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分工演进与我国开放型经济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放型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经济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和外资的大量利用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实践经济部门，都存在诸多质疑和争论。尤其是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不期而至，对中国开放型经济造成巨大冲击，致使各种质疑和争论也变得更为激烈。一些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依赖“初级要素”和“利用外资”以“低端嵌入”的方式而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容易陷入“贫困化”增长陷阱，从而形成一种所谓“低端道路”的路径依赖。比如，中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背后即是“只赚数字，不赚钱”的发展困境，而本轮危机冲击则更是暴露了中国“粗放式”外向型经济的脆弱性。于是，一些所谓应该放弃原先的“出口导向”战略而采取内需主导的发展模式、加快产业升级、创建自主品牌、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等呼吁也是越来越强烈。的确，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各种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随着国内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开放型经济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这一意义上说，针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探讨是有益的，但其中不乏一些认识上的误区。由于关系到中国开放战略的进一步选择问题，关系到中国能否进一步抓住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问题，实在有进行深入讨论的必要。如何理解中国开放型经济所表现出来的“出口导向型”表象?怎样看待中国以初级要素以及利用外资嵌入国际分工低端的收益?是否存在“低端锁定”的路径依赖以及“贫困化增长”趋势?新形势下怎样把握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新定位、采取什么样的开放战略?上述问题在理论界仍然存在着较大“争议”，是值得认真思考和深入探讨的大课题。
本文认为，国际分工是贸易的基础，经济全球化也正是国际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因此，正确理解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所呈现出的各种现象及“问题”，并制定新形势下正确的开放战略，必须深入到国际分工层面，必须从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出发，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转型，也不可能脱离全球分工体系。因此，本文力图以国际分工演进为视角，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对目前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发表一些想法。
二、简要的文献回顾
经济学理论虽然早已论证了开展国际分工和贸易使各国受益的可能，但对贸易利益分配问题一直以来存在着较大分歧，特别地，一些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奉行“比较优势”战略，由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所得贸易利益有限甚至出现福利恶化(Prebisch & Singer，1950；Amin，1990；Spatafora，2009)。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其丰富的劳动要素禀赋优势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实现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奇迹”，并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而理论和实践部门却同时存在着中国贸易“只赚数字，不赚钱”的普遍观点，并引发了对中国“比较优势”战略利弊问题的诸多争议。这就提出了一个很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课题：究竟应当怎样来看待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所获得的贸易利益问题?此外，长期以来，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外资的大量使用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而以外资的大量使用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为主要驱动力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面临一系列现实约束：能源和资源约束日益严峻，环境责任日益加重等。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本轮全球性经济危机冲击期间，外需的大幅下滑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对中国开放型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其突出表现就是2009年出口和引资双双大幅下挫，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正如众多学者所指出，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因此，面临国内国际环境约束，实现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也成为摆在理论和实践部门的紧要课题。在此背景下，关于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讨论，国内外学术界作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多成果。概括起来，现有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成果：一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究竟采取怎样的发展战略问题；二是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所能获得的贸易利益问题；三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问题。
1、关于中国贸易发展战略问题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遵循比较优势的贸易发展战略，不仅是一种现实需要，而且还可以实现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使比较优势发生动态演变，有利于获取长期贸易利益(林毅夫，1999；Hausmann，2005；华民，2006)。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长期遵循比较优势会使中国落入“比较利益陷阱”(洪银兴，1999；郭克莎，2003)，因此，着眼长期贸易利益，中国应通过自主创新、实施品牌战略等方式向国际分工高端位置攀升(刘志彪，2006；张幼文，2008)。
2、关于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贸易利益问题
