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斯大林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近年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研究，相继在国内有关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论创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出发点——兼驳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东方社会理论的观点》、《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臻于成熟——列宁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地位》。[1]现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拙文，属于上述系列论文之一。
一、斯大林东方社会理论的基本内容
斯大林在革命生涯中十分关注东方问题，在许多文章和报告中阐述了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反映斯大林东方社会理论的文献主要有：《不要忘记东方》（1918年）、《光明来自东方》（1918年）、《论东方民族大学生的政治任务》（1925年）、《论中国革命的前途》（1926年）、《中国革命问题》（1927年），等等。研究上述文献，斯大林的东方社会理论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东方人民已经从数百年的沉睡中醒来，献身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世界的光明来自东方。随着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东方国家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这里的人民成为帝国主义者任意宰割的对象。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唤醒了东方人民，使他们展开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尤其是中国、印度和波斯等国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不断发展。就此，斯大林1918年在有关文章中指出：“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第一个打破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劳动群众数百年的沉睡并把他们卷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2]“这样，十月革命就在落后的东方各族人民和先进的西方各族人民之间建立了联系，把他们拉进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阵营。”[3]这里虽有赞扬十月革命伟大作用的含义，但是肯定东方各族人民已经展开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且成为重要力量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同时斯大林还指出，西方帝国主义者过去一直视东方国家为“可靠的后方”，从东方获取了不可计量的自然资源，如棉花、石油、黄金、煤炭、矿石等等，而且还需要获得东方国家“听话的”、“廉价的”劳动力，所以他们十分热心地维持东方国家的“秩序和法制”——当然是通过武力来达到这一目的。十月革命唤醒了东方人民，使他们展开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这意味着帝国主义者失去了它们“可靠的后方”。他说：“必须彻底领悟这个真理：谁想要社会主义胜利，谁就不能忘记东方。”[4]1925年他在同外国记者的谈话中说：“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这个后方的革命化不会不摧毁帝国主义，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而且因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5]
第二，充分认识东方国家的多样性以及它们面临任务的多样性。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存在于各个地区。在东方，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发展的水平上有很大的差别，呈现出发展过程及社会性质的多样性。只有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认识不同国家的不同的革命任务，正确地开展革命运动。斯大林1925年在有关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人们通常总是说东方是一个同一式样的整体。现在大家都明白，单一的、同一式样的东方已经不再存在了，现在有资本主义发达的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殖民地，也有落后的和正在后退的殖民地，对于这些殖民地已经不能用任何同一的尺度去衡量了。”[6]斯大林认识到，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同中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有上海、汉口、南京、长沙等城市，有近三百万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业无产者，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国则没有这个条件。中国有强大的农民土地革命，就此而言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国也不可比拟。正因为如此，“基马尔式的革命，只有在像土耳其、波斯、阿富汗这些没有或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也没有强大的土地革命的国家内，才有可能”[7]。所谓“基马尔式的革命”，指民族商业资产阶级进行的上层革命，它具有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性质，但是在继续发展过程中反对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反对土地革命。斯大林指出：“在中国不可能有基马尔式的革命，因为：(1)在中国有一定数量的战斗的和积极的工业无产阶级，它在农民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2)在中国有展开了的土地革命，它正在扫除自己道路上的封建残余。”[8]在东方，还有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日本。斯大林认识到，日本人民是东方各国人民中“最先进的人民”，但是日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使日本走上帝国主义道路，成为奴役东方人民的工具。对日本人民来说，“出路只有一条：按照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来改变日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9]
在东方，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及其各个加盟共和国，有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这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斯大林郑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1925年5月，他在东方劳动者大学学生大会上的演说中提出：“如果分析一下东方劳动者大学的成分，那就不能不发觉这个成分的某种两重性。这个大学里有不下五十个东方民族和民族集团的代表。这个大学的学生都是东方的儿女。但是这个定义还没有提供任何明确而完整的概念。因为这个大学的学生是由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条件的两个基本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人是从苏维埃东方，从不再有资产阶级政权、已经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并且已经由工人执政的那些国家来的。第二部分学生是从殖民地和附属国来的，也就是从资本主义仍在统治、帝国主义压迫尚完全保存、还必须赶走帝国主义者以争取独立的那些国家来的。这样，在我们面前就有两个过着不同生活并且在不同条件下发展着的东方。”[10]这里的所谓“两个”东方，是对两部分性质不同的国家生动的说明。由此出发，他指出，在各苏维埃国家，当前的任务是在国内建立工业基础，发展农业，推进农业合作化，发展民族文化，加强苏维埃制度的建设。在各殖民地和附属国，当前的任务是宣传共产主义理论，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建立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民族革命联盟并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个联盟的领导地位，使城乡小资产阶级摆脱妥协的资产阶级的影响，保证本国解放运动同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结合等等。
