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背后的中日两强并立新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论文,东海论文,海域论文,新格局论文,两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07）11—0054—8
2006年10月8～9日，刚刚上任13天的新一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一段时间以来，中日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一直处于低谷状态，因此，安倍访华被不少媒体和观察人士称为“破冰之旅”① 而这也是日本首相有史以来首次把中国作为上任之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安倍在与胡锦涛会谈时明确表示，在深刻反省历史的基础上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日本的既定政策不会改变；② 加上他刚当选首相就明确表示要继承“村山谈话”和慰安妇问题上河野洋平讲话的精神，这些对于破解小泉时代的僵局、推动中日关系向积极方面发展无疑是一种好的信号。中日关系中许多具体问题的缓解乃至根本性的解决有赖于这种整体氛围的好转，而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正是其中非常重要而且突出的一个问题。
一 中日关系中的东海海域划界问题
回顾近一段时间以来的中日关系发展演化，特别是在自2002年以来出现的两国关系持续恶化与徘徊于低谷的过程中，虽然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是因为很多复杂的具体事件或问题显现的，如以靖国神社问题为突出代表的历史观问题、教科书问题、战争损害民间赔偿问题、慰安妇问题、钓鱼岛问题、日本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特别是靖国神社问题已经成为中日政治关系中的症结，严重地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③ 对中日关系的恶化和持续低迷起到了严重而直接的消极作用，这也是每一次中国官方在正式外交场合表明对中日关系态度时着力反复强调的重点。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也是困扰中日关系的最为重要、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
从概念上说，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是指近年来中日两国围绕东海海域划界问题所产生的争端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最早的争端可以上溯至20世纪70年代，但这一争端正式成为两国关系的症结之一还是在90年代之后，特别是在2004年日方单方面对此大肆炒作之后。虽然关于东海海底油气资源归属问题的争端是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中最为人所关注的部分，但这绝不是问题的全部或本质。具体地说，中日两国在东海油气之争上的关键分歧在于两国对东海海域划界范围的看法不同。中国政府一直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200海里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对东海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进行划分，这就与日本单方面主张的“中间线”原则产生了矛盾。④ 而所谓的东海争议区域，就是指位于中国主张的大陆架自然延伸线和日本单方面主张的“中间线”之间的区域。
中日围绕东海油气开发问题的首次纷争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不少日本右翼分子极力在东海海域划界上煽动反华情绪，但日本政府考虑到“如果在东海开采海底资源，将可能背上无用的政治风险”，⑤ 故而一直采取温和的立场，第一次东海之争因此未对两国关系造成大的伤害。此后，尽管中日围绕东海油气开发问题不时出现纷争，但中日关系并未受到根本性干扰。⑥
中日东海海域划界争端的升级始于2004年，而且这一过程明显地与日方的态度和行为有关。2004年5月28日，日本《东京新闻》刊载的一篇报道称，中国正在开采的“春晓”天然气田距离日本主张的“中间线”只有5公里，与1998年建成投产的“平湖”油田相比，向日本方向推进了65公里，并惊呼“中国的油气田会像吸管一样，把原属日本的油气资源吸走挖空”、“应密切关注中国向东海扩张的动向”。⑦ 一时间，《产经新闻》、《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等日本有影响的媒体都把关注点聚焦东海，且无一例外地指责中国“企图独占东海海底资源”，要求政府“加强危机意识，从根本上调整海洋战略，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应对中国在东海海域开采油气事件，捍卫日本的海洋权益”。⑧ 在日方媒体和舆论的大肆炒作下，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迅速上升到官方层面。
