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模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题材论文,模式论文,工业论文,小说论文,十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1）08－0168－07
自1949年后的十七年间，在党的文艺政策的引导和主流文学话语的倡导下，工业题材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创作命题，受到作家高度关注并在东北文坛得以迅速发展，草明、萧军、艾芜、雷加、舒群、白朗等一批老作家和李云德、程树榛、韩统良、韶华、于敏、罗丹、吕中山、郭先红、张天民、高士心、徐光夫、朱赞平、谢挺宇、陈淼等年轻一代作家，先后投入到反映东北地区工业建设的小说创作中。当时的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显示出独有的创作模式，本文拟对此作以探讨。
一
就文学主题类型而言，“十七年”东北工业题材小说显露出鲜明的政治功利性和时代性色彩，集中于共产党人领导工人恢复和建设现代工业，被解放的工人在新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以及精神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一类宏大叙事。从精神内核来说，这些小说与同一时期进入当代文学经典行列的“三红一创、保林青山”等农村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相同，其现实意义都在于论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法性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大优越性。
“十七年”东北工业题材小说从各方面多层次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东北所经历的复杂而广阔的社会历史变迁，并从工业领域的角度对这一变迁做了艺术的再现、描摹与想象，旨在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业生产恢复和建设的历史功绩。其中《风雨的黎明》（罗丹）、《沸腾的群山》（第一部·李云德）、《潜力》三部曲（雷加）、《原动力》（草明）、《火车头》（草明）、《我们的节日》（雷加）、《五月的矿山》（萧军）等中长篇小说反映了东北解放区时期、建国初期，共产党人及其队伍接管工业企业、团结领导广大知识分子和工人，恢复正常工业化生产的伟大成就。这一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及时人的生活和生产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特定历史时期工业领域的真实镜像，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的精神特质，从不同的表现视野再现了这一历史时期东北地区工业发展恢复的复杂曲折历程，在总体上赞美了共产党人的英明领导和工人群众在生产建设中表现出来的高度智慧和忘我劳动精神。
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小说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新旧社会对比、工人阶级命运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主题。在长篇小说《原动力》里，旧中国时代的孙怀德空有一身本事，遇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没办法来到东北日本人企业谋生，在为日本人工作的时间里，他挨尽了日本工头的皮鞭，儿子被日本鬼子活活害死。深仇大恨使他学会了以磨洋工的方式对日本企业主进行反抗。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接收了企业的国民党大员，依旧换汤不换药地对他进行盘剥、压迫。在新社会，企业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解放了工人群众，不仅改善了老孙头的工作生活条件，而且给予他这样有技术的老工人以特殊的尊重，他也表现出参与工业建设的强烈热情。通过新旧社会工人生活的对比，作品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孙怀德在新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工作热忱的思想基础。正是血泪生活的磨炼，把他的命运同新旧社会的变迁联系起来。作品所展示的孙怀德的人生历程，是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它艺术地概括了工人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的成长道路。长篇小说《乘风破浪》（草明）中的老炼钢工人刘进春、《风雨的黎明》（罗丹）中的老钳工解年魁、《这一代人》（舒群）中的工学院毕业生李蕙良，中篇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白朗）中的青年女工邵玉梅，短篇小说《青春的召唤》（雷加）中的老林业工人赵发、《两代纺织工》（吕中山）中的老纺织女工钟大娘等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一系列工人群像，也都经历了老孙头所经历过的类似命运转折。还有一些小说是完全以反映新社会工人较高社会地位为主题的，如短篇小说《婚事》（草明）、《在祖国的土地上》（草明）、《夜归》（艾芜）、《输血》（艾芜）、《山中借宿》（李云德）等。