第三，东方一些国家面临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进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在东方一些国家，由于实行封建专制制度，加之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以及外国帝国主义的矛盾，面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例如中国。1926年11月，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中指出，中国革命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把自己的锋芒指向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民族解放革命，从而正确地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同时，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是社会主义。如他在上述演说中论及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时提出：“我以为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就其性质来说，大体上将类似我们在1905年所说的那种政权，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然而不同的是，这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这将是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些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这就是中国革命应该走的方向。”[11]在这里，他由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过渡性的工农民主专政入手，论证了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即向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
1927年，中国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中国革命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此时斯大林在有关文章中提出，中国革命的面前有两条道路：“或者是民族资产阶级（当时斯大林认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引者注）击败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共同进攻革命，以便建立资本主义的统治而结束革命；”“或者是无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挤到一边，巩固自己的领导权，率领城乡千百万劳动群众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反抗，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然后把它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并取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结果。”“二者必居其一。”[12]这里他表达了一种思想，中国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该领导千百万劳动群众，击败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使革命朝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继续前进。同时斯大林认为，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和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大大促进了中国革命走后一条道路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就是为中国革命走后一条道路并取得胜利而奋斗。
第四，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须重视解决农民问题，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东方国家大多数经济比较落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由于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他们的政治态度及行为如何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至关重要，所以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时必须重视解决农民问题，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1923年，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中间阶层问题》一文中提出，在东方国家，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间阶层”，即介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层，“这些阶层的重要性是由下面两种情况决定的：第一，这些阶层是现今各国人口中的大多数，或者至少是数量很大的少数；第二，它们是资产阶级从中招募军队以反对无产阶级的重要后备力量。如果没有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的同情和支持，无产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在我们共和国联盟这样的国家内尤其如此。”[13]他认为，过去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如1848年巴黎工人的斗争、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和响应而失败的，俄国1905年革命的情形也是如此。在1917年俄国革命过程中，由于农民举行起义，支持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所以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针对此，斯大林说：“毫无疑问，十月革命是‘农民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完满结合……十月革命证明，只要无产阶级能够使中间阶层首先是农民脱离资本家阶级，能够使这些阶层由资本的后备力量变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力量，它就能够夺取政权并保持政权。”[14]
苏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同样面临一个能否巩固工农联盟的问题。在国内战争时期，苏俄无产阶级同农民建立了军事政治联盟，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此后，无产阶级通过新经济政策满足了农民的利益，实现了工农业之间正常的经济关系，在新的经济关系上建立了新的工农联盟，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发展了无产阶级事业。斯大林1921年12月在《前途》一文中就此指出：“过去，在战争时期，我们主要是实行军事政治联盟，就是说把地主赶出俄国，把土地交给农民使用，而当地主为了夺回‘自己的财产’而发动战争的时候，我们就对地主作战以捍卫革命成果，因此农民供给工人粮食，并且为军队提供人力。这是一种联盟形式。”[15]这是斯大林对国内战争时期工农军事政治联盟的描绘。他接着说：“现在，当战争已经结束，土地不会再有危险的时候，旧的联盟形式就不够了。需要有另一种联盟形式。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为农民保持土地，而是要保证农民有自由支配这块土地上的产品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就必然使耕地面积进一步缩减，使农业日趋衰落，使运输业和工业瘫痪（由于缺乏粮食），使军队瓦解（由于缺乏粮食），而这一切必然导致工农实际联盟的破裂。”[16]这是斯大林对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及建立工农之间新联盟形式必要性的正确阐述。当时，党和苏维埃政权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解决了这一问题。斯大林由此说，由工农军事政治联盟向新的联盟形式转变，是正确理解新经济政策的钥匙。