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后期词人的布衣化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人论文,南宋论文,布衣论文,后期论文,倾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0)05-0052-09
南宋后期词，作为迥异于北宋、也不同于南宋前期的时代构成，其独特的风尚自然要受到这一时期词人群体独特性的制约和影响。而这种独特性，最明显地表现在其相对于中国传统文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之变异上。
一个突出的现象引我们进入正题的讨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官本位的强烈意识使文人好以官名（或其变体，如任职之官署名、地域名以及谥号等等）相称。这种现象在唐代大为盛行，“李翰林”、“杜工部”、“柳柳州”、“郑都官”、“杜紫薇”、“温方城”……稍一涉足官府，便难逃美誉。降及北宋与南宋前期，此风依旧，“柳屯田”、“苏学士”、“陈正字”、“胡待制”、“向延阁”、“王侍郎”、“陆通判”……以至整个封建社会后半期的文人称名，率皆不免此习。然而，只有在南宋后期的词坛上，官名的称道却很少为当时词人所享用。我们浏览所及，是始终盘桓在“白石道人”、“竹山居士”、“梅溪”、“须溪”、“梦窗”、“草窗”一类风雅清空、远离尘俗的称名中。
官名誉称的缺失，揭示出这样的事实——南宋后期词人具有布衣化的倾向。
一、布衣化的数量统计
南宋后期词人群体的布衣化倾向，是与传统中国文人的理念追求和现实形象相悖离的。为了论证这一观点，这里以唐代诗人作为传统中国文人的代表，而与宋代词人进行比较；同时，也对不同阶段的宋代词人群体进行内部对照，以量化的分析作出如下验证：
（一）与唐代诗人比较，宋代词人具有布衣化的倾向
1.就诗词数量而论，在《全唐诗》中，存诗数量在300首以上者共40人，他们是唐代今存诗歌数量最多的群体（注：此处统计，以清康熙御定《全唐诗》为据；以存诗数前40人为对象，是为了与《历史的选择》提供的数据相应（详下）而随意抽样，此40人在《全唐诗》中为存诗数在300首以上之群体，是一种很有趣的巧合。40人按存诗数量排列，依次为：白居易、杜甫、李白、元稹、齐己、刘禹锡、贯休、李商隐、陆龟蒙、韦应物、钱起、许浑、杜牧、姚合、王建、刘长卿、孟郊、皎然、罗隐、张籍、温庭筠、皮日休、贾岛、韩愈、岑参、司空图、王维、权德舆、张祜、张说、方干、卢纶、韩偓、杜荀鹤、郑谷、韦庄、薛能、寒山、吴融、戴叔伦。）。其中布衣终身者有6人：寒山、皎然、齐己、方干、贯休、陆龟蒙。布衣比例为15%。而且这样的比例主要还因为布衣之中有4位是诗僧。
与以上抽样相对应，在《全宋词》里，存词数量最多的前40名词人（存词数在130首以上）中，布衣终身者有9人：吕渭老、杨无咎、赵长卿、程垓、石孝友、韩淲、葛长庚、吴文英、张炎。布衣比例为22%（注：此处统计，据王兆鹏惠寄之“《全宋词》统计数据表一”（未刊稿）。存词数前40人依次为：辛弃疾、苏轼、吴文英、赵长卿、张炎、刘克庄、贺铸、晏几道、吴潜、朱敦儒、欧阳修、张孝祥、柳永、陈允平、毛滂、李曾伯、韩淲、黄庭坚、魏了翁、王之道、周邦彦、张元干、曹勋、史浩、杨无咎、向子諲、蔡伸、晁补之、张先、赵彦端、程垓、周紫芝、石孝友、赵师侠、周密、陆游、晁端礼、晏殊、葛长庚、吕渭老、洪适。这里碰到的难题是吕渭老、洪适并列第40名（134首），二人均生于南宋前期，而前者为布衣，后者曾任官，兹以41人为基数作统计。）。值得注意的是：这9位词人均生当南宋，后6人更集中在南宋后期。如果直接结合本文的研究时段考虑，那么，在南宋后期存词量最多的12位作者中，布衣数占据了50%。
2.就诗词质量而言，至今没有一个量化的统计结果来衡定唐代诗人在文学史中的地位高下，因此我们只能借鉴一种俗成的看法来作观照。在通行的《中国文学史》教科书中，因其诗歌的成就和影响而列名在章、节标题中的唐代诗人共40位（注：参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相关章节标题。这里的统计将“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当作一种个人单元对待，得39人；为与宋词人前40家的抽样对应，又将列名“晚唐五代词”章节的唐人温庭筠计入，故得40人。），虽容有偶然性因素带来偏颇，但他们基本上可以代表唐诗的最高成就者。其中布衣终身者只有孟浩然、陆龟蒙2人，布衣比例为5%。
