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如何对基层农民实施知识援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层论文,图书馆论文,农民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08)06-0033-07
在发展中国家，每4个穷人中就有3个生活在农村。[1]2006年中国人口有13.23亿，其中农村常住人口有9.14亿，占全国总人口的69.09%。按照世界银行过去每人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我国的贫困人口是1.35亿，其中农村人口1.26亿。[2]换言之，中国每10人就有1名是处于国际贫困线下的农民，每10个处于国际贫困线的人中有9名是农民。如果按照每人每天消费不足1.2美元的新国际贫困标准，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基数与比例则将更大。因此，农民是我国当今社会中的最大的弱势群体。
1 我国农民知识贫困的现状
2006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平均每人为11759元，而农村平均每人仅为3587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3.28:1。[3]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分配的非均等化程度依旧较高，基尼系数为0.3737（0.4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4]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140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但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5]经济贫困与知识贫困是互为作用的。生活处于贫困状态下的农民，往往也是知识贫困者，尤其那些文盲或半文盲（半文盲是指15岁及以上识字不足1500字，不能阅读通俗书报、不能写便条，没有达到扫盲标准的人）等绝对知识贫困人口，他们基本都集中在贫困地区（见表1）。
表1数据显示，我国农村文盲半文盲人口呈梯级分布，即收入越低的省区文盲或半文盲的人数比例越大，而高文化程度人数的比例越小。2006年，全国农村住户平均每人纯收入最高的两个地区是上海（9138.65元）和北京（8275.47元），而它们的文盲或半文盲人数比例仅为2.97%和0.80%；全国农村住户平均每人纯收入最低的两个地区是贵州（1984.62元）和甘肃（2134.05元），而它们的文盲或半文盲人数比例为14.50%和15.39%。在低收入的青海省，文盲或半文盲人数的比例更是高达48.93%。[6]
农村不仅高文化程度者人数少，同时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为农村发展能够起到示范带头作用的农村实用人才也很缺乏。2006年底，全国有农村实用人才579.1万，仅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0.6%。其中拥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仅为22.7万人，40岁以下的只有347.9万人。[7]
由于农民收入低，他们在教育、文化消费上的支出也很低。2006年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829元，但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大，恩格尔系数达到了43.02%。[8]在我们2006年进行的农村调查中，无论是贫困县、乡村还是非贫困县、乡村，农民的文化消费都处于很低的水平。如内蒙古固阳县（贫困县）银号乡村民与达拉特旗（非贫困旗）十二连城乡的村民，他们从不花钱用于上网或购买书刊的人数比例高达30%以上；福建省长汀县（贫困县）与福建省仙游县（非贫困县）的村民，他们从不花钱用于上网或购买书刊的人数比例甚至高达58%以上。
2 农民知识贫困的主要原因
2.1 农村教育投入不足与分配不公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社会个体生活贫困与地位低下的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人力资本的投资表现为医疗保健、职业培训、正规教育、技术推广和就业迁移等。[9]21世纪以来，中国公共教育的财政投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平均不足3%，低于上世纪世界各国5.1%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4.1%的平均水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指出，中国是用占世界1.18%的教育经费培养占世界18.45%的学生。[10]
