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社群文人创作趋同倾向及其对文学之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人论文,其对论文,社群论文,倾向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4)03-0035-05 社群文人的潜在门户意识，使得他们极力排斥来自他社的不利因素；但相对社内文人群体而言，此种门户意识更易导致他们思想行为的趋同倾向。复社领袖张溥就说：“吾郡社中数子，端切人范。为文要眇变化，难以恒仿，然发于胸臆，成于手中，无不可原而合也。”[1]形象地指出复社文人在道德品性与文学创作上的趋同倾向。这种趋同倾向，特别是在社群文人的文学创作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论述社群文人群体创作趋同性之前，我们还有必要对文社士子趋同意识的形成原因作一考察。如同社群文人门户观念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一样，社群文人群体创作趋同意识的形成亦有多种原因，主要如下： (一)文社领袖一般具有杰出的文学才能，他们所倡导的文学思想为社内文人所尊奉。如朔社沈澹思称武林读书社领袖严武顺为“吾党之康成元晏也，吾党之士考道论文，必以先生为宗盟。一文脱稿，群诵习焉。盖先生立身有本，家学有源，依性类情，不苟为言，而又高栖简出，深自遁晦，不欲句字轻落人区，吾党之士固乐得其篇章而周览之”[2]。艾南英亦指出复社文人“学一先生(主要指复社领袖张溥)之言”[3]，“一人(暗指张溥)倡之，人人和之”[4]。虽然艾南英意在批评复社文人创作仅守一家而不知求变，但却很好地说明文社领袖对文学主张的倡导，很容易导致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趋同性。这也是文社士子文学创作具有“趋同”倾向的主要原因。 (二)同社士子多由亲属或者师生组成，如“几社非师生不同社”[5]，在文学思想上，彼此之间往往具有渊源继承关系。几社领袖夏允彝就说：“吾辈以师生有水乳之会，将来立身必能各见渊源。”[5]这种以师生门第或者亲属为基础的文社组织，更易导致社群文人群体创作上的趋同倾向。 (三)同社文人大多为本乡、本县或者本郡之人，笔者对此期具有代表性的文人社群主要成员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统计(见下表)。由该表所示可知，此期文人社群成员基本上是亲缘、师生与同乡关系，而尤以同乡关系为主。 明清之际文人社群成员组成基本关系表
这种便捷的地域优势，保证了他们能在一起经常参与社集，交流创作经验。如几社李雯与宋辕文同为上海华亭县人，“两人相对，日夜作诗”[6]，并且还与同乡徐孚远辈“立一程期，三五日辄为小叙”[6]；茹吉同人社诸子更是“讲贯同堂，反复研练，师事友事，互相劭勉，以斟酌古今至正之归”[7]；几社彭宾与社友“彝仲夏子，勒卣周子，卧子陈子，伟南顾子……相与昌明古学，引示后进”[8]，等等。社群文人群体这种经常性的切磋研练，就容易促使他们共同发现文学创作规律，从而导致他们在创作方法与创作思想上的一致性。 如前所述，受多重因素综合影响，同社文人群体在思想行为上往往具有一种趋同倾向。这种趋同倾向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上表现得极为明显，主要体现在其集体创作成果———社稿方面。 社群文人文学创作趋同性可从他们的创作题材、体裁、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以及艺术性4个方面看出，这突出表现在作为集体创作成就的社稿方面。社群文人士子编选社稿的行为本身就代表了社群的一种集体创作倾向，是社群对外宣称集体创作思想的一种方法。具有典型性的为月泉吟社社稿《月泉吟社诗》和几社社稿《几社壬申合稿》。 《月泉吟社诗》为月泉吟社文人的诗歌作品集，所作诗歌题材皆为“春日田园杂兴”，所吟咏的内容必须紧紧围绕春日田园景物，而不能及于它物。