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理科学发展的哲学化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科学论文,哲学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在管理实践的经验认识阶段，已经包含了科学认识的萌芽，表现出经验认识发展中的科学化趋势。而从现代管理科学产生之日起，也已包含着对管理的哲学思考的萌芽，现代管理科学发展过程则表现出哲学化的趋势。本文试就此略作分析。
一、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哲学轨迹
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经历了“古典管理”、“行为科学”、“管理丛林”，直至今天的“企业文化”阶段。从哲学的角度考察其发展过程，能够清晰地看到管理活动中的哲学色彩、管理理论中的哲学思想日益增强。倘若以哲学为轴线，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过程为曲线，那么这是一条愈来愈逼近哲学轴线的曲线。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一方面，管理实践、管理理论自身的发展客观上存在管理科学哲学化趋势的因素；另一方面，人们在建立管理理论、进行管理实践时，主观上需要借助于哲学概念、哲学方法、哲学思维。哲学渗透到管理科学之中，哲学的功能得到发挥，推动了管理科学的发展。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一阶段（1900—1930），是以F·W泰罗、 M·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管理”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主要把以牛顿机械力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成果引入企业管理，揭示了管理过程中提高效率的途径，但其实质却把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庸。它忽视了人是富有情感、具有主动精神的主体。这个时期，泰罗尽管侧重研究管理技术问题，但他却注意到了科学管理的本质问题。他认为：“科学管理从本质精髓来说，包含某种哲学。”因此，有人把泰罗看成是首先提出管理哲学的管理论者。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二阶段（1930—1960），是以梅奥、麦格雷戈、马斯洛等为代表的“行为科学”阶段。行为科学的崛起及其广泛应用，心理学展开了对管理科学的实验研究，社会学也开始把管理作为社会群体生活的一个方面来加以研究。此外，美学、伦理学、逻辑学等学科也日益与管理学相结合。在上述诸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管理方法论、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管理逻辑学、管理伦理学等各门分支学科相继发展起来。管理的研究方法也就由“古典管理”阶段的自然科学数量方法转向理论研究的哲学思辩方法，以探求管理主体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意义和人文倾向。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三阶段（1960—1980），是以多种管理学派并存为特点的“管理丛林”阶段。这个阶段上的理论把企业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力图从整体上把握管理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得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的哲学色彩大大加深。但是，这个阶段由于偏重于吸取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忽视吸收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过分强调理性因素，忽视情感因素，崇拜逻辑与推理，贬低了直觉和情感的作用，因而把客观现实中生动活泼的成分抽掉了，乃至导致了一种抽象、无情的哲学的出现。这本身就说明了哲学（正确的和错误的）对管理科学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第四阶段（1980—），就是“企业文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把文化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企业管理中来，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管理科学出现“软”化趋势，尊重人、相信人的创造精神，强调非计划、非理性的情感因素的重要作用。在当今企业经济活动中，人是最宝贵的财富。许多发达的国家把聚集培养人才看成是整个管理活动生存发展的源泉，是其最重要的管理战略取胜的法宝。这就是说，在现代管理中，重视管理主体的价值，确立管理主体的现代化管理活动领导者、推动者、创造者和承受者的地位，进而形成现代化管理的主导力量和核心，是现代化管理思想哲学倾向的重要方面。
二、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人文性倾向
管理科学的发展，人文文化逐渐向其渗透。显然，这是管理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的人性哲学影响的结果，现代管理科学发展的人文性日益浓厚的趋势，是其哲学化的具体表现。
上世纪末的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和文德尔班把文化划分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根据这种观点，看世界文化两大源头，西方文化侧重于科学性，东方文化则侧重于人文性。科学文化的雄风曾风靡世界，带来了西方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但是，对科学文化片面的推崇却又造成两种文化的分裂，从而形成西方社会深刻广泛的疾患，构成对于物质和精神文化发展的威胁。因为科学文化毕竟有其自己的功能界限，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生观、价值观等人际关系问题。西方人在困境中终于把头掉向东方，世界文化开始向东方倾斜。