2004年6月9日，日本经济产业相中川昭一提出“希望中方尽快提供东海专属经济区调查和开采油气资源的相关数据”的要求。而中方认为，中国在本国的大陆架范围内开发油气田是行使主权权利，从而回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6月23日，中川昭一带领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官员和资源能源厅的勘测专家乘坐海上保安厅的直升机，对中国的天外天、平湖、春晓三大天然气田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视察”，确认中国是否“侵犯”了日本在东海海域的经济权益，了解中国有哪些设施和船只在这一海域从事海上油气田开发工作。6月29日，中川昭一公开对外表示“日本政府已经决定于7月上旬派出海洋调查船只前往东海海域的‘中间线’日方一侧开展海底资源的调查工作”。⑨ 7月7日，日本政府租借挪威籍物探船在中国东海大陆架进行物探活动，侵害了中国对其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⑩ 自此，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正式成为两国政界、产业界、学界、媒体乃至于一般公众关心的重点问题。不少专家和媒体人士甚至认为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是最有可能在中日之间引发军事对抗的问题，称“在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等问题上，日中之间也存在争端，如果日本未按中国能够接受的方式解决争端，中国很可能会采用‘非法步骤’对日本动用武力”。(11) 总而言之，中日关系是整个中国对外关系乃至于亚太国际格局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而兼具历史性和现实性、根本性与紧迫性的东海海域划界争端已经是中日关系中难以回避的重要问题。
自2004年10月25日以来，中日两国已经就东海海域划界问题进行了六轮磋商。纵观磋商过程，可以看到，日方基本上一直在坚持要求中方停止现有的开发活动，并且要求中方主动提供有关的勘测数据和资料；中方则一直坚持不承认日本单方面划定的“中间线”并强调在“中间线”中方一侧勘探、开发和开采的权利。双方立场的回旋余地均不大。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对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具体内涵，特别是在“共同开发”范围的问题上，确实也主动做出了充满善意的态度松动，而如何“共同开发”也逐渐成为后两轮会谈的实际中心议题，双方开始避免在主权划界的棘手问题上纠缠。虽然其间历经波折，但这一谈判协商机制的启动和延续，其本身就是一种值得称道的成就，有利于防止争端的进一步升级和出现不可收拾的紧张局面。
但客观地说，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的出路目前仍然不够明朗。迄今为止，中日双方无论政府、学界和舆论界，没有谁能够为这一问题提供一个足够清晰并且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路线图”或“时间表”。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凸显于中日双边关系的舞台，正是基础层面上中日之间所呈现的新国力格局与安全困境的表现，而它的根本解决之路将取决于决定这种格局与发展趋势的中日关系的整体走向。
二 东海问题背后的外围因素
对于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在2004年以来迅速升级的原因，在日本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争端升级主要是由于中方在东海大规模的加速开发，特别是对春晓天然气田的开发，对日本方面产生了“刺激”，而日本在突然感受到这种刺激之后做出了一系列应对性质的反应，引发了双方的互动和争端的升级。在中国国内也有人认为主要是“随着中国在东海开采油气田的成功，中日间围绕东海能源开发和划界问题上的争端骤然升温”。(12) 换句话说，就是随着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积极行动，使得日本“突然发现”了东海。不过，笔者认为，这主要是日本媒体有意炒作的结果。
回顾中国开发东海油气资源的历史，可以看到，早在1974年，中国石化集团、新星石油公司、上海海洋石油局（原属国家地质总局及地质矿产部）就已经开始进入东海，从事以油气地质为主的综合地质调查，从此拉开了中国对东海大陆架盆地油气勘探开发的序幕。此外，从第一线人员的亲身体验和表述来看，也可证明中日就春晓气田开发有过长时间交往，日本对此绝不是像很多日本国内媒体描述的那样长期“蒙在鼓里”。曾长期担任新星石油公司规划研究院总工程师的张抗教授曾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透露，“春晓前5号井我都参与部署了。我们在那里每打一口井，他们（日本方面）都会交涉的。每一次打钻时，他们的飞机、战船就在我们旁边——中间线的那一侧进行监视。尤其在放喷点火时，都会一直在身边陪着的”。(13)可见，日本不仅早已清楚中国在春晓气田的勘探开发活动，而且一直对此事态保持着密切关注甚至予以监视，而这都是在2004年中日本“突然发现”春晓气田之前的事情。
综上所述，认为日本“突然发现”春晓气田的说法无论是从事实还是逻辑上看，都是站不住脚的。因此，以此为基础的种种分析就很难站住脚了。从中国勘探开发东海油气资源的历史来看，2004年中那一段时间既不是这种开发活动的起点，也看不出这一时间内发生了什么具有重大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以致足以引起日方如此“一触即跳”式的反应。说日本媒体“突然发现”东海，倒不如直接抓住问题的本质——是日本媒体的有意炒作在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升级上充当了始作俑者。
