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沟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和时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作用论文,政治论文,价值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构建和谐社会是十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题，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起点。要构建和谐社会，我们必须以政治沟通为契机，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
一、政治沟通的时代价值
从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到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以说构建和谐社会是为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党中央作出的新的战略决策，这必将开辟社会主义的新境界。古代汉语中，五味沟通谓之“和”，五音沟通谓之“谐”。从词源学上讲，”和”即和而不同，也即在一致性中包含着差异性，是求同存异，是一致性和差异性的统一；“谐”即指“人人皆能言”，即“对于‘和’本身差异性而伴生的矛盾冲突能有一个表达自己的利益的诉求，从而化解和溶蚀这个矛盾的设施。”① 《管子·兵法》上说：“和合故能谐”，就是说，有了和睦、团结，行动就能协调，进而就能达到步调一致。当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大潮中，政治沟通将大有用武之地。可以说，建立沟通调节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所谓政治沟通是指一个政治系统进行政治信息的输入、输出过程。政治沟通是政治系统从社会系统中获取政治信息，作出决策，推行决策的控制手段。“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② 而“人类交互作用的任何形式都涉及交流。”③ 交流就是一种沟通，所以社会以沟通为手段，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政治系统是社会系统的子系统，维系政治系统的生存，即从社会中提取支持、建议、要求等必须依赖沟通；而政治中心的决策、法律、法规的输出，也必须依赖政治沟通，故政治沟通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被誉为政治系统的中枢神经。所以无论是系统本身，还是其下的各个层级系统，如果想要有效运行势必都离不开另一个潜在的系统——政治沟通，政治沟通为政治系统的存在源源不断地输入生命之源。在政治学家看来，“所有政治行为都是对沟通的这种或那种方式的反映。”④ 而沟通的目的就是加强交流，达到政治的内外系统、上下层面的和谐。
政治沟通机制的建立，首先有利于各种信息的收集。为建立和谐社会，排查矛盾源，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将不和谐因子的生成与积累消灭于萌芽，这是伴随着政治现代化，民众对健全政治沟通机制的诉求。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的发展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和矛盾。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关键阶段。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变革加快，我们正面临并将长期面对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必须认真把握的新趋势、新特点：人们的利益诉求迅速觉醒，而且其期望增长的幅度远高于经济增长的幅度，但刚性的中国政治结构，有限的社会流动机会，没有能够为社会沟通提供足够完善的渠道，社会制度适应性差，承受力弱，若不能迅速畅通诉求渠道，导致矛盾积累，势必会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事实上，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不稳定。”⑤ 而不稳定的政治局面就会打破和谐社会的秩序，打乱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一般情况下，要是不具备反馈和对反馈作出反应的能力，系统也就不能长久持续下去。”⑥
其次，政治沟通为构建和谐社会方针政策的出台开辟通道，保障上传下达之畅通。所谓“政令通百事兴”。要构建和谐社会就需要解决社会矛盾，要解决社会矛盾首先就要了解矛盾症结之所在。而要构建和谐社会，解决社会问题，协调各方矛盾就必须通过沟通交流，动员社会资源的参与与支持。这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上游需求——政府的需求。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的和谐社会，是人人共享，人人共有的和谐社会，需要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求同存异谋发展。而要动员社会力量，提取社会支持，使系统中心的决策能够及时传达，这就有赖于知民情、察民意、掌握大量的真实有效的信息，作出决策，确保政治沟通渠道的畅通无阻，确保输出通道的政令通行，整合系统内部各方利益，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二、我国政治沟通现状及原因分析