以日本为代表的属于亚洲文化圈的工业文明的崛起，表明企业文化已经在资本主义现代管理体系中发展为“儒家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管理模式，这一模式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传统性变异体为基础，吸收西方文化新素质，形成了区别于欧美的工业文明。具体来说有以下特征：
1.人伦本位。以人为中心，高度重视人的作用，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突出人力资本的思想。强调人不仅是实现经济过程、完成经济职能的工具，而且具有企业共同信念和为企业利益积极参与、献身意识。人在实现经济过程的同时，保持个人尊严并达到个人价值的实现。
2.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准则。强调企业内部和谐高于一切的指导思想，使劳资之间、雇员之间亲密合作，关系融合，相互依赖，避免纷争、内讧。
3.“高产乃为善”的劳动道德。强调产品和服务对于社会和人类贡献的价值，并把对利润的追求建立在为善的劳动道德规范下，避免非法牟利倾向和恶性竞争等具有破坏性的社会后果。
以上特征，具有明显的中国儒家传统思想色彩。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了极为丰富的管理思想，有不少至今仍闪烁着灿烂夺目的光彩。现代管理科学中，不论宏观经济管理或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些思想、原则、方法，以及行为学说、用人之道等等，都可以从我国古代思想宝库中直接或间接地找到有益的镜鉴。
企业文化的兴起，对我们来说，既是一次机遇，又是一种挑战。放眼未来，作为东方文化发源地的中国，首先必须认真挖掘、整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充分发挥其优势。同时还应该注意引进、吸收世界新思潮、新文化的有益之处，给传统文化注入新思想、新观念、新因素。中国企业文化应该是东西文化合璧，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三、现代管理科学中管理主客体之间关系的转化
在社会生活中，人总是从属于一定的管理系统。既不存在不参与管理的人，也不存在不接受管理的人。这是管理的普遍性的重要表现，是管理实践中主客体相互关系的又一种二重性。这种二种性在一个确定的管理系统中，可用下列公式表示为：管理者
被管理者。但是，管理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的双向式，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化过程，即逐步从“管理者→被管理者”单向式向“管理者
被管理者”双向式转化。这可以将此分为两大阶段，即主客体关系单向式阶段和主客体关系双向式阶段。在企业文化产生以前，管理科学的发展均属于主客体关系单向式阶段，这个阶段分为“经济人”、“社会人”、“决策人”三个时期。
古典管理理论是从“经济人”假设出发的，认为人都只是为了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而工作。企业家是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工人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报酬，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因此。管理者和管理对象也并非完全对立，在经济动机这一点上是共同的。然而这样的共同点未免抽象、片面了。
“行为科学”阶段管理理论从“社会人”假设出发，认为人不论是企业家还是职工，不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处在人群关系之中，因而是团体或是集体的一员。任何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人具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只有作为集体的一员才能得到满足。归属于集体是一种社会动机。这种社会动机，对人的作用比经济动机更大。无疑，“社会人”比“经济人”前进了一步，力求从更多的社会关系中寻找主客体之间的共同点，以缓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对立。
现代“管理丛林”阶段管理理论从“决策人”的假设出发，认为是无论是管理者或是管理对象，都是既有决策自由又有选择自由的“决策人”。个人是能动的决策主体，具有为实现一定目的而作用于环境的能力。“决策人”强调人的自主性，反映人的自我实现这种更高层次的需要。“决策人”假设看到了组织决策与个人决策具有一致性。“决策人”假设逐步向管理主客体对立关系的深入触及，从量上为主客体关系双向式转化作准备。
可见，不论是“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还是“决策人”假设，都是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企图在抽象的人性中找到管理主客体的一致。这种假设，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因此，所提出的办法未免过于抽象，并未找到解决矛盾的具体途径。
现代管理之魂——企业文化，以信任人、尊重人、关心人、注意发挥人的潜能为着眼点，以追求人和技术设备相结合为中心环节，以实现企业经济目标为目的。企业文化倡导以人为核心，充分体现“人的主体地位”，不仅管理者是主体，被管理者也是主体，是实践、认识活动的主体。不过，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由于不同的层次而具有相对性。二者区别只在具体分工中才具有意义。显然，企业文化注意纠正以前各种管理科学理论的缺点，把触角伸向管理主客体关系的各个具体方面，从而开始了管理主客体关系之间的转化，即：管理者
被管理者。
在这里，必须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在社会地位方面没有质的区别，都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体。管理者也是劳动者。他们来自人民群众，代表人民群众利益，接受群众监督。管理者活动的根本目的，同被管理者活动的根本目的也是完全一致的，即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满足包括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为从根本上解决主客体之间的对立创造了条件。因此，企业管理中人的主客体关系的双向式，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