由于国家长期投入不足，农村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都处于十分落后状态。在基础教育方面，有些老、少、边、穷地区的乡村小学用的依旧是暗房子、破桌子、石凳子。办学资金紧张，以往学校欠的钱还没还清，新债又欠下来了。农村中小学教师学历低、工资收入低，优秀师资流往城镇。此外，农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更是遭到忽视而被边缘化，扫盲班、农民夜校、技术培训等办的很少，许多考不上中专大学的农村青年就业无路、致富无术。
我国教育投入实行的是国家与地方分级投入方式，农村基础教育主要靠地方县乡财政来解决。近年因计划生育政策的有力落实，农村人口自然出生率下降，加之许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又随身将孩子带到城市，于是农村学龄儿童数量锐减。许多村庄小学因生源不足停办，一些乡镇撤并规模小的小学而在数村范围内创办一个规模大的小学，这不仅导致教室学生拥挤（大多教室容纳上七八十人，严重违背了教学规律），基本教学仪器、参考书不敷使用，也让远路学生上学不便。多数学生不得不在十来岁就脱离家庭住在狭小的学校宿舍里（城市小学宿舍每40平米住6名学生，而西部农村每40平米则住30～50名学生）。农村学校因此也只能实行粗放型管理，走不了精细化管理的道路，学校的撤并也导致辍学率的攀升。如从2000年到2006年，西部农村的小学和教学点因快速撤并导致这些地区（不含县镇）的小学辍学率上升到3.5%，边远、贫困地区甚至超过5%，远远高于其他地区。[11]农村教育的投入不足与分配不公，尤其是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相比，呈现出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状态，阻碍了农村人力资本的形成和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
2.2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与分配不公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投入不足与分配不公是导致农民知识贫困的另一主要原因。2004年与2006年两年的全国文化事业费投入与分配状况（见表2）都处于较差的水平。说明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国家在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文化产品（如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等）的提供上，整体来说处于供给不足与分配不公状态。
2006年文化事业费投入158亿元，仅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0.38%，甚至低于教育事业费(11.75%)、卫生事业费(3.24%)、科学事业费(1.19%)的投入。总投入用于县乡文化机构的经费仅41.8亿元（县30.85亿元，乡镇10.9亿元），按乡村人口计算，人均才有5.66元，主要用于县乡文化机构维持基本运转的经费支出。许多县文化馆、乡镇文化站面积狭小局促，馆舍陈旧失修，设施老化且匮乏，几乎处于停顿运转状态。全国农村3.5万个乡镇中有3.27万个乡镇文化站，其中2.67万个文化站需要新建、改建。[12]
具体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2006年芬兰、英国等发达国家已经达到每5千人就拥有1所公共图书馆，而我国47万人才拥有1所公共图书馆。2006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仅为0.38册，远低于国际图联规定的1.5～2.5册的标准。许多县级图书馆购书费得不到保障。全国有733个县级图书馆无购书经费，占县级公共图书馆总数（2391个）的30.65%。乡村文化机构共有图书1.4亿册，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仅0.192册。文化馆、文化站业务经费和活动经费紧缺，图书借阅业务工作不能正常开展，[13]有84.1%的行政村甚至没有文化室。[14]可以说，9亿农村人口中大多数人得不到基本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农民的文化权利和精神需求依然无法得到基本的满足。
3 解决农民知识贫困的主要途径
3.1 各级政府必须切实提高对农村文化的投入幅度
农村基础教育、文化事业的投资主体必须是国家与政府，因为作为公共物品，农村基础教育、文化事业由市场提供会出现“失灵”，而它们又是农民福利、社会公正的基本实现要素。遗憾的是前几年国家在财政收入逐年增高20%左右的情况下，却没有将农村基础教育、文化事业的投入达到一个较高的幅度。与此同时却是“该花的钱没有花，不该花的钱花得很大方”。据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介绍，2004年国内公款消费（公车、招待、出国）保守估计也有1201亿元，占当年全国财政支出的4.2%，[15]这个数据是当年全国文化事业费财政总支出(0.4%)的10.5倍。