日本媒体有意炒作并不是在这一过程中唯一发挥作用的外围因素，这一时期油价高企的整体经济环境也是值得注意的。因此，在分析中日东海海域划界之争升级的原因时，有些学者开始把视角集中在国际能源市场方面，认为国际石油价格飙升增强了日本与中国争夺东海油气资源的决心，以致在对华能源政策上态度明显趋于强硬，单方面采取激化矛盾的举措，导致了中日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的争端持续升温。(14)
必须承认，冷战结束以来，油气资源争端及冲突问题日益受到重视。能源争夺可能引发冲突甚至升级为战争已经成为一种盛行的观点。沃夫冈·萨克斯（Wolfgang Sax）认为：“冲突的第二个领域涉及环境因素，特别是对物质资源的控制，而石油是目前的第一战略资源。”(15) 日本人那须圣宰在《世界资源之战》一书中也谈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成为全面核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反倒成为另一种性质的战争，即本质上可称之为资源战争的战争。”(16) 具体地看，2003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而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由于中日间能源自给能力和对外依存度的相向性、地缘政治经济的相关性以及主要进口油气资源的同源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两国在国际能源领域展开竞争。中日能源竞争目前呈多线交锋状态。具体表现为：第一，中日两国同属石油消费大国。第二，中日两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都很高。第三，中日两国石油进口来源地都较集中，且渠道具有重合性，对中东地区具有极强的依赖性。第四，中日两国都在实行能源来源多元化战略。另外，从时间上看，这一轮中日东海海域划界争端真正进入白热化阶段是在2005年。而当年国际石油价格上涨显著，油价成为了世界各国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关心的重大话题。
不过，笔者认为，油价高企还是更应当被看做一种外围的动因，而不应该被视为内在的关键因素。20世纪70年代先后发生了两次世界性的由石油价格快速上涨引起的石油危机，从而导致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而本轮石油涨价迄今为止并未引起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也没有出现明显的经济衰退。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本轮油价上涨的真实价格并不像名义上所表现的那样高。以2000年不变美元价格衡量，以北海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为标准计算石油年平均价格，1981年油价为61.7美元／桶，而2004年原油名义价格不过38.21美元／桶，2005年油价大体相当于1981年真实油价的75％。如果考虑到美元贬值的影响，2005年的油价大概与1983的真实油价水平相当，也就是说，还不到1981年油价的70％。从石油价格的上涨幅度看，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国际年均油价从1973年的不到3美元／桶大幅度上涨至1974年的12美元／桶左右，上涨三倍有余。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国际油价由1978年的14.02美元／桶上涨至1979年的31.61美元／桶和1980年的36.83美元／桶，也翻了一番多。而本轮油价从2003年的28.83美元／桶上涨至2005年的54.38美元／桶，涨幅还不到一倍。(17) 如果考虑到2002～2004年间美元对一揽子货币贬值20％，持有欧元、日元、英镑等货币的国家，包括日本在内，所承受的高油价压力事实上比美国更小。(18) 所以说，实际上由石油涨价压力而引起日本与中国争夺东海油气资源的意愿上升的影响力，并没有我们单纯考虑由数字表示的名义油价水平和上涨程度所反映的那样强烈。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真正成为焦点问题的时间恰好与油价上涨幅度最为强烈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间相吻合，而且那次世界性的石油危机，无论是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是对当时高度依赖中东石油供应的日本经济的打击，都比近期开始的这次石油涨价高潮强烈得多，但这一外部条件并没有推动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演化成为中日两国之间现实政治层面上的争端，甚至中日两国长期并未在这个问题上展开真正意义上的互动。因此，石油价格上涨这一外部因素是很难独立作为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升级的重要原因的。
总体上看，自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世界石油市场的价格涨潮对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的升级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外部经济条件。因为在油价高涨的背景下，双方对东海这一蕴藏丰富油气资源地区的关注程度显然会急剧上升，东海在中日双方各自的通盘战略考量和利益评估体系中的分量也会显著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发生争端的几率、烈度以及争端之中各自立场的僵硬程度、利益协调与妥协的难度都会随之上升。归根结底，油价上升与在本节开头部分所分析过的日本媒体的炒作一样，它们在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的升级过程中虽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仍不能算作内在的关键性因素。