表现和平时期生产建设中的思想斗争，是“十七年”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又一主题类型。《百炼成钢》（艾芜）、《乘风破浪》（草明）、《钢铁巨人》（程树榛）、《这一代人》（舒群）、《长白山绵绵山岭》（高士心）、《鹰之歌》（李云德）、《为了幸福的明天》（白朗）等中长篇作品，反映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工业现代化蓬勃发展，一代工业人锐意进取的生产生活面貌，以及随着环境的改变所暴露、产生的新的矛盾和问题。
与对工人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的表现相适应，是对于工人在获得翻身解放后体现出来的无私忘我劳动精神的叙说。一些小说讲述了工人在生产生活中的英雄业绩，以新时代的英雄主义叙事，书写工人阶级的英雄谱系。短篇小说《在厂史以外》（舒群）塑造了一个追求进步、公而忘私、最后英勇牺牲的英雄工人形象，以表现工人阶级的崇高和先进性。《为了幸福的明天》塑造了一个从旧社会走来、受贫穷压迫、在新社会翻身做主人的进步青年女工邵玉梅的形象。《输血》讲述了一位搭错了车的女孩子郁琳为英勇炸沉渣室的工人英雄祁云河输血的故事，表现了社会各界对英雄人物的崇敬。更多的小说则从日常生产生活的视角，挖掘工人内在的优美品质。短篇小说《诞生》（草明）以大年夜某炼铁厂十号平炉的炼钢工人坚持在工作岗位上、为了向第一个五年计划献礼、加班加点增加炼钢生产为背景，真实地展现了炼钢生产火热、紧张的劳动场面，塑造了新婚不久在大年夜主动去工厂献工的进步工人李庆臣、后进发生转变的工人陈祥沛以及炉长老潘、工长王洪德等生动的人物形象。类似的作品还有短篇小说《迎春曲》（草明）、《新的家》（艾芜）、《青春的召唤》等。李云德的短篇小说《我师傅》、《勘察一日》、《我的堂叔》、《老机长》、《儿子》也塑造了一系列埋头工作、任劳任怨的工人群众形象。郭先红、韩统良、吕中山三位“十七年”时期成长起来的东北工人作家的创作，基本上都是短篇作品，也把注意力放在赞颂工人崇高的精神品质上，这三位作者的作品结集为《新芽》。一些小说还讲述了在工业建设大好形势和先进干部工人影响下，后进工人发生转变的故事。如短篇小说《少织了一朵大红花》（白朗）、短篇小说《初到工地》（李云德）、《在祖国的土地上》（草明）、《纪长林》（潘洪玉）。短篇小说《姑娘的心事》（草明）、《雨》（艾芜）、《车菊英》（艾芜）、《“姑奶奶”》（草明）、《月重圆》（白晓）展现的则是具有新的精神面貌的女工的生活。
石兴泽在《当代中国文学：悲壮辉煌的历史脚步》中指出，“十七年”当代中国文学的“爱情书写与表现民族解放、阶级革命的主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显示出前者服从和依附后者的倾向，即青年男女只有置身于民族和阶级的革命斗争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爱情”[1]，这是与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当时的创作实际相吻合的。“十七年”东北工业题材小说着重表现了两种不同的情感生活：一种是旧式的个人化情感模式，主人公之间相互爱慕出于传统的两情相悦；一种是政治化的情感模式，即男女主人公所以相爱，往往不是或不仅仅是因为两情相悦，而是因为对于对方政治上先进性的仰慕。在大多数作品中，作者都倾向于赞美后一种情感生活。工业题材小说对于主人公爱情生活的表现，并不是为了赞美和颂扬爱情，而是指向对于主人公政治先进性的讴歌。
在《为了幸福的明天》中作者用不无讽刺的笔调描写了组长刘勇相中了女组员傅金苓的美貌，并百般讨好的丑态。《这一代人》中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黄主任与妻子的感情则被暗示为缺乏活力的金钱、欲望甚至变态心理的组合。《乘风破浪》中描写厂长宋紫峰在国外学习期间因一起学习日久生情喜欢上了同事汪丽斯，归国后也藕断丝连，作者采用的是批判的叙事口吻，两人的情感纠葛安排在与他坚持错误的工作路线同时发生；当宋紫峰悬崖勒马回到妻子身边时，他也最终认识到自己的思想局限性，转到支持工人进行增产实验的方向上来。
短篇小说《爱情》（草明）展现了抗美援朝时期发生在大连的一段高尚的工人爱情。男青工刘得胜和林升平都爱上了女青工小华。小华的父亲是非常喜欢青工林升平的，希望小华和林升平缔结连理，而林升平的优点在刘得胜勇敢投身抗美援朝的行动冲击下，变得无足轻重。在小华看来，个性品质并不是择偶的最优标准，对于国家的热爱、对于集体事业的忠诚，才是择偶的最优标准。中篇小说《鹰之歌》（李云德）赞美了葛锋与“山鹰”式的女技术员佟飞燕之间建立在共同事业基础上的纯真爱情，而女医士白冬梅与恋人技术员罗伟在选择留在深山旷野过艰苦生活还是回到城市过舒适生活问题上的思想矛盾，以及因此产生的爱情苦闷与破裂，则是作者扬弃和批判的对象。《为了幸福的明天》中，邵玉梅爱上了一条腿残疾的上级黎强，原因是“落后的女人当然不会喜欢他。一个有觉悟的女同志，也许希望和他结婚呢”，“因为他是人人尊敬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
