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鲍威尔论文,马克思论文,自我意识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对待意识特别是自我意识的能动性问题上，历来有两种相反的主张：一种是完全排除它，将其归之于客体的制约或神、命运的安排，如宿命论、机械论；另一种是无限夸大它，如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意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而主张在实践的基础上达到主体的能动性（自我意识的能动性只是主体能动性的表现之一）和客体制约性的统一。正是由于反对了意识万能论和机械唯物论这两种片面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得以形成。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领袖布鲁诺·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是一种片面强调意识能动作用的主观唯心论，对这种自我标榜为“批判的批判”的哲学所进行的批判，也是对一切主观唯心论的批判，是对当代社会意识形态中某些偏差的解毒剂。近年来，如果说轻视意识能动性的观点较为罕见的话，那么过分夸大意识能动性的观点则颇为流行。例如，在历史观上否定历史决定论而鼓吹自由选择历史，在人生观的价值取向上以自我为中心设计人生，在文艺观上不去深入生活而全凭感觉和自我意识创作作品，在认识论上贬低反映论而以选择论、建构论取而代之，等等。哲学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当代思潮难道不可以从这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回顾中获得教益吗？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撰写的部分涉及到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法国革命、英法唯物主义思想史、社会主义、自我意识哲学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并用他当时“所达到的成果本身来同它做一个简单的对比”，从而对鲍威尔的历史观、政治观、宗教观、革命观、哲学观、社会主义观进行了总清算。马克思用以进行批判的武器是他暂时称之为“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新观点（参见《神圣家族》第8、167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下引该书只注页码），即正在形成中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观点。由此可见，自我意识哲学与正在形成中的新哲学的分歧是造在其他分歧的焦点之所在。围绕这一中心，展开了各个领域的对立。
1、现实性与思辨性的对立——批判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
马克思注重现实，已经站到唯物主义立场，他的批判锋芒直指鲍威尔思辨性的自我意识哲学。自我意识是这一哲学的核心概念。在鲍威尔那里，一切事物都起源于无限的自我意识，都可以在其中得到解释，找到本身存在的根据。它是人类在历史中产生的绝对认识，是绝对的能动主体，是一切行为的指导原则和创造性因素。实体本身的发展总是导向无限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万事万物的出发点，对它的否定导致自我意识的异化（例如基督教本来是自我意识的创造物，后来却变成了人类的精神枷锁）。要扬弃异化就必须在自我意识中爆发革命，即通过思想批判而认识到异化，从而扬弃异化复归于自身，达到自由。总之，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异化——自我意识的批判——自我意识的自由，构成了自我意识哲学的逻辑结构。无论是对福音书的解释，还是对群众、实体、物质的批判，鲍威尔都是以自我意识哲学作为根据的。
马克思指出，自我意识概念本身不是鲍威尔的发明，而是黑格尔体系中的一个因素。但是，他把自我意识作为万能的创造者，把世界视为自我意识异化的表现。自我意识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消除了异化，确定自己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绝对的存在，不承认在它之外的任何实体。这是改头换面地贩运思辨的创世说，把自我意识变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怪物，用黑格尔的魔术机把现实事物醇化在纯思想的范畴中。鲍威尔将自我意识与实体的对立一以贯之。他攻击的实体正是自然和人本身。他只承认思维、理论、精神任性，而排斥存在、自然力、人体力量，排斥感觉、实践、别人。他还荒谬绝顶地把自己等同于无限的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哲学是自我意识这个范畴在自身内的不断循环：而鲍威尔本人的思想发展就是这种思辨循环的写照。马克思追溯了这一过程：鲍威尔起先是个批判的神学家（老年黑格尔派），通过曲折的神学道路于1838年在宗教问题上转向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主义批判立场，但在政治上崇尚普鲁士国家。1841年他在政治立场上趋向激进，却并不从事现实的政治活动，而是把神学批判的内容翻译成政治语言。1842年的政治反动使他脱离一切政治斗争，转到所谓的社会立场。从神学保守派到宗教批判，再从政治批判到社会批判，其思想虽然多次转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批判的内容始终是抽象的思辨神学问题，其哲学的中心概念始终是自我意识。马克思指出，鲍威尔从宗教的外壳下剥出了构成神性内核的自我意识，把自我意识变成抽象存在物并作为批判的原则。神的批判经过人类的批判的异化阶段，又作为纯粹的批判而返回到自身，从而结束了思辨的循环。鲍威尔及其一伙在《文学总汇报》上把批判的矛头从批判宗教和国家转向批判群众、政治、社会，批判激进的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他的绝对的批判与现实的批判，与共产主义运动，与群众的利益不仅毫无关系，仅仅在自己内部旋转，而且是极大的反动。群众的共产主义的批判把纯粹的批判远远地抛到后面去了。