三 中日之间的新国力格局与安全困境
笔者认为，2004年以来，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升级的核心原因是双方国力消长所引起的国力结构变化以及认知层面形成的霍布斯化的相互认知环境。所谓“国力结构”，也就是力量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的各个国家行为体之间分配的结构，具体到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而言，则在相当意义上等同于中日两国国力此消彼长的格局与态势。
从理论上看，作为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对先前经典现实主义的一个重大革新是把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因素从人性转移到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19) 华尔兹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应该从总体结构上去寻求答案。在国际政治中，“结构首先是根据系统排列所依照的原则界定的”，“其次，结构是根据不同单元的功能来界定的”，最后，“结构是根据单元之间力量的分配来界定的”。(20) 而归根结底，“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21)对于无政府状态结构下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华尔兹认为，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时刻处于被颠覆的可能之中，因此，国家便会采取一切手段来维护自己。在这样的自助系统中，“那些不自助的行为主体或者在自助方面不如其他行为主体有效的行为主体，就不能繁荣，就会面临危险，就会遭到损失”。(22) 虽然华尔兹之后的现实主义者同样以无政府状态为分析前提，推演出来的国家行为模式也不尽相同，如米尔斯海默等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甚至认为，体系中的大国会主动地去寻求支配别的国家的权力。但从总体上看，对由无政府而生的国家“自助”行为模式，与国家间围绕利益必然展开的冲突和斗争应该是结构现实主义者所共同承认的。
在界定与阐述了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同时，华尔兹总结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诸多观点，详尽地分析了国际体系的特征，从理论上提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影响国家行为体的国际行为的最主要因素。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国际体系的结构指国际体系单位（国家）依其相对国力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应位置。所以说，国际体系结构的基础是国家实力，即，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决定了国际体系的结构。(23) 可以推知在一个国际体系结构中，国家实力的相对变动将导致国际体系结构的本质变化。对于这一国际体系内部的重大国际关系事件而言，其发展演进过程以及相关国家行为体在这一过程中的对外政策制定与实际行为发生显著的变动，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了。对我们来说，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正是处于中日两国构成的这一国际无政府系统内部的重大事件，在体系的自助性和体系中的国家必然寻求和推行权力政治的基本特征不可能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它在2004年以来走向升级以至两国关于东海海域划界的矛盾全面紧张、激化的这一显著变动，正是中日国力对比格局变化引起系统结构变化并推动相关国家的政策、行为改变的必然结果。
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角度出发，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升级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在笔者看来，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两强并立”格局。这种国力格局调整引起国际体系变化，对于长期对中国保持明显相对优势的日本来说，必然给它带来强烈的刺激与冲击，这也就是日本国内“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日方主动挑起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升级、并在争端中与中国针锋相对、蛮横僵硬的根本的内在动因。
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出现的历史由来已久，而2004年以来的争端升级则是新的情况。显然，如果从中日关系的整体走势出发探寻东海海域划界争端升级的原因，理所当然的思路就是寻找这一整体走势在近一段时间可能出现的新局面、新变化或新趋向，然后论证这种新趋向与中日东海海域划界争端升级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而近期中日关系在宏观层面出现的最具标志性意义、也最令人关注的变化，就是同处东亚的中日两国开始进入一种两强并立的时代。