显然，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必须有和谐的协调机制——政治沟通机制的辅助，而现实政治生活中，我国的政治沟通被弱化、被曲解的现状不容忽视，处理不好将会直接影响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
1.政治沟通渠道过窄过长，向度单一
现在我国的政治沟通主要渠道是行政、党委两条线路，民间渠道尚未健全。“行政系统是政治领导人能够影响地区和地方上上下下的官员，传达指示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把整个政府机构结成一体从而就可能协调一致的执行政策，动员社会资源。许多连接政治领导人和普通民众交流活动的也是通过这些机构进行的。”⑦ 这首先说明行政系统的功能主要是自上而下贯彻决策，而不是注重自下而上民意的表达。政府这种简单的从狭窄的部门利益发出的指令，往往会漠视民意的存在，或者依据自己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人为地制造“民意”，这就会失去民众的信任，造成的结果是：民众不是依赖正规的政府系统来反馈意见而往往是通过其他非常规的方式来表达。这就从一个方面直接阻碍了信息的交流与沟通。另外，虽然党委系统也是政治沟通的一条正式渠道，是从中央到地方纵向管理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但随着党委宣传动员功能的逐渐减弱，党委也更多的是执行从上而来的各道指令，对于民众的民意反映不够。作为最能代表人民的人大代表在现行的体制下缺少自主性，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效。总之，渠道过于狭窄，导致信息的流失，而且下传的政策经过“暗箱操作”往往容易失灵或者失效。
政治沟通的渠道过长，信息截留现象严重导致信息失真。沟通渠道过长，是由于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首先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地（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盟）县（县级市、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和乡镇五级”⑧。冗长的行政单位建制必然导致信息的截流。
其次，中国1949年后形成的独特的科层制也导致了渠道的加长。一方面，科层组织取代了各种传统组织，将政府权力与行政权力集于一身；另一方面，科层组织的各种理性化的规范程序又未能充分发育起来⑨。层级对于缓解决策层的压力，维持系统的高效运转是必要的，但是如何减少其对政治沟通的负面影响却是难以把握的。规范的层级与不规范的程序使传递的信息扭曲，措施走样。比如，由于目前教育经费的投入是税务收——财务管——教育用的机制，导致教育经费在向下逐级划拨的过程中被层层积压挪用。总之，层级过长会导致两个负面效应：层级过多，导致层级的负面影响——拖延等负相关性增大，使传达的信息越变越复杂，造成各层级的政府人员简单删减堆积如山的信息（有时候这些信息与局部问题往往有着重大的联系）；渠道过长，也必将导致信息产生“时滞”，导致政策失去解决的最佳时机。
目前，科层制政府部门的考核体制，决定了各级政府对上不对下负责的状态，这样政府官员为了确保政绩，他们就会将预估错估的信息盲目上报，这必然会使中央做决策所依赖的信息失去现实针对性，导致政策的失误。总之，管理的层级越长，信息的梯度递减效应就会越严重，信息的真实性、政策的有效性就难以得到保证。现在非常规的沟通手段——信访的浪潮居高不下就是民众企图跨越科层制的若干等级、在民众与高层之间建立某种直接联系的表现。
政治沟通的方向过于单一。政治沟通是多维的、多向的立体网络结构。但是在中国，长期以来由于政治体制上的弊端导致了政治沟通方向趋于单一。上级的政策、意图由党政机关这一渠道下达、执行，同时民众对执行这一政策的意见又由这一渠道反馈给上级决策机关，政治体系的信息输入与输出在同一机构内循环，在利益群体多元化的时代仅靠这一渠道是远远不够的⑩。另外这种沟通还会导致党政与群众的直接对立，导致群众将矛头不加分析地直指政府。例如现在有许多人大代表在人代会召开期间纷纷开通热线，而人代会一过，热线就变成了冷线，甚至是停线，这种走过场式的做法导致公民对自上而下的信息持怀疑态度，而对于自下而上的信息收集更是失去信心。
2.沟通主体缺位。
沟通主体包括信息输入者、信息传送者、与信息接受者。沟通主体的缺位表现在：首先，信息输入者机会不均，尤其是基层的表达途径不完善。构建和谐社会，基层是基础是根本。基层一般是指农村、社区、学校科研院所、机关等。其中农村和社区是主体。绝大多数群众生活在基层，社会矛盾也大量发生在基层，然而恰恰是基层的表达途径最为不完善。导致基层信息沟通不畅的原因有：（1）基层政府家长制作风严重，政府行为没有规范化、法制化，使基层领导人对基层民众的意见不闻不问，导致矛盾的累积。（2）基层民众通常文化程度不高，信息缺乏对称性，缺少表达途径，导致政府信息收集上的盲点。
