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钱学森院士不仅为中国航天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也为我国情报事业和情报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2009年10月31日，98岁高龄的钱学森院士与世长辞，一代科学巨星陨落，引发学界乃至全体国人的许多追忆。本刊自2010年刊发《构建新时期科技情报工作的科学技术体系》起，陆续发表钱学森情报学思想研究作品十余篇，其中不乏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的作品。为纪念钱学森院士逝世十周年，特刊发本文，展现年轻一代情报学人对钱学森院士的情报学思想的研究，并以此追忆钱学森院士对情报学的历史功绩。我们相信，钱学森情报学思想将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焕发出更多光彩！
一试之下，王敬凯确定，李桂明骑自行车的可能性较大。 这样算来，距离李桂明12点左右到前楼母亲家给前来帮忙干活的人做饭，只有20分钟时间了。问题的关键也就在这20分钟——他可能打了个“时间差”，就在家里杀死了张小波。
钱学森情报学思想研究：定名、脉络与内核
——纪念钱学森院士逝世十周年
李 竹，曹文振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大家之思想是永恒的财富。历史的车轮即将驶入21世纪20年代，全新的数据环境与信息情境使得情报学的理论与实践范式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也让情报学界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人文与技术的迷思。值此钱学森院士逝世十周年之际，回顾近年来钱学森情报学思想的学术作品和相关历史文本的研究脉络，梳理钱学森在情报学发展史上的思想历程，通过明晰钱学森情报学思想之源流与走向，阐释钱学森情报学思想之主体与内核，为厘清新时代情报学理路提供一些参考，并以此纪念钱学森对情报学的卓著功绩。
关键词： 钱学森；情报学；思想内核；研究脉络；学科发展
在钱学森同志对情报作出关键论断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子计算机等信息技术才刚刚起步于不同的应用场景，与情报学研究和情报事业相伴发展。而今，当我们即将步入21世纪20年代，许多全新的信息情境对情报学产生了重要推动乃至革新作用，这不仅包括在技术层面广泛讨论的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下一代互联网，更重要的是引发了对情报学传统理念和观念的新一轮讨论。笔者观察到，在当前这种混杂信息环境下对情报学发展的论断尚且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要增加智慧元素[1]，有学者提出要以认知情报学为解决方案[2]，有许多学者的论述侧重于抓住大数据等带给情报学的机遇[3]，但也有学者指出当前的中国情报学实则是中国特色的“情报学”现象，亦可称乱象[4]。从中可以看到，新时期情报学发展似乎有着不竭动力，许多学人以大数据、云计算、下一代互联网等为背景重新探讨情报学之发展走向，但情报学本身蕴含的人文色彩与发端于信息和工学学科的新兴信息技术有着天然的一层屏障，既使得情报学独立于学科之林成为一门单独的学问，也使得这种情报学迷思与扶正的论题被学界更加关注，进而有学者发现老一辈大家的思想中蕴藏的财富是一座宝库，能够从中找到理念困境与问题解决的突围之道。笔者在此亦提出要重新解读老一辈的情报学思想以应对多变的情报环境，并希望借此文抛砖引玉。
钱学森院士是我们国家当之无愧的具有开创性贡献的优秀科学家，而情报学思想是钱学森科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钱学森院士与情报学有关之论断始于满足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自诞生起对我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2019年是钱学森院士逝世十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重启与梳理钱学森院士的情报学论述，不仅是对这位伟大的国防科技情报导师的最好纪念，亦有助于在当前复杂多变的情报环境中寻求对钱学森情报学思想体系的继承，并以此思考当前情报学发展中的迷惘与徘徊。
1 引言：钱学森与情报学的联系