众所周知，近代以前的大多数年份，中华帝国以其压倒性的综合国力优势和文化优势，一直扮演着东亚国际体系中绝对主导者的地位。而中国和日本之间是典型的中强日弱格局。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由于内在体制上的落后加上西方国家的侵略，开始进入一个积贫积弱的时代；而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和紧随其后的一系列改革，开始走上富国强兵之路。中日两国双边格局开始逐渐发生变化，直到甲午战争中日本打败中国，以此为标志奠定了日强中弱的新格局。虽然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战争的严重破坏和战后所受到的一定制裁，日本国力曾经出现过短期的低迷状态，但总体上看，日强中弱的格局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随着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中日之间国力对比与“两强并立”关系格局真正开始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
这种以中国崛起为主导因素的、中日之间国力对比与关系格局的变化已经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充分关注，并将它概括为中日关系“势”的改变。这里所说的“势”，是态势之“势”、大势之“势”。从更深层看，它反映了中日综合力量对比的变化，折射出中日关系“势”的变化。
中国的发展不可能不对日本产生震撼，实际上，“中国因素”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响日本战略调整的三大要素之一（其他两点是日本国内社会、政治的保守化和美国亚洲战略的调整）。仅就“中国因素”这一点而言，日本近年来采取的种种动作是属于“反应型”的。以下三点基本因素决定了日本对中国的发展尤其敏感：一是地缘因素。日本经济国际属性极强，其海上生命线是由中国沿岸以远一线。二是“优等生意识”。日本是亚洲最早步入现代化的国家，二战后多年来一直以“亚洲代表”自居。三是历史负债。担心中国“秋后算账”，这是潜伏在一些政治家心底深处不可言传的“隐忧”。(24) 在这一“大势”的基本背景下，可以说中日关系近来的状况本质上也是两国战略攀升中利益的扩展而导致的自然碰撞，其中既有现实战略和利益的冲突，也有心理因素导致的泡沫成分。我们讨论的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正是在这种大势所导致的碰撞中升级的，而且这也容易解释为什么日本在其中扮演了更加主动和活跃的角色。
必须指出的是，将中国和日本的关系界定为两强并立，比单单强调中国崛起这一方面的视角更贴切地反映了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东亚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事实上，经历了十多年泡沫经济之苦的日本，已经从2003年开始走出停滞和衰退，出现复苏的迹象。国内一些学者并未简单地解读日本经济大起大落的传奇历史或者近期的经济复苏信号，在分析了日本深层的社会生活后，李培林指出日本不容忽视，中国不能因为日本近十几年的经济长期低迷，就以为日本已经从文化上崩溃，从此会一蹶不振。日本经济绝不是“衰落”和“沉没”，而是正在经历转型的艰难和寻求新路的迷茫。此外，中国也绝没有强大到足以轻视至今仍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地步。(25) 因此，在看到中国崛起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日本在“重新崛起”。
从两千多年的中日历史来看，中日第一次处于两强并立的历史阶段，从力量对比到心理适应都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战略磨合期，两国地缘相近导致摩擦增多也是一种容易理解的现象。(26) 具体地看，东亚这一空间相对有限的区域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容纳了两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大国家。而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没有作为强国与同样十分强大的对方打交道的传统和经验。如何处理同对方的关系，特别是如何控制和消解两国之间业已存在的不和谐因素、摩擦乃至纷争，对中日双方而言都是颇为棘手的新问题。尤其是对日本而言，近代之前的强盛中国和自身从中国吸收文化给养的那个时代已经是遥远的回忆，长期以来日本已经习惯了身边相对而言处于弱势的中国。(27) 而中国崛起给日本各界带来的冲击力，相对于日本的重新崛起给中国带来的冲击力而言更加猛烈。一面是中国的强大，另一面是日本虽已开始复兴但仍然毋庸置疑的相对衰落，使得日本不仅会卷入与中国的摩擦和纷争，还往往会在纷争和摩擦的升级中扮演更加主动和急躁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从2003年凸显出来的日本经济实力的复兴反倒又强化了日本在纷争中坚持不让步甚至步步紧逼的基础和底气。同时，日本的“重新崛起”，特别是在日本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早已显露苗头、如今伴随经济复兴又重新被提到前台的政治大国化、军事大国化目标，也足以刺激中国，使得两国之间争端的局面更显复杂与僵硬。
