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视野中的马克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后现代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习惯于把后现代理论与马克思的思想尖锐地对立起来。诚然，后现代理论与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但人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点，乃至共同点。
事实上，那些富于原创性的后现代理论家总是沿着以下两个不同的方向来反思他们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的：一方面，他们激烈地批判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的、与现代性的主导性价值相契合的观念；另一方面，他们又热情地肯定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的、与后现代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的见解。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他们和马克思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全面地探索并理解这些关系，不但能加深我们对后现代理论的本质特征的把握，而且也能使我们更深刻地领悟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和价值。
一、肯定性的叙事与否定性的叙事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理论陈述中，包含着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一种是“肯定性的叙事”，即马克思对自己的新理论的陈述，如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共产主义学说等等；另一种是否定性的陈述，如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当然，这两种叙事方式并不是截然可分的，而是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的。但当人们从分析的理性的角度出发进行探讨的时候，还是可以区分出这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后现代理论家常常拒斥蕴含在马克思的理论陈述中的肯定性的、宏大的叙事方式，而对其否定性的、批判性的叙事方式则大加赞赏。在这方面，法国哲学家利奥塔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利奥塔把传统的、肯定性的大叙事分为两个主要的派别：一派倾向于政治；另一派则倾向于哲学。在他看来，马克思既继承西方传统政治和哲学中的宏大叙事，又以自己的方式对传统的叙事方式进行了改造。然而，马克思只是改造了传统叙事方式的内涵，却没有触动它的形式。也就是说，马克思自己的学说也构成一种新的宏大的叙事，而在这种新的叙事方式中，“共产党”、“无产阶级”、“辩证唯物主义”、“社会主义”成了基本概念，而“解放”、“救赎”则成了核心的观念。利奥塔明确表示，他对蕴含在马克思学说中的这些肯定性叙事表示怀疑，尤其是当斯大林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结果的时候，这种疑虑进一步增强了。
总之，后现代理论家对马克思思想中所蕴含的肯定性的、宏大的叙事采取排斥的态度。然而，有趣的是，他们对马克思思想中显露出来的批判性的、否定性的叙事方式却表现出真诚的认同。这一点甚至连利奥塔都不例外。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所发展和推进的正是蕴含在马克思的学说中的这种否定性的、批判性的叙事方式。詹姆逊认为，在马克思的否定性叙事方式中，最有价值的学说就是他对意识形态的整体性批判。这一批判深刻地揭示了一切文本或观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马克思的学说称之为“否定的诠释学”。
在詹姆逊看来，一旦人们抛弃了这种否定性的叙事方式的视角，也就不可能全面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意义。事实上，詹姆逊更感兴趣的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否定性的叙事方式。按照德勒兹的看法，在马克思的否定性叙事方式中，最有价值的应当是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
每一个不存偏见的研究者都会发现，马克思是康德所肇始的批判精神的伟大的继承者，他的主要著作的正标题或副标题几乎都有“批判”这个词。实际上，早在1843年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已经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正是这种大无畏的批判性的、否定性的精神和叙事方式成了后现代理论家抨击现代性的重要思想资源。
二、权力化的话语与反权力化的话语
正如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思想在被他的追随者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已经转化为一种权力化的话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德国哲学家柯尔施早已注意到这种把马克思思想权力化的倾向，并发出了警告。
但这种警告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事实上，一旦人们把马克思思想意识形态化或权力化，并把它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马克思思想本身也就从一种批判性的意识转化为被批判的意识。特别是在后现代理论家那里，被权力话语化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遭到了广泛的批评。
众所周知，在后现代理论家中，法国哲学家福柯对权力化的知识和话语的抵制最强烈。作为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学生，福柯并没有简单地认同他的老师的学说，而是试图通过对尼采的解读，超出已被权力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
后现代理论家拒斥已经以某种方式被意识形态化或权力话语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等于他们对蕴含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反权力话语的见解取漠视的态度。事实上，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阐述出来的权力理论至今仍然是无法超越的。一方面，马克思指出，无论是国家，还是权力，都不是第一性的东西，“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须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告诉我们：“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的支配的。”
无疑地，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家提出的微观权力的理论，是一种极富创发性的政治文化批判的理论。然而，只要人们公正地对待马克思的宏观权力理论，就会发现，单纯的微观权力的批判，与单纯的宏观权力批判一样是有自己的限度的。这里会出现循环论证，即宏观权力的有效的改变有赖于微观权力的改变；反之，微观权力的彻底改变也有赖于宏观权力的改变。因此，对于后现代理论家来说，对马克思的宏观权力批判理论采取简单的态度是不行的，应当在两种权力的辩证关系中来把握微观权力批判的作用和局限性。
三、确定性的偶像化与对偶像化的确定性的消解
人所共知，在对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上，马克思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思想遗产。然而，在他的后继者那里，情况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马克思视之为确定性的内容在他的追随者那里被简单地、无条件地夸大了，甚至可以说，确定性已经被偶像化了；另一方面，马克思对历史上的某些确定性的结论的消解却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直到后现代理论家那里，这方面的思想资源才引起他们的巨大的兴趣。
就马克思学说的前一个方面而言，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例子是：马克思对经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的确定被偶然化为所谓“经济决定论”。恩格斯为此而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谬无稽的空话。”显然，在恩格斯看来，他和马克思所强调的不过是经济关系在社会历史现象中的基础性的、归根到底层面上的作用。正如马克思在别处所指出的：“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在这里，马克思只是强调地产的问题在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演化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并没有把它理解为决定罗马共和国演化的惟一的因素。同样地，也不能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经济决定论”。然而，遗憾的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追随者在理论上曲解马克思的做法的强烈抗议却在以后愈演愈烈的曲解活动中被淹没了。
后现代理论家们感兴趣的正是马克思对传统中的、已经被统治阶级偶像化了的确定性的东西的消解。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在论述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时，充分强调了这一历史作用中所蕴含的、对传统的确定性的消解。马克思甚至指出，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也锻造了最后埋葬自己的武器——无产阶级。总之，资产阶级以一种变动不居的方式摧毁了传统社会中确定不移的东西，同时也为否定关于自己的确定性神话奠定了基础。泰勒对马克思的上述见解做了进一步的诠释：“大约在150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该断言是指，过去服务于我们的那些可靠的、持久的、总是意味深长的东西，正在让位给那些堆积在我们周围的快捷的、廉价的、可替换的商品。”泰勒在这里强调的、由人的行为方式引起的不确定性，在吉登斯那里则表现为“人造的不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y)。他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人造的不确定性”几乎无处不在。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切尔诺贝利无处不在，面对着全球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即使一个人拥有特权也无法幸免。后现代理论家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认同，在自然科学家那里也引起了共鸣。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利高津认为，从古希腊至今，对确定性的认可和追求一直是西方思想的主脉。然而，在当今，这种确定性正面临着挑战：“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无疑地，在后现代理论家关于不确定性的论述中，马克思某些反确定性的话语也是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
综上所述，后现代理论家从自己的视角和理解的前结构出发，对马克思思想做出了修正和选择。诠释学启示我们，任何历史的文本，在被以后的世代不断地进行诠释的过程中，其意义总是开放的。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只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不会沉湎于“回到马克思”的梦幻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抽空自己，返回到纯粹的、不受任何认识“污染”的马克思那里去，而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的话语和思想，回应当今世界中引发我们兴趣的、有待解决的问题，从而阐明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事实上，我们对马克思和后现代理论之间的关系的反思也正从属于这一根本性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