钱学森的早年经历及其情报学思想的产生已被许多研究所阐明，笔者在此做一简要梳理，也为探究钱学森情报学思想的源起进行铺垫。钱学森是世界著名的火箭与航天专家，也是少见的能够跨领域开展科学指导的大科学家。钱学森在国立交通大学完成学业后，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七届庚款留美学生。随后钱学森赴美求学，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师从科学家西奥多·冯·卡门。钱学森与卡门一同开展了空气动力学、火箭和导弹等方面的研究，包括以秘密开发核弹为目的的“曼哈顿工程”。开展“曼哈顿工程”期间，钱学森作为中国人被特许在美方军事重地“五角大楼”自由出入。在这里，他接触到西方的情报系统，以及美国领先的对复杂情报进行系统收集、整理、产出的完整流程。若论钱学森情报知识和情报思想的直接启蒙，这段美国研究经历为其提供了先进的“情报思维”和学习“情报思维”的环境，加深了钱学森对情报工作的理解，钱学森回国后所主张之“开展国家科技情报工作”可从这段经历中找到烙印。
本文中选择的仿真频率为1.5 GHz，该频率是导航卫星信号的主要频率，目标为空客A320和 F-15C型战斗机，材料为金属，采用商用软件CST进行电磁计算，采用的方法为快速多层多极子算法，以1°为间隔对目标模型进行仿真。
钱学森突破美国阻挠回国后，面临着彼时中国科学研究和试验一穷二白的困境。他主持了1956—1967年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纲要，在项目中确立了56项重大科研任务，而情报工作位列其一。这项长达12年的科学规划使我国的情报事业建设成为与导弹研制、飞机开发等同等重要的国家科学研究事业之一。钱学森本人也在公开场合演讲和私人信件中多次阐明科技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钱学森的支持和努力下，我国的情报工作逐渐朝着科学化、系统化的方向纵深发展，为科学研究服务的专业性文献情报机构也日益增多。钱学森与情报学的联系不仅在于钱学森将情报事业的实践工作提升到了战略角度，还在于钱学森对我国情报学学科内容的关注和思索起到了高屋建瓴的作用。钱学森对情报研究和情报分析的未来发展方向做出的重要预测，比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成为了近年情报学的热门研究领域。
“钱学森情报学思想之建”侧重于对钱学森情报学思想理论进行梳理和构建。“梳理”指将钱学森分散于各种类型文献的情报相关论述进行搜集与整理。具有代表性的如2015年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钱学森科技情报工作及相关学术文选》[18]共收录73篇有关钱学森情报理论的一次文献，文献类型包括书信、讲话(发言)、论文、批示等，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钱学森对情报的有关关切和主张，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参考和指南；又如袁有雄[11]围绕情报研究的本质特征、功能属性、地位作用、学科定位及方式方法等提取出钱学森的一系列重要学术观点。“构建”指学者将文献中的钱学森情报学思想进一步体悟与阐发出来，试图用系统性、整体性的框架重构有层次和内在逻辑的钱学森情报理论系统。具有代表性的如卢胜军等[14]在梳理钱学森情报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将钱学森科技情报理论体系分为基础理论、方法理论、技术理论与应用理论四个部分。
①由于护理学临床研究有其特点，严格遵循双盲、分配隐藏较难实现，本研究纳入较高质量的半随机对照试验，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随机对照试验数量不足的缺陷，但其方法学质量相对随机对照试验较低。②研究样本量偏小，证据强度受到一定影响。③本研究纳入的文献在方法学上存在一定异质性，干预持续时间不一致，可能造成研究信度降低。
2 “钱学森情报学思想”名称之辩
笔者认为名称是对其所指研究对象认识的高度总结，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会经历不同的阶段，自然也会有适合不同阶段的名称。一个合理、准确的名称，是一个研究阶段的终点，也是下一个研究阶段的起点。在辨析之前，需要首先阐明的是，辨析对象是以钱学森的情报主张为研究客体的学术文献中对钱学森情报有关理论论述的名称，且这个名称指代的是对钱学森情报主张的整体性概括。在辨析完成前，为了方便叙述，本文将以“钱学森情报相关论述”作为非正式名称。
