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融资偏好顺序及其决定因素——来自五省农户调查的微观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户论文,微观论文,融资论文,顺序论文,证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二元金融供给结构是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尽管正式渠道与非正式渠道在利率水平、贷款规模、贷款期限、抵押要求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但两个渠道的信贷交易在农村都很活跃。那么，对农户而言，两种渠道提供的信贷服务是否为简单替代的关系呢？尽管两种渠道各自的特征等已经在现有文献中得到细致研究，①但对于农户的融资偏好顺序这个基本问题，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这对于进一步理解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两元结构，进而改善其运行是不利的。
在对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的研究中，考虑到银行等正式机构的利率往往受到政府的干预，控制在较低的水平，国外主流观点通常对农户融资顺序作如下假设：即农户首先会争取正式机构贷款，如果还不能满足需求，才去求助非正式渠道。在此基础上，进而分析这种分割的农村金融市场。②
但上述关于农户融资偏好顺序的结论，是基于对农户实际贷款行为的观察，并假设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提供的服务除利率水平以外全都相同的前提下才能得到的，并不能完全反映农户真实的融资偏好。事实上，由于政府管制力度和信息不对称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提供的贷款不仅在价格（即利率水平）上有差异，在贷款可得性、规模、期限、交易成本、抵押要求、保险功能等方面也各不相同。也就是说，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提供的是两类不同的贷款“套餐”，而非简单的价格，两者具有各自的优势，农户是在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下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
现有文献对于农户的实际融资结构（即贷款来源的构成）已有大量的调查和研究，但是农户的具体融资偏好——即农户对两种“套餐”服务的选择及其决策过程，还很少有文献涉及。本文试图解决这个问题，通过意愿调查的方法，利用农户的直接评价来判定其融资偏好顺序。通过对江苏、云南、甘肃等地1412个农户家庭的调查，发现样本农户频繁参与正式与非正式借贷交易，但不论从借贷发生次数，还是借贷规模来看，农户从非正式部门的借款都要超过正式部门；而意愿调查的结果进一步表明，81.02%的农户倾向于先求助于非正式部门（亲友），只有不到1/5的农户会优先考虑向正式机构融资。在此基础上，本文探究了农户在融资中首先会求助于非正式部门的原因，除了较低的利率水平以外，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保险性需求等也是决定农户偏好非正式融资的重要因素，而生命周期和土地面积的影响不显著。
一、文献回顾
Myers and Majluf使用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企业的融资顺序选择问题，并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啄序理论(Pecking order theory)，即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在融资中首先倾向于使用内源融资，然后是债务融资，最后才求助于配股融资。③农户的融资渠道显然不如企业丰富，但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样十分严重，从外部融资时，肯定需要支付更高的成本，因而内源融资必然是农户面临资金需求时的首选，这是两者相似的地方，在文献中也得到了验证。④农户融资和企业融资的不同点在于，前者没有机会通过股票融资，而在通过债务进行融资的过程中，由于农村金融市场的二元供给特征，面临着正式机构和私人借贷者两种不同的渠道。那么农户如何在两者之中进行选择呢？
Bell等观察到某些发展中国家农户的非正式贷款的利率要远远超过正式贷款的利率，⑤因而这样界定农户的融资顺序：农户首先会争取正式机构的贷款，如果还不能够满足需求，才去求助于非正式渠道。他们还提供了一些直接证据，如许多农户先去申请正式贷款，然后再转向非正式部门等。这个观点在后来的主流文献中被广泛地接受（根据他们对Punjab的调查，由于利率管制等原因，正式贷款平均年利率为11%，远低于18.7%的非正式贷款利率）。