对于宋代词人的高下，词学界的研究已经揭示了较为接近文学史实际的结果。《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的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一文〔1〕(P47-54)，通过对全宋词人在版本流传、历代品评、当代研究、历代选词、当代选词这5个方面的数据统计，综合评定出可以列为大家和名家的宋代前40位词人。其中布衣终身者有李清照、朱淑真、刘过、陈亮、姜夔、史达祖、高观国、吴文英、张炎、王沂孙、蒋捷共11人，布衣比例约为28%。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李清照、朱淑真2位女性词人外，其他9位词人均活动在南宋后期；如以列于其中的南宋后期最优秀的13位词人来作统计，那么此期的布衣比例当高达69.2%
以诗词数量与质量进行平均值统计，可以得出唐诗人、宋词人、南宋后期词人布衣化的比例分别为10%、20%、59.6%。
（二）在宋词不同阶段的对照中，南宋后期词人的布衣化倾向最突出
1.就词人总数而论，在《全宋词》中，有姓氏可考的作者共1331人，我们以今存10首以上者为“词人”的基本条件，可得243人（注：此处统计数字与《历史的选择》略有出入，但以存词10首以上者为“词人”，是借用其标准。更需要说明的是：今存词作之多少也反映了词人成就在词史进程中的影响，词作10首以下的作者，生平、履历多不得考，如列为“布衣”，则比例过大，便失去了计量意义。此处布衣人名，以篇幅较大，从略不具，下同。），其中布衣终身者75人，在宋词发展的3个阶段中的分布情况如下表（注：词人三阶段的划分，据《全宋词》对词人按年代先后的排列，凡在李清照以前者，为北宋词人；李清照（含李）以后、辛弃疾（含辛）以前者，为南宋前期词人；辛弃疾以后者，为南宋后期词人。）：
词人 词人总数布衣词人数 布衣词人比例
两宋 243 7535%
北宋 61
1016%
南宋前期77
1114%
南宋后期105 5448%
2.就词人成就而论，仍以《历史的选择》为依据，在列为大家、名家的前40位词人中，布衣词人的分布情况是：
词人 词人总数布衣词人数 布衣词人比例
两宋 40
11
28%
北宋 17
00
南宋前期10
220%
南宋后期13
969%
这里全部词人和杰出词人在北宋、南宋前期、南宋后期三个阶段布衣化比例的平均值为8%、17%、58.5%。
以上的量化分析，抽样与角度未必完全合理；我们据《全宋词》小传考察所得的“布衣”，容有可能属于历官未详者——这是文学史上词人政治地位低于诗人，因而难以考索的普遍现象，此处划入布衣，亦有不尽科学处。但可以较为肯定的是：南宋后期词人确实以相当大的比例，改变了中国文人的传统社会角色和地位，发生了由政治中心向边缘的下移。
二、布衣化的成因分析
南宋后期词人的布衣化倾向既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显然是在那一时代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影响下产生的。
（一）加剧的冗官政治使文人入仕艰难
政治体制的冗余状况几乎是中国封建社会每一个朝代的梦魇；而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现象，更是两宋贯穿始终的厄运。到了南宋后期，可谓积重难返。其中的冗官现象，据《江湖诗派研究》显示〔2〕(P335)：在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官职繁多，已呈“冗官”趋势，官员总数在10000余人左右；到了南宋绍熙二年(1191)，达33516人；开禧北伐后的嘉定六年(1213)，已达38870人。即使在宋亡前的宝祐四年(1256)，官员总数也还达34000人而持续不下。而南宋这种数倍于北宋初年的官员数量，是在疆域减少了2/5的状况下出现的。南宋后期“员多阙少”、候补待职的严重性不言自明。