通过在CNKI中构造检索式“钱学森AND情报(学)”，键入搜索后分析输出的文献，通过参考文献“滚雪球”的方法进一步对文献集进行增补，以便对近年来钱学森情报相关论述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搜集、回顾。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对相关文献题名中使用的表述方式进行分析，不讨论相关文献全文中提及的其他名称。对检索结果人工筛除非情报专业文献和不相关文献，逐一进行阅读，选出研究客体是钱学森情报相关论述的文献，提取文献题名中出现的指代钱学森情报相关论述的表述，记录信息得到表1的结果。
表1 钱学森情报相关论述研究采用过的名称
如果说“钱学森情报学思想之建”与“钱学森情报学思想之意”是对情报学理论和方法的思想感知，那么“钱学森情报学思想之用”是在情报学学科发展和情报环境融合变化之下运用理论和方法进行的全新探索实践。“钱学森情报学思想”的学术发展沿袭着从实践提炼到思想感知，再从思想感知到实践探索的研究脉络。
“钱学森”是各个已有名称中唯一共有且所处位置相同的词项，“钱学森”能指明相关论述的思想者信息，是名称中必不可少的首要组成部分。
综合上述内容而言，本文认为应以“钱学森情报学思想”作为钱学森提出的情报相关论述内容的统一代称，使其思想体系之下的情报论述均可归入之中，便于学界今后在探讨相关问题时明晰概念内涵，统一基础认识。
对第三个单独词项进行辨析的本质在于，钱学森论述内容的哲学属性是“理论”“理念”还是“思想”。《马克思主义原理词典》中对三个词的解释如下：“思想”是指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理性认识，有时也指某种理论体系。“理论”是由一系列概念、观点和原理构成的知识体系或系统的学说，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理念”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等提出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用语，主张理念是独立于人们头脑之外的、先于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的永恒不变的精神实体，是事物的终极“原型”。《毛泽东著作选读》则提到思想产生的基础材料源于社会实践的大量感性认识。当感性认识通过量的积累变为理性认识，思想就产生了。思想既反映社会存在，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钱学森情报相关论述的诞生既依托于钱学森本人特殊的知识背景和工作经历，又根植于当时新中国特定的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换言之，钱学森情报相关论述不仅包含钱学森对国家发展与科学研究的感性认识，又包含钱学森从感性认识中提炼出的对情报工作与情报研究的理性认识。钱学森情报相关论述也不具有“理论”的“系统性”特点，从形式上看，钱学森情报相关论述分散于各类型文献中；从内容上看，钱学森情报相关论述不具备自组织条件，自提出起也并非恒久不变，否则也不需要后续学者梳理其理论体系。另外，钱学森对于情报、情报工作等概念的阐述虽然影响深远，但也非终极“原型”，不能独立于时代环境而存在。因此将“思想”作为钱学森论述内容的哲学属性，相比“理念”“理论”更加合适。
“钱学森情报学思想之意”指钱学森情报学思想对情报学事业和情报工作发展的意义或贡献总结。“钱学森情报学思想之意”兼具实践意义和学术意义。实践意义体现在指导情报人员进行国内外情报资料的长期收集和分析研究，建立情报期刊和计算机检索系统等，反映出钱学森情报学思想是我国情报科学事业现代化发展的直接推动者。不过，由于目前出版的文献多以学术论文形式呈现，更多地将讨论聚焦于阐述钱学森情报学思想的学术意义。赵一男等[19]从方法论视角总结出钱学森情报学思想的特征和价值，认为钱学森情报学思想是应对大数据时代情报研究工作的重要指导。彭靖里等[6]认为钱学森在情报的基本概念、学科定位和将系统方法论引入情报研究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第二个词项基本都涉及钱学森论述内容的范围和对象信息，那么应该是“情报”“情报学”还是“科技情报”？“情报”是一个科学概念，而“情报学”是一个科学学科类别。钱学森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把情报工作当作是一门科学技术看待。钱学森认为情报工作不能被限制于实践领域，而是要形成自己的一套科学理论体系，才能指导长期的情报工作实践。