现有研究主要从静态利益和动态利益两个视角展开了较为有益的探索。关于中国贸易静态利益问题，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贸易条件有恶化趋势，中国获取贸易静态利益能力愈来愈弱(尹翔硕，2002；林桂军，2007；等)。也有学者从不利的国际分工地位角度，指出中国所获贸易利益十分有限(佟家栋，2005；宋玉华，2008；等)。而另外一些学者研究则认为，中国贸易条件恶化并不一定导致福利损失(李坤望，2008)，并且有学者指出，伴随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演进&出口技术复杂度迅速提升，中国获取贸易静态利益能力也相应增强(关志雄，2002；樊纲，2006；Hausmann & Rodrik，2007；姚洋、张晔，2007)。关于中国贸易动态利益问题，中国外贸快速发展带动经济腾飞的动态利益基本上成为学界的共识(郑宝银，2008；裴长洪，2009)。此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在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增加就业、提升中国制成品国际竞争力等方面也发挥着积极作用(张小蒂、孙景蔚，2006)。但也有学者认为，外资依赖性的贸易发展方式和技术进口，有碍于我国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强永昌，1997)，并且中国加工贸易导致“有出口而无产业”的现象，不利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张幼文，2007)。
3、关于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问题
基本上集中在以下两个领域：一是对转型的必要性研究。其依据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面临外需大幅下滑、贸易摩擦加剧、新的发展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挤占”市场份额，以及后危机时代，主要贸易伙伴国开始反思和调整产业政策和对外投资政策，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开始受到重视等，都使得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面临挑战(江小涓，2006；余永定，2007)；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以低要素成本优势融入国际分工，而以劳动密集型外向型产业为主的大量积聚推动了土地和劳动等要素价格的上升，因此，中国以低成本要素价格为基础的“粗放式”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持续(杨先明，2007；蔡昉、都阳，2008等)；③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自然资源的供给日益趋紧、环境问题等较为突出，如果将资源枯竭对可持续发展的致命影响纳入视野，可以发现，这一模式不可持续(张卓元，2005；卢映西，2009等)。二是针对中国现行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所面临的约束因素以及转型的必要性。一些学者提出了“转型升级”对策建议。裴长洪(2005)认为，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加强自主研究开发，提高装备制造业的现代化水平，提高加工制造业产品中自主知识产权的比例，重视和发展服务贸易，通过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实现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刘志彪(2006)认为，中国应当大力发展生产服务业、驱动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嵌入国际分工的价值链高端，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利益，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江小涓(2006)则强调外资政策导向作用，认为通过有效的引导，FDI能够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中发挥作用，提倡实行促进结构优化升级的差别化优惠制政策，引导外资并购助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华民(2007)和张幼文(2008)主张通过人力资本培育以及其他高级生产要素的培育，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张二震、马野青(2009)认为，危机后，中国应继续大力吸引国际先进生产要素在中国聚集，通过发展加工贸易的本土外向配套产业，构建开放型产业的完整产业链，以及对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进行创新升级，促进开放型经济产业转型。
上述研究对于深化认识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问题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现有研究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研究者大都用传统国际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问题，而传统理论是以产业间和产业内贸易为研究对象的，较少从分工演进的视角下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给予正确的解读。实际上，当前国际分工已经从传统的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为主导向产品内分工或者说全球要素分工为主导的形式转变，而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基础和实质就是融入国际分工，因此，正确理解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及进一步提升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应当采取怎样的开放战略，必须从国际分工演进的视角进行客观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力图以国际分工演进为视角，在分析国际分工演进给发展中国家实施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所带来的战略机遇基础之上，正确解读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几个“争议”问题，并据此就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三、国际分工演进与发展中国家机遇