基于这一点认识，目前中日政治关系的冷淡乃至两国之间的很多棘手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在全新的双强并立局面下双方出现的安全困境。将中日两国的问题放大到整个东亚地区的国际结构中进行审视，不难发现，东亚地区的力量结构正发生着意义深远的变化：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正在迅猛崛起，综合国力日益提高，在世界和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而日本不仅在经济长期萧条后继续维持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还出现了谋求所谓“普通国家”地位的大国化战略取向，正在加速走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这样，中日两国正在同时崛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东亚地区将首次出现中日两强并立的格局。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日两国自近代以来一直存在某种零和效应。两国同时崛起更是将这种效应充分放大，加速了安全困境的形成，这也正是日前两国政治关系趋冷的根本症结所在。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指出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双方均出现新的大国化趋势，是导致两国关系形成新局面的重要原因。”(28) 埃兹拉蒂断言，崛起的中国和崛起的日本之间日益加剧的竞争将在该地区造成最大的安全风险。(29) 中日两国的崛起已经成为双方必须认真对待的最大的安全问题。而日本现在对这种“两强”局面的不适感明显超过中国。因此，来自日本方面的防范性动作也明显多于中国。(30) 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可谓大行其道，日本各派战略家都认为亚洲地区存在着不稳定和令他们感到担心的因素，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正是来自所谓“中国的威胁”。日本著名战略家佐伯喜一认为：“中国即使没有膨胀主义、扩张主义的意图，但通过国家的统一和追求昔日版图的行动，也有可能形成针对周边各国的扩张主义、强权主义的威胁。”(31) 日本学者中西辉政断言，在2010年前后形成亚洲新格局的时候，中国将“超级大国化”，并在军事和政治上采取同过去的超级大国一样的态度，从而成为亚洲的“威胁”。(32) 因此，日本对中国的崛起特别是军事力量现代化和每年正常军费增长表现出了极大的担心。而日本经济实力的恢复，特别是将这一超强经济实力作为后盾以拓展政治甚至军事力量的倾向，使日本也很难避免以一种现实对手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的国际视野中。(33) 这种安全困境便成为一种双方都很难摆脱、甚至会越陷越深的持续状态。
在安全困境之下，就连经济方面的贸易、投资与技术合作等更有可能实现双赢的领域都难免受到影响与干扰，(34) 更不用说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所涉及的、有关边界与资源权益划分这样的领域了。对中日两国而言，均意味着现实和潜在的巨大国家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将来会对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造成实际的影响，进而升级成为一场激烈争端并且一直僵持不下，那就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结果了。
就日本的战略与利益考虑而言，在原先中国的整体国力与之相差很大、尚不足以对其构成重大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在中国东海大陆架的能源开发活动并不会引发日本的全面担忧与警觉。但是，在两强并立的竞争乃至对抗局面已经清晰呈现的情况下，即便中国在东海的能源开发并未出现足以引起日本朝野震动的重大进展或变化，日本也认为绝对有必要“突然”或“重新”发现东海并且采取激进反应并坚持强硬态度，因为东海蕴藏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而日本在推动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矛盾激化的举动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了以能源战略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
从日本的角度看，争夺东海油气资源自然是其能源战略和希望通过开拓海洋变“资源穷国”为“资源大国”的长期战略的必然要求。但是，对于日本与中国在东海问题上的矛盾激化而言，还必须结合两强并立局面出现的背景加以分析。日本的目的更迫切地体现为是想拖住中国的后腿，延后中国发展的时间，在此期间，完成其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部署。日本认为，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的国防经费增长速度不断提高，而且中国成为亚洲国家中唯一具有研发和部署各类射程弹道导弹能力的国家。(35) 在日本看来，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大无疑将对其安全构成“威胁”。基于此考虑，日本力图阻止中国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增强，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掣肘，其重要手段就是利用中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的能源问题来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最终达到削弱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物质基础的目的。