同时钱学森在讲话中界定了情报、情报资料、情报工作等概念及其概念之间的差异。这些理论成为了情报学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情报”和“情报”这两种提法对应着两种不同的情报观念。很显然，“科技情报”比“情报”更为狭义，“科技情报”限于科学技术范畴之内理解情报，将情报视作服务科学研究的工具。情报则代表了更加广义的意识，是一种从科技、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认识情报的观念。虽然钱学森提出的大部分情报主张针对的是当时国家科技情报工作的具体问题和面临的客观形势，但在实施中从国家战略高度和需求角度等多方面引导了之后多年的情报工作实践和情报学科理论发展，所以其真实内涵不应该只限于指代“科技情报”的工作范畴。以“情报学”指代钱学森论述内容的范围和对象信息，相比选用“科技情报”和“情报”而言是更加合适的。
3 钱学森情报学思想研究脉络
3 .1 初始萌芽阶段(1994 —2008 )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阶段的研究中，国内图书情报核心期刊承担了发表钱学森情报学思想研究作品的主力角色，展现了对老一辈专家学术思想的审视与关切。其中，又以《情报理论与实践》为代表，近1/3的研究作品选择发表在该刊上，使该刊成为了钱学森情报学思想研究的主阵地。在这一阶段，中国国防科技信息学会还连续三年举办了在业界产生较大影响力的钱学森情报学思想研究学术会议，分别是2010年11月举行的“钱学森科技情报学术思想研讨会”，2011年12月举行的“钱学森国防科技情报信息系统建设研讨会”，以及2012年12月举行的“钱学森情报研究学术思想研讨会”，为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深化发展以及探讨这一思想宝库在当代的规律探索和价值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
3 .2 发展深化阶段(2009 —2015 )
2009—2015年是钱学森情报学思想研究的快速发展与内容深化阶段，除了2009年钱学森逝世的特别年度以外，此期间内每一年都有研究文献发表。2013年发表了5篇文献，达到钱学森情报学相关文献年度产出的顶峰。在快速发展阶段，学界对钱学森及其情报论述的研究逐渐形成两大研究取向，本文将其归纳为“钱学森情报学思想之建”“钱学森情报学思想之意”。
回顾钱学森的生平经历及其与情报学的简明关联，不难看到，正是由于钱学森对我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关心与对情报学学科的深刻思考，才使得情报事业有了科学发展的空间和条件，情报学学科发展也因此受到了广泛关注和深远影响。
通过合理组织施工，该工程得以有效实施，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武汉轨道交通商务区站作为武汉市首个采用盆式开挖逆作法施工的地下车站，为以后大平面的基坑支护方案提供了新的设计思路，可对后续类似的工程项目提供借鉴。
1994年之前，学术界并未将钱学森及其情报主张当成一项科学研究课题，相关文献以钱学森本人发表的期刊论文为主。此阶段钱学森提出的情报主张更多被认为是情报产业实践指导而非学术思想。“钱学森情报思想”或类似的概念尚未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该时期出现的更多是“钱学森”与“情报工作”，“钱学森”与“信息产业发展”等描述。直到1994年，《情报科学技术的广阔天地：钱学森论情报科学技术概述》[15]一文才正式将钱学森及其情报有关论述引入研究领域。1996年发表的《钱学森的信息情报思想及其价值》[16]第一次将钱学森情报相关论述抽象概述为“钱学森信息情报思想”，这是将钱学森情报学有关论述从科研实践指导理念纳入情报学学术思想的第一篇文献。在文中作者提到钱学森虽然不是情报领域的专家和情报工作的实践者，但钱学森提出的情报系统工程理论，奠定了他在情报思想史上的卓越地位。但遗憾的是，此文出版后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94—2008年这一期间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极少，仅有许志强等[17]予以了回应，但并未提出有影响力的学术观点，钱学森情报理论体系不完整，因此将这一阶段称作钱学森情报学理论相关研究的初始萌芽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阶段没有意义，初始萌芽阶段的重要价值是提出了应从学术视角重新审视钱学森情报相关论述，把钱学森情报相关论述从用于情报实践工作升华到了情报理论高度。