2、“精神”与群众的对立——批判鲍威尔的英雄史观
如何看待群众？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少数杰出人物创造历史？把人民群众看作历史的动力，还是看作群氓？这是自我意识哲学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的分歧焦点。马克思坚定地站在群众一边，把群众看作是历史的动力，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第104 页）他鲜明地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预言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会越来越大。鲍威尔则认为，社会改造是由少数批判的大脑活动造成的，精神是历史的动力，而群众是精神的敌人。过去一切伟大的历史活动之所以不成功，就在于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德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失败是由于群众的不支持。他指责群众的自我欺骗和萎靡不振，说群众是进步的阻力，进而把“精神”与群众的基本关系归结为“绝对批判的英明对群众的愚蠢的关系”，甚至说如果缺乏群众的愚蠢，精神就为自己制造出这种对立来，“对人和物进行群众的愚化”。群众史观与英雄史观针锋相对。
鲍威尔指责马克思对群众采取了非批判的态度，让无产阶级在其哲学中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这种污蔑之词后来一直被某些西方学者不断地重复着，有意把马克思打扮成教主、传播共产主义来世的福音布道者。实际上，马克思把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归之于无产阶级，决不是造就一个无产阶级之神，而是从其实际生活状况中得出的必然结论。这里存在着一个阶级立场问题。任何哲学家不管他主观愿望如何，总是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说话。马克思站在群众的立场上，而鲍威尔则站在反群众的立场上。马克思的群众概念是一个历史的阶级的概念。他分析道，群众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抽象不变的群众。16世纪的群众与19世纪的群众有很大的历史差别。16世纪群众的主体是农民，19世纪群众的主体则是工人，二者的构成不同，要求、愿望、利益也有所区别。鲍威尔形而上学地以抽象不变的群众立论是毫无根据的。马克思还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群众。例如参加法国大革命的群众中既有特殊的有限的资产阶级群众，又有全体居民中的其他阶级的群众。
对群众采取非批判态度的是鲍威尔。他的“群众”是一个含混不清的代名词，它不同于实际的群众，是批判的对立面；它既指下层群众，又包括“所谓有教养的人士”；既指人，又指事，凡不能提高到自我意识水平的其余世界都是“群众”；群众即“实体”，是自我意识的对立面。鲍威尔讽刺群众扳着指头计算统治世界的日子的到来，自以为占有真理而不尾随真理。对此马克思反驳说，这是鲍威尔把自己的罪过转记到群众的头上，他把真理当成自动论证机，让真理充当形而上学的历史主体，而历史的真正主体是人，是人民群众。鲍威尔在精神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的隐蔽含义是让“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与代表精神空虚的群众、代表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这“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的、漫画式的完成”。（第108 页）黑格尔的唯心史观被鲍威尔变成了赤裸裸的英雄史观。黑格尔视群众为绝对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而鲍威尔则使群众成为精神的敌人，而且他还有意识地扮演了世界精神的角色。这与法国空论派的反对人民的独立自主和排斥群众的学说何其相似乃尔！
鲍威尔把目光集中于心灵深处的精神，马克思则把目光转向了经验的人，他看到了“居住在英国的地下室中或是法国库房的阁楼里的人的粗糙的躯体”。他认为群众的缺点不能只在观念中消除，而只能在实际斗争中，通过克服异化的实际后果来克服。他引用法国革命时的一个警句：“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这就是说，群众要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靠唯心主义的幻想，不能靠别人的恩赐，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是不够的，必须解脱那逼迫人们跪下的枷锁，必须进行现实的、感性的斗争。
3、 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区分——批判鲍威尔的政治观和宗教观。