而宋代科举考试中应试和取士人数之多，又是空前绝后的，平均每年361人登科的数字是由宋代取士总数115427人中推算出来，较之科举时代的其他时期，每年取士人数分别是唐、元、明、清的5倍、30倍、4倍、3.4倍〔3〕(P107)。正如绍兴四年(1134)中书舍人赵恩成上书所奏：“孤寒之士，名在选部，皆待数年之阙，大率十年而不得一任。”〔4〕实现人生抱负的梦想对于科考成名的文士来说，还要付出长久的等待和激烈的竞争。
更为不利的是，冗官状况下的南宋后期，门荫补官、胥吏进职、进纳买官等方式的泛滥成习。清人赵翼说：“荫子固朝延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及于门客、医士，可谓滥矣！”〔5〕时人姚勉的《廷对策》就更加愤慨地揭示了冗官状况的实质：“岂进士能冗陛下之官哉？亦曰任子之众耳。阀阅鼎盛，亲故复多，挟厚赀而得美除，结奥援而图现次。考第未满，举剡已盈，寒畯之流，亦安能及？”〔6〕这增加了士人候补仕进的困难。从上引奏策可见，南宋后期的冗官状况已远远不能实现其优待文士的许诺，虽然宋代生员一般通过考试，而不必像唐朝那样再经吏部“释褐”试，便可授官，但品官子弟，胥吏等成为士人入仕的强大竞争对手，也警示着士人不得不考虑放弃科举成名的幻想而另谋出路。
（二）畸形的社会形态使文人远离仕途
开禧北伐的失败与嘉定和议的签订，基本上结束了南宋统治阶级恢复中原的希冀，励精图治的中兴局面也不复期盼。正如程珌在《丙子论对札子》中用一连串沉痛的“百年”所总结的“丙寅（开禧二年）始出师，一出而涂地不可收拾。百年教养之兵一日而溃，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一日而失。”〔7〕至于诗人的吟唱就更为形象化：“南来父老消磨尽，耳畔无人说旧时。”（周端臣《元夕》）文人即使有用世之心，也遭到时代的拒绝与庙堂的放逐。“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史达祖《满江红·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在沉重的喟叹下，无数文人只好选择了行走江湖的布衣生涯。
另一方面，唐宋时期经济重心的南移、“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局面已是不争的事实〔8〕(P10796)；到了宋室南迁以后，虽然国势的“江河日下”，而对东南的经营，却使南宋社会益发畸形地繁荣。以都城杭州为中心，南宋后期的社会趋尚亦由北宋初年的崇尚节俭变为崇尚侈靡。当时的笔记留下了社会风俗的真实画面：
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吴自牧《梦粱录》卷4“观潮”）
其多至数千百队，天府每夕差官点视，各给钱酒油烛，多寡有差。且使之南至升旸宫支酒烛，北至春风楼支钱。终夕天街鼓吹不绝。都民士女罗绮如云，盖无夕不然也。（周密《武林旧事》卷2“元夕”）
这样一种追逐宴乐、企慕虚荣的世俗情态，自然使许多文人在繁华游嬉的诱惑中流连忘返而难以自拔。“东南妩媚，雌了男儿”（陈人杰《沁园春》“记上层楼”词序）〔9〕(P3079)，即使有强烈的功名心，也在声色犬马、花天酒地的“销金锅儿”中熔蚀得一干二净〔10〕(P43)。混迹都市的文人，结社闲吟，流连光景：
文士有西湖诗社，此乃行都缙绅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寄兴适情赋咏，脍炙人口，流传四方，非其他社集之比。（吴自牧《梦粱录》卷19“社会”）
闲人本食客人。……有训导蒙童子弟者，谓之“馆客”；又有讲古论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名曰“食客”。此之谓闲人也（同上卷19“闲人”）
这一批结社西湖的文士与吟诗和曲的闲人，代表了时代的风尚，无疑晃动着许多布衣词人倜傥风流或落拓不羁的身影。
总之，既然国事不可为，仕途亦难于奔竞，而享乐于都市的布衣生涯则不妨一为，剩山残水中的南宋后期词人，便在文恬武嬉的腐败政权和纸醉金迷的靡丽都市一推一拉之下，大多沉溺于远离仕途的西湖歌舞之中。以都市文化假象繁荣的旋律为吟哦人生的词作定调——享乐的时尚风靡词坛！
（三）普遍的养士之风使布衣之士倍受宠遇