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解决农民问题和建立工农联盟意义更为重要。可是，在中国革命初期，并不是每个革命者对此都有足够的认识。斯大林1926年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知道在国民党（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统一战线——引者注）人中间，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人认为不可能在农村掀起革命，他们害怕把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同志们，这是极端荒谬的。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17]他认为，为了唤起千百万农民参加革命，中国革命者必须走下述三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成立农民委员会并使革命者加入这种委员会，通过委员会的积极活动影响农民。第二条道路是建立新的人民革命政权机关，使共产党人加入这些机关，使这些机关接近农民群众，使它帮助和满足农民的利益要求，从而影响农民群众。第三条道路是通过革命军队来影响农民群众，因为农民对新政权和对整个中国革命的态度是由他们看革命军队的行为看这个军队对地主的态度以及看它帮助农民的行动而决定的。
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发生后不久，斯大林随即提出了中国必须进行土地革命的思想。这年4月21日，他在有关文件中提出，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的阶段，随着“四一二”事变的发生，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千百万工农群众进行革命特别是进行土地革命的阶段。当时有人向斯大林提出，现时中国提出夺取地主土地的口号是不是需要的。他回答说：“我认为是需要的。事实上没收土地的口号在若干地区内已在实行。在好些地区，如湖南、湖北等地，农民已经从下面夺取土地，成立自己的法庭，惩治自己的敌人，组织自己的自卫力量。我想，中国全体农民在最近期间都要去实现没收土地的口号。中国革命的力量就在这里。”[18]
第五，东方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必须建立革命军队和研究军事。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国共合作的影响和推动，广州革命政府建立了革命军队，并展开了北伐战争。俄共（布）和中共内有的同志对此持不正确认识，认为北伐战争是广州军阀对北方军阀的战争。斯大林对此说：“同志们，这就大错特错了，中国革命军队是中国工农争取自身解放的极重要的因素……广州派的推进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对其中国走狗的打击，就是给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给工人以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中国革命军队的特点和极重要的意义就在这里。”[19]他说，18世纪和19世纪西方的革命，通常是在大多数人民没有武器或武器很差的情况下举行起义。起义者同旧军队发生冲突，竭力瓦解旧军队，或者把一部分旧军队拉到自己方面来。1905年俄国革命的情况也是如此。“中国的情况却不同。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20]由此出发，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注意军队的工作，如要求他们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竭力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着手研究军事，不应该把军事看成次要的事情，而应把它看成为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1927年“四一二”事变发生后不久，有的人提出，在现时的中国能不能提出建立正规红军的问题。斯大林说，立即建立正规红军以取代现有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这一是因为建立正规红军当前尚没有条件，二是因为武汉的革命政府当前尚没有公开反对革命，他们领导的军队还在进行革命战争。同时斯大林说：“现在主要是一方面要改善现有军队，用一切可行的办法使军队革命化，一方面要立刻奠定由受过土地革命锻炼的革命农民和革命工人组成的新的革命军的团和师的基础，成立一些新的、真正可靠的、拥有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军团，使他们成为武汉革命政府的柱石，这些军团也就是以后要发展成为红军的新的军队的核心。”[21]在这里，斯大林虽然说立即建立正规红军尚不具备条件，但是他要求为不久以后建立红军奠定基础和做好准备。他的思想实际是共产党人掌握军队和进行军事斗争的思想。
第六，应该反对在东方革命问题上的激进主义、冒险主义的行为。例如，在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上，联共（布）内和共产国际内产生了一种脱离实际的激进主义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中国的封建主义残余或者说是不存在的，或者是微乎其微，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所以在中国开展土地革命是不必要的，当前中国的革命是“反关税的革命”，它的任务是争取关税自主。斯大林批评这种看法，坚持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要不要立即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在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内一直存在意见分歧。有人1926年提出，必须在中国建立农民代表苏维埃。斯大林说，不能离开中国的工业中心而在农村建立苏维埃，从中国工业中心的情况看成立苏维埃现在不是迫切的任务。“只有在中国已处于摧毁旧事物并创造新政权的农民运动最高涨的时期，并且估计到中国工业中心已经冲破堤防而进入成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才能进行组织。可以不可以说中国农民和整个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这个阶段了呢？不，不可以。因此，现在谈苏维埃就是往前跑得太远了。”[22]在“四一二”事变以后，在武汉的国民革命政府还保持革命面目的时候，有的人又提出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斯大林说，这时号召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号召举行武装起义以反对武汉的国民革命政府，这显然是不适当的。谁这时主张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谁就是冒险把中国革命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23]。有的人提出问题：现在可以不可以提出夺取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口号，能不能提出夺取在中国的外国企业的口号。斯大林回答说，夺取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时机还不成熟，至于夺取外国企业，那是以后的事情，因为夺取外国企业等于直接对外国宣战，“我以为在革命的现阶段，当革命还没有巩固的时候，这种办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不适当的。”[24]可见，在上述问题上，斯大林表示了反对激进主义、冒险主义、主张务实的态度。
二、斯大林东方社会理论的特点
斯大林东方社会理论的特点，表现为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同实践的紧密结合。这个提法的含义在于，“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此前的发展阶段，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具有很强的逻辑推理和思想预见的特点，到斯大林这里，由于东方的革命实践已经充分展现出来，这个理论则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起着直接指导实践的作用。就此，可以作如下分析：