目前按照文化部对图书馆的要求，除了“人头费”（馆员工资）外，一个一级标准的县图书馆每年购书2500余种、7500册，各类报刊600种，其年需购书经费至少在30万元以上。如果降低标准，一个二级标准的县图书馆每年购进新书1500种、4500册，订阅报刊400种，根据2008年书刊涨价现状（每册书平均25元），全年购书经费也要超过16万元。现在全国县级公共图书馆有2391个，如果每个县政府按16万元标准足额出资，那么全国县级图书馆共需要3.83亿元人民币。这个数量也仅占2004年国内公款消费1201亿元的0.32%。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9月）提出的第一个重点内容就是：“抓好基层文化建设，加大力度改善农村及中西部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条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在农村基本解决农民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16]好的政策固然很重要，各级政府能否加大财政投入更重要。没有投入或投入很少，农村公共服务（合作医疗、义务教育、基本养老、基层文化）均等化目标就难以实现。从最新发布的数据来看，国家现在已经开始加大公共文化的投入力度，2007年全国文化事业投入为198.96亿元(比2006年增加25.9%)，使全国人均文化事业费达到15.06元(比2006年增加25.9%)。[17]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个投入数字仅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0.4%，水平仅与2004年相当。
3.2 推进制度创新，把“送文化”转变为“种文化”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意识到农村公共物品缺乏后果的严重性，于是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加大农村公共文化资源的供给，先后启动了知识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送书下乡工程、农家书屋工程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文化“四难”（看书难、听戏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问题，对改善农村基层图书馆的面貌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许多县乡图书馆增加了一批新书，甚至装备上了电脑、投影仪等先进设备。但是这一系列的投资巨大工程项目由于大多流于形式，并没有显示出应有的效果，也没有给乡村基层农民带来真正的实惠。
公共物品的供应有两个特性，一是无所不在性，二是长久持续性。政府的各种知识扶贫工程的主要弊端就是难以实现无所不在性与长久持续性，尤其是后者。从方法论上看，各种知识扶贫工程属于“送文化”而非“种文化”，由于现有官僚体制的作用以及农民没有话语权，政府这种“自上而下”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模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浅表性，最终都呈现建制性退场。[18]如1997年开始，河南省曾开展过轰轰烈烈的“万村书架”工程，因后续资金无法跟进仅靠社会捐赠等原因很快呈自动消亡之势；四川省也曾经搞过“万村书库”，大量图书送到村里，但几年过去，这些书要么没了，要么被锁在村委会十天半月不开一次门而成为无人用的旧书。[19]目前农村书屋建设突出的问题还是许多地方在搞形象工程，一些农村书屋利用率不高，平时无人管理，常常铁锁把门，几乎成了摆设。有上级领导检查或者搞活动才打开书屋的大门，再找一些村民到书屋做做样子，基层农民对此很有意见。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热衷于搞运动，改革开放以来又热衷于搞工程，名称变了但实质上有相同之处，那就是想用“短平快”的方法解决复杂问题。事实证明，凡政绩工程必将导致形象工程、甚至伤民工程。新农村乃至农村书屋的建设主体应该是农民，农民不仅是公共服务需求的主体，他们也应该是参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主体。国家对农村文化投入的经费怎么花，农村书屋怎样办才最有实效，农民自己最清楚。他们不仅知道庄稼怎么种，也懂得文化该怎样种。因此，国家必须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方式，创新公共财政支出在基层的管理模式，加大农民与对口专业人员的参与度，让农民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考评的主体，使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形成内生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20]只有如此，农村公共文化的建设才能注意到不同地方及村庄、社区的多样性、复杂性、异质性，避免单一化、同质化，因地制宜地发挥长效作用。
3.3 激励社会力量支持、参与农村公共文化事业建设