在此前提下，学者们给出了两个部门共存的解释。Bhattacharyya and Kumbhakar等指出，非正式部门充当了正式部门“溢出”需求的接收者。⑥由于正式金融机构面对数量众多的分散农户时，在信息收集方面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在监督农户的贷款使用方面也比较困难。当农户违约时，也缺乏有效的执行合同的手段（农户在违约时只承担有限责任，因为银行只能取走他的抵押品，而不能无限制地剥夺他的其他财产），不得不借助于抵押机制解决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而非正式放款人（如亲友等）一般与农户生活在同一社区，可以利用更好的信息甄别农户的类型，监督农户的行动，且可以通过社会压力或者延期还款等方式有效控制农户的违约行为，因而对抵押机制的依赖不强，能够为那些被正式部门拒绝的农户提供信贷服务；Boucher and Guirkinger进一步指出，贷款具有风险成本，如果农户是风险规避的，并且缺乏有效的保险手段，正式贷款对于抵押的要求会使得农户被迫承受失去抵押物品的风险，从而降低其期望效用，这样就有一部分农户即使有能力提供抵押，但仍然会放弃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非正式贷款不需要太多抵押，使得这部分农户具有了实现好的投资机会的可能。⑦从这个意义上讲，非正式部门不但缓解了“数量配给”(quantity rationing)，同时改善了“风险配给”(risk rationing)；⑧Kochar，⑨Mushinski⑩等则强调非正式部门在交易成本方面的优势。在农村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地区，农户到正式部门借款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资金，如果对工作人员不熟悉，有时还需要花费更多的成本（如送礼等）；而非正式放款人往往与农户生活在同一社区，经常与农户见面，交易成本几乎为零，因而能够以更低的实际成本提供贷款。
对我国农户借贷行为的研究成果部分验证了上述理论。调查发现，农户频繁参与正式与非正式借贷交易，其中民间借贷是满足农户借贷资金需求的主要渠道（通常在60-80%左右），多数民间借贷（来自亲友）是免息的，生产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都占到了较高的比重。(11)学者们指出，由于政府对利率水平的控制，加上信息成本、交易成本等因素，信用社等正规机构在资金规模、资金用途等方面都很难满足农户的融资需求，因而非正式渠道成为农户的重要资金来源。
那么现实中我国农户究竟偏好哪一种融资渠道呢？其偏好选择是否能够用上述理论完全解释呢？一些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首先，国外关于农户融资偏好顺序的结论，是在假设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提供的服务除利率水平以外全都相同的前提下才能得到的。如果考虑到贷款规模、贷款期限、抵押要求等其他方面，很难说农户的偏好就服从这种顺序。其次，现有分析大都是基于农户的实际借款行为，它是农户借款需求和供给相互作用的结果，不能完全反映农户的融资偏好。再次，非正式融资除了在抵押、交易成本、执行能力等方面具有优势以外，还具有重要的保险功能。Udry对尼日利亚村庄的研究发现，村民对非正式贷款借款的偿还取决于借款人和放款人遭遇的冲击，表明非正式贷款在村民中承担了对冲保险(pooling risk)的作用。(12)而对我国农户的研究也指出，农户在面临疾病、学费等支出时常常求助于非正式融资。这种保险功能对农户融资偏好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另外，农户生命周期会影响家庭的经济行为，(13)进而可能会影响农户的融资偏好。
基于这些原因，本文基于意愿调查分析我国农户的融资偏好顺序，并考察保险、生命周期等因素对农户融资偏好的影响。通过农户的直接评价来判定其融资偏好顺序固然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但它是农户权衡两种渠道的各个方面后的最终选择，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出这两种渠道提供的信贷服务为最终的需求者——农户所认可的程度。
二、数据来源与主要事实
我们对陕西、宁夏、河南、江苏、云南等5个省份的1800个农户家庭进行了细致的专题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412份。调查涵盖了农户在2007年的信贷、收入、消费、土地等各个方面，尤其在信贷方面的详细信息。调查通过我们在各地一些大学联系的大学生对自己所在的村庄进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学生来源地的影响。但在调查设计中，我们要求每个调查员对所在村庄的20个左右的农户进行调查，并且按照覆盖该村各个收入层次的原则选取样本。
1.借款交易
共有378个样本农户在调查年份有过信贷交易，占总样本数的26.7%。从融资渠道的频率来看，当农户需要借款时，在多数情况下(60.05%)求助于非正式渠道，完全求助于正式渠道的农户比例不到1/3；从融资规模来看，正式借款的平均数额接近2万元，而非正式借款的规模约为1.2万元。这可能是由于与亲友等民间借款人相比，银行、信用社等正式机构拥有更多的资金，因而当农户的资金需求较高时（如扩大生产、买房等），无法通过民间渠道解决时，更多地求助于正式渠道；由于这样的原因，从融资总额来看，正式渠道提供的资金与非正式渠道的差别并不是很明显。
从借款目的来看，用于生产性用途和消费性用途的借款各占一半左右。在生产性借款中，主要用于子女上学的借款占到总笔数的22.75%，是发生频率最高的。用于传统投资用途（如购买农机具、种子化肥等农资、做生意等）的借款共占到总笔数的31.22%。消费性借款的用途比较多样化，造房子、婚嫁喜丧等是农户家庭的传统大事，为这些消费进行的借款占到总笔数的29.36%，因为遇到灾难、疾病等受到收入冲击而进行的借款占到总笔数的11.90%，应付日常支出的借款也占到5.29%。
农户在面临不同的借款目的时，其求助的融资渠道也大不相同。Feder指出：正式借款满足投资性需求，非正式借款满足消费性需求。(14)我们的调查显示当前农村的事实不仅仅如此。在需要为子女上学融资的农户中，79.52%完全求助于民间渠道，10.84%完全求助于正式机构，余下的9.64%同时求助于两种渠道。送子女上学属于人力资本投资，但其投资的回报周期非常长，往往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不产生货币回报，由于正式机构的借款合同执行能力有限，很难为这类贷款提供服务；为传统投资用途融资的农户中，55.26%完全求助于正式机构，35.09%完全求助于非正式渠道，余下的9.65%同时求助于两种渠道；而为消费性用途融资的农户中，只有16.77%完全求助于正式机构，72.67%完全求助于非正式渠道，余下的10.56%同时求助于两种渠道。显然，正式机构主要服务于农户进行传统生产投资的资金需求（尽管满足率不高），而非正式放款人在满足农户大部分消费性资金需求的同时，也为农户的生产性资金需求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农户的人力资本投资方面。