《梦粱录》这样为“闲人”定义：“闲人本食客人。孟尝君门下，有三千人，皆客矣。”〔11〕(P168)这一譬喻恰当地说明了南宋后期与战国年间一样，存在着一种养士风尚。所不同者是：南宋后期的门客不再有冯驩一类治理国家的志士英雄，而多为吟诗填词的风雅才人。
这种新的养士风尚，与当时阶级结构的变化有关。自中唐土地兼并冲垮了均田制的制约后，愈益严重的发展态势使宋代成为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期。南宋之际，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政府出卖官田及官田包佃、包垦制的盛行，加之大规模的围田等种种因素，使土地兼并现象远比北宋剧烈（注：具体论述可参华山《南宋统治阶级分割地租的斗争》（载作者著（宋史论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7章“宋代土地制形式”。）。理宗端平元年(1234)刘克庄《备对札子三》中记述当时土地集中的情形为：“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亚乎比者，又数家焉。”〔12〕可见兼并酷烈之一斑。南宋的许多权臣求田问舍，大肆兼并田产，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地主。
兼并的另一面，是许多的中小地主同农户一样，在繁重的赋役和高利贷剥削下失去了土地，沦为没落户。他们不能像劳动者一样成为佃户或进入城市劳作，便只好以清客的姿态依托于权贵之家，漂泊在上流社会中。其中大多数受过较好的文化教养者，便成为布衣文士。如姜夔就曾以清客的身份先后旅食于萧德藻、范成大、张鉴门下，卒后贫不能殡，还是由吴潜诸人助葬于钱塘门外；其后的吴文英也是只身辗转于吴潜、贾似道、赵与芮、史宅之门下。
在南宋中后期繁华的都市里，文化艺术成为生活的内容，执掌政治大权者往往都是饱学之士。如张鉴、张镃、吴潜、赵与芮、贾似道等人，普遍具有精深的文化修养，视清客唱和、奖掖文士为儒雅的盛举之一。布衣文士以其较高的文采博得赞誉，并因此获取赏赐以维持生计，便成为南宋后期的时髦。在戏曲尚未蔚成风气而登上大雅之堂前，用以唱和的诗词文赋中，自然以词最得宠遇。因为词的音乐性适于文士聚会的“浅斟低唱”，可以充分满足其享乐、消遣的闲情雅致。清客填词获利的事实，由南宋中期渐盛而后期愈炽，从以下的数则记载中大概可见一斑：
嘉泰癸亥岁(1203)，改之（刘过）在中都时，辛稼轩弃疾帅越，闻其名，遣介招之。适以事不及行，书归辂者，因效辛体作《沁园春》一词。并缄往，下笔便逼真。其词曰：“斗酒彘肩……”。辛得之大喜，致馈钱数百千。竟邀之去，馆燕弥月，酬唱
，皆似之，逾喜。垂别，赒之千缗，曰：“以是求田资。”（岳珂《桯史》卷2“刘改之诗词”）
小红，顺阳公（范成大）青衣也，有色艺。顺阳公之请老，姜尧章（夔）诣之。一日，授简征新声，尧章制《暗香》、《疏影》两曲，公使二妓肄习之，音节清婉。尧章归吴兴，公寻以小红赠之。（元·陆友《研北杂志》卷下）
翁孟寅宾旸游淮阳，时贾师宪（师道）开帷阃，甚前席之。其归又置酒以饯，宾旸即席赋《摸鱼儿》。师宪大喜，举席间饮器凡数十万，悉以赠之。（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下）
倚仗词艺而布衣终身，不仅可邀取隐逸潇洒的美誉，如姜夔之得范成大称道“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13〕(P211)，而且还可获利养生，姜夔甚至得到了馈赠的歌伎。这为南宋后期词人的布衣化提供了存在的充分条件。原本因经济制约而造成的文士布衣化现象，成为了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
三、布衣化对词作的影响
南宋后期词人的布衣化倾向是这一时期文化背景变异的表征，因此这种倾向对于词作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显示了布衣化的后果：
（一）题材范围的狭小