二
“十七年”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存在着类似“书记正确、厂长错误、技术人员落后、工人进步”的固定人物形象模式。作家倾向于塑造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二元对立，在正面人物战胜反面人物的矛盾斗争中，反映社会的变迁和对于新社会、新兴社会集团及其意识形态的肯定赞赏。正面人物系列通常包含先进工人、英明的党务领导干部和进步的管理技术人员，往往呈现出一种高大伟岸的形象，其核心品质是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忘我无私地为集体的事业奉献一切。这些正面人物除了与革命阵营外部的敌对势力对立外，还与一些或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或官僚主义、或技术主义的落后形象构成人物对立。
这些人物对立，一方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代的写真，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对于社会生活的简单化表现模式。在此，我们主要分析进步工人和落后工人、优秀的党务干部和有问题的管理技术人员两组人物形象的对立。这两组人物形象的对立最集中地体现了创作者创作类似人物形象对立的创作意图。
（一）进步工人和落后工人以及反动工人
在当时东北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中，进步的工人形象从年龄上讲包含老、中、青三代。从《风雨的黎明》中50多岁的老工人解年魁、《原动力》中近50岁的孙怀德，到《百炼成钢》里中年的袁廷发、《火车头》里中年的李学文，再到《乘风破浪》里青年李少祥、《这一代人》里的工学院毕业生李蕙良、《为了幸福的明天》里的女青工邵玉梅，可以说展示了不同年龄工人群体的众生相。这些不同年龄的工人，因生活经验不同，在思想和言行上就不能不表现出各异的品质。从人物性格的演变来看，解年魁、孙怀德等老工人，是经历过旧社会磨砺的人，比较世故，所以在新社会，他们就难免犹疑，不能立刻进入新的角色。到了李学文、袁廷发等中年工人那里，他们在旧社会的工厂工作过，不能很好地克服个人的情绪化冲动，容易因一时的失意脾气暴躁，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工作。李少祥、李蕙良、邵玉梅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工人，他们所从事的完全是新社会的建设，个人性格也较为单纯，虽然有生活和工作的压力、恋爱的痛苦和犹疑，但一旦进入工作就烟消云散了。这些进步人物在总体上都凸显出崇高的人格形象。
类似的先进工人形象，还有《沸腾的群山》中的苏福顺、古尚清、林大柱，《鹰之歌》中的葛锋、佟飞燕，《乘风破浪》中的刘进春，《风雨的黎明》中的闻长山、石宝树，可说是不胜枚举。他们从总体上来说都属于“扁平人物”，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的人格面貌时，倾向于强调其优点和长处，拔高其思想境界，这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生活本来面目的遮蔽。
萧军的《五月的矿山》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当时对于工人形象塑造的模式，对于一些敏感的区域进行了探索。作者在塑造先进工人形象的同时，也对工人身上存在的某些封建传统意识进行了描写和反思。
与先进工人形象相对立、对应的是落后工人和反动工人的形象。落后工人其实是具有一些缺点和毛病、在思想和行为上与小说所肯定的主流思想和行为产生矛盾冲突的一般工人；反动工人则是潜藏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国民党人员。
《风雨的黎明》中的徐崇智、邵仲明、高国权等人，在日伪、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惯于见风使舵、假装积极骗取信任，以便捞取个人利益。这一类敌特类型形象，一般出现在反映建国前后几年间的历史题材小说作品中，如《春天来到鸭绿江》中的贾万恒、《沸腾的群山》中的原护矿队长周彪、《百炼成钢》中的李吉民，都属于这一类型。这类人物的塑造，使得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新生政权巩固时期，工人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对国民党残余势力破坏生产的斗争得到了鲜明的艺术展现。
那种表现出思想行为有问题的落后工人只是认识上有问题，并不属于敌对势力。《沸腾的群山》中的苏福昌迷恋于酒馆妓院，直到最后暗藏的敌人牛乐天被打死、翠花被捕，他才在矿山党委的挽救下与连贵嫂结合，治愈了性病，恢复了青春。《在祖国的土地上》中的车工潘起文也经历过被流氓和坏女人合伙骗走所有积蓄的经历。《乘风破浪》中的张福全因为和秦德贵竞争孙玉芬的爱情，对秦德贵产生强烈的对立情绪，而且公然拿炼钢炉撒气，故意在生产上给秦德贵出难题，以至于造成重大事故；化验员王玉秋爱慕虚荣、不安心工作，对送检的样品根本不化验就随便认定合格。