从借款的利率成本来看，非正式借款的利率水平明显低于正式借款。根据调查信息比较详细的贷款数据，136笔正式借款的平均年利率水平为9.82%，有抵押或担保的比例为44.12%，平均借款期限为13.40个月；102笔亲友借款的平均利率水平为0.24%，其中100笔的利率为0，有抵押或担保的比例仅为0.98%，借款期限非常灵活，其中78笔没有设定借款期限；4笔从其他途径筹集的非正式借款，平均利率水平较高，达到15.30%，均没有抵押品，贷款期限比较灵活，其中有1笔没有设定借款期限。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两情”（亲情和友情）借贷是农户借贷的主体，这种借贷通常以“情”为担保，不需要支付利息。(15)
以上分析基于农户的实际借款交易，简单总结如下：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的资金供给者，正式与非正式部门各自承担了重要的任务，但两者的服务对象、服务特点等存在很大的差异：前者主要服务于农户的传统生产投资资金需求，利率水平相对较高，平均规模相对较大，对农户的抵押、担保、期限都有较严格的要求；后者更多地服务于农户的消费性和教育投资（长期）资金需求，利率水平相对较低，平均规模相对较小，在抵押、担保、期限等方面的要求十分灵活。
2.农户融资偏好顺序
正式与非正式渠道各有特点，那么农户究竟遵循什么样的偏好顺序呢？农户的实际借款交易取决于农户自身的资金需求与放款人的资金供给，无法直接反映出这种偏好，因此我们进行了一项意愿调查，让农户根据自己的偏好对银行、信用社、亲友、高利贷、其他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排序。由于所有农户都将高利贷列为“最不情愿的选择”，这里只分析农户对渠道的第一选择。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68个样本农户将信用社、银行等正式渠道列为解决资金需求的首选，仅占到样本总数的18.98%；大多数农户（占总数的4/5）在面临资金需求时，首先求助的是非正式渠道。
三、融资偏好的决定因素
1.计量模型
为什么这么多的农户偏好非正式借贷渠道呢？考虑到农户的偏好是二元选择，我们建立Probit模型进行分析。令y代表农户的融资偏好，若首选非正式渠道取值为1，首选正式渠道为0，令X代表影响农户融资偏好顺序的因素，建立模型如下：
2.变量选择
根据文献综述，我们将影响农户融资偏好的因素归结为利息成本、信息成本、交易成本、保险功能、农户生命周期和个人特征、地区差异等，因此选择变量如下：
利差。正如调查所显示的，非正式借款的利率水平明显低于正式借款。在我国农村，非正式贷款的利率小于正式贷款的利率，这很可能使得农户更偏好非正式融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正相反。韩俊等研究验证了我国农户面临的利率的外生性，(16)因而可以将两种渠道的利差水平作为解释变量。由于在实际中难以观察到每个农户所面临的利率水平，在模型中本文使用平均利差作为解释变量，其影响反映到常数变量中。当然，常数变量中可能还会包含其他不随农户变化的变量，受到数据限制，这里很难将其影响区分出来。
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劳动力教育程度、土地面积。由于银行、信用社等正式机构不能够很好地了解借款农户的私有信息，他们会更多地利用收入和教育程度等外在标准对农户的偿债能力进行评估。不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农户预期很难得到正式渠道的服务，自然会优先选择非正式渠道。与国外不同的是，我国农户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因而土地面积是否能够影响正式机构对农户的评估有待证实。
家庭中是否有成员外出打工。在外打工收入已经成为我国农户收入的重要来源，样本农户中，超过一半的家庭至少有一个成员在外打工。与风险较高的农业收入相比，打工收入相对稳定，因而这样的农户可能更容易得到正式机构的信任；另一方面，随着农户在更加现代化的城市经历的增加，能力和观念也会发生变化，他们能够更熟练地使用银行等现代部门提供的服务（更低的交易成本），因而可能会更倾向于正式渠道。
家庭是否参与合作社、是否在正式部门有良好的信用记录、是否有成员担任村干部，这些因素都使得农户与银行、信用社等正式机构的关系更密切，获取信息的成本更低，从而更容易得到正式机构的服务。
所在乡镇的银行和信用社的拥有状态。该变量代表当地的正式金融部门发展状况。由于农村业务的比较收益较低，我国的商业银行并不重视对基层农村的服务，(17)甚至出现过大规模撤并县域以下分支机构的现象。样本农户所处的地区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没有银行和信用社。在这些地区，具有潜在需求的农户每次到达最近的正式机构，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资金（通常这种地方交通还不方便），因而可能更倾向于非正式渠道。
农户遭遇的灾害冲击和健康冲击。由于我国农村缺乏健全的保险市场，当农户遭遇灾害冲击或健康冲击而又无力承受时，往往只能通过亲情和友情网络来筹集资金渡过难关。非正式部门的这种保险功能，使其在农户遭遇冲击时更受青睐。