南宋后期词人在时代氛围的影响下，从肉体到精神都远离了政治的中心，因此连左思“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咏史》其二）式的激愤也不再生发。从辛弃疾“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到前引史达祖的“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满江红》），都可以见出后期词人失望后的无奈。布衣化反映出对于国家、江山的冷漠情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文人“政治情结”的第一次群体偏离。
在偏安的东南一隅，词人开始在及时行乐的时尚中战战兢兢地融入繁华的世相、逃避着未来可怕的答案。结社唱和，成为他们展示人生价值的唯一手段。而题材与体式，却总是局限在一花一草的吟咏、柔山媚水的夸饰、低级趣味的拼凑上；清客生涯的鉴貌辨色，写出的是大量阿谀得体的寿词、歌舞欢宴的酬赠。享乐、应酬、消遣的文学特征，几人人不免，以至遭来后人的诟病：“南宋诸词以奉故，未免浅俗取妍。”（王士祯、邹诋谟辑《倚声初集》）“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王国维《人间词话》）
即使有佳作如姜夔《扬州慢》的黍离之悲，王沂孙《眉妩》的山河之痛，也都只化作了一声声淡远的感喟，而缺乏前期词人血泪交迸的深哀巨痛与现实批判精神。何况，这种新亭对泣式的微弱叹息，在南宋后期的词作中，是被排除在主旋律之外的。“姜、张之词，其失也游。”（《人间词话》）王国维的品评，自然是建立在姜夔、张炎大量平庸之作上的。而所谓“游词”的定义，对于显示南宋后期词作的题材弊病，也是较为合适的：
规模物类，依托歌舞，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是谓游词。（清·金应珪《词选后序》）
有宋一代词坛，以苏轼为代表的词作如前人所评“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胡寅《酒边词序》）、“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王灼《碧鸡漫志》），他使词成为真正的文学作品而非欢宴的点缀。辛弃疾在时代的感召下，发扬光大了词作多元的功能和价值。但到了南宋后期，文化的传统发生悖离，变态的社会拒绝了文学的政治责任，却欢迎词曲继续承担繁荣世相点缀的任务。于是，一统江山的理想置换为朝不保夕的及时享乐，带来自然与心理时空的双重变奏，南宋后期词作便不可逆转地缩小了题材的范围，回复到诗词殊途的格局。
（二）内心世界的深化
南宋后期词人虽然放弃了对社会题材的关怀，却表现出对心灵世界省视与表述的更加专注。在布衣生涯里充满了羁旅行役之累、世态炎凉之感、情感遭遇之苦，加之整个社会在奢靡繁华的表象下飘摇欲坠的国势，都使词人的敏感对那颗萎缩却缠绵的心灵吟唱不已。所以虽然也是末也，南宋后期词人并未回到五代十国刻红剪翠的香艳之词、拟声代言的女子口吻的词坛老路上，他们在生的惆怅中开辟出新的天地，以“潜气内转”的方式，抒写了属于自我的纤巧精细的感伤意绪的情思。
南宋后期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的咏物词，其体物工细，将缅邈的深情融会其中：暗香、疏影都是精神；春水、孤雁俱见悲思。几乎所有后期词人都成为咏物的高手，是其他阶段里词人所不能并驾比肩的现象。而爱情词作的抒写，也都基于自身情感的遭遇而展示离别之苦、相思之痛，那种“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姜夔《踏莎行》）的频频清梦，“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吴文英《风入松》）的痴情妙想，独特而又传情，婉转凄测之处，绝非千人一面的小曲陈词所能望其项背的。
此外，像“明日枯荷包冷饭，又过前头小阜”（蒋捷《贺新郎》）的羁旅白描，更以切身感受写出承平岁月里词人所难以置喙的体验；词人另一首《虞美人·听雨》词于心理的描述也极为传神：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提炼少年、壮年、老年听雨的三个不同场景来包孕浪迹天涯的生命历程，万千悲凉尽汇于雨滴声中，可以说代表了那一时代布衣词人内心省视升华所达的最高境界。
（三）艺术技巧的刻意追求