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供给方面的政策致力于促进宽带市场发展。这些政策包括给予电信运营商优惠的待遇，调整产业结构，创造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结构，支持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数字电视转型等。这些政策工具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具有竞争力和设施为基础的宽带市场结构[注]李北伟、靖继鹏、王俊敏、龚健：《信息生态群落演化机理研究》，《图书情报工作》2010年第10期，第6—10页。。
3 .3 成熟升华阶段(2016 —)
在发展深化阶段之后，钱学森情报学思想的相关研究逐渐进入平缓期，文献发表呈现出少而精的特征，出版速率下降的背后是研究内涵的增加。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献研究主题与初始萌芽阶段与发展深化阶段学者们关注的研究主题有重叠与交叉，但是研究主题和探讨内容开始走向成熟与升华，但目前仍然处于发展中的本阶段还未能得以综观其全貌，因而将2015年之后的阶段暂称为成熟升华阶段。以2018年出版的三篇文献为例，其中一篇继续探讨发展深化阶段提出的钱学森情报学思想的学术意义，另外两篇文献则开启了另一个新的研究主题，本文将之称作“钱学森情报学思想之用”。
“钱学森情报学思想之用”是在继承钱学森情报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上，用钱学森情报主张的指导方法去解决情报工作中现存的问题，或者将钱学森情报学思想应用于情报学新兴领域的探索。基于钱学森提出的系统辨识方法，刘如等[20-21]构建了五种情报快速生产线应用模式，并优化了第四范式下情报感知的方法和模式。姜海格[22]从钱学森“情报激活”的定义出发，对情报市场中情报产品的成本问题和收益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情报产品市场化交易是情报激活的重要手段。
从已有的名称来看，笔者发现情报学界对于钱学森情报相关论述的命名并不统一，曾采用过多种表述形式，尚未形成对钱学森情报理论体系统一的特指名称。然而，大部分学者使用的名称是由三个单独词项组成的集体词项，本文沿用该名称结构。那么定名之辩就成为以“组建一个恰当的名称”为目标的活动，将采取解构已有名称词组、单独词项比较分析、以“范围尽量覆盖，概念界限清晰”为原则重构组合名称这三个步骤展开辨析。很显然，这需要深入考察词项的内在概念边界，因而一些亟待梳理的问题得以呈现，以下笔者将逐一进行讨论。
4 钱学森情报学思想三大内核
4 .1 对情报学学科地基的奠定：核心概念与学科定位
钱学森对情报的定义和情报学学科定位的思考长期影响国内情报学学科的发展。他认为“情报”是为了解决某一特定问题的知识，是激活了的知识。钱学森对情报的定义包含四个要素：特定的应用环境、以知识作为原材料、知识的激活、人的参与。情报用于解释和解决在特定的情境下出现的特殊状况，情报产品是让特殊状况恢复到常规状态或理想状态的处理手段。情报产品的制作以知识为原材料，情报分析人员借助自身的知识背景筛选情报原材料，依靠情报学研究方法分析信息，形成在特定语境下的情报产品。知识是客观世界的映像，如果没有情报人员的加工，知识融合无法被激活。完成的情报产品需要与客户的意识思维产生交互，反馈后继续推进或完善情报产品。认识情报基于人的思维认知，情报的产生基于人的思维分析，情报的交互基于人的思维反馈。情报事业的基础理论就是情报学，要发挥情报分析工作为主的情报研究在支撑和保障科学决策中的优势。
根据《关于思维科学》等有关论述[23-24]，人工智能、计算机模拟、软件工程等学科被认为属于思维科学中的工程科学，具体而言，可归入新巴斯德—技术科学象限的第二、三象限[25]。在钱学森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情报学与人工智能、计算机技术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层次原本不同。但随着情报与信息在内涵上的融会贯通，以及受到信息基础环境网络化、文献资料电子化等多方面的影响，情报学目前遭遇的一些研究难题主要在于传统研究领域空间不足，而新兴研究领域内容泛化，部分研究领域被其他学科抢夺资源。以信息检索领域为例，信息检索被评为情报学在20世纪对世界做出的十大最重要贡献之一，但随后受到计算机领域研究的密切关注，情报学在信息检索领域的研究则显得后劲不足。