生命周期。为更好地反映农户的生命周期对融资偏好的影响，按年龄将农户分为6组。(18)农户家庭的经济行为受到生命周期规律的影响。当农户家庭劳动人口负担较低时，农户的经济收入增速加快，处于积累财富的上升阶段；而农户家庭劳动人口负担较高时，农户的经济收入增长乏力，处于消费财富的下滑状态。正式机构总是希望找到偿还能力较高的农户，这种生命周期的变化，很可能会影响其在贷款时的决策；而非正式放款人不完全根据农户的收入能力决策（如上面提到的“两情”等），不会因为农户处于生命周期的低谷而拒绝放款，因而，此时的农户可能更倾向于非正式渠道。
最后，在模型中加入户主性别、地区虚拟变量等作为控制变量。
3.估计结果
表5列出了实证模型的估计结果。除生命周期对农户融资的影响不明显外，其他主要变量的参数估计基本符合理论预期。
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在外打工显著影响农户的融资偏好顺序，土地面积的影响不显著。农户收入水平越高，教育程度越高，外出打工越多，对正式渠道的偏好就越强。在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农户的收入每提高1个百分点，偏好正式渠道融资的概率高出3.21%；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上的农户与高中以下的相比，偏好正式渠道融资的概率高出4.41%；有成员外出打工的农户与没有的相比，偏好正式渠道融资的概率高出4.90%。土地面积的影响不显著并不意外，一方面我国农户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土地不能作为有效的抵押品；另一方面当前农户的收入能力与土地面积的关系越来越弱，甚至在一些地区土地越多的农户收入越低。土地面积对于促进正式信贷交易没有多大的帮助。
参加合作组织、拥有信用记录、担任村干部都会降低正式组织与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也都显著地促进了农户对正式信贷的偏好，且其边际效应都较高：与没有参加合作组织的农户相比，参加合作组织的农户偏好正式渠道融资的概率高出8.83%。通过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合作组织既可以使得成员的生产、销售更加有效，也可以通过内部的相互监督、奖惩机制等，解决银行与单个农户进行交易时执行合同的成本过高等问题。目前我国农村的合作组织发展还在起步阶段，样本农户参加合作组织的比例只有6.52%，如果给予合作组织更好的发展空间，将为农户融资提供更多的选择。有信用记录的农户，相比于没有信用记录的农户，偏好正式渠道融资的概率高出9.26%。表明农户在与正式机构打过交道并有过成功的交易以后，更容易得到正式渠道的信任。这一点说明个人信用体系可以很好地降低正式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使得更多的农户得到正式渠道的服务。
与正式机构的交易成本显著影响农户对非正式融资的偏好。如果农户所在乡镇有银行，他偏好非正式融资的概率会下降4.34%，如果农户所在乡镇有信用社，他偏好非正式融资的概率会下降8.34%。这表明正式金融市场的发展会使得农户更多地参与正式借贷交易。
当农户遭遇到收入冲击时，首先求助于非正式渠道的概率显著增加。遭遇灾害冲击的农户偏好非正式融资的概率会增加8.17%。这一点充分体现出非正式融资的保险功能。单个农户在经济上遭遇冲击急需资金的情形在农村是经常会发生的，此时亲友等往往会及时提供借款甚至馈赠等帮助，保证他维持基本的消费水平，并保留继续发展的能力，不致从此陷入贫困陷阱；而当农户的亲友遭遇困难时，他也会提供自己的帮助。这种保险对于冲击的条件、提供的资金数额等都没有正式的合同约定，但在农村地区广泛地存在和运行，对农户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说正式渠道对农户起到的作用是锦上添花的话，非正式渠道往往兼有雪中送炭的作用。当然，亲友的资金是有限的，而且亲友本身也可能同时遇到冲击，因此这种保险功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当发生农户与亲友同时遭遇严重自然灾害或者农户患上治疗费用高昂的重病等情形时，往往会因缺乏帮助而陷入长期的贫困陷阱。
代表不同年龄段的虚拟变量都不显著，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以后，处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户的融资偏好顺序没有显著的差异。这可能是因为正式金融机构只看重农户的当前收入水平，因而对农户的年龄及其与未来收入的关系并不关注；代表地区的虚拟变量大多显著，表明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差异会影响农户的融资偏好顺序。
常数项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根据前面的分析，常数项中包含了利差以及其他不随农户变化的因素，但这里部分提供了利差影响农户融资偏好的证据。
结论
通过意愿调查，本文发现80%以上的农户在面临资金需求时首先求助于非正式渠道，这与国外学者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对农户借款交易的分析发现，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二元特征十分明显，正式与非正式部门提供的服务存在明显的差异：正式机构通常满足生产性借款需求，借款规模相对较大，要求农户具有抵押或担保，借款利率水平较高；非正式部门既满足生产性借款需求，也满足消费性借款需求，在借款规模、抵押或担保要求方面比较灵活，借款利率水平较低，绝大多数是无息的“两情”借款。