南宋后期文化的总体发展，使普遍的审美意趣提高，使南宋后期词既不同于以往娱宾遣兴的“歌者之词”，也不同于士大夫逞才使气的“诗人之词”，而成为追求更高艺术技巧的“赋者之词”。它要以音律、字句的精研来争奇斗巧，以唯美的形式去满足一个新型的贵族读者群的消遣口味。作者的写作态度往往受制于读者的接受形态，而南宋后期词人的布衣化身份，如前所论，又确实在很大的程度上将词作变成了换取生活资料的商品。这也使读者的审美趋尚对词作的艺术技巧具有更大的决定作用。
南宋开始兴盛起来的依托于权贵而结社唱和的风气，使布衣词人的合作得到了更多同行间的切磋。这种聚会的切磋，偏重于艺术技巧的追求。我们由周密的记载可以看到这样的特点：
西湖十景尚矣。张成子尝赋《应天长》十阕，夸余曰：“是古今词家未能道者。”余时年少气锐，谓：“此人间景，余与子皆人间人，子能道，余顾不能道耶？”冥搜六日而词成。成子惊赏敏妙，许放出一头地。异日霞翁（杨缵）见之，曰：“语丽矣，如律未协何？”遂相与订正，阅数月而后定。是知词不难作，而难于改；语不难工，而难于协。（周密《木兰花慢》“西湖十景”词序）
由杨缵为盟主的西湖吟社，主要的活动内容就是审音辨律、讲求词艺。而检视该社同仁如张枢、李彭老、吴文英、张炎、王沂孙等人的唱和之作，大都为放浪山水、寄兴适情之什，严重脱离了现实（注：参欧阳光文《南宋中后期在临安西湖活动的诸诗社》，载作者著《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清代周济称“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介存斋论词丛考》），正可说明后期词人不重视词作思想内容的情形。但在应社唱酬之中提高了群体的写作技巧，也是毫无疑义的。
南宋后期词人无疑都表现出对词律的精研与字句的讲究，大量的自度曲出现在这一时期，为数不少的词学专著被创作出来——且以讲习与传授词法为特点——指人迷津，均显示了对艺术技巧的矻矻以求。而慢词长调作为南宋后期词的代表，也是追求技巧在体式上的鲜明表露。先著的评论说：“南渡以后名家，长词虽极意雕镌，小调不能不敛手，以其工出意外，无可著力也。”（《词洁集评》卷1）正表明了人工思力的长短优劣对体式的影响。刻意于技巧的缺陷正如文廷式所指出：
词家至南宋而极盛，亦至南宋而极衰。其衰之故可得而言也：其声多啴缓，其意多柔靡，其用字则风云月露红紫芬芳之外如有戒律，不敢稍有出入焉。（《云起轩词序》）
这里所指出的实际上最切合于南宋后期诸家的弊病。然而技巧的追求也并非一无是处。在清空风雅的时风下，布衣词人不蹈陈迹而自创格调，诸如姜夔的骚雅清骑、吴文英的绚烂绵密、史达祖的奇秀清逸、高观国的婉雨多致、张炎的清畅流丽、王沂孙的兴寄幽邃、蒋捷的俊爽浏亮，无一不体现了追求人工思力的精致词风的高度成就。
余论
本文以上的分析试图说明的是：南宋布衣词人在自身的处境与接受客体（读者群）的主宰下，偏离由苏、辛开辟的广阔通道，改变了词境的方向。而且，南宋后期文人的角色位移不仅发生在词坛，即使原本负有庄严教化职能的诗界，同样也未能幸免。它是宋代整个文人阶层的思想、生活变动带来的身份变化。
这样的群体倾斜形成了宋代以后的新传统。从下面一则对明人别集的评价中，即可感受到这样的变化：
有明中叶以后，山人墨客，标榜成风。稍能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则饰隐君之号，借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借以为名。（《四库全书总目》卷180“明·赵宦光《牒草》”）
这段评语移之南宋后期文人的处境，也是恰当不过的。可见布衣化的合理性在封建社会后期已然深入文士之心。虽然有“学而优则仕”的古训存在，在封建社会的种种困境下文人被动或主动接受布衣身份，已变成并不太为难的新的人生准则。这里的布衣化甚至并不包括“独善”的品质要求，正如姜夔、吴文英、史达祖、高观国等布衣词人都曾投靠当时奸佞权贵门下一样，这是无法以传统道德观衡定的群体变异现象。在这样的环境中，文学商品化的价值取向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而由此带来的正负面效应，似乎都可以在南宋后期词作的变化之中得到某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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