第一，斯大林的东方社会理论适应世界革命的潮流不断向东方发展的实际，反映和说明了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同中国革命实践的紧密结合。19世纪中后期，世界革命的潮流不断地由西方向东方发展，“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视线也不断地向东方延伸。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关注到当时俄国的革命运动，评价了当时俄国革命的地位和作用，预测了俄国革命的走势。20世纪初特别是十月革命时期，俄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地，东方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也掀起革命运动，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一方面反映和说明了俄国革命的问题，另一方面反映和说明了东方殖民地和附属国革命运动的问题。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当时东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运动展现得尚不够充分，可供研究的材料尚不够丰富，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对殖民地和附属国革命运动的反映和说明，主要的是逻辑推理和思想预见。也就是说，根据俄国革命的事实和材料推理东方其他国家的革命的规律，根据当前事物发展的特征预见它以后的结果。列宁逝世后，特别是1924-1927年，中国的革命走向了高潮，如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建立广州革命根据地，北伐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兴起。这时，斯大林的东方社会理论，一个特点是面对东方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形势，把关注点集中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恰当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与中国实践的紧密结合。另一个特点是具体地说明和解决了中国革命过程中提出的诸多问题。例如，斯大林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矛盾，确认中国革命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斯大林研究了中国革命已经走过的路程，提出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全民族建立联合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的阶段（即中国史学界所说的“大革命”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土地革命的阶段；斯大林明确提出了中国农民占人口大多数以及农民深受剥削的事实，主张进行土地革命，夺取地主的土地为穷苦农民所有，发动全体农民参加革命；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共产党人必须掌握武装，研究军事；斯大林提出中国人民在革命过程中只有在时机成熟时才能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只有在条件成熟时才能夺取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和本国资本主义企业，切不可在这些问题上“冒进”；并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即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并通过这个政权过渡到社会主义。上述斯大林的东方社会理论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深入探讨并力图正确地说明了这个实践，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第二，这个理论适应苏俄（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深入发展的实际，力图反映和说明苏俄（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同苏俄（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紧密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只是探索了俄国有无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而走上特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列宁的东方社会理论提出了俄国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提出了苏俄必须渐进地组织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措施，但是当时的国际形势未反映出苏俄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紧迫性，所以列宁关于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小心谨慎、渐进地、稳妥地发展，以守为攻，以退为进。列宁逝世以后，特别是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极为严峻，帝国主义新的战争冒险日益逼近。面对这种形势，苏联必须快速地发展，尽快增强综合国力特别是增强国防力量。从苏联面临的严峻形势出发，斯大林的东方社会理论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战略，规划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例如，斯大林提出，落后者是要挨打的，苏联比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落后了五十至一百年，它必须在十年时间内缩短同西方国家之间的距离；实现国家工业化，加强生产资料的生产，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改变生产落后的面貌；通过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通过开展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加强党的建设，培养千百万党的优秀干部，以利于组织好各个领域里的工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使工农群众在经济上翻身做主人，调动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上述理论观点是斯大林针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而提出的，是苏联当时面临严峻国际形势的必要选择，它适合苏联的实际，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措施和办法，所以是斯大林东方社会理论的内容。历史证明，斯大林的上述理论促进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使苏联通过十年的时间加强了综合国力和国防力量，为后来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准备了坚实的物质条件。由此可以说，斯大林的东方社会理论力图反映和说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紧密结合。
第三，这个理论反映了东方其他一些国家发展和革命的问题，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同这些国家实际的紧密结合。关于日本问题，斯大林提出，日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使日本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使日本人民不是成为解放东方民族的工具，而是成为奴役东方民族的工具。日本人民的出路在于按照日本人民的利益来改变日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关于苏联各东方民族的发展，斯大林提出，这些民族的发展已经获得了许多有利条件，如沙皇制度、俄国帝国主义制度、边疆区的剥削制度等已被推翻，但是这些民族能否实现快速发展，经济文化水平能否很快达到苏联的水平，取决于它们对当前有利条件利用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东方民族本身”。关于土耳其的经济状况和革命道路，斯大林认为，不能将土耳其与中国相提并论，土耳其没有上海、武汉、南京、天津那样的工业中心，安哥拉远不如武汉进步和发达，正像基马尔党的革命性远不如武汉的左派国民党一样。帝国主义已经从土耳其手中夺取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等重要的领地，部分地满足了掠夺的欲望。土耳其对于帝国主义来说既不是重要的市场，也不是重要的投资场所。因此，土耳其远不像中国那样成为帝国主义激烈争夺的地方，它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远非中国那样激烈和尖锐。这些情况决定了土耳其只能发生商业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个革命的彻底性远不能同中国革命相比拟。上述斯大林的观点说明，他关注到俄国、中国以外东方其他一些国家发展和革命的问题，力图正确地、科学地说明这些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同这些国家实际的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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