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种进步工人与落后工人以及反动工人的对立存在。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工人群众对于共产党人及其军队的拥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共产党人及其军队肯为工人群众说话办事，能给工人群众带来了切实的物质利益，正是这些实际的利益和尊重使得工人群众倾向于共产党人。多数小说把一些问题工人的行为解释成思想的落后甚至是反动造成的，而未能探究在时代政治的变化洪流中，一部分丧失既得利益以及利益被忽视的工人的抵触情绪，是否是这些落后、反动工人思想行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工人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印痕，而不能完全迅速地适应新社会的社会关系和思想文化，从而表现出一种对于新社会和共产党人欲拒还迎的姿态，有一个与新社会、新体制不断磨合、最终接受的过程。换言之，先进和落后思想行为的二元对立，不仅仅是表现在不同的工人群众中，同时也存在于单个的工人身上，而并非如小说所显示的那样单纯——凡是所谓先进的思想就存在于某些特定的先进人物身上，凡是落后或反动的思想就存在于某些落后或反动的人物身上。在很多时候，先进工人和落后工人甚至反动工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二）优秀的党务干部和有问题的技术管理人员
当时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塑造的技术管理人员共有两个系列：一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留用知识分子，另一是新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从具体创作来看，前者往往被刻画成因受旧社会影响具有一些缺点毛病的形象，有些人甚至被当做丑角或对立面来描写对待。《火车头》中描写了几位怀有私欲的留用职员和技术员，他们想要乘工业原料紧俏的时机投机发家。但从总体来说，这一类知识分子也能在共产党人的教育和工人的感召下，更多地努力寻找和挖掘他们在新社会的定位，从而在自己人生道路上迸发出新的闪光点。像《原动力》中一直很孤傲清高的工程师吕屏珍、《火车头》中耿直热心的总工程师陈琦，这两个典型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都具有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并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新社会制度。
在工厂技术管理人员中间，还有一种是共产党人自己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潜力》三部曲中党员厂长何士捷是“三部曲”中的贯穿人物，同时也是作品着力塑造的先进人物典型。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军事、政治斗争的共产党员，何士捷表现出沉着果断、敢作敢为、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特点。即使是共产党人自己培养起来的技术管理人员，在大多数作品中也往往不是绝对的正面形象，常常被刻画成本质不错、在具体问题上存在这样或那样毛病的形象，比如《乘风破浪》中唯技术主义的厂长宋紫峰。
如果仅写工人、技术管理人员在生产建设中的奋斗业绩，即便是明确指出其中大多数起核心作用的人物是共产党员，仍有削弱党组织力量之嫌。在当时的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中，与工人、技术管理人员相向而立的另外一种人物形象，是共产党人优秀的政工工作者。《乘风破浪》中，当工人群众与厂长宋紫峰围绕是否增产这一问题产生矛盾时，作家把清除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任务交给了更高一级的党组织，即后来成立的兴钢党委，而书记陈家骏则是由冶金工业部直接派遣的。在这样一位中央指派的党委书记兼总经理面前，宋紫峰不得不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
类似的人物形象对立，在《百炼成钢》中有只重视技术和产量、轻视工人价值和安全的厂长赵立明，与虚心学习、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书记梁景春的对立；在《为了幸福的明天》中有看不起工人的组长刘勇，与耐心细致善于开展群众工作的优秀女干部分场长章林、对事业勤勤恳恳的总支书记黎强的对立；《风雨的黎明》中有鞍钢临时负责人娄坤华，与正式当家人、监委宋则周的对立；《钢铁巨人》中有坚持保守主义的技术副主任李守才和锐意进取的党支部书记王永刚的对立；《沸腾的群山》（第一部）中有坚持错误路线的公司汪副经理、邱振芳处长、邵仁展副矿长、严浩工程师、冯文化科长等人，与矿长唐黎岘、修复建设办公室主任焦昆、工程师张学政等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的对立。