农村公共文化事业是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公共物品。一般来说，社会公共需要具有整体性（社会成员整体提出的需求）、集中性（应由整个社会集中提供来满足）的特征，因此国家与政府应该是公共文化事业的供应者。但私人在利他动机的驱使下，也可以提供满足公共需要的公共物品。尤其是国家与政府资金紧张时，激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公共文化事业的建设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社会力量包括社会个体、民间组织、基金会、慈善机构、企业等，他们在提供农村文化公共物品时，较之政府更具有灵活性、针对性、实用性。社会力量支持、参与农村图书馆事业建设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社会力量创办基层图书馆（室）；社会各界为农村图书馆提供无偿捐赠；志愿者义务参与农村图书馆服务工作等。
现有农村基层图书馆（室），有的是乡村农民自办的，也有城里人到农村办的。如四川省巴中市恩阳镇陈光伟办的“光伟图书馆”（1997年）、山西左权县麻田镇上麻田村张小宝的“家庭图书馆”（2000年）、山东省邹平县码头镇田家村村民毕务祥的“农民图书馆”（2003年）等，都是有识有志的农民自出资金创办起来的，他们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先觉者。美籍华人在中国乡村创办的80所“健华乡村图书馆”（1989年）、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用慈善资金为云南省贫困地区弥勒县捐助16个乡村图书馆（2003年）、完全由闽湘大学生志愿者在湖南汨罗市新塘乡玉龙村捐建的“屈原乡村图书馆”（2007年）、由在京学者们自愿发起的“立人乡村图书馆”（2007年）等，这些都是城里人乃至国外人到乡村创办的，他们或是民间组织或是志同道合的自发群体。民间自生的图书馆（室）深受农民们的欢迎，近年来正处于迅速增长蔓延势头。
社会各界提供无偿捐赠是发展乡村图书馆的主要途径之一。县乡图书馆可以根据自身社会资源禀赋，积极开发捐赠来源。有些侨乡发动海外华侨捐资助馆，有些县乡图书馆号召社会贤达捐书助馆。如广东恩平市（县级市）图书馆是有名的侨乡，先后接受香港爱国人士石景宜先生3000多册赠书、吴年乐先生1万元人民币购买两台电脑，还接受本籍寓外的离休将军郑锦波的近2000件文献、电脑10台，开辟了“郑锦波图书室”专藏。由于社会宣传到位，该馆此后又接受各项捐款154700元人民币、10300港币、1560册捐书。[21]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启动的“育才图书室”工程，曾为甘肃、云南、内蒙、西藏、安徽大别山等西部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捐赠了大量图书，仅2005年就为山西革命老区吕梁4个县的108所中小学捐赠15万册图书和60台电脑。[22]
志愿者义务参与服务是农村图书馆（室）保持活力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农村中小学生与老年人，他们许多人乐于义务承担图书室管理员的工作。浙江省浦江县白马镇五丰村图书馆曾是浙江省首家村级万册图书室，从1991年创办以来就是由退休工人江小海做义务管理员，一坚持就是十几年。[23]总之，社会力量参助图书馆事业，既可使蕴藏在民间的财富和积极性发挥出来，改善公共文化资源供给不足与分配不公的现状，在节省政府的财力物力的同时也能调节贫富，缓解社会矛盾，还能够培育社会力量，促进“政府—市场”二元结构向“政府—社会—市场”三元结构转变，使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变，使人们树立公民责任感、慈善意识和自助精神。
4 图书馆实施知识服务的原则
4.1 “普遍均等”的原则
公共文化服务只有达到普遍覆盖全社会的程度，才能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不受损害。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体系。以农村图书馆事业来说，就是要构建起以县级图书馆为总馆、以乡镇图书馆为分馆、以村图书室为基层站点的“总馆——分馆——站点”的三级网络服务体系。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全面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政策，各地也相继颁布了相应的发展规划，如山东省《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2007年12月）要求农家书屋在2010年覆盖全省一半左右的行政村，2015年覆盖全省每个行政村。国家与各级政府政策的明确，为农村三级图书馆服务网络体系建设提供了保障条件。各地县图书馆应该敏感把握这个契机，主动承担起农村三级图书馆服务网络体系建设的主导责任。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仅强调覆盖率，同时也强调均等化。所谓均等化就是无论发达、落后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都要能够为公众提供出最基本（不低于最低标准）的服务保障，实现文化资源“配置公平、发展均衡”的目标。什么是最基本的、最低标准的服务？各地、各行业在实践中有自己的规定。如山东省政府计划在2015年内每个农村书屋原则上图书不少于1000册，报刊不少于30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种（张），并定期予以更新；[24]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颁布的有关文件则规定每个农家书屋图书不少于500种、1500册，报刊不少于30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种（张），并具备陈列、借阅、管理的基本条件；[25]浙江省政府计划在2012年内要使全省所有县区级文化馆和图书馆面积均达1500平方米以上，乡镇综合文化站面积达500平方米以上。[26]这些标准来源不一，文化部图书馆司应根据全国农村三级图书馆服务网络体系的发展现状，尽快制定出一个符合实际的最低标准，对县馆、乡镇图书馆、农村图书室的场地大小、藏书品种数量、管理方法、服务形式等，作出一个明确的表述。这样才能解决广大农村的“文化低保”问题。