众所周知，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趋势，这是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当代国际分工主要有三种基本形式：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部分工。所谓产业间分工，即国际分工在不同的产业间进行，促使不同要素密集型的产业在不同区域集聚；所谓产业内分工，即国际分工在同一产业内部不同型号产品和同一产品不同生产环节进行，包括同类产品的差异化分工和产业内部链条中不同生产环节的分工，如技术环节、生产环节和营销环节；所谓产品内部分工，即分工按照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或零部件进行。由此可见，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的第一种形式是以产品为界限，属于产品间分工，而产业内分工的第二种类型和产品内分工则是以要素为界限的，属于要素分工。大体而言，国际分工经历了从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再到要素分工的深化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国际范围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和贸易壁垒逐渐降低，要素特别是资本和技术要素的流动性大大增强，迂回生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国际迂回生产。价值链上的各项生产活动和功能性活动，由于市场规模的提高和交易成本的降低，得以在国际间实现更加专业化的细分，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的多个层次的分工，或者说，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将更多体现在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的优势，从而，原先以比较成本和要素禀赋为基础的国际产品间分工和贸易进一步让位于基于要素可流动的产业内贸易、垂直专业化贸易和公司内贸易，即国际分工形式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发展。在要素分工条件下，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生产的组织者和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全球竞争优势，跨国公司依据不同区位建立在要素密集度之上的比较优势，通过FDI方式或者通过OEM、 ODM等外包方式，将生产活动和其他功能性活动进行更加细密的专业化分工。因此，从本质上来看，要素分工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
要素分工的发展对全球贸易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带来了重要机遇，这种机遇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比较优势的创造效应；二是比较优势的激发效应。所谓比较优势的创造效应，简单而言，是指原本被排除在国际分工之外的国家，在要素分工环境中，获得了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要素分工条件下各国的比较优势更多地体现在产品价值链上某一环节的生产上，这也就意味着原本在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模式下，一国可能尚不具备比较优势以参与国际分工，但是，随着国际分工的演进而发展为要素分工，产品价值链的不断分解，该国可能在某一生产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从而要素分工的发展为该国创造了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例如，有三个国家分别用1、2、3表示，生产两种产品A和B的单位成本分别为
以及
，A与B的相对价格用
表示。显然，当条件满足
时，意味着国家1在产品A的生产上具有最大的比较优势，而国家3则在产品B的生产上具有最大的比较优势。此时，国际分工的模式即为国家1专业化生产产品A而国家3专业化生产产品B，国家2有可能被排除在国际分工之外。但是，如果国际分工实现了要素分工，比如A产品的生产发生了要素分工，即分为C和D两个部件的生产，为简单起见，假定其他条件均保持不变，则国家3的生产情况不变，此时可以将讨论集中在国家1和国家2之间。如果国家1和国家2生产部件C和D的成本分别为
和
，不失一般性，则当
时，意味着国家1在部件 C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国家2则在部件D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在要素分工条件下，国家1可专业化生产部件C，国家2可以专业化生产部件D，并因此而获得比较利益。显然，上述情形可以推广到m个国家n种产品的多维情形，在原本以产品为界限的分工模式下被排除在国际分工之外的国家，发生要素分工后，只要在任何产品的某一生产环节或阶段具有比较优势，就可以参与国际分工并从中获利。可以将由国际分工演进而带来的上述变化称之为比较优势的创造效应。无疑，比较优势的创造效应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融入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更多机遇。
所谓比较优势的激发效应，是指在要素分工环境中，生产要素全球可流动性的增强，会致使本国优势生产要素和国外流入的优势生产要素相结合，多种优势要素协同生产从而进一步激发了本国比较优势。众所周知，虽然随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发展，生产要素的全球可流动性在不断增强，但是，不同要素的可流动性仍然存在着巨大差异。通常而言，资本、技术、信息、知识等生产要素的可流动性较高，而诸如劳动等生产要素的可流动性相对较低。而有效率的生产往往是多种生产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跨国公司基于全球竞争战略而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优化配置资源的需要，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流动要素对非流动要素的追逐，或者说流动性较强的生产要素对流动性相对较弱的生产要素的追逐。就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优势要素禀赋来看，发达国家在资本、技术、信息、知识等高级生产要素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在劳动、土地等初级要素上具有比较优势，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等要素会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以利用发展中国家劳动、土地等初级优势要素。显然，要素分工条件下发达国家或者说跨国公司主导的优势要素“追逐”行为，必然激发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国内产业结构日趋软化，更多的加工制造业产业向外转移，而产品内分工的快速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产品价值链中资源和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外转移。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则利用低成本特别是劳动要素禀赋优势，构筑了承接国际资本和产业转移的平台，通过吸引跨国公司进驻等方式，全面融入到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产品价值链的梯度转移，成为世界产品的生产地和出口地，充当了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地”和“出口平台”。虽然新贸易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是全球贸易的主流，但是，统计数据事实上已经表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比重在全球贸易中不断下降，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比重则不断上升，这一新贸易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其实正是要素分工环境下的必然逻辑，也是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得以不断激发的最好证明。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那就是由要素分工所引发的全球化红利分配问题。由于在要素分工环境中，各国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产品价值链的某一环节，一种产品的生产可能是多国要素协同生产的结果，或者说一国是以要素优势参与国家分工。因此，一国在国际分工中所获得的利益，不再取决于其出口什么、进口什么，而是取决于参与了什么层次的国际分工，以什么样的要素、什么层次的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对整个产品价值链的控制程度如何。