对于有问题的技术管理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首先与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的性质定位有关，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尽管工人农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2]。“十七年”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将知识分子看成是依附于工农兵之“皮”的“毛”，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其价值实现取决于深入工农进行思想改造，投身于工农的事业。这一规训不仅是当时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也是对于文艺创作思想的要求，必然体现在当时的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中。除了与主流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定性有关，对需要改造的技术管理人员形象的塑造，也与当时政府和企事业单位中留用了大量旧职员的现实有关。历史地看，针对知识分子进行的思想改造实际上针对的正是不同时期不断加入革命队伍中的后来者，尤其是具有异己思想的后来者。
此外，从企业干部队伍实际构成来看，除了在接收企业早期留用了一批旧管理人员外，党的政工干部和技术管理人员往往是互相兼职、不分彼此的。小说中试图将优秀的党务工作者和有问题的技术管理人员分别开来进行对立描写的努力，还可以借用前述对工人之间关系进行理解的逻辑进行理解。本质上，小说中存在的优秀党务干部和有问题的技术管理人员之间的对立，反映了共产党人对于工人和工业生产的领导方法、策略不断改进和不断成熟的过程。
三
这一时期的东北工业题材小说中的大多数作品，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叙事套路。这种模式化叙事方式的形成，源于对于特定主题的反复征用。当作者在政治需要的动员下，选择趋于雷同、重复的主题进行艺术表现时，不可避免地就会导致小说叙事的模式化。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小说中突出的模式化情节有受难—拯救—新生、犯错—帮助—改进、出现混乱—下派干部—问题解决三种类型。
（一）受难—拯救—新生
这一时期大多数小说中的工人，都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在共产党赶跑了日本鬼子、国民党接收大员后的新社会，重拾做人尊严，不仅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同时物质生活得到改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风雨的黎明》中的老工人解年魁在共产党人到来前，三次要求进厂被拒绝，因为丧失了经济来源，不得不把女儿明珠嫁给铁工厂老板张继陶堕落的小儿子；女儿出嫁当天为了揽活都没能见她一面；全家靠解年魁做零活换点豆饼、孩子去野地里捡农民不要的农作物为生；老伴连饿带病，没钱医治，50岁就病逝；死后连棺材都买不上。这一切在共产党人到来后得到了改变：不仅给解年魁家送来实用的慰问品，同时还把大炮车拉到家门口请解年魁修理，后来还被委以重任，当上了护厂队的队长。《五月的矿山》中的矿工鲁东山解放前连饭都吃不饱，家里先后饿死了两个孩子，媳妇在冬天连棉裤都穿不起。共产党解放了矿区，家里第一次有了充足的存粮，有了给媳妇做新衣的条件，他也被任命为矿工突击队队长，肩负重任，同时还被选派到五一节和五四青年节纪念大会上做演讲，宣传突击队的先进事迹。《为了幸福的明天》中的邵玉梅，一度面临沦入娼门的命运，后来在日本人的工厂里谋了个差事，挨打受气不久又失业。若不是共产党人来了重新恢复工业生产，邵玉梅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职业女性。
受难—拯救—新生的叙事模式中直接表现的主人公，往往是苦大仇深的工人，但这一叙事模式的真正表现对象不是工人，而是领导工人翻身得解放的共产党人。小说通过共产党人到来前后，工人物质、精神状况的深刻变化，雄辩地论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工人命运的决定性意义。
（二）犯错—帮助—改进
前述情节模式的展开背景往往是解放前后，主人公是经历了新旧社会两个不同时代的工人，而“犯错—帮助—改进”的叙事模式往往发生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主人公往往因为思想上的问题犯下与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相违背的错误或道德上出了问题。这个时候，党的政工干部会及时出现，对犯下错误的人进行帮助改造。从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被帮助改造的人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偶然出现情感思想问题的进步工人；一是落后工人；一是有问题的技术管理人员。被帮助改造的人物身上往往遗留有从旧社会残存来的不健康思想倾向，容易犯下脱离集体的错误，但又总能在党的政工干部的感召下、在群众的帮助下，纠正自己的问题，走上或恢复到正确的政治道路上来。