对农户融资意愿的进一步实证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保险性需求、利率水平等是决定农户偏好非正式融资的主要决定因素。为了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正式机构需要采用客观标准对农户进行“筛选”，使得收入和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户不得不选择非正式借贷；而参加合作组织、拥有良好信用记录、担任村干部的农户，因为与正式机构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对正式借贷的偏好上升；正式金融市场发展较好的地区，因为更低的交易成本，会吸引更多的农户在融资时选择正式渠道；在遭遇灾害等收入冲击时，由于亲友信贷等具有的保险功能，农户对非正式渠道的偏好增加；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差异也会对农户融资偏好造成影响。
非正式部门在很多方面比正式部门更有优势：首先，更低的利息成本。大多数非正式贷款来源于农户的亲友，许多贷款是免息的。其次，更少的抵押要求。非正式放款人与借款人通常都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可以利用更好的信息进行筛选和监督，以替代抵押机制。这使得更多的贫困农户获得贷款的机会。再次，额外的保险功能。在风险较高的农村地区，当农户遭遇灾害、疾病等外部冲击时，非正式借贷为农户提供了重要的保险服务。既然如此，为什么农户还会向正式部门贷款呢？本文认为，以亲友借贷为主的非正式部门资金规模毕竟是有限的，因而政府仍需要拓宽和深化农村金融市场，更好地满足农户的金融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从农户实际借款交易数据来看，相对于正式渠道，亲友借贷等具有的低利率成本特点是显而易见的，这很可能是决定农户偏好非正式融资的重要因素；另外，由于我国农户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土地面积没有显著影响农户的融资偏好；生命周期对于融资偏好的影响也不显著。
这些结果表明，我国农户偏好非正式融资是合乎理性的。在很多情况下，并非他们不愿意参与正式借贷交易，而是出于客观的原因：如与正式机构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当地的正式金融市场发展滞后，正式机构不能满足保险性资金需求等，这些因素对他们从正式机构得到借款造成了阻碍。尽管非正式部门在信息、交易成本、服务功能等方面具有优势，但是由于资金来源、自身风险等限制，完全依赖它来解决农户多样化的信贷需求是不可能的。因此，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农村金融市场是必要的。政府可以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在农村引进各种金融机构和组织，特别是具有信息优势的小额信贷组织等，以满足农户的多元化需求；其次，政府应该鼓励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村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合作组织，解决正式金融机构面对分散农户的信息和交易成本等问题；最后，政府需要建立和完善农村个人信用体系，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农村金融市场，个人信用体系能够降低交易的信息成本，使得更多的农户得到正式渠道的服务。
注释：
①何广文：《从农村居民资金借贷行为看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中国农村经济》1999年第10期；史清华、陈凯：《欠发达地区农民借贷行为的实证分析——山西745户农民家庭的借贷行为的调查》，《农业经济问题》2002年第10期；朱守银、张照新、张海阳、汪承先：《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供给和需求——以传统农区为例》，《管理世界》2003年第3期；霍学喜、屈小博：《西部传统农业区域农户资金借贷需求与供给分析——对陕西渭北地区农户资金借贷的调查与思考》，《中国农村经济》2005年第8期；等等。
②Bell,T.N.Srinivasan and C.Udry,"Rationing,Spillover and Interlinking in Credit Markets:The Case of Rural Punjab," Oxford Economic Papers,No.49,1997,pp.557-587; Kochar,A.,"Does Lack of Access to Formal Credit Constra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the Land Tenancy Market in Rural Indi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79,No.3,1997,pp.754-763; Boucher,S.and Guirkinger,C.,"Risk,Wealth,and Sectoral Choice in Rural Credit Market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89,No.4,2007,pp.991-1004；等等。
③Myers,S.C.and Majluf,N.S.,"Corporate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When Firms Have Information That Investors Do Not,"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Vol.13,No.2,1984,pp.187-221.
④Barry,P.; Bierlen,R.and Sotomayor,N.,"Financial Structure of Farm Businesses under Imperfect Capital Market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82,No.4,2000,pp.920-33.
⑤Bell,T.; Srinivasan,N.and Udry C.,"Rationing,Spillover and Interlinking in Credit Markets:The Case of Rural Punjab," Oxford Economic Papers,No.49,1997,pp.557-587.
⑥Bhattacharyya,A.and Kumbhakar,S.,"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Output Loss in the Presence of Expenditure Constraint:A Generalized Shadow Price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79,No.3,1997,pp.860-871.
⑦Boucher,S.and Guirkinger,C.,"Risk,Wealth,and Sectoral Choice in Rural Credit Market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eultural Economics,Vol.89,No.4,2007,pp.991-1004.
⑧Boucher,S.,Guirkinger,C.and Trivelli,C.,"Direct Elicitation of Credit Constraints:Conceptual and Practical Issue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Peruvian Agriculture," Working Paper,200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
⑨Kochar,A.,"Does Lack of Access to Formal Credit Constra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the Land Tenancy Market in Rural Indi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79,No.3,1997,pp.754-763.
⑩Mushinski,D.,"An Analysis of Loan Offer Functions of Banks and Credit Unions in Guatemal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36,No.2,1999,pp.88-112.
(11)见何广文：《从农村居民资金借贷行为看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中国农村经济》1999年第10期；史清华、陈凯：《欠发达地区农民借贷行为的实证分析——山西745户农民家庭的借贷行为的调查》，《农业经济问题》2002年第10期；朱守银、张照新、张海阳、汪承先：《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供给和需求——以传统农区为例》，《管理世界》2003年第3期；霍学喜、屈小博：《西部传统农业区域农户资金借贷需求与供给分析——对陕西渭北地区农户资金借贷的调查与思考》，《中国农村经济》2005年第8期；黄祖辉、刘西川、程恩江：《中国农户的信贷需求：生产性抑或消费性——方法比较与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
(12)Udry,C.,"Risk and Insurance in a Rural Credit Market: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 Northern Nigeria,"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Vol.61,No.3,1994,pp.495-526.
(13)史清华、陈凯：《欠发达地区农民借贷行为的实证分析——山西745户农民家庭的借贷行为的调查》，《农业经济问题》2002年第10期。
(14)Feder,G.; Lau,L J.; Lin,J.Y.and Luo,X.,"The Determinants of Farm Investment And Residential Construction in Post-Reform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41,No.1,1992,pp.1-26.
(15)史清华、陈凯：《欠发达地区农民借贷行为的实证分析——山西745户农民家庭的借贷行为的调查》，《农业经济问题》2002年第10期。
(16)韩俊、罗丹、程郁：《信贷约束下农户借贷需求行为的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7年第2期。
(17)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服务小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
(18)分组标准为：20岁以下，21-30岁，31-40岁，41-50岁，51-60岁，61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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