四是生态需水正在遭到侵占。1950—2000年期间，我国平原湖泊总面积萎缩率高达31.07%，高原湖泊面积萎缩率虽然不高，仅4.23%，但水位下降明显。湖泊面积萎缩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有关，尤其是东部地区，人类活动侵占湖泊、水库过度养殖、水质污染等现象严重，地下水的超采、取水量增加，补给减少导致湖泊水位下降。
情报学学科定位不清晰，学科发展方向不明朗，学科核心领域边缘化，这些弊端又使得学科研究内容进一步模糊，甚至被质疑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发展与时俱进的情报学无可厚非，对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吸纳是每一个学科发展的必经之路，但学科基础和学科定位是学科健康发展的基石，若基石不稳，则枝叶难成。钱学森对于情报学的基础论断以及将情报学当作一门思维科学的理念深深影响并充分根植于当代的我国情报学发端和成长道路之中，亦是情报学人在今天应当牢牢抓住的立身之本、立学之基。
4 .2 对情报学方法精髓的阐明：综合集成之情报激活
钱学森曾指出：“复杂的系统几乎是无处不在的，要使用以人为主、人机结合、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去解决复杂系统的问题。”[26]在当代情报学中，尤值得一提的是“从定性到定量”这一论断，要求情报学从定性的、微观的、不完备的感性分析向定量的、宏观的、全面的理性认识方向发展。“综合集成”的核心是人机结合，这是当代情报学已经完成的任务，但未完成的任务是人的心智与机器性能的高度结合，实现可以相互补充，精确与模糊、理论与经验交融的情报学研究与实践。“综合集成”的内涵体现在两个层次上，从具体层次而言，要关注科学和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解决此类问题要把顶层设计做好，将情报专家的若干建议、普通民众的呼声和已有的知识汇总到一起，做到“聚沙成塔”式的全盘思考。“综合集成”的第二个层次是抽象层次，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下的现代化科学体系。钱学森认为只有在各个科学技术的分支中，把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综合集成法广泛应用起来，才能形成一体，即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下的现代化科学。
站在“综合集成”这一视角来看待情报，情报的激活是一个输出情报成果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输入是文献资料，处理过程是信息分析与处理，输出的是知识。激活过程的基础是对大量信息进行的整理工作，但信息社会的文献资料数量之庞大，类型之繁杂，加之文献之间的相互关联与信息冗余，只依靠情报人员的人力已是难以完成，因此系统输入需要借助机器的力量，也就是不能忽视计算机技术的作用。基础工作完成得越好，情报的原材料就越扎实，但把原材料激活成情报的过程需要充分发挥“人智”的作用。“人智”基于的是计算机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技术，能够实现精确处理海量数据，辅助抽取建立模型，然后重新输入新一批数据，进行模型仿真。不过，模型输出的结果应该通过专家评估，帮助机器以不断接近真实结果或找出最优方案为修正路径。
作为“综合集成”核心内涵的人机结合为当今情报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简而言之，可谓之人智为主，机器为辅。无论拥有怎样规模的大数据，怎样高效的云计算，怎样智慧的机器学习，机器仅是人智延伸和扩张的载体，情报学中的机器工作结果更需要人进行核对优化。钱学森的这一观点将会时刻提醒情报学人，在吸纳新技术时所应秉持的原则，不可将人机结合本末倒置。
4 .3 对情报学实践逻辑的辨析：系统论之思维路径
钱学森在1978年发表的论文《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使得中国的系统工程学科得以创建。“不论复杂的工程还是大企业，以至国家的部门，都可以作为一个体系;组织建立这个体系，经营运转这个体系是一项工程实践，就如水利枢纽、电力网或钢铁联合企业的建设那样，是工程技术，所以应该统统看成是系统工程。”钱学森不仅提出了中国的“系统工程”概念，还长期致力于中国系统学科学体系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复杂巨系统”“综合集成方法”“大成智慧”等理论成果。