《百炼成钢》中甲班炉长袁廷发在新社会下受到提拔重用，才真正体现出生命的价值，但他从旧社会的遭受歧视和迫害中走过来，同时思想又很复杂。当乙班炉长秦德贵创造了快速炼钢新纪录却融化了炉顶时，他感到非常嫉妒又生气，因为炉顶的融化会影响全炉工人的整体奖金。随即利用自己的技术有意无意地融化了炉顶，同时创造了超过秦德贵的新纪录。他一方面内心自责，一方面却变得更加保守，不肯把自己的技术传授给别人。党委书记因此批评了他的保守思想和缺乏民主的工作作风。这时袁廷发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觉悟过来，很快创造了新的安全生产的快速炼钢记录，同时主动与工友们改善关系。《纪长林》中的单身汉矿工纪长林的爷爷、父亲两辈人都累死在矿井，本人则因矿难事故经历过恋人自杀的感情挫折，以至于颓废不振，解放后仍旧嗜酒任性没个人样。在党支部和工会的关心下，改掉了不良的生活习惯、结婚成家，并且在政治上和工作上不断取得进步。《乘风破浪》中的厂长宋紫峰陷入经验主义，瞧不起工人的创新能力，眼里只有所谓书本上的科学数据，因此反对上级的增产要求、打压工人试验快速炼钢的热情。但后来终于在总经理陈家骏、党委书记唐绍周等干部的帮助下，在事实的教育下，改变了自己对待工人、对待工作的态度。《为了幸福的明天》中的组长刘勇瞧不起文化不高的邵玉梅，起初不让她学技术只让她干粗活杂活，后来书记黎强、厂长章林了解到情况，教育了他，他又耳闻目睹了邵玉梅的英雄事迹，才改变了思想，改变了对同志的态度。
关于这一模式，“十七年”时期的文艺评论界也有所措意。时人曾概括当时中国文艺界流行的两种工农兵小说写法为“从落后到转变”与“面谱化”。其中“从落后到转变”的写法就是本文所归纳的这种“犯错—帮助—改进”叙事模式。陈荒煤认为，“从落后到转变”写法把“落后”写得比较生动，在表现转变上却比较无力，而转变后人物的行为则简直有些概念化[3]。造成这种表现无力和概念化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创作者在刻画人物的转变时不是从人物的自身性格和思想发展中寻找主要线索，而是更强调外部力量对这种转变所产生的影响。
（三）出现混乱—下派干部—问题解决
与需要拯救、帮助的人物相对应的，是人物存在的不断产生问题的具体环境。具体环境问题的改善同样需要党的干部的及时出现，以挽狂澜于即倒。《风雨的黎明》中，人民军队在攻克鞍山后，鞍钢的临时负责人娄坤华错误估计了形势，对鞍钢保护不力，忙于搬运器材，同时信任不可靠的工人担任护厂队长，导致工人对我们党产生怀疑。上级派来宋则周担任鞍山监委，宋虚心深入工人群众，及时调整了政策，组织可靠的工人对鞍钢进行保护，重新赢得工人的支持，同时为未来鞍钢的恢复生产奠定了基础。《钢铁巨人》中，上级机关为了突破国外封锁造成的建设困难，希望北方机器厂承担大型轧钢机的建造任务。信奉技术至上主义的铸造车间技术副主任李守才、厂总冶金师等人在讨论会上言之凿凿地指出建造大型轧机的技术困难，使得以大型铸造工段段长戴继宏等为首的希望承担建造任务的广大工人干部的思想陷入混乱，工作热情也冷却下来。问题直到去上海学习的车间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王永刚归来才产生了转机。王永刚在厂党委的支持下，统一了干部工人思想，群策群力，最终超越自身的技术水平局限，将我国第一台自制大型轧机试制成功。类似的，《原动力》中公司经理王永明的官僚主义管理的解决，有赖于上级党委对他的批评；《火车头》中的马路湾铁路工厂干群矛盾问题的解决，依赖于正厂长李树洁的到来；《百炼成钢》以新任党委书记梁景春来到工厂为开端，小说中厂长赵立明只顾追求生产效益，不顾工人死活的领导方法，直到梁景春的到来才逐渐解决；《沸腾的群山》中孤鹰岭矿生产停顿、匪帮横行混乱局面的结束，有赖于新派矿长唐黎岘、军转干部焦昆等人的到来，等等。
结合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背景来说，这一叙事模式之所以会广泛存在于当时东北工业小说的不同文本中，反映了驱除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和政治存在后，共产党人在工业企业的全面接管以及在恢复生产、扩大工业建设过程中发挥的重要领导作用。显然，这种叙事模式的最终指向也同样是对于党的领导的讴歌。
“十七年”东北工业题材小说的三种主要叙事模式，内在地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启蒙”和“救亡”两大主题构成了呼应关系。其中“受难—帮助—改进”和“出现混乱—下派干部—解决问题”这两种叙事模式，指向的是“救亡”主题，对应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结束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混战、恢复国内统一、建设安定和平的现代国家、使人民重新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的伟大历史业绩。“犯错—帮助—改进”叙事模式指向的则是“启蒙”主题下的改造国民性副题。历史为中国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道路，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真理。