如何看待犹太人问题？马克思和鲍威尔本来就存在分歧。鲍威尔曾在《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中认为，犹太人要解放，首先必须从犹太教中解放出来，消灭宗教是政治解放的前提。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驳斥了他混淆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错误。对此，鲍威尔在《文学总汇报》第1、4、8 期上以三篇论文（马克思讽刺地称之为“绝对批判的三次征讨”）作答。他依然只是要给问题以一个正确的提法，而不是去回答、研究现实的犹太人政治解放问题，满足于批判犹太宗教和描写基督教德意志国家。这种把关于犹太人的现实问题曲解为思辨问题的做法理所当然地为马克思所不耻。
鲍威尔在《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最新论文》中说，群众的辩护人拥护解放和人权信条是思想贫乏。基督教国家不能使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权利平等，因为这种国家就是一种特殊的宗教。犹太人对历史没有贡献，就象眼中的刺虽然也起了某种作用，但对视觉发展没有贡献一样。犹太教和基督教都不应当存在，只有消灭宗教才能使犹太人获得政治解放。马克思指出，鲍威尔不了解人权问题的实质，并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它。他把国家和人类、人权和人本身、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混为一谈。鲍威尔的国家只是国家的哲学理想。犹太精神是基督教世界离不开的刺，它必然与基督世界一同生长发展。把取消宗教即无神论看做市民平等的必要条件，说明他不了解政治国家的本质。
鲍威尔的第二篇论文打出“社会”的旗号来取代“国家”。社会不排除任何人，是那些不愿参与社会发展的犹太人自己把自己从社会中排除出去。他以前之所以谈国家而没有谈社会是为了适合群众的水平。马克思揭穿了这种变换名词的伎俩。说犹太人自己排除自己是为国家和社会开脱罪责。国家和社会并不排除所有的人，国家只排除不遵命守法的人，社会只排除在社会中无法生存的人。现实的社会不是批判的天堂，而是地狱。鲍威尔宣扬的是精神自由和精神解放，所谓在束缚中的自由只是自由的愿望，是唯灵论的自由。真正的自由除了自由意志之外，还要求获得自由的物质条件，并为此而进行物质的实际的变革，而不是混淆解放的政治手段同人类手段，把犹太人和基督徒从批判的国家里驱逐出去。
鲍威尔在《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中承认过去把政治本质和人类本质混为一谈，但又说那是两年前的立场。他现在既不抱宗教观点，也不抱政治观点，而是转向抽象的社会观点。马克思揭露说鲍威尔从神学立场转到政治的立场，但研究的仍是神学。宗教问题如今具有社会意义，不能只是满足于停留在“社会”这个词上。鲍威尔认为德国犹太人要求政治解放是妄想，表明他不了解政治解放的实质。在英、法等完备的政治国家里，犹太人已经真正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德国不能在政治上解放犹太人，只能说明它是政治上不发达的国家。
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法权、人权和宗教，宗教的本质是世俗的现实基础；而不是犹太精神产生市民生活。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革命，首先要完成政治解放，然后才谈得上人类解放。他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革命持批判态度，既看到其阶级局限性，又看到其历史进步作用。鲍威尔的错误在于，他起先把政治解放的国家理解为批判的哲学的国家概念理想，后来又宣称在政治领域内假定有实体也是批判不彻底的表现，放弃现实的政治斗争去搞纯粹的思想批判，走上了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道路。
4、利益与思想的关系——批判鲍威尔的资产阶级革命观
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这个问题与如何看待思想和利益有关。在鲍威尔看来，思想与利益互相冲突，思想造成革命并推动革命前进，利益却阻碍、影响思想的实现。每一个历史时代皆由威严的笔预先规定，并应当由笔来解决其存在问题。思想决定利益。启蒙学者关于理性国家、普遍幸福和解放人类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引起了法国革命，但由于迎合群众的利益并满足民族利己主义，以至最后革命成为拿破仑的俘获物，革命的领袖人物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 因此， 法国革命是属于18世纪的不成功的实验。
与鲍威尔从抽象思想出发看问题不同，马克思主张利益决定思想，他认为法国革命对于资产阶级是成功的，只是对于绝大多数群众不成功。思想与利益的矛盾是辩证统一的。思想总是以一定的利益为基础。利益决定思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 就会使自己出丑。 ”（第103页）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 博爱等思想是资产阶级利益的反映。资产阶级是法国革命真正的代表，什么思想能表达资产阶级的利益，什么思想在革命中就能实现；什么思想超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范围，就不能成为现实。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的灭亡是悲剧性的，因为他们虽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代表，但却幻想恢复古代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拿破仑俘获了自由资产阶级并对之发号施令，但当他的行政措施过分触犯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时，也会动摇其实力。巴黎商人用制造人工饥饿的办法，使他向俄国的进攻拖延到过晚的时节。政治受经济利益支配， 这种利益最终导致拿破仑的下台和波旁王朝的复辟。 1830年七月革命同样因利益而引发，以便使资产阶级的特殊经济利益获得政治上的确认。正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它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