选用内置微处理器的低功耗网络继电器替换功耗较大的入侵报警主机。网络继电器具备开关量、干节点、继电器信号的输入/输出能力，可接入IP网络，具备自编程逻辑控制能力及远程操控能力，能够满足阀室的控制需求。网络继电器功耗在2 W左右，而报警主机的功耗在25 W左右，既满足了功能需求又降低了功耗。
钱学森将自己的系统方法论引入情报分析工作，以“系统技术”与“系统分析”构建起“情报内容”。钱学森情报学思想的重要系统思维体现在，一是情报学在学科之林的位置，他将情报学学科置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中，上承信息学，下展情报资料工作，连接着世界的原生信息，创造着再生信息。在系统工程的专业划分中，他认为情报学与信息学同属于信息系统工程。二是系统思维对情报工作的重要性，钱学森认为科学的情报分析应是建立在模型的基础上，但在无法建立模型的情况下，可采用系统科学中“系统分析”和“系统辨识”的方法，并在最后进行“系统反馈”。
就情报工作的内部环境来讲，情报工作应摈弃以往的纯线性工作模型，形成从资料收集人员、情报分析人员、接受服务用户之间的网络，使情报流、物质流、时间流能够在以解决特定问题为中心的网络中自由流动，实现行动的动态响应。对情报工作的外部环境，应调动机构要素、数据-知识要素、人员要素，形成外部情报工作的资源集成，加强与情报有关的多元资源管理，这事实上与大数据环境的情报学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从钱学森系统思维的两大部分“系统分析”和“系统辨识”来看，系统分析已经比较广泛地应用于当前的情报研究与实践，但系统辨识在过去由于实施不易、难以实现等现实困难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少量的成果尚处于理论阶段，典型的如基于钱学森系统辨识理念的情报感知研究。系统辨识在未来的情报学研究中是一个有价值的生长点与可创新的研究域，尤其期待着实证研究的支撑。
大美苏州园林是本设计的一个典例，结合苏州的园林及美食，实现了查看园林及美食相关信息、搜索周边酒店及餐厅、展示游玩路线、导航等功能，是为游客游玩苏州园林提供便利、提供更高的旅游质量的应用。
5 结束语
回顾钱学森院士献身科学的一生，自早期深入接触西方情报体系伊始，就与情报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吸纳西方情报体系优势的同时，又能结合我国的现实社会发展状况，为现代情报学学科建设及情报工作体系谋篇布局，成为我国情报事业当之无愧的导师。钱学森院士善于从系统视角思考情报学学科定位与层次结构，又具有跨领域、跨学科的横向视角，从而得以预测情报学发展走向与趋势。斯人已逝，财富永留，重读钱学森院士情报学思想的著作与有关论述，深入体会其情报主张、情报关切与情报意识，让笔者深刻地感受到“钱学森情报学思想”应被更加清晰地提出与关注。因而，本文对“钱学森情报学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辨析与正名，并展现出学者们对钱学森情报学思想研究的发展脉络，最后从整体的情报学学科角度出发，提炼出钱学森情报学思想中对情报学影响最大、最为核心的三大内核，而钱学森院士对情报学学科地基的奠定、对情报学方法精髓的阐明、对情报学实践逻辑的辨析这三大内核到如今仍然对情报学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够成为情报学研究与实践的指导纲领。值此钱学森院士逝世十周年之际，笔者愿以此文再次引发学界对钱学森情报学思想的关注，追忆这位科学大家对我国情报学与情报事业孜孜不倦的探索、追寻和求真；同时，从中发现钱学森院士之思想光芒不仅绽放于我国情报学学科发展的历程之中，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依然将会锚定情报学的真实内涵与本质价值。必须指出的是，钱学森有关情报的思想内容比本文所阐述的更加多元、深邃，对各类文献资料和历史档案的进一步研究，将会不断丰富钱学森情报学思想体系与内在联系，值得后续研究者的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 孙建军,李阳.论情报学与情报工作“智慧”发展的几个问题[J].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9(1):4-8.
[2] 庞娜.认知情报学：大数据背景下情报分析的新机遇[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8,41(12):55-60.
[3] 马费成,张瑞,李志元.大数据对情报学研究的影响[J].图书情报知识,2018(5):4-9.