同时，所作诗歌体裁不出五七言四韵近体。《月泉吟社诗》也表现出社群诸子共同的艺术倾向，主要有三：其一，“兴”的手法，即所咏春日田园景物不能实写，而重点表现景物所蕴涵的情趣；其二，词婉微，气平澹，音清翕；其三，浓重的隐逸情调。《月泉吟社诗》是突出表现社群文人创作趋同倾向的社稿代表，成为后世社群文人集体创作的一种模式。明末竹西续社诸子在郑元勋的影园社集，限定以“黄牡丹”为题开展诗歌创作活动，后郑元勋把社内姜垓、梁于涘等18人所作黄牡丹诗辑为社稿《影园瑶华集》，作为社内诸子集体创作活动的结晶，同样表现出竹西续社文人共同的文学创作倾向。 笔者再以几社社稿《几社壬申合稿》为例，试对文社士子在创作题材、体裁、思想内容，以及艺术性等方面所表现出的一致性作一论述。 (一)题材上的趋同性，即在社稿创作中，同社文人群体多围绕同一题材进行集体创作。如《几社壬申合稿》卷9，陈子龙、周立勋、彭宾、朱灏、顾开雍、宋存楠6人皆以田园诗《早春》创作；又陈子龙、李雯、周立勋、夏允彝、朱灏、顾开雍、宋存楠7人同以抒情诗《江南赠别》作诗；卷7徐孚远、宋存楠、夏允彝3人则围绕咏史诗题反复吟咏等等。一般而言，同社文人围绕同一题材创作与社群的雅集活动还有一定关系。我们知道，文社诸子开展雅集活动往往以诗酒为乐，作诗多为文人雅集之点缀，有些文社则专以作诗为主，其过程经常为：先是主持者选定某一诗题，确定某一诗韵，然后同社诸子围绕此诗题与诗韵开始轮流创作，最后汇集成编，作为本社社稿付梓出版。因而，社群文人的群体雅集活动体制，有时也容易导致同社文人围绕同题创作。 (二)体裁上的趋同性，即在社稿创作中，同社文人群体多选择同一体裁进行集体创作。应该说，这一特性主要与社稿编选体例有关。我们知道，杜骐征编选《几社壬申合稿》，主要采用了《昭明文选》以“文体存文”体例。具体而言，就是编选者以“文体”安排社稿卷数，每一卷围绕同一“文体”编选几社文人集体创作作品，这从《几社壬申合稿》的目录即可看出，如下： ●目录 卷之一 赋一 卷之二 赋二 卷之三 赋三 卷之三 赋四 骚 卷之五 古乐府一 卷之六 古乐府二 卷之七 五言古诗 卷之八 五言古诗 七言古诗 卷之九 七言古诗 五言律诗一 卷之十 五言律诗二 五言排律 七言律诗一 卷之十一 七言律诗二 五言绝句 七言绝句 卷之十二 序一 卷之十三 序二 论一 卷之十四 论二 卷之十五 论三 议 封事 卷之十六 对 难 卷之十七 策文 册文 制辞 教表 檄 启 弹文 章 卷之十八 书文 卷之十九 文说 辩 短长言 箴 连珠 设难 卷之二十 问 颂 铭 碑文 传 墓表 受这种社稿编选体例限制，几社文人在集体创作时往往会选择同一“文体”，这就容易导致他们在体裁选择上的趋同性。 (三)思想倾向上的趋同性，即在社稿创作中，同社文人群体在进行集体创作时多贯穿同一思想主线，笔者谨以《几社壬申合稿》卷7周立勋、徐孚远、李雯、朱灏等人所作《田家诗》为例说明之： ○田家诗(徐孚远) 翳翳四五月，良苗如新蒲。暑余足云气，往往沾田垆。即事有纲纪，沟陆各相呼。凉风带曙星，谈笑轻泥涂。百谷非不登，年年闻捐租。官长但晏眠，所幸无追逋。努力在兹日，足以慰所须。薄暮荷耒归，桑牅负高榆。夕阳接烟火，繁响动鸣蛄。老农勤拾取，鸡犬勅妻孥。藜藿未及饱，还复哺其雏。长大能疾耕，勿复忧饘餔。端然念孙子，世业不为劬。 ○田家诗(其二)(李雯) 五月南飔发，良畴亦婉娈。畆中流水绮，沟中流水淀。蛙黾视吾耕，飞鱼白如练。老牛不下田，童子勤挽牵。家长自县归，严符县中见。不言力耕田，但言速输县。两税尚云宽，今欲求其羡。不闻天子忧，不见东西战。长老疾驱牛，述之声呜咽。吾苗日以长，吾农日以煎。顾此敲髓资，乃在柔芳甸。水深鱼鳖游，水竭鱼鳖罥。小人分有常，安敢思荒晏。 ○田家诗(其一)(陈子龙) 四月雨新足，良苗青可怜。农夫荷耒出，各自求其田。蓑苙有烟气，陇陌相覆连。飞鸟或鸣树，游鲦时泳川。叹息此村老，保聚多岁年。昨日村中人，买牛入邻县。传闻有盗贼，杀戮求金钱。归来但涕泗，终夜不敢眠。安得守其庐，鸡犬皆翩翩。虽尝被呵责，官吏真圣贤。 ○田家诗(朱灏) 浮青心荡光，墟逈幽滋独。霁旷空濑衣，寂苇招声宿。鸣鸡醒午酣，昧草安愚谷。桑榆养丰阴，流红醉饮犊。细筱风哂微，篱弱花就睦。蝶乱扑暖繻，新鹢疑故澳。苔筵接候虫，飘杨绿难蓄。危桥度蹇烟，生云犬吠熟。坟复樵气通，众沟夺月目。匏樽留去曛，驯鳞游入掬。