其次，信息传送者，即“把关”人员能力的局限性，自利性。在各层级系统中，传送者是个中间因素，但正是这中间因素，往往导致信息的扭曲与失真。首先各层级的“把关”人员，能力受到先天后天的局限，受到经验能力的限制，导致信息在传输过程中不断衰减；而且各层级“把关人”往往容易形成官僚集团，一旦集团形成，其既得利益也就区别于其所属的组织利益而独立。在沟通过程中就会出现公共利益与集团利益的博弈，一旦涉及到该集团本身的利益，就会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截流对自己不利的信息决策，夸大对其有利的一面，导致信息的失真和被扭曲。
再次，信息接受者能力差异性是决定政治沟通成败的关键一环。在一个封闭的政治沟通过程中，政治沟通的最后一环是对决策的贯彻执行。但接受者能力之高低，组织结构之完善程度以及决策自身的可操作性对于政治沟通能否见效，政治意图能否实现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当前，我国民众的民主意识的缺乏，法制观念的淡漠，政治素养不高，往往使我国的政治沟通在最后一环功亏一篑。
再次，政治沟通监督机制的缺位。政治沟通作为系统的信息传输通道，应公正公开，以避免暗箱操作，保证信息的真实有效。但是当前对政治沟通方式、途径的制度监督体制尚未成形，司法监督尚未纳入，只能依赖传统的监督方式——舆论监督的力量。但是舆论的监督尚未步入正轨。虽然大众传媒涉及面之广、传达速度之快是其他现代工具所不能比拟的，而且“大众传播工具能以很小的代价最小的失真度把信息传递给不计其数的人”(11)，但中国的一些传播工具也只是被定位为“党的喉舌”，自主性少，监督功能不能充分发挥。
尽管政治沟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非同一般，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往往形成悖论。正如戴维·伊斯顿在其《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中提出必须找到一些手段将要求的输入控制在必要的水平以下，以防止政治系统因压力过大而崩溃。他将这个责任赋予给了政治系统各个层级关口的“把门员”，即“转换信息的可能性在所有成员那里（被文化规范调动或者允许）发生或者被严格限制在少数领袖或一个首领身上”(12)。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各个层级上的把关人截取、过滤、修正输入的政治信息，从而大大缩减输入决策系统的信息量，缓解决策层的压力。而这样做的结果恰恰是，在减少了系统的压力的同时也减少了做决策所必须依赖的信息的可靠性。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定的决策，在向下传输过程中再经过各个层级的截流，其政策同样也不能得到彻底有效地贯彻，导致决策意图的落空成为必然。我国现在正面临着这两方面的难题：一方面，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综合各方需求，找到各方利益契合点，需要大量真实有效的信息输入；另一方面，处于转型期的政府体制尚不完善，大量信息的输入又会导致政府不能承受之重，导致政治沟通成本的增大、政治沟通功效的缩减。这形成了当前我国政治体制中的一大悖论。
三、健全政治沟通渠道，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体制保障
1.将政治沟通制度化
要减少政治沟通非制度化因素的存在，首先要完善沟通程序，形成规范有效的信息处理机构，建立起一整套制度保障体系。虽然程序只是规定了沟通的必经步骤与环节，但正如邓小平曾指出的那样：“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3) 将整个沟通体系纳入程序化的轨道，减少人为因素，增加沟通的客观性、规范性，使政府行为有参考的客观标准，才能为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转减少压力。只有程序理顺了，民众才知道如何进行政治沟通，政府传输渠道也才会获得保证。
完善政治结构，提高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重要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只有代表人民，才能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代表们除了在开会期间应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之外，还应当在日常生活的信息交流与沟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想人民之所想，使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反映民众心声的国家权力机关，从而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加强对政治沟通的监管。一个国家的政治信息，流通渠道就如能源运输管道，只有将人民的要求输入决策中心，决策才会是科学的，政策才会不走样的传输到地方。政府决策正确，执行正确，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获得其合法性基础。鉴于政治沟通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对于政治沟通渠道及沟通的程序必须进行监管。首先党内要监管。因为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党内信息渠道应当从程序上加以建构，从体制上加以保障，从党内和谐扩展至社会和谐。另外也应当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加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力度，建立健全党外约束机制。