要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还要对西部地区的图书馆进行财政倾斜政策。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沿海地区的图书馆事业比较发达，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图书馆，硬件（设备技术）条件已经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经费也比较充裕，它们的发展已处于可以深化、创新的阶段。而中部地区的图书馆，大多分布在欠发达地区，硬件条件、经费投入都比较一般，它们的发展还处于积累、完善的阶段。最差的是西部地区的图书馆，它们由于长期贫血，挣扎在生存与死亡的边缘，处于落后、停顿的阶段。所以，各级政府根据公民的公平应得原则、补差正义原则与社会权利的平等原则，对西部地区的乡村图书馆（室）加大投入，并针对沿海、中部、西部地区实际状况设定出三个地区序位补差的合理比例。
4.2 “实效持续”的原则
乡村图书馆（室）的创办形式可以不拘一格，但一定要讲实用、实效。讲求实效要注意以下几点：①创办模式可以多样化。在投入上，既可以是由政府全额投入，也可以政府、乡村混合集资，或完全由农民自己出资；在选址上，既可以设在村委会，也可以设在祠堂、小学，或农民的家里，一切从实际出发；②文献资源的要对路，如黑龙江省肇源县和平乡华原村有60余户家庭从事狐貉养殖，这类书在新华书店与畜牧局都不好找到，所以该村农村书屋的近10本狐貉养殖的书则成了农户们的抢手货；[27]③管理方法要合理、灵活。在开放时间上，有的农村书屋设在村委会，村干部一下班管理人员就一把锁锁上门，这就限制了农民对农村书屋的利用；[28]在借阅方式上，有的村图书室怕丢书而只提供阅览而不外借，这无疑违背了建农村书屋的初衷。所以，乡村图书馆（室）的设立、管理，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考虑实用价值。
“持续”指的就是要把乡村图书馆（室）建设为一个“常在”的场所，不能几年以后就销声匿迹了。现在一些地区的乡村图书室已经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山西省一名政协委员2007年年底调查发现，山西部分乡村的图书馆存在着名存实亡的现象：一是藏书量小或图书陈旧而满足不了农民的阅读需求；二是许多书刊的内容不适合农民需要，如一些理论或学术著作；三是不少农村图书室常年“铁将军”把门，村民想借书却借不到，图书室徒有虚名，成为一种摆设。[29]乡村图书馆（室）建起来已数不易，如何能留得住则更为不易。
阻滞乡村图书馆（室）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每年能否保障新书刊的不断补充；因为一个规模在3000册藏书的图书室，如果没有新书刊补充，两年以后就没有什么读者来借阅了。二是管理人员无论专职或兼职，作为固定人员他是否有工作劳酬。因为没有劳酬，管理人员是无法长期工作下去的。2007年4月，笔者考察山西省祁县丰泽村权勇自办的文化大院（有书刊1.2万册）、山西左权县麻田镇上麻田村张小宝的“家庭图书馆”（有藏书2.1万册）时，权勇与张小宝都为没有管理报酬而陷入生活困境所苦恼，他们说能够坚持把图书室办下去完全是靠精神支撑。所以，如何能保障新书刊不断补充、管理人员有合理的报酬，这是乡村图书馆（室）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5 图书馆提供知识援助的实效手段
5.1 在业务上以县馆为中心构建三级服务网络
一个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得如何，不看国家、省级图书馆办得好坏，而是要看基层图书馆办的好坏。没有一个国家的图书馆事业是基层图书馆办得好而国家、省级图书馆却办得差的。基层图书馆与人民大众联结最紧密、最广泛，本应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心，但改革开放30年来，基层图书馆不仅不是重心甚至长期被忽略而边缘化。基层图书馆要有效为农民提供知识服务，必须要建成一个网络体系，即以县级图书馆为总馆、以乡镇图书馆为分馆、以村图书室为基层站点的三级网络服务体系。其中县级公共图书馆具有文献资源丰富、业务管理规范等优势，它是三级网络服务体系的中心，它要在资源配置、业务指导上发挥骨干作用；乡镇图书馆、农村图书室分布在农村，生活在农民群众之中，有服务便利、覆盖面广的优势，它是直接联系农民的知识提供者。以县图书馆为中心搭建农村三级网络服务体系，不仅可以实施文献资源共享、提高县级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利用率，还可以解决乡镇、农村图书馆（室）的文献紧缺、业务不精、管理粗放等问题。目前县级图书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许多县图书馆文献陈旧、馆员素质低下，很难担当起本地三级网络服务体系业务龙头的作用。有鉴于此，各地省市图书馆应该发挥积极作为，对本地县图书馆进行大力扶持。有的省图书馆为了提高自身服务质量与声誉，迈过县图书馆到本省边远乡村办分馆或图书室，搞延伸服务，这是一种不明智的高成本“创新”，应该予以停止并将其业务转交县馆。