显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在要素分工环境中，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和土地等初级要素参与国家分工，较之于发达国家以资本、技术、知识等高级要素参与国家分工，所获得的静态收益相对较少。但是，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要素分工条件下，由于要素可流动性增强，以及产品价值链的不断分解，使得中间产品贸易的跨境流动频率增加，而发达国家先进要素的流动以及中间产品所具有的知识、技术、观念等溢出效应强的特有属性，发展中国家由此所能获取的动态利益却是巨大的。尤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要素分工体系，通常还会得到跨国公司诸如生产设备转让、生产工艺指导以及辅助技术支持等，以提升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配套”能力，这无疑对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国际分工新特征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特有发展机制和战略机遇。
四、分工演进与中国外贸发展的几个“争议”问题
1、正确看待中国对外贸易的“出口导向型”表象
中国改革开放正是在要素分工发展的背景下展开的。幸运的是，中国抓住了要素分工环境下国际产业资本重组和转移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获得了空前的经济增长。应当承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外开放是贸易导向型的，大部分的开放措施是围绕促进贸易发展。更进一步说，是围绕促进出口发展，包括利用外资带动出口，成为中国开放政策的核心。这一时期的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确具有“出口导向型”特征。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原有政策意义上的“出口导向型”开始向跨国公司主导的“被出口导向型”转变。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发展的经验积累，我国在大多数领域实现了市场化的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在技术水准、生产能力、产业配套以及专门化劳动力等方面，具备了与跨国公司优势要素结合的基础。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出明显的新经济特征、产业结构升级特征和生产全球化特征，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在要素分工环境中，成本竞争型制造业和制造业环节逐步向劳动力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在此背景下，尤其是1992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中国自然成为制造业跨国公司进行大举投资的首选目的地。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主动开放和政策性开放转变为被动开放和体制性开放，并且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逐步完善、国内投资软环境和硬环境的逐步改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看重的不再是政策优惠，而是根据其全球产业布局战略实施需要，从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全球竞争力需要的高度，与中国优势要素相结合，以优化资源分配、最大化提高其全球竞争能力。中国由此成为了要素分工条件下跨国公司的产品“价值增值地”和“出口平台”，因此，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已经具有“被出口”性质。2007年中国取消了外资的“超国民”优惠待遇，对外资企业的内外销比例也不再有严格控制，但是“出口导向型”的外资流入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足以说明中国对外贸易中“出口导向型”的表象已经完全是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出口导向”，或者说，这种主动权已经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被出口导向”的特征异常突出。因此，从上述意义来说，中国对外贸易所表现出来的“出口导向型”表象，是要素分工条件环境中全球市场经济机制作用下的规律使然。
目前，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之所以在理论界被大部分专家学者误认为是“出口导向型”，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保持顺差状态，除个别年份外，对外贸易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为正且较高；二是从联合国出口产品广义经济分类法(BEC)角度来看，中国出口商品构成中主要以最终产品(即资本品和消费品)为主，而中间产品出口比重较低。上述两种事实的结合，的确容易使人们误以为中国对外贸易是由于内需不足而实施的“出口导向”战略的结果。事实上，出现上述两种情形正是中国以比较优势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的结果，而非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结果，或者说，是中国现有要素禀赋优势所决定的在要素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所致。现有要素禀赋优势决定了一国在要素分工体系下所能专业化生产的价值链特定环节。例如，联合国Comtrade统计数据库统计数据表明，2008年智利的中间产品出口贸易额在其总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已经高达80％以上，而同期中国的中间产品出口贸易额在其总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约为35％；但在进口方面，中国中间产品进口贸易额在其总进口额中所占的比重则高达为75％。Elisa等(2010)对产品内分工条件下不同生产环节所要求的比较优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国家由于其要素禀赋不同，所从事的环节也不同。在全球要素分工体系下，中国现有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环节上，主要从事产品的加工、组装、装配等环节，通过利用外资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就是突出表现。在要素分工条件下，由于每个生产加工环节都会发生增值，因此，中国承接中间环节加工必然出现“净出口”现象。此外，由于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产品最后的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环节，又必然出现以出口“最终产品”为主的现象。表1给出了我国部分年份的BEC分类商品进、出口额，从中不难看出，在进口商品构成中，中间产品占据主导地位，而出口商品构成中，最终产品占据主导地位。这是由中国比较优势和要素分工发展相耦合的结果，或者说是中国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比较优势得以创造和激发的结果，而绝非什么所谓“出口导向型”战略的结果。据此可知，一些基于中国“出口导向型”模式不可持续并进而主张转向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的观点，是不足为据的，也是错误的。
2、客观认识中国实施开放型经济战略的贸易利益