从国际大背景看，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经济不断迅速发展的同时，日本经济陷入了持续性衰退，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无形中产生了失落感。冷战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世界经济联系更趋紧密，但日本还是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不断加强日美同盟，不断在历史问题上冒出奇谈怪论，暗中为“台独势力”张目等等，这一切的举动无非就是不愿看到中国的发展，意图遏制中国上升的势头。随着中国能源的日趋吃紧，日本在能源领域做文章也就不足为奇了。(36)
上述一系列考虑是日本长期以来的既定战略或潜在意图，而踏入21世纪以来中日两强并立新格局的全面呈现，特别是作为发达国家（亦称“先发国家”）的日本对发展中国家（亦称“后发国家”）的中国实力上升引发格局调整的疑惧，则是日本在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上将这一系列考虑通过自身的表态和实际行动付诸实施的根本动因。按照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力量分布的变化引起国际体系的调整将是难以避免的，而国际无政府体系的内在规则是既定的、与行为体的努力无关，也无法摆脱权力政治。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方面通过宣示和平发展道路、澄清“中国威胁论”的疑惧，并且在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的交涉过程中采取善意的妥协等举措，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换取日本的合作态度。
四 余论
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从一个长期业已存在但并未构成两国之间现实层面的突出矛盾的“潜在问题”，升级为一个引发多方关注乃至军事对峙隐忧的争端热点，并且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经过多轮谈判磋商仍难获突破。中国勘探活动的进展、日本媒体的炒作和国际石油价格在这一段时间居高不下等外部因素虽然在诱发当事国家的决心、坚定其意志、同时为争端升级提供条件等方面发挥了作用，但这些都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在核心层面上，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的本质是两国之间的利益之争。导致这一利益之争激化的要素是中日之间已经明显呈现的两强并立格局，特别是其中作为“先发国家”的日本对“后发国家”中国实力上升的警惕与防范。在一定程度上，中日之间的东海海域划界僵局正反映了目前在两国之间逐渐呈现出来的安全困境态势。
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的解决，从长远来看依赖于中日关系大环境的改善。国力格局的形成虽然具有客观性，但努力减少双方在这一变动中的疑惧与不安，特别是缓和日本对中国崛起的过度防范与敌对情绪，并非完全无可作为。其中，以安倍首相访华为突出标志的、日本方面近来所传递的积极信号，不仅有利于中日关系的整体氛围和发展方向，也将对推动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走向缓和与解决发挥直接的正面作用。甚至可以说，安倍晋三正视其前任小泉纯一郎的教训后推动日本对华外交政策转向，在相当程度上带来了中日关系的回暖。(37) 而因安倍辞职而引发的日本国内政局动荡，虽然给中日关系的前景带来了某些不确定因素，但总体上看，安倍的辞职主要是内政问题，在日本对华积极措施已取得一定成效的情况下，在日本国内、美国和亚洲层面有利于中日关系改善的积极因素仍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条件下，中日关系应能沿着现有改善趋势继续前行，(38) 而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等诸多重点问题所面临的大环境也可望持续向好。
［收稿日期：2007—05—29］［修回日期：2007—09—20］
注释：
① 于青：《国际随笔：智者顺势而谋》，载《人民日报》，2006年10月8日，http://news3.xinhuanet.com/world/2006-10/08/content5173953.htm。
② 《中日领导人会晤开启改善关系“希望之窗”》，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08/content_5177460.htm。
③ 张历历：《试论小泉政府对华政策给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载《国际论坛》，2006年第1期，第31—36页。
④ 庞中鹏：《试析中日东海能源之争》，载《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33～36页。
⑤ 王珊：《从东海油气田争端看日本对华能源政策》，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2期，第41～44页。
⑥ 王珊：《从东海油气田争端看日本对华能源政策》，第41～44页。