完善干部察访与交流机制。为了保全既得利益，在中央与地方发生利益冲突时，往往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从而使信息失实，政策出现偏差。所以要完善干部的察访机制，干部要亲历实际情况，体察下情，了解下级，跨越科层制带来的人为障碍，减少弄虚作假，压缩会议的水分，尽量获得完善真实的信息，从而形成有效的沟通。加快政治系统中信息转换部门人员的流动，减少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机会，从而主观上减少偏差出现的因素。
2.建立健全多渠道、少层级、短通道的政治沟通机制
建立健全多渠道沟通机制。针对中国政治沟通的渠道过于狭窄、单一，我们应当尽量扩充政治沟通的渠道，保证主渠道的同时（政府、党委）加大副渠道的建设，形成规范有序的多层次、多方位沟通网络，使决策层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使政策能够通过不同的渠道予以贯彻执行。另外还要支持建设社会沟通网络，如民办的调研公司，专门的信息收集机构等，发挥民间中介机构收集信息、整合信息、传播信息的功能。同时开拓新的渠道，加强信访、允许越级上访等非常规沟通方式。形成一个既独立又统一的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沟通网络。应建立双向沟通机制。强化双向沟通，使我国的政治沟通尽快由单向式向双向式转变。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参与意识，积极有效的表达意愿，这样才能缩短政治核心群与边缘群体的差距，达到双向沟通的目的。
减少层级，防止信息截留。从中央到地方层级过长，给政治沟通带来了诸多的不利影响。所以从这方面入手，我们就要扩大幅度，减少层级。“根据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需要，结合中国地理环境的主要特点，重新划分省级区域，缩小省级区划，增加省级区划单位”(14)。有的专家提出，“将中国省级区划总数增加到50—60个，每个省管县大约在40个左右”(15) 从而逐步形成中央—省—县三级管理模式从而缩减沟通的层级，减少信息政策失真失效的可能。
推行电子政务。在科技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网络可以实现信息的即时交流与沟通，跨越层级的障碍，减少时间的拖延。因此，政府应尽快转变观念，提高决策的效率，大力发展电子政务，实行政务公开，这样会使整个沟通渠道丰富多彩，富有活力。
总之，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发挥政治整合的作用，健全政治沟通体制，减少不同社会阶层的摩擦，协调各方利益的需求，发挥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共同构建一个人人共享、人人共有的和谐社会。
注释：
① 张光辉：《政治沟通机制：一种构建和谐社会的必备设施》，〔南昌〕《求实》2006年第6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页。
③ 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页。
④ 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林振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⑤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
⑥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系统分析》，〔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⑦ 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页。
⑧ 薄贵利：《集权分权与国家兴衰》，〔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页。
⑨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北京〕商务印刷馆1991年版，第96页。
⑩ 吴赞科、徐珏：《政治沟通体制与多元利益群体利益表达》，〔北京〕《社会学》2003年第3期。
(11) 阿尔蒙：《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页。
(12)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14)(15) 薄贵利：《集权分权与国家兴衰》，〔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页，第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