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把握邓小平关于速度与效益关系的论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述论文,效益论文,速度论文,关系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确理解和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中，邓小平同志从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速度与效益关系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基础、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内涵、实现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关键等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对开创世纪之交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局面是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一、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在经济发展中必须遵循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我国多年来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在处理速度与效益关系上，难就难在如何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是一种辩证的统一。一方面，一定的发展速度是以效益的提高为重要条件的；另一方面，效益的提高又是以一定的发展速度为必要前提的。总结以往的经验与教训，我们深切地感到，要真正地实现二者的统一，关键就在于搞清二者相统一的基础。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在探讨速度与效益统一关系问题时，十分注重对这种统一关系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的深入论述。
生产力作为人们征服自然的一种物质力量，其运动和发展必然表现为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两个方面。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量的增长，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发展的较高速度上，即“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质的提高，集中表现为比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即“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 页）邓小平同志在注重生产力发展的量的增长的同时，更为重视生产力的质的提高。他强调“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2页）， 就是为了说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须体现在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增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上。邓小平同志的这一理论概括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处理好速度与效益关系问题的重要指南。
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之下，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是这个社会制度生存的重要因素之一。邓小平同志历来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但首要的就表现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方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即表现在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与较好的经济效益上。只有以生产力发展为坚实基础的速度与效益，才能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真正地好起来，国家的实力真正得到增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也才能得到巩固，即使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斗争中，“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
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来理解速度与效益统一关系，就有可能科学地把握经济发展的“度”。这是邓小平同志关于速度与效益关系的一个重要思想。改革开放的十多年间，邓小平同志多次从政治的高度对此作了精辟而又深刻的论述。1984年，他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代表时曾经指出：“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7页）1987年，他在会见一位外国客人时进一步强调：“在这个基础上，再花五十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4 页）要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就必须要有一个适度的发展速度；对这个适度的发展速度，“要老老实实地计算，”不要违背客观实际情况。“适度的要求就是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4 页）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蕴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即在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能急于求成、盲目冒进，也不能谨小慎微、丧失时机，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作了十分明确的概括：“快是有条件的，要讲效益，讲质量；快是有区别的，各地发展速度可以有所不同；快必须是没有水分的实实在在的速度。”这一概括既是对我国以往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冷静审视我国今后经济发展速度与效益关系的重要原则。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中，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曾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偏向：一种是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忽视经济质量，效益不理想；一种是不讲经济发展速度，慢慢腾腾地走路。邓小平同志对这两种偏向作了批评，认为第一种偏向的实质是“经济过热”，它不仅会给经济建设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而且“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6页、第143页）第二种偏向的实质是“经济滑坡”。以对我国1958至1978年这20年间经济建设的停滞、徘徊对国家经济、人民生活产生了不利影响的分析为基础，邓小平明确指出：“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低速度就等于停步， 甚至等于后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5页、第375页）邓小平同志所批评的这两种偏向，是我们没有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统一关系的症结所在。今后我们在处理速度与效益统一关系时，必须认真地纠正这两种偏向。
二、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内涵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需要有高速度，但这决不是那种脱离国情和超越国力的、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而是与国情和国力相适应的、以提高效益为基础的高速度。发展是硬道理，并不是“硬”在单纯的“高”的发展速度上，而是“硬”在“讲求效益”的高速度上。这就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3 页）效益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速度与效益统一的内涵是多层面的。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邓小平同志着重从三个层面上论述了速度与效益统一的内涵。
首先，速度与效益的统一表现为速度与产品质量的统一。产品质量是产品有效性的反映，质量高的产品在满足人们生产或生活需要的有效性方面无疑比质量差的产品大得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会带来产品数量的增加；而由此增加的产品数量，必须与产品质量的提高相统一。70年代中期以来，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过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1978年，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的一次会议上，他指出：“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因为哪怕有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五的“关键产品、关键零件出了问题”，也会导致重大事故，也会严重影响整个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同年，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发展工业的文件时，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了抓好产品质量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质量第一是个重大政策。”质量提高了，在一定意义上就等于数量增加了。1986年，在听取经济情况的汇报中，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强调了要研究提高产品质量问题，认为产品“要打开出口销路，关键是提高质量。质量不高，就没有竞争能力……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就不可能，总有一天要萎缩下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0页）质量问题不能只是一般地提，要突出地提，切实地抓。只有切切实实地抓质量，才能扎扎实实地打基础、获益处，才能扎扎实实地加快发展速度。讲质量的发展速度才是过得硬的发展速度。