5.2 在布局上固定点、流动点要同时并举
农民的读书需求很强烈。2006年4省8村的一项新农村建设的调查报告数据显示，一半以上的村民对其现有的文化娱乐活动不满意，当问及“最希望村里举行什么娱乐活动”问题时，村民最多的回答是“借阅图书”(28.9%)，其次是“看戏”(21.1%)；当问及“最希望村里建设的公共文化设施”时，多数村民最希望村里能建“图书室”(23.7%)，其次是“室外公共活动场所”(23.2%)。[30]所以，人口数量较多、居住相对集中的自然村或行政村，应该村村设立农村图书室。人口数量较少、居住相对分散的自然村或居民点，乡镇图书馆应该采用流动书车的方式，定期将书刊送到读者手中。有些山区汽车难以通行，可以因地制宜地选择交通工具。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做的很有成效，如秘鲁用驴，肯尼亚用骆驼，印度尼西亚用自行车等。我国山东文登市泽库镇滨临大海，渔民出海后生活单调，上世纪末文登市图书馆据此情况开展了“万卷图书送船头”的活动，指导各渔业公司图书室建起了渔船图书箱，每箱50册，一个航次一更换。这些活动开展后不久，海上图书流转就累计达14万册，渔民人均海上读书38册。[31]图书馆活动经验表明，固定点与流动点相结合，才能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整体覆盖、惠及全民的作用，二者犹如走路的两条腿，缺一不可。
5.3 在提供内容上以农民生产需求的知识为主，兼顾其他知识
现代农业生产中的科技含量越来越多，因此农民需要更多的农业科技知识，比如粮食作物、果品蔬菜、畜牧林业、水产养殖等方面的科技知识。尤其许多农村地区因地制宜发展出特色种植业、养殖业，并形成了一定规模，当地农户更需要实用技术的指导。乡村图书馆应该根据需要组织对路的文献，送到农户手中。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的视野大开，他们不仅对农业科技知识重视，而且开始关注更多的信息知识，比如金融保险、医疗健康、法律法规、文化艺术等等。在2006年内蒙古固阳县银号乡（贫困乡）、十二连城乡（非贫困乡）、福建省长汀县（贫困县）、福建省仙游县（非贫困县）4地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民阅读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时事政治(20.43%)、实用技术(19.12%)、健康娱乐(16.02%)和经济法律(14.07%)四方面，同时对文学艺术(13.63%)也表现出相当兴趣，但对历史地理(5.57%)、字词典等工具书(4.64%)及其他内容则较少阅读，而且贫困乡村与非贫困乡村的农民需求并无太大的差别。因此，乡村图书馆要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来配备书刊、音像读物。有些农村留守儿童较多，图书馆还应提供适宜孩子们阅读的书籍。
5.4 在服务手段上以书刊借阅为基础，开发多种服务形式
乡村图书馆（室）向农民提供书刊借阅，这是其基本服务形式，也是其主要服务手段。但有能力的图书馆（室）要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一些深度服务或延伸服务，如内蒙古土右旗图书馆根据沟门镇威俊村奶牛养殖户集中（有150户）的特点，定期前往送递奶牛养殖技术的新书刊、复印资料。这项为乡村农户送专门技术资料的工作他们已经坚持了10年，深受农民的欢迎。还有的图书馆可以利用自身条件，积极开发多种服务形式，如某些乡镇图书馆或农村图书室被选定为共建共享工程的建设点，它们可以充分利用共建共享工程的设备、资源开展网络信息检索、多媒体节目播放的活动。目前乡镇、村级图书馆（室）大多是与文化站、文化大院共处一起，图书馆（室）的服务工作也可和其他文化活动巧妙结合起来，如育龄妇女健康培训、青少年素质教育等，乡村图书馆（室）参与这些活动，能实现文化活动的互促互动。那些与文化站点分开的独体图书馆（有独立馆舍），也应该尝试举办一些文化活动，吸引读者来馆，如湖北枝江市白洋镇退休干部刘大武，退休后回到老家桂溪湖村四组，筹集图书达千余册，办起了“农家书屋”。他不仅借阅图书，还播放电影，提供棋牌娱乐场所，几年来借阅者达2000多人次，前来观看电视科教片、故事片及打牌下棋者近万人次。[32]
乡村图书馆（室）在开展多种服务形式时，除了代卖书刊、文化用品以外，应该坚持免费服务。有的农民承包了农村图书室，实行适当收费、自主经营，如2007年湖北省钟祥市冷水镇田岗村农民胡登华承办的农家书屋，面积300多平米，有书1100多册、电脑6台，是集图书室、台球室、乒乓球室、象棋室、电子游戏室、民间乐队于一体的综合性文体活动中心，平时采取的就是适当收费、自主经营的模式，据说每天都能吸引许多农民。[33]这种乡村图书馆（室）模式允许人们尝试开办，但它固有的逐利动机会带来走偏的可能与风险，因此目前还不宜提倡。
收稿日期：2008-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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