⑦ 社论：「中国、日中境界海域に施设 东ツナ海 ガス採掘ヘ建设」，「东京新闻」，2004年5月28日。
⑧ 社论：「中国ガス採掘 国益损なぅ遇剩な对中配慮」，『読売新闻』，2004年6月8日。
⑨ 新华社2004年6月30日报道：《日媒体恶炒我国开发东海并批评日政府反应迟钝》，http://news.china.com/zh_cn/domestitc/945/20040630/11756611_2.html。
⑩ 朱凤岚：《中日东海争端及其解决的前景》，载《当代亚太》，2005年第7期，第3—16页。
(11) 《日本散布战争威胁 编造中国军事攻击》，http:/www.people.com.cn/GB/junshi/1077/2982867.html。
(12) 参见朱凤岚：《中日东海争端及其解决的前景》，第3～16页。
(13) 转引自查道炯：《中国石油安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页。
(14) 王珊：《从东海油气田争端看日本对华能源政策》，第41～44页。
(15) ［美］迈克尔·T.克莱尔著，童新耕等译：《资源战争——全球冲突的新场景》，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转引自孙冰冰：《论中日东海争端与能源合作》，载《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6期，第88～96页。
(16) 转引自王丰、刘洪义、李健华：《石油资源战》，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17) 马瑾：《本轮国际油价上涨的影响及对策思考》，载《国际石油经济》，2006年第2期，第20～22页。
(18) 编辑特稿：《油价上涨对世界经济影响有限》，载《中国石油石化》，2006年第2期，第18页。
(19) 秦亚青：《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读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载《美国研究》，2001年第2期，第135—145页。
(20) ［美］肯尼思·沃尔兹著，胡少华等译：《国际政治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21)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序言，第3页。
(22)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42页。
(23) 转引自秦亚青：《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理论》，载《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第40～48页。
(24) 杨伯江：《中日关系：势之变》，载《世界知识》，2005年第11期，第66页。
(25) 李培林：《重新崛起的日本》，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60～69页；季红：《正在崛起的中国与重新崛起的日本》，载《经济导刊》，2005年第1～2期，第109～112页。
(26) 刘新宇：《两强并起的战略碰撞》，载《瞭望新闻周刊》，2005年第8期，第17～19页。
(27) 查道炯：《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与中国的对策》，载《当代亚太》，2004年第11期，第15～19页。
(28) 金熙德：《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20世纪90年代新动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页。
(29) ［美］米尔顿·埃兹拉蒂著，沈建译：《变——日本变局如何改变世界局势》，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
(30) 封永平：《大国崛起的安全困境与中日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2期，第35—40页。
(31) ［日］佐伯喜一著，韩立基、潘富德译：《冷战以后亚洲的安全保障》，载《日本问题资料》，1993年第8期，转引自封永平：《大国崛起的安全困境与中日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2期，第35～40页。
(32) 中西辉正：「2010年亚洲新秩序」，『诸君』，1995年第1期，转引自封永平：《大国崛起的安全困境与中日关系》，第35～40页。
(33) 史君伟：《浅析冷战后日本的对华政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8年第5期，第31～33页。
(34) 徐之先：《试析冷战后中日关系的新变化——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20周年〉，载《国际观察》，1998年第4期，第5～7页、第50页。
(35) 吴寄南、陈鸿斌：《中日关系“瓶颈”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107页。
(36) 庞中鹏：《试析中日东海能源之争》，第33～36页。
(37) 周庆安：《后安倍时代中日关系需要确定性》，http://news.sina.com.cn/pl/2007—09—13/072413880068.shtml。
(38) 《分析：安倍辞职不会影响中日关系发展》，http://news.sina.com.cn/w/2007—09—13/113512562572s.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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