辛苦种植出来的,使人们对农业生产和农民充满了敬意。
2.3 地质灾害遗迹景观 李家峡库区分布有大型岩质滑坡，不但规模大，而且距坝位置近，严重威胁着大坝安全。松坝峡岸坡带广泛分布有松动体及崩塌遗迹景观。松坝峡松动体总数达19处之多，多呈悬挂式悬于半坡，具有一触即发之势[11]。
涉农纪录片的这种利好形势也带热了各种涉农纪实视频与直播,当前商业平台媒体、互联网公司、公益组织、有情怀的个人也大量生产涉农题材视频,今日头条、快手、火山、西瓜、抖音等视频社交媒体(软件)更是给这种生产带来了极大便捷,乃至出现了一些农民和农村“网红”。新华社报道称:“干农活、摘果子、捉鱼虾……当这些原本再普通不过的乡村农事通过农民的手机镜头直播,引来大批城里人追捧时,一系列奇妙的‘化学反应’让农民成了‘网红’,由此带来的经济价值、农业技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正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动力。”
显然,“网红”农民对于乡村文化自信的重建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四、结语
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先导和定位作用,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重大战略,对于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振兴,需要有乡村文化自信,乡村文化自信会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激发出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和主体性。在这过程中,作为重要的宣传思想文化产品,涉农纪录片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注释:
纪录片要求较长的拍摄时间,强调创作者和被拍摄对象共同经历一段时光,在这种共同经历中发现、挖掘、把握被拍摄者、题材的灵魂与精髓。纪录片拍摄要求平等地对待陌生的文化与人群,要求“平视”被拍摄者,要求用一种朋友般的、兄弟般的情感对待被拍摄者。于是,我们会发现,在涉农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创作者和被拍摄者一起生活、甚至参与他们的劳动,那些原本在“文化人”(拍摄者)和摄像机面前非常羞涩的农民,渐渐变得自然起来,终于能将拍摄者和摄像机视作无物,终于他们敢于举起自己满是泥的手,举着自己种的红薯、自己从淤泥里挖出的藕……终于他们不再以为自己的农民身份是不美的,不再认为自己的黑脸孔、泥水衣服是不美的……
这一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乡村文化自信被唤醒、增长的过程。
①④ 王晓毅:《乡村振兴,文化建设要先行》,《北京青年报》,2017年11月26日,第A02版。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
③ 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新华社,http://politics.people.com.ccn/n1/2018/0926/c1001-30315263-2.html,2018年9月26日。
这个结论的发现和证明对学生来说没有任何难度，既然如此简单，为什么还要人为搞得复杂呢？如果教材呈现的方式好，而你又没有更好的方式，完全可以“照本宣科”．现在有一种认识，讲课时如果和教材完全一样，就显得没水平，尤其是公开课或比赛课，就更不能和教材一样，一定要搞出点花样来．这种认识是片面的，知识呈现的方式是为了让学生更容易接受，求异不是目的，不能为了求异而求异．
⑤ [美]塞缪尔·亨廷顿等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7-10页。
3.金融市场竞争力不足，导致弱化了金融服务的功能性。当前，城乡经济金融市场是一种以农村信用社为主，农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以及小额贷款公司等并存的格局。因为农村信用社长期处于垄断的“老大”地位，造成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很难建立具有竞争性的金融市场，所以金融产品非多元化，金融服务种类过于单一，大部分情况下仍然只能提供的是传统的存贷业务，导致农村金融服务的整体效率不高。
⑥ [澳]戴维·思罗斯比:《经济学与文化》,王志标、张峥嵘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页。
对于物理学科而言，我们学生纠错更应该关注于思维的过程，如力学问题的解决纠错要从画受力图、运动行程图等入手.
⑦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载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16年版,第195页。
作者在这一部分提出，无论是再现式、表现式还是印象式翻译，都具有自己的局限，都会对诗歌翻译形成干扰，唯有将这三种艺术方式进行调和性实施，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译诗的艺术性。有鉴于此，作者提出了诗歌翻译体现论，并认为其中所包含的心身化结构和物身化结构都可以用此三种观念进行解说。作者参照中西方绘画艺术观念，将翻译分为“观译”和“看译”两种路径，并提出“观译”是更为理想的翻译方式。该书以“感”为核心概念，串联起诗歌翻译的不同环节，描述了翻译不同阶段触发的感应活动，以及作者、译者、译诗读者之间可能产生的感应交流。
⑧ 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上),《红旗文稿》,2010年第15期。
⑨ 高清:《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选择》,《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⑩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9页。
孙元君:《习近平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奋斗》,2015年第5期。
《乡土中国》最早出版于1947年,见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徐兆寿:《乡土文化何以复兴》,《光明日报》,2017年1月6日,第13版。
人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一资源，社会组织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专业化程度直接关系到社会组织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当前，学术界关于社会组织人才专业化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张正宪:《乡土文化复兴:农耕文明迎来变革新生》,半月谈,http://culture.people.com.cn/n1/2017/0815/c1013-29471415.html,2017年8月15日。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并讲话》,新华社,http://www.gov.cn/xinwen/2018-09/22/content? 5324654.htm,2018年9月22日。
张正宪认为:新乡贤群体的成员构成更加广泛。传统中国的乡贤即乡绅。今日乡村,退休返乡的干部、教师、工人,怀揣金色梦想的大学生村官,投身创业热潮的返乡农民工,矢志反补桑梓的成功企业家,积极带领村民实现共同富裕的优秀基层干部,还有热心乡村公益事业、自愿从事乡村建设的各方社会贤达,都可成为新的乡贤。参见张正宪:《乡土文化复兴:农耕文明迎来变革新生》,半月谈,http://culture.people.com.cn/n1/2017/0815/c1013-29471415.html,2017年8月15日。
潘家恩、温铁军:《三个“百年”:中国乡村建设的脉络与展开》,《开放时代》,2016年第4期。
晏阳初和梁漱溟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提出这些思想,开展乡村建设。参见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季中扬:《乡土文化认同危机与现代性焦虑》,《求索》,2012年第4期。
王作亮:《乡村文化变迁及其对乡村少年影响》,《中国教育学刊》,2011年第12期。
参见周军:《中国现代化与乡村文化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赵霞:《乡村文化的秩序转型与价值重建》,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于影丽:《社会转型期乡村文化:传承与断裂》,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77页。
孙信茹:《田野作业的拓展与反思——媒介人类学的视角》,《新闻记者》,2017年第12期。
马梅:《中国农业电视传播发展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年版,第38-107页。
高长力:《高长力:纪录片进入了“黄金时代”》,“纪录中国”微信号,2017年12月3日；又见于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1204/00/224530_709658906.shtml,2018年10月6日。
马梅:《乡土也可以如此之美——也谈〈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基因》,《今传媒》,2014年第4期。
朱靖江:《故乡回望苍茫——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40年回顾》,《中国民族》,2018年第5期；中国民族网,http://www.56-china.com.cn/show-case.php?id=16032018-05-30,2018年5月30日。
牛光夏:《纪实影像对乡土中国的书写与观照》,《现代传播》,2017年第11期。
张涛甫:《非虚构写作:对抗速朽》,《新闻记者》,2018年第9期。
胡翼青:《再论后真相:基于时间和速度的视角》,《新闻记者》,2018年第8期。
曹祎铭、陆华东、李雄鹰:《农民成“网红” 乡村振兴添活力》,新华社,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0/05/c_1123520603.htm,2018年10月5日。
范建华:《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意义》,《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2期；人民网—理论频道,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227/c40531-29837172.html,2018年2月27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流媒体涉农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8BXW001)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刘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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