但是，思想有把特殊利益普遍化的倾向。在思想中，很容易使某一阶级特殊的实际利益披上普遍的全人类利益的伪装，造成虚假的意识形态。不同阶级的利益不同，甚至互相反对。只有“得到历史承认的群众的利益”才能得到实现。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比仅仅指出利益支配思想深入了一步，把利益与历史规律联系了起来。他确定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法国革命中得到历史承认的群众利益，而无产阶级的利益则要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才能得到历史的承认。马克思并不因为鲍威尔将意识绝对化而轻视思想或把利益的作用绝对化，而是辩证地看到思想的能动作用：思想不能使我们在事实上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但它能够超出旧世界的思想范围。比如法国革命中产生的共产主义思想当时不占统治地位，但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表达，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和共产主义革命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它终究会得到历史的承认。革命并未终止，新的社会革命是由新的阶级利益及其思想反映推动的。
5、 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批判鲍威尔的哲学史观
如何评价法国唯物主义？鲍威尔站在唯心论立场上攻击法国唯物主义，认为法国唯物论中占统治地位地位的是斯宾诺莎主义，它以物质为实体或给物质以精神的名称，没有上升到自我意识，所以注定要灭亡。马克思站在唯物论立场上批判鲍威尔，指出他所描述的法国唯物主义批判史与真实的历史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是从黑格尔哲学史中搜罗材料，给唯物主义注定“愚钝的命运”。马克思饱蘸浓墨，正面阐述了自己对法国唯物论史的精湛见解。他具体论述了英法唯物主义的形成发展史，指出它起源于洛克经验论和笛卡尔物理学的双重起源、两个派别。唯物论源远流长，英法唯物主义始终同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唯物论同唯心论相斗争而发展。伽桑狄和霍布斯反对笛卡尔的形而上学，比埃尔·培尔用怀疑论使形而上学威信扫地，费尔巴哈把反对思辨神学的斗争推向反对思辨哲学。18世纪唯物主义理论的崛起造成了17世纪形而上学的衰败，它本身是由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而造成。这就阐明了理论来源于实践的唯物论原理。
马克思明确地站在唯物主义立场，认识到当时德国正在进行的斗争与当年法国唯物主义的斗争存在着某种历史的相似。法国唯物主义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思辨唯心主义的斗争。德国唯物主义者在19世纪40年代面临着同样的历史任务，同样需要从政治、宗教、哲学三条战线出击，将政治斗争与反对思辨形而上学和神学的进攻结合起来。他力图总结历史经验，找出唯物主义学说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必然联系，结果发现唯物论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逻辑基础。从理论上看，“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第166页）从实践上看，许多共产主义者是粗鲁的、 不文明的唯物主义者，而欧文、卡贝、德萨米、盖伊等人也是以唯物主义学说作为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的。
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使他能够唯物主义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并导致在英法唯物主义史和哲学的社会作用等一系列问题上与鲍威尔的分歧。鲍威尔视哲学为纯粹思辨的游戏，马克思则主张哲学应该象18世纪法国唯物论那样，成为革命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反对宗教神学和思辨形而上学斗争的思想武器，实现“哲学的世界化”。为批判鲍威尔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马克思着力揭示其“思辨结构的秘密”。唯物主义认识以感觉为基础，而思辨唯心主义则把一般作为具体对象的来源和基础。它的神秘性在于不是把范畴看作事物的反映，而是把现实的事物运动看成是范畴的自我运动。这一思辨方法的始作俑者是黑格尔，但他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而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则不在任何地方渗入现实的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评论尚存在一些不成熟之处。例如，他评论了斯宾诺莎的思辨形而上学，但却忽视了作为其哲学主要方面的唯物论；他没有论及休谟、康德的不可知论；他也未能对黑格尔哲学的积极意义给予足够的评价。马克思看到了霍布斯的机械唯物论具有敌视人的一面，但却没有看出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论的基本缺陷，对之嘉奖过誉。他对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直观性等局限性也没有给予批判，没有认识到它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历史唯心论。