至于中国以初级要素以及利用外资嵌入国际分工低端所能获得的分工利益问题，理论和实践部门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中国以劳动要素、土地等初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背后所面临的却是“只赚数字，不赚钱”的发展困境，而外资的大量利用所形成的外资依赖型的经济，则更表现出效益低下的“只长骨头不长肉”的增长模式。对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所获得的分工利益问题，仍然应该将其置于要素分工环境中加以分析。在要素分工背景下，各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相应地也从“产品”向“要素”转变，即各国以自己的优势要素参与国际分工。虽然国际贸易和要素流动有推动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发展趋势，但只是针对同质要素而言，无法要求不同要素的价格也一定出现均等化，各种不同要素的稀缺程度不一，所获得的报酬或者说价格自然不一。显然，从要素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高级要素获得高报酬，低级要素获得低报酬，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应当看到，目前中国的劳动者70％以上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而即便大量劳动者完成了义务教育甚至高中教育阶段的学习，但是，其中在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前接受过职业技术教育的又是寥寥无几。实际上，近年来沿海地区出现的用工荒，就反映了大量高级熟练技工需求缺口与大量非熟练普通劳动者就业难问题同时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点恰恰说明当前就业问题仍然是最大的国情。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的高低，与劳动者本身技能和素质的高低有关，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提高了，他们的报酬也就会随之提高。中国大量低技能劳动力与跨国公司的诸如技术、管理等先进要素相结合，所获得的劳动报酬是不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这值得我们重视。但是，相对于剩余劳动力来说，比起没有工作做，处境还是大大改善了，并且这种结合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我国比较优势。此外，初级要素较之于高级要素所获得的收益要低，是相对于单位收益水平或者说是边际收入水平而言的，并未考虑到收益总量问题。我国现阶段存在的大量的低技能普通劳动力，在要素分工环境中由于引进外资而获得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虽然所获得的边际报酬不高，但由此所创造的总收入和经济总量却是巨大的。与之相对应的是，由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利用的是诸如资本、技术、知识等高级要素参与要素分工，在分工利益的分配上显然处于主导地位，所获得的边际利益相应也就更高，这部分收益应当看作跨国公司进行全球经营的正常利润。不能因为跨国公司提供了高级要素获得较高的边际收益，由此而否认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不能由此得出外资经济是“只长骨头不长肉”的错误评判。实际上，中国沿海地区一些典型的外资推动型经济发展实践就给出了很好的回答。例如，昆山的经济发展就是典型的外资推动型经济发展模式，而昆山小康社会的建设成就以及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实践，就是对上述错误评判的最好回答，也是要素分工条件下我国比较优势得以激发和创造所带来的积极效应。
3、准确理解中国融入国际分工的“低端锁定”问题
我国利用比较优势融入国际要素分工体系，获得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大概是一个无人否认的事实。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以低技能的劳动和土地等初级要素以及利用外资方式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要素分工体系，嵌入国际产业链的低端，是否会形成“低端锁定”的路径依赖效应呢?在要素分工环境中，嵌入国际产业链的低端是由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在此无需赘述。但需要再次说明的是，在要素分工环境中，参与何种层次的国际分工取决于拥有何种层次的要素，随着我国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改善，在要素分工背景下，由于要素以及中间品跨国流动所具有的较强的知识、技术、观念等溢出效应，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获得巨大的动态发展利益，而跨国公司往往基于“配套”需求而对本土企业实施主动式“溢出”。况且，在要素分工环境下，全球生产网络出现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相关产业或要素密集度特征相似的增值环节表现出很强的地域集中性，即所谓的产业集聚。在产业集聚区，更容易形成技术、知识等“外溢”效应以及“配套”创新效应。跨国公司的大规模进入将中国纳入到全球供应链分工体系，由于其具备生产链长、中间需求广泛等特征，不仅具有技术“溢出”效应，同时也带动了“外资配套型”的本土企业发展，甚至出现了所谓的“配套创新”，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例如，医药制造业、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机械制造业，就是中国长三角地区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集聚发展最为显著的表现。而以苏南地区及昆山为对象的有关调查结果表明，在外资主导型的产业集聚中，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外向配套是经济增长外资推动型地区提升本土企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产业集聚有利于降低上下游协调成本和运输成本，有利于本土配套企业的发展及其创新，有利于实现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融合发展。
从实践经验的角度来看，中国以比较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不仅带来了贸易总量的快速增长，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同时经历了外延型增长和内延型增长的双重变化。一方面，中国出口贸易的多元化得到较快发展，制成品出口几乎遍布从低技术密集度的纺织品到高科技的电子和计算机产品等所有贸易部门；另一方面，中国出口商品也经历了一个由初级产品向制成品快速转换、主导出口产品从单一的资源性和轻纺产品逐渐向机电和高新技术等出口产品多样化发展的转变。樊纲等(2006)按照技术构成将中国出口产品进行分类后研究发现，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中，中高技术和高技术产品出口份额表现出不断上升趋势，这表明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含量在快速上升；Rodrik(2006)的观察研究则进一步指出，中国出口商品技术构成与 OECD中许多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出口商品技术结构非常相似；Hausmann，Hwang & Rodrik(2007)通过构建测度出口品技术含量指数，计算并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出口商品技术含量发现，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与三倍于其人均GDP水平及以上的其他经济体的出口商品技术含量相当；Schott(2007)采用出口相似度指数(Export Similarity Index，ESI)，比较了中国和部分OECD国家的出口商品构成状况，指出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与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度非常高；Lemoine等(2008)的研究则明确指出，中国自200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国。现有的一系列经验研究至少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以比较优势融入全球要素分工，并没有出现所谓“低端锁定”的路径依赖。