[4] 刘强.中国“情报学”乱象和迷途的终结与选择——基于信息与情报的本源内涵和学科机理与边界[J].情报杂志,2018,37(11):1-9.
[5] 卢胜军,栗琳,王忠军.科技情报工作发展史观下的钱学森情报思想[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5,38(3):21-25.
[6] 彭靖里,陈晓琳,李长林.论钱学森情报思想及实践对情报学理论发展的贡献[J].现代情报,2015,35(1):32-37.
[7] 马海群,蒲攀.钱学森情报思想影响力分析——兼评《情报理论与实践》的学术贡献[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4,37(9):26-29.
[8] 卢胜军,王忠军,栗琳.赛博空间与大数据双重视角下的钱学森情报思想[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3,36(4):1-5.
[9] 王琳.钱学森情报学思想及其对情报学学科建设的启示[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2,35(12):22-26.
[10] 殷玥瓛,徐跃权.钱学森教授的情报学思想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3,57(7):34-39.
[11] 袁有雄.钱学森情报研究学术思想探析[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3,36(9):18-20.
[12] 钱学森情报研究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3,36(1):129.
[13] 王飞跃.从激光到激活：钱学森的情报理念与平行情报体系[J].自动化学报,2015,41(6):1053-1061.
[14] 卢胜军,赵需要,栗琳.钱学森科技情报理论体系及其意义[J].情报科学,2012,30(9):1418-1423,1435.
[15] 陆近春,邵利勒.情报科学技术的广阔天地：钱学森论情报科学技术概述[J].图书情报工作动态,1994(6):13-16.
[16] 苏盈,阴双喜.钱学森的信息情报思想及其价值[J].图书馆杂志,1996(3):21-22.
[17] 许志强.钱学森教授情报思维理论研究[J].中国图书情报科学,2004(7):3-5.
[18] 史秉能,袁有雄,卢胜军.钱学森科技情报工作及相关学术文选[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5:1.
[19] 赵一男,赵超阳.大数据时代钱学森情报研究思想的方法论意义[J].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2018,27(4):44-49.
[20] 刘如,李梦辉,李荣,等.情报快速生产线建设中的系统辨识方法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8,41(2):46-51.
[21] 刘如,吴晨生,王延飞,等.基于钱学森系统辨识理念的情报感知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9,42(5):7-13.
[22] 姜海格.国防科技情报成本效益分析[J].竞争情报,2018,14(4):32-38.
[23] 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J].自然杂志,1983(8):563-567.
[24] 钱学森.钱学森关于思维科学研究的六封信[J].枣庄师专学报,1985(1):1-4.
[25] 刘则渊,陈悦.新巴斯德象限：高科技政策的新范式[J].管理学报,2007(3):346-353.
[26] 钱学森.大力发展系统工程尽早建立系统科学的体系[M]//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研究中心.智慧的钥匙——钱学森论系统科学.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95-105.
Naming ,Thread and Core of Qian Xuesen ’s Information Science Thought :Commemorating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Qian Xuesen
Abstract : The thought of the great master is the eternal treasure.While the wheel of history is rolling forward to the 2020s,the new data environment and information context have brought about great change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paradigm of information science.It has also caused the information science academia to get lost in humanity and technology to a certain extent.On the occasion of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Academician Qian Xuesen,this paper reviewed more than 30 research papers in recent years and related historical texts on Qian Xuesen’s information science thought,teased out the ideological process and the research thread of Academician Qian Xuesen in the history of information science,explained the origin and research direction and interpreted the main body and core of Qian Xuesen’s information science thought.This paper provided some reference for clarifying the rational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in the new era,and commemorated Qian Xuesen’s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s in information science.
Keywords : Qian Xuesen;information science;core of thought;research thread;discipline development
DOI: 10.16353/j.cnki.1000-7490.2019.10.003
作者简介： 李竹 (ORCID：0000-0003-1546-2825)，女，硕士生。曹文振 (ORCID：0000-0001-7629-2087，通讯作者)，男，博士生。
录用日期： 2019-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