6、 实践的社会主义与唯灵论的社会主义——批判鲍威尔的社会主义观
主张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和鲍威尔的社会主义观针锋相对。当时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德国流行。鲍威尔在宣称转向社会的立场后宣扬所谓“纯精神的社会主义”、“绝对的社会主义”即唯灵论的社会主义，它与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风马牛不相及，本身只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在社会主义思想广泛传播之时，鲍威尔把自己反非批判的神学著作说成是社会的作品，把自己的著述叫做社会的工作。马克思讽刺道，鲍威尔的社会是批判的天堂，是文字游戏。设社会为a， 则鲍威尔反复讲的社会就是3a、a的平方、根号a这样的抽象公式。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不是空洞的口号和标签，而是现实的群众运动。宗教问题在当前具有社会意义。社会主义不能仅仅停留在“社会的”这个词上，而要着眼于现代市民社会的真实处境，从对现实社会状况的分析中规划出真正的社会形式。“把群众的世俗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同绝对的社会主义分隔开来的”是一条“批判的深渊”。“世俗的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就否认纯理论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它主张“必须进行物质的、实际的变革”。而鲍威尔的纯精神的社会主义只着眼于“基督教关于精神自由、理论自由”的教义（第120—121页），把社会改造变为批判大脑的活动。
站在唯灵论社会主义的立场上，鲍威尔大肆攻击实际的社会主义运动，说它是关于组织群众的一系列体系，是幻想，说什么德国的社会主义是从法国传来的，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属于没达到自我意识的“群众”。马克思反驳道，群众被组织起来是现代社会秩序客观上形成的。封建社会的解体，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是靠组织群众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需要组织群众去实践。德国社会主义并不是舶来品，它有其自身的客观原因。至于群众的精神，“下层人民阶级也能把自己提高到精神发展的更高水平。”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时时可以感受到“英法两国工人对科学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望、他们的道德力量和他们对自己发展的不倦的要求”（第171、107页）。马克思看到，唯灵论的社会主义是真正人道主义的危险敌人，它涣散人们的斗志，放弃群众的实际的物质的要求，这等于是取消社会主义。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具有彻底性、实践性的鲜明特点，它与徒具虚名的以保守性、虚无性为特点的唯灵论社会主义似冰碳不能相容。科学的社会主义不仅是理想，更是实践的探索和行动。
有必要指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称自己的学说为“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现实的”与“真正的”是一个词，故有时又译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是指唯物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综合，其理论基础是唯物论，其实践指向是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就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某些西方学者极力将它与唯物论和共产主义脱钩，而将它解释为资产阶级的抽象人道主义，这显然是对马克思当时思想的极大曲解。
马克思对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不仅在当时开辟了新哲学的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且直至今天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展现这一批判的思想内容，无疑可以使我们吸取思想史的精华，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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