槿荣不辞朝，萤火辨昏族。 ○田家诗(其二)(周立勋) 南山风吹棘，北林月在田。犁锄有安影，机杼声复牵。苗多雨未足，分渠流细川。老农勤致问，哀邻或余犉。愿借终畆力，缓急自一廛。邻家饶畜牧，安能无顾钱。嗟哉手与足，耘耔良所便。朝汲瀼头水，暮看村外烟。八月潮太白，禾黍立野鸢。牧获置高树，颓宇浮空船。谋炊日不给，朝廷颂有年。 以上几社文人所咏《田家诗》，除朱灏所作意旨比较含蓄外，其他几人皆以写实手法描述了百姓在“沉重租税”与“盗贼横行”下的艰难生活，表现出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流露出他们对社会的忧虑之情，体现出他们在文学创作思想上的一致性[9]。 (四)文学思想与艺术的趋同性，即在社稿创作中，同社文人皆遵本社文学思想，在创作中表现出较为一致的艺术风格。如几社领袖陈子龙在社稿《几社壬申合稿》“凡例”中就特意声明几社的文学思想主要遵“前后七子”，在艺术风格上追求儒家“趋雅避俗，怨而不怒”文风，要求几社诸子在社稿创作中皆以此为准的。应该说，文社一般皆有旗帜鲜明的文学思想，和对艺术风格的总体规定，以此作为文社士子共同的创作倾向。 总的来说，同社文人的门户趋同意识容易导致他们的文学创作在题材、体裁、思想、风格等方面趋于一致，这对形成某一文学流派，掀起某种文学思潮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夸大同社文人趋同意识对文学的积极影响，有时同社文人的这种创作趋同倾向也会对文学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即同社文人在“过分”强调创作一致性的同时，有时也会忽视他们的独创精神而导致模拟倾向。清初李元度在给几社文人彭宾《彭燕友先生集》所写的序言中说： 文章之重于世久矣，其用似乎至虚，而与伦常、事业并垂不朽，则以伦常、事业必当其任而后见，苟不当其任，其理将虚而无寄，而必至绝续，文章正其寄焉者也。人之能是者，其性情所禀不同，而学问即依之以入平奇浓淡，清纯峭古。所学同而领趣异，浸滛渐渍，久而愈纯，正如木经匠作，攻而为器，斧斤刀锯，功无不至。及其既成，而木质之贞脆楺直，肌理之疏密腻润，靡不各显其本来。然能是甚难，其病有二：一在学无根柢，徒侈淹博，记诵虽多，剽窃割裂，堆垛臃肿，而业不成。一在识见浅陋，不从经史原流研錬、搜择、融液，使神完气沛，而徒守一家，规规摹仿。夫人各有性灵，各具才智，天地生我于古人之后，原不限我与古人分道扬镳，奈何卑鄙如是?昔之论者曰：成一家言，文而谓家。盖各立门户，不相借，不相混也，必规规摹仿，则直古人之婢隶厮养耳，何家乎?夫优孟衣冠，必其体态原带一分似，而效之若婢隶厮养，岂有似也?予怀是意久矣[10]。 李氏所言无非是在提倡一种个性创作，反对由社群门户观念所导致的模拟倾向。由此看来，明末文社的兴盛对创作主体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同社文人门户观念容易导致他们文学创作的趋同性，这对形成众多文学流派，掀起某种文学思潮，促进文学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社群文人的这种趋同意识也容易导致他们学一家之言，这就往往使他们的创作立意不新，方法陈旧，极大地限制了个性创作。对此，河南雪苑社领袖侯方域亦有论述，他在给复社友人陈贞慧的书信中指出，诗歌创作出自天然，而非“藻绘雕饰”所能得，正如他所说的：“必洗尽天下之借色而后天下之真色始出。”[11]与几社文人坚持文学复古思想相比，侯方域的诗歌理论相对符合文学发展客观规律与文学创作本质。而这一特点，几社文人中也只有徐孚远晚年方才领悟：即诗歌创作不是为了文坛门户论争，而是作家的“胜情”之作，其《诗家》一诗就深刻地揭示出这一规律，兹录下，作为本文之结束语： 竟陵七子互相并，由后攻前只为名。 文体古今非一手，诗篇浓淡不须争。 胜情到处皆山水，芳草迎人是杜蘅。 我老粗知得失在，寸心自许眼当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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