五、简要的总结
从国际分工演进的视角，可以看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并非“出口导向型”。换言之，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及其出现的长期顺差，并非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结果，也并非是内需不足所致，而是中国发挥比较优势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大力开放经济的市场规律使然，是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体现；中国以劳动、土地等初级要素以及利用外资以“低端嵌入”的方式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虽然是“低端嵌入”，但并不存在“锁定效应”。总体而言，中国以比较优势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发展开放型经济，不仅带动了就业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产品结构优化，或者说，中国由此而获得动态利益也是显著的。
当然，上述分析并非意味着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不需要调整。不可否认，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劳动、土地等要素成本优势在不断弱化，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等约束也日益明显。与此同时，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全球经济复苏的诸多不确定性，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加之美国重振制造业的计划以及其他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中国开放型经济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得日益严峻。因此，面临国内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亟须转型，但绝不是所谓从外需主导模式向内需主导模式转变。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不可能脱离全球分工体系，因为金融危机冲击并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Chad P.Bown(2010)的研究发现，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因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而影响到的全球贸易额比重仅为1.63％。显然这一比重与1990～2008年之间全球贸易8.82％的年均增长率相比，无疑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会构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而统计数据进一步表明，危机冲击后全球经济复苏虽然仍充满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是，2010年和2011年全球贸易额同比增长率已出现显著的恢复性增长，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也实现了快速回升。正如联合国贸发会议在《世界直接投资2011》中所指出，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促进仍然是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基本政策。实际上，中国在经历了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严峻考验而从逆境中崛起后，国际社会已经普遍认识到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同时也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积极倡导者和捍卫者。因此，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利用全球资源，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和层次，应该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转型的基本原则和大体思路。这就要求我们继续发挥“比较优势”，抓住危机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产业重组和转移的重要机遇，继续大力引进外资，以“引资”带动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高级管理人才、研发机构，实现由引资向引进全面优质生产要素的转变，吸引“外智”等国际先进生产要素在我国聚集，在全球要素分工深入演进的趋势下促进开放型经济转型。此外，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也是促进开放型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当然，在全球要素分工环境中，应该以开放的心态、以全球视野来看待自主创新。自主创新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自己创新，自主创新包含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种形式。原始创新能力当然最重要，但现阶段更要提倡的是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是因为，从现阶段中国企业技术水平和实力的总体情况来看，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具有更普遍的现实可能性。当然，强调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不重视原始创新的重要性。相反，在重大领域的原始创新不仅有利于推动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甚至催生新的产业，同时也有利于国家安全。需要强调的是，现阶段中国大部分企业的技术和资本实力还难以从事重大的原始创新，在现有条件下，更应注重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有效性和重要性。这要求企业积极吸纳全球资源，在学习国际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实行要素的组合创新。按照熊彼特的观点，从经济学角度看，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其实质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对已有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有利于原始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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