四
近似的主题、类似的模式化表现手段，以及背后所蕴含的重视题材和政治立场的小说创作方法，在当时并不罕见，在同一时期国内的各种小说创作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同样是延安文艺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发展。戚学英认为，“我们在1950年代文学作品中，会发现无论是主题、情节、伦理和情感的结构，都呈现两极对立式的阶级结构。国家对社会阶级关系的认定成为1950年代文学作品构型的决定性因素。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贯穿于1950年代文学的一条线索，这就是对‘五四’文化/文学传统即启蒙叙事传统的逐步疏离，和对左翼/延安文学传统即革命叙事传统的逐步强化。”[4]
作为一种战争年代形成的文艺规范，延安文艺传统在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指引下，强调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尤其注重其文艺的政治立场问题——为谁服务和普及性问题——怎么服务，这就使得在这一文艺规范下的文艺创作在主题上表现出对工农兵及其干部的无条件歌颂、在艺术技巧上民族化和通俗化的特点。显然，“十七年”东北工业题材小说表现出来的歌颂主题特点和表现手段模式化正是延安文学规范规约的结果。如果继续追本溯源，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来源于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理论界，对于苏联拉普提出的强调世界观对于创作直线式的作用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提倡。在所谓“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美学家弗里契看来，“在同一的或类似的社会经济的基础之上，产生同一的或类似的艺术的类型，于是有怎样的社会基础，便有怎样的艺术类型”[5]。因此文艺创作者，也应该在研究清楚自己政治经济立场的基础上，为自己所属的群体的利益进行文艺创作。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提出解放区文艺作为“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根据是：“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知识分子一般地是作为整个人民解放事业中各方面的工作干部、作为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的脑力劳动者被描写着。知识分子离开人民的斗争，沉溺于自己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情感的世界，这样的主题就显得渺小与没有意义了”[6]。实际上这正是对包括“十七年”年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在内的“十七年”文艺进行规范的纲领性说法。
在文艺传承上，“十七年”东北工业题材小说首先是通过老作家的自觉艺术实践来完成对延安文艺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的。这一历史时期在东北从事工业题材小说写作的主力作家如萧军、草明、雷加、舒群、白朗、艾芜、罗丹等人，都曾经于民主革命时期在延安从事过具体的革命文艺创作和宣传，能够很好地把握延安文艺的历史传统。
东北解放区时期小说是“十七年”东北工业题材小说的先导。这一时期在东北进行工业题材小说写作的创作者主要是抗战后随军从延安转入东北的左翼作家和文艺工作者。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在短篇小说方面有雷加的《鳝鱼》、李纳的《煤》和《出路》、鲁琪的《军运车》和《炉》、陆地的《家乡》和《大家庭》等。在《鳝鱼》中，工人王德礼的遭际和“十七年”东北工业题材小说中工人解年魁、孙怀德、袁廷发、邵玉梅等获得新生的“受难—拯救—新生”模式的叙事是如出一辙的。
继续上溯的话，延安时期思基创作的《我的师傅》、韦君宜创作的《三个朋友》所显示的知识分子向工人学习的思路，也可以说是“十七年”东北工业题材小说的渊源。跨出工业题材这一特定的视域，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中，也存在着类似的表现手法和政治化主题。
“十七年”时期延安文艺传统对东北工业题材小说的规范原则——这也是对其他类型创作的规范原则，主要体现在严格的题材分类、对不同题材相对价值的严格区分[7]。正是这些因素造成了“十七年”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在主题选择、人物形象塑造和叙事模式上表现出僵化、套路化的特点。显然这种把战争年代形成的文艺规范推而广之继续运用在和平时代的做法，是造成“十七年”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创作问题的重要原因[8]。
［收稿日期］2011－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