其次，速度与效益的统一表现为速度与比例协调、结构合理的统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一再证明：速度与比例协调、结构合理的关系是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速度与比例协调、结构合理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尽管速度是比例协调、结构合理的重要手段，但是，在经济以一定速度增长的同时，必须搞好比例关系的协调，建立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协调、结构合理从效益角度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质量。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邓小平同志经常以农业为例说明这种统一关系。针对我国农业基础薄弱的实际状况，他多次提到“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告诫人们“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必须把农业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否则将会影响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页）。
根据我国改革开放最初十年经济发展的状况，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而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1页）因此，在现代化建设任务很多、 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建立协调的比例关系和合理的经济结构就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点和根本所在。根据80年代投资膨胀导致比例失调的状况，邓小平同志更为清楚地指出，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否则，产业结构会失衡，基础工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撑力会减弱，人民的生活水平会下降；因此，改变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状况，成为经济工作中刻不容缓的一个重要任务。在邓小平同志看来，只有与比例协调、结构合理相联系的发展速度才是过得硬的发展速度。
第三，速度与效益的统一表现为速度与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统一。邓小平同志认为，我国高速度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新的大革命，这场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它不仅要使人民解决温饱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达到小康水平。发展速度要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最根本的因素，就必须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之上，让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因为“生活水平究竟怎么样，人民对这个问题感觉敏锐得很。”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党和国家才能争得民心，“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第354页）由此可见， 只有最终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上的发展速度才是过得硬的发展速度。
在以上三个方面统一的关系中，产品质量、比例协调、结构合理是速度与效益统一的核心，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是速度与效益统一的最终体现。在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指导下，结合我国今天经济发展的实践，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提出了发展要有新思路的观点，强调要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对克服我国经济建设中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忽视经济质量等现象，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实现速度与效益统一的关键
如何才能实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是邓小平同志长期以来一直思考着的问题。从我国国情与当代世界发展的新特征出发，邓小平同志以其“宏观战略的眼光”，强调“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必须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些，切实地拿出实现速度与效益统一的“具体措施”。（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在这些“具体措施”中，邓小平同志特别注重“科技进步”和“科学管理”这两个措施。
向科技进步要速度与效益，这是由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决定的。邓小平同志认为，当前，我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是落后的，要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他曾反复强调：“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同样也不可能有“国家实力的增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6页）科学技术在经济建设中的力量是巨大的，科技进步已成为世界各国首脑十分关注的事业。邓小平同志在70年代末期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后，仍然紧紧跟踪世界各国科技进步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各因素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的变化，跟踪科技进步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日益增强的变化，在80年代末期又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精辟论断。从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高度重视，深刻反映了他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速度与效益增长的关键的战略意义。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向科学技术要速度和效益，将是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向科学管理要速度和效益，是实现速度与效益统一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邓小平同志一直把管理放在与科技进步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认为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学好管理，“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3 页）管理表现为社会管理、经济管理、行政管理。邓小平同志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过程中，明确地把速度与效益的增长与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结合起来，并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总体目标，形成了充分发挥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功能以服从于总体目标的综合管理网络。在经济管理方面，他针砭权力过于集中、不重视物质利益等弊端，不仅提出“要加大地方的权力， 特别是企业的权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1页），使它们有更多的自主权的思想， 而且也提出了加强企业自身管理的问题，认为企业自身管理的变革，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实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科学的行政管理将起到一个重要的推进作用。这些显然是我国国民经济迅速而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向科技进步和科学管理要速度和效益，还应该特别注意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培养大批的掌握科学技术、懂得科学管理的人才。这就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要在管理上来个革命，“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企业对职工不仅要进行技能的培训和教育，而且还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不仅要造就出“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04页、第91页）， 而且还要造就出一大批高水平的管理人才。二是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的科学技术“整整落后了20年”，管理的效率也相距甚远。因此，“关起门来不行”，必须打开大门，面向天天发生变化的世界。在科学技术方面，“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3页）； 在管理水平方面，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走出一条